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即自由：德国出版人协会和平奖颁奖典礼致词

Literature is Freedom：Speech on the Occasion of the A‐ward of the Peace Prize of the German Booksellers’As‐sociation，Frankfurt Book Fair，October2003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于2003年10月法兰克福书展

美国作家，作品包括小说、戏剧与非文学类作品，有《山火情人》、《在美国》、《论摄影》、《关于他人的痛苦》、《疾病的隐喻》、《反对阐释》等。多本著作已被译成三十二种文字。

主席约翰内斯·劳、内政部长奥托·席利、文化部长克里斯蒂娜·维斯、法兰克福市长彼得拉·罗斯、联邦议院副议长安捷·弗沃马安特耶·福尔默，各位长官、各位贵宾、可敬的同业与朋友，以及亲爱的伊凡·内格尔（Ivan Nagel）：

身在保罗教堂（Paulskirche），面对这样的听众，接受这样一个奖项──由德国出版界所设、过去五十三年来已经有许多我所敬爱的作家、思想家与杰出公众人物得过──在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地方与场合讲话，的确是一种令人感到谦卑也感到兴奋的经验。唯一让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美国大使丹尼尔·寇茨先生的有心回避，6月宣布今年的和平奖时，出版人协会邀请他参加今天这场聚会，他当下就回绝了，这充分显示他终究还是比较在乎布什政府的意识形态立场与记恨在心，却忘了应该履行一项正常的外交责任，即代表他的──也是我的──国家的利益与荣誉。

寇茨大使选择不出席，据我猜想，应该是我在报纸、电视的访问中，以及在杂志上发表的短文里，拿入侵并占领伊拉克这件事为例，说了些美国外交政策最近严重扭曲的话。其实，我认为他应该来，因为，荣获这项德国重要奖项的人，是他在德国所代表的那个国家的公民。

既然身为美国大使就有责任代表他的国家，至于我，当然不代表美国，甚至不代表少数不支持布什先生及其幕僚的人。我宁愿这样想，我不代表任何东西，只代表文学，代表某种文学与良知的理想，某种良知或责任。但是，我在乎一个欧洲大国所颁发的这个奖，提醒我可以在两大洲之间扮演一个“心智大使”的角色（大使，想也知道，只是比喻罢了），因此，忍不住要提出几点看法，谈谈欧洲与美国之间那道出了名的鸿沟，斗胆让我的兴趣与热诚在上面搭起一座桥梁。

首先，那是一道我们持续在试图搭建沟通桥梁的鸿沟吗？或者，它岂不也是一种冲突吗？今天，美国的政治语言全都口径一致，对欧洲，对欧洲的某些国家狂轰烂炸；而在这里，至少是在这个洲西边的几个富有国家，比起以前来，反美的言论更平常、更大声，也更肆无忌惮。这种冲突所为何来？它有很深的根源吗？我想是的。

在欧洲与美国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敌意，一种类似父子之间既复杂又爱恨交集的敌意。直到前几十年，美国都还是个新的欧洲人国家，住的大部分都是欧洲人。然而，托克维尔──1813年拜访了这个年轻的国家，后来返回法国写下《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直到今天，事隔大约一百七十年，谈论我的国家，这本书仍然是最棒的──以及D．H．劳伦斯──八十年前，出版了一本谈美国文化的书，堪称同类书籍中最饶富兴味的，也就是他那本既有影响力又带着刺的《美国经典文学研究》（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两个人都了解，美国，这个欧洲的孩子，当时正在或者已经变成了欧洲的对立面。

罗马与雅典。战神玛尔斯与和平女神维纳斯。近来有几本小书颇为流行，作者拨弄着欧洲与美国之间因为利益与价值而不可避免的冲突，但是，这些对立可不是他们发明的。全都是那些从外面移入的人孕育出来的──他们提供调色盘，提供回旋的旋律，存在于整个19世纪大部分的美国文学中，从詹姆斯·费尼莫·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与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到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威廉·迪安·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与马克·吐温。美国的憨厚与欧洲的圆熟；美国的务实与欧洲的深思；美国的活力与欧洲的忧世；美国的天真与欧洲的辛辣；美国的慷慨与欧洲的计较；美国的道德主义与欧洲的妥协艺术──这些都是各位心知肚明的。

