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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及唐朝以后的中国人当中，有三种人——种茶的人、卖茶的人与喝茶的人（特别是喝茶的文人），都要感谢一个人——陆羽。为什么？他以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而闻名于世，对中国和世界茶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更重要的是他使“茶”上升到了“茶道”，他使得“吃茶”上升到了“品茶”，故而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中国人与茶是分不开的。“茶”字草字头，木字底，当中是人字，即“人在草木中”。茶的最早发现与利用，是从药用开始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西汉壶居士在《食忌》中说：“苦茶，久食羽化。”都说明茶开始被利用时是和药联系起来的。晚唐诗人皮日休在《茶中杂咏》的“序言”中说：“然季疵以前，称茗饮者，必浑以烹之，与夫瀹（yuè，煮的意思）蔬而啜（chuò，饮，吃的意思）者无异也。”季疵是陆羽的字。也就是说在陆羽之前，茶主要不是饮品，而是食品，要和蔬菜煮在一起，其功能也主要是服从于药用与食用两大目的。自陆羽之后，茶不再是一种普通的农作物，不再是普通的食物。饮茶已不像烹肉、熬粥一样，为食而食，为生而食，而是把物性与人性融合在一起。茶已经成为价值连城的“贡品”，茶与文化，茶与文化人再也不可分割，进而形成了茶道。从“吃茶”到“品茶”，从“茶”到“茶道”，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而且改变、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饮茶已从单纯的物质享受升华为高尚的精神享受，成为艺术和哲学。对此，我们要向陆羽深深地鞠躬，表示无上的敬意。某种意义上是他让茶实现了涅槃，他也创造了千秋伟业。

唐诗中很多茶诗妙品，反映了人们咏茶叶、品茶香、记茶会、会茶友、展茶艺。甚至对泡茶的水、火候都有记载。细细品来，不仅可以增加我们对茶道的理解，也可为我们在和朋友聊茶时积累一点谈资。

洗尽古今人不倦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至醉后岂堪夸。

饮茶，本是平常事，而文人使饮茶变得不那么平常，充满了人生哲理，充满了诗情画意。僧人、文人爱茶，我看茶也爱僧人和文人。唐代饮的是饼茶，所以先要用白玉雕成的碾把茶叶碾碎，再用红纱制成的茶罗把茶筛分。烹茶先要在铫中煎成“黄蕊色”，然后盛在碗中浮饽沫。“碗转曲尘花”中的“曲尘”，也作“麹尘”。“麹”为酒母。“麹尘”意指酒母上所生的菌，呈淡黄色，被引申为淡黄色的茶汤。按陆羽的说法，茶水上面浮着的“沫饽”，薄的叫“沫”，厚的叫“饽”，细轻的叫“花”。关于“花”的解释，陆羽说：“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煮好的“黄蕊色”茶汤分置诸碗，茶水沿碗旋转而下，鹅黄轻细的茶沫随茶汤在碗中飞扬，如花一般曼妙。饮茶之时，或是夜后陪明月，或是晨前对朝霞，真是如神仙般的生活，可谓“睡起有茶饥有饭，行看流水坐看云”（《痴绝翁所赓白云端祖山居偈忠藏主求和》）。一杯茶入腹，“洗尽古今人不倦”，更可谓禅意十足，这茶如何喝呢？越喝越有味道，越品越知其妙用。

诗人这茶没白喝，也对得起这好茶。有时看到茶的时候，觉得很亲，甚至不舍得喝。特别是当有朋友一边分享好茶，一边口中念念有词：“这老茶，喝一泡少一泡。”此时双目盯着茶和茶汤，觉得有很多故事，喝下去，更是百感交集，回味无穷。

卢仝，自号玉川子，爱茶成癖，被后人尊为“茶中亚圣”，这首诗是他在品尝友人谏议大夫孟简所赠新茶之后的即兴之作。

日高三丈我正在熟睡，送茶军将的叩门声把我吵醒。他是受谏议大夫孟简派遣，送来一包白绢密封并加了三道泥印的新茶。读过信，打开包封，看到三百片圆圆的茶饼，看到物品就好像见到孟谏议之面。听说茶农很辛苦，新年过后一开春就入山，天子要尝新茶，百花都不敢先茶树而开。帝王的“仁德”之风，使茶树先萌珠芽，抢在春天之前就抽出了金色的嫩芽。然后小心摘采，精工焙制、严密封裹。这至精至好的珍品，本应是天子王公们享受的，怎么现在竟然到了我这山野人家来了。我这山野人家柴门反关没有俗客，纱帽笼头自煎茶吃。看着绿色的茶汤，水中沸腾，浮起白白的泡沫。