你可以用不同的手法把它们编成舞蹈；的确，这些以各种评价与成见编出来的舞，一跳就是乱哄哄的两个世纪。狂热的亲欧派可以搬出那些煞有介事的对照手法，把美国冠上唯利是图的商业野蛮人，而欧洲则是高度的文明；恐欧症的人则抬出现成的观点，美国代表理想主义、开放与民主，而欧洲则是一个虚有其表的绣花枕头。托克维尔与劳伦斯之所见倒是犀利得多：哪来什么欧洲的独立宣言，什么欧洲的价值，根本就是一步一步把欧洲的价值、欧洲的力量颠覆掉、谋杀掉。劳伦斯曾经写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欧洲刚好就是一个旧东西，而美国看来应该是那个新的东西。旧东西之死就是新东西之生。”劳伦斯早就预见，美国是在进行一项毁灭欧洲的任务，用的武器是民主：文化的民主、心态的民主。当那项任务完成之后，劳伦斯继续写道，美国很有可能又会从民主变成别的什么东西了（至于是什么，或许今天正要出现）。

如果我所谈的仅涉及文学，还请多给我一点包涵。毕竟，文学──有份量的文学，重要的文学──的功能之一就是有先见之明。显而易见地，我们今天正在进行一场持续多年的文学──或文化──争论，一场古人与现代人之间的争论。

欧洲成为（或早就成为）过去了，而美国则是建立在打破过去的理想上；过去被视为是有妨碍的、有负面作用的──在形式上是规规矩矩的、有先例可循的，凡事都拿最优的、最好的作为标准──基本上这是不民主的，而是所谓的“精英主义”，亦即主流挂帅。动辄把美国的兴旺挂在嘴上的人，总是不断地在暗示，美国的民主意味着要甩掉欧洲，没错，就是要拥抱某种无拘无束的、有益于成长的野蛮状态。今天就算欧洲在大部分美国人眼里是社会主义多于精英主义，以美国的标准来看，仍然会使欧洲变成一个落伍的大陆，固执地坚守着旧的标准：福利国家。“求新求变”不只是文化上的口号，也是在描述一部不断推进，囊括世界的经济机器。

然而，如果有必要的话，即使“旧”也可以经过再洗礼变成“新”。

强硬派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想把欧洲一分为二──令人印象深刻地分成“旧”欧洲（坏的）与“新”欧洲（好的）──绝非巧合。德国、法国与比利时被冠上“旧欧洲”，而西班牙、意大利、波兰、乌克兰、荷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与保加利亚则发现自己属于“新欧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答案很简单：支持美国当前政治与军事运作的，就可以过关成为“新”。换句话说，谁跟我站在一边谁就是“新”。

所有的现代战争，即使其目的是传统的，譬如领土的扩张或稀有资源的取得，都套上了文明冲突的模子，亦即所谓的文化战争，双方都自称高等，对方则是野蛮。只要是敌人，就一律被视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威胁，全都是较高或较好价值的背叛者、亵渎者、污染者、破坏者。为反制伊斯兰基本教义派民兵所形成的威胁，目前正在进行的战争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洲与美国之间的敌对中，也用上了同样轻蔑的语言，只不过稍微温和一点而已。回想起来应该还记得，在欧洲所听到过最恶毒的反美语言──基本上都指控美国人是未开化的蛮族──并不是来自左派而是出自极右派之口。希特勒与佛朗哥就一再攻击美国（以及全世界的犹太人）是在用肮脏的商业价值污染欧洲的文明。

当然，在欧洲也有不少人欣赏美国人的活力、美国式的“现代”。毫无疑问地，欣赏欧洲文化理念的美国同道自也不在少数（站在各位眼前的就是一个），他们在欧洲的旧人文中找到了修正路线，从美国文化急功近利的商品主义倾向中解放出来。在欧洲这一边也一直有这一类的人，他们着迷、陶醉于美国，被美国深深吸引，不为别的，正是因为美国有别于欧洲