“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蓬莱山在哪里？我卢仝就像被谪落人间的仙人，现在想借七碗茶的清风，返回蓬莱。那些高高在上的群仙，哪知下界亿万苍生的死活，我要替孟谏议去问一下，这受苦受难的苍生究竟何时才能够得到苏息的机会！

读罢此诗，每次品茗时，都在找这七碗茶的感觉。中国的茶文化可谓魅力无穷。品茗需要茶、水、人、环境都对，要功夫，要喝透，看来至少要喝七碗。品的不仅是茶，更是一种心境和境界。记得一次在山中户外参加一个茶会，十几人禁语，但闻茶香、虫鸣，茶入腹中，物我两忘，天人合一，至今难忘。

苏东坡对这首诗也非常喜欢。在杭州任通判时，一天，因病告假，游湖上净慈、南屏诸寺，晚上又到孤山谒惠勤禅师，一日之中，饮浓茶数碗，不觉病已痊愈。便在禅师粉壁上题了七绝一首：

传奏吴兴紫笋来

在中唐之前，人们尚缺乏“新茶”的意识。西晋人杜育在《荈赋》中写到采茶时，只说：“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说明唐朝以前采茶，四季都可以，并无因季节而影响茶叶品质的观念。直到《旧唐书·文宗本纪》才废除了冬天造茶之法，“不欲逆其物性，诏所供新茶，宜于立春后造”。至此，季节与新茶的意识才得以确立。

此诗描述了唐代宫廷生活的一个图景：皇帝车驾出游踏春归来，已经喝得半醉。这时候，宫女们打开御帘进来送茶水。龙颜大悦，皆大欢喜。为什么？“传奏吴兴紫笋来”——湖州的贡焙新茶到了。据考，中国古代贡茶分两种形式：一种是由地方官员选送，称为土贡；另一种是由朝廷指定生产，称贡焙。“吴兴紫笋”指的就是湖州长兴顾渚山的紫笋贡茶。从此诗可以感受到宫廷中那种对湖州贡焙新茶的到来而欢欣喜悦的气氛。诗人张文规曾任吴兴（今浙江湖州）刺史，每年进顾渚山贡茶院监制贡茶。据嘉泰《吴兴志》《湖州府志》载：湖州“每岁进奉顾渚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

每到清明时节，爱茶的人总在期盼着新茶的到来。

唐代对烹茶、沏茶的用水也比较重视。陆羽《茶经·五之煮》说：“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这里首次将茶之水分为上、中、下若干等级。所谓“山水”，即指泉水。他甚至还认为：即使是泉水，不能取“瀑涌湍濑”者，也不能取“澄浸不泄”者，而是要取流动缓急适度“涓涓然”清澈灵动者。陆羽对“煮水”之道说：“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边缘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又云：“第一煮水沸，而弃其沫，之上有水膜，如黑云母，饮之则其味不正。其第一者为隽永，或留熟水以贮之，以备育华救沸之用。”现在“鱼眼”、“蟹眼”已积淀为茶学中的专门术语，在诗中都是强调茶之水要煮到一种不老不嫩恰到好处的状态。《辞源》中解释：初滚为蟹眼，泡渐大为鱼眼。一般来说，就是在烧水时看水中的气泡，出现小泡泡，如螃蟹眼大小，那时水温在70℃—80℃，水泡如鱼眼大小，水温在90℃上下。苏轼在《试院煎茶》中说：“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这正是煮茶的过程。

我们看看王安石对煮茶所需水的研究程度。

苏东坡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时，王安石年老体衰，体内痰火郁结。太医给王安石开了一个方子，用阳羡（今江苏宜兴）的茶，以长江瞿塘峡中段的水来煎烹，才能消除痰火。王安石心想，苏东坡是蜀地人，有机会去长江三峡，于是便托付于他：“倘尊眷往来之便，将瞿塘中峡水，携一瓮寄于老夫，则老夫衰老之年，皆子瞻所延也。”意思是说，不管是你还是你的家人过往瞿塘峡时，请在中游打一瓮水捎来。我能不能延年益寿，就拜托你了。苏东坡收到嘱托不敢怠慢，专程去长江三峡打水，亲自送至王安石府上。王安石即命人将瓮抬进书房，先取白定碗一只，投阳羡茶一撮于内。候汤如蟹眼，急取起倾入，其茶色半晌方见。王安石问：“此水何处取来？”东坡答：“巫峡。”王安石道：“是中峡了。”东坡回：“正是。”王安石笑道：“又来欺老夫了！此乃下峡之水，如何假名中峡？”东坡大惊，只得据实以告。原来东坡因鉴赏秀丽的三峡风光，船至下峡时，才记起所托之事。当时水流湍急，回溯为难，只得汲一瓮下峡水充之。东坡说：“三峡相边，水一般样，老太师何以辨之？”王安石道：“读书人不可轻举妄动，须是细心察理。这瞿塘水性，出于《水经补注》。上峡水性太急，下峡太缓，惟中峡缓急相半。太医知老夫中脘变症，故用中峡水引经。此水烹阳羡茶，上峡味浓，下峡味淡，中峡浓淡之间。今茶色半晌方见，故知是下峡。”东坡大惊离席谢罪。

上面的故事有可能是演绎的，但下面的故事却是真的。

唐代诗人杜牧揭示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奢侈生活写照的《过华清宫》：“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千古传吟。岂知，类似“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事在唐代还有，但千里急送的不是荔枝，而是饮茶的水。这千里急送的饮茶的水，是“天下第二泉”的水。“天下第二泉”闻名中外，原名惠山泉，开凿于唐大历十四年（779）。“天下第二泉”是茶圣陆羽命名的。因为“天下第二泉”水质极佳，唐武宗时（814—846），宰相李德裕最喜“天下第二泉”水泡茶，他为自己享用和献媚皇室，利用手中特权下令，命地方官吏，通过驿站递送，千里迢迢将“天下第二泉”水送到京城长安，供皇室泡茶饮用。诗人皮日休感慨作诗曰：

诗里的“活火”即是“文火”之意。“育花浮晚菊”，指的是茶饽浮于水面，“秋蝉”之音指的是沸水的声音。陆羽《茶经·五之煮》中以为煮茶“其火用炭，次用劲薪”，也就是强调要用“文火”煮茶。

当人们都在重阳节饮菊花酒之时，皎然与好友陆羽却以茶代酒，品茶赏菊。前两句描绘了重阳佳节金菊飘香的清幽景色。后两句指出凡人俗人多喜喝酒，只有像他们这样的高僧隐士，才知道菊花茶的芳香。菊花中有一种黄白小朵的称为茶菊，晒干或焙制后用以泡茶，有清心明目之功。此诗被认为是菊花茶的最早记载。

以茶代酒，皎然果然不凡。

这首啜茶联句诗，由六人共作。他们是：颜真卿，著名书画家，官居吏部尚书；陆士修，嘉兴（今属浙江省）县尉；张荐，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人，工文辞，任吏官修撰；李崿，赵人，官居庐州刺史；崔万，生平不详；皎然。其中陆士修作首尾两句，这样总共七句。陆士修用“代饮”比喻以饮茶代饮酒；张荐用“华席”借指茶宴；颜真卿用“流华”借指饮茶。因为诗中说的是月夜啜茶，所以还用了“月桂”这个词。

遥想当年，良辰美景中，六位才俊以茶代酒，舞文弄墨，本是闲暇雅集，不想流传至今，竟成一段佳话。“素瓷传静夜”，可能是唐诗中提到茶具的较少的诗句之一。“瓷”一定要“素净”。我们到茶馆的时候，直面而来的感觉就是“净”和“静”。

从另一方面讲，今天的你我，是否得闲与三五挚友品茶畅谈？这个或许还能做到，那么我们还能联句吗？有点惭愧。

茶瓯是唐代最典型的茶具之一，也有人称之杯、碗。至宋代时，发展成为饮酒斗茶的一种标志性日用茶具。茶瓯又分为两类，一类以玉壁底碗为代表，另一类常见的是茶碗花口，通常为五瓣花形，一般出现在晚唐时期。

看到这首诗，我还是很骄傲的。唐代，邢窑白瓷与越州窑青瓷都作为贡品向宫廷进贡。邢窑是中国白瓷的发祥地。邢窑古代窑址位于今邢台市临城县与内丘县一带。而邢台市是我成长的地方。邢白瓷的发明与制作，打破了自商代以来青瓷为主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了我国陶瓷史上有名的“南青北白”（南指越州，北指邢州即邢台）的新格局。邢州瓷窑是华夏白瓷的鼻祖，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邢窑的所在内丘当时被称为瓷都。陆羽在《茶经》里写道：“邢瓷、越瓷以十有二，击之如磬响。”谈到邢瓷釉时，陆羽说：“类雪、类银。”而浙江省绍兴市，被认为是我国青瓷的著名发源地。

“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是对唐代越青瓷和邢白瓷的最高评价。支公指的是支遁，字道林，东晋人，年二十五而出家为僧。他既是名僧，又是名士，与谢安、王羲之等交往甚密。这么好的茶瓯，也一定会得到支公的喜欢。

且不说陆羽对茶农、茶商的经济贡献，单单这茶具创造的经济价值就不可估量。一把紫砂壶价格可以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文化的价值不可谓不大。

皎然，俗姓谢，字清昼，湖州长城（今浙江吴兴县）人，是南朝山水写实诗人谢灵运的十世孙，是唐代著名诗僧，早年信仰佛教，天宝后期在杭州灵隐寺受戒出家，后来徙居湖州乌程杼山山麓妙喜寺。唐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反叛，陆羽离故乡湖北天门县到杼山妙喜寺，时年二十二岁。皎然长陆羽二十九岁，两人情深意厚，一僧一俗，陆羽在自传中称为“缁素忘年之交”。两人“缁素结交”时皎然已遍历名山大川，他交友广泛，阅历丰富，对不少大庙的僧侣饮茶颇有心得。佛院饮茶早已成习，有些寺院设有专门的“茶堂”，用作僧侣们潜心论佛，招待施主，有些寺院专门派有“茶头”及“施茶僧”，用以烧水煮茶布施茶水。皎然不仅与陆羽分享自己的品茶心得，还为陆羽写《茶经》提供了物质条件。以皎然为住持的妙喜寺在长兴顾渚山置有茶园（后为贡茶基地），这个顾渚茶园是陆羽《茶经》最好的试验基地。在皎然的帮助、鼓励、安排、资助、筹划下，陆羽先后在湖、长和浙西地区，用五六年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在三十岁时完成世界第一部茶业专著《茶经》。

陆羽欲在妙喜寺旁建一茶亭，在皎然与当时湖州刺史颜真卿的鼎力协助下，于唐代宗大历八年（773）落成，由于时间正好是癸丑岁癸卯月癸亥日，因此名之为“三癸亭”。皎然并赋《奉和颜使君真卿与陆处士羽登妙喜寺三癸亭》以为志，其诗记载了当日群英齐聚的盛况，并盛赞三癸亭构思精巧，布局有序，将亭池花草、树木岩石与庄严的寺院和巍峨的杼山自然风光融为一体，清幽异常。时人将陆羽筑亭、颜真卿命名题字与皎然赋诗，称为“三绝”，一时传为佳话，而三癸亭更成为当时湖州的胜景之一。

《赋得夜雨滴空阶，送陆羽归龙山》一诗，描述了皎然雨中送挚友的情形。淅淅沥沥的雨中，与朋友话别，更显情谊浓浓；断断续续的猿啼声中，人去楼空，徒添一份伤感。但是皎然毕竟是得道的高僧，自然不能儿女情长，为伤痛离别所苦恼，一句“东来杂好风”彰显十足禅意。

皎然在《访陆处士羽》的诗中写道：“太湖东西路，吴主古山前，所思不可见，归鸿自翩翩。何山赏春茗，何处弄春泉。莫是沧浪子，悠悠一钓船。”可以看出“赏春茗”、“弄春泉”、“悠悠一钓船”是陆羽隐逸时的生活情调和状态，同时也透出了皎然对年轻后生的喜爱和欣赏。

紫笋齐尝各斗新

据记载，早在周武王伐纣之后，巴蜀所产的茶叶，即已列为各部族首领朝见天子时所带的贡品。其后，晋、南北朝、隋都有关于茶叶进贡的记载。然而贡茶作为一种制度则始于唐代。在唐代，最著名的是湖州的紫笋茶和常州的阳羡茶，深受唐朝皇帝和权贵官戚的喜爱。湖州刺史和常州刺史每年早春都要在两州毗邻的顾渚山境会亭举办盛大茶宴，邀请当时的社会名流共同品尝和审定贡茶的质量。宝历（825—827）年间，常州贾刺史和湖州崔刺史共同邀请时任苏州刺史的白居易赴境会亭茶宴，可是白居易因病不能参加，于是写下这首《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

诗中表达了对不能参加这次茶山盛宴的惋惜之情。我们好像看到茶盘中放着湖州、常州出产的茶叶，各有特色，界限分明。湖州人、常州人灯前一起品茶。美貌少女在翩翩起舞，比试舞姿；大家一起品尝各地“紫笋茶”，一较高下。而诗人却在北堂，服药自叹息。

孰知茶道全尔真

在中国也只有茶这种植物，与高深莫测的“道”连在了一起。一般来说，茶道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备茶、品茗之道，重视的是形式如技艺，看重的是色香味法；二是以茶载道，重视的是思想和哲理，讲究的是“和、敬、清、寂”。对茶道做出巨大贡献的当数皎然和陆羽。皎然在此诗中第一次提出了“茶道”这个概念。“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谁人能得到茶道的真面目？看来只有仙人丹丘一人也。

中国茶道思想是融合儒、道、佛诸家精华而成的。儒家喝茶，讲究的是“修身养性”，道家喝茶，讲究的是“顺其自然”，佛家喝茶讲究的是“禅茶一味”。

唐人饮茶之风，最早始于僧家，“禅茶一味”的典故源自赵州和尚那句著名的偈语——“吃茶去”。赵州和尚即著名的唐代名僧从谂（778—897）。《广群芳谱·茶谱》引《指月录》文曰：“有僧到赵州从谂禅师处，僧曰：‘新近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甚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诺。师曰：‘吃茶去。’”

文人对茶的爱好可谓到了极致，或许是因为茶的“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正对了文人们孤芳自赏的胃口。白居易在《何处堪避暑》中写道：“游罢睡一觉，觉来茶一瓯……从心到百骸，无一不自由……虽被世间笑，终无身外忧。”

北宋大文豪陆游，一生写咏茶的诗达三百首，为历代诗人之冠。他毕生仕途坎坷，壮志难酬，爱情波折，晚年生活困顿，他就用以茶悟道和以茶修身养性来化解心中的块垒。他在《夜汲井水煮茶》中生动地描述了自己在茶中悟道的情景：“病起罢观书，袖手清夜永。……山童亦睡熟，汲水自煎茗。……肺腑凛清寒，毛骨亦苏省。……”他又说：“玩易焚香消永日，听琴煮茗送残春”；明代《徐文长秘集》则描绘了一幅幅美妙的品茗图景：“茶宜精舍，云林竹灶，幽人雅士，寒宵兀坐，松月下，花鸟间，清泉白石，绿藓苍苔，素手汲泉，红妆扫雪，船头吹火，竹里飘烟”；清代作为“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喜欢将茶饮与书画并论，他在《靳秋田索画之二》中写道：“三间茅屋，十里春风，窗里幽兰，窗外修竹，此是何等雅趣，而安享之人不知也；懵懵懂懂，没没墨墨，绝不知乐在何处。惟劳苦贫病之人，忽得十日五日之暇，闭柴扉，扣竹径，对芳兰，啜苦茗。时有微风细雨，润泽于疏篱仄径之间，俗客不来，良朋辄至，亦适适然自惊，为此日之难得也。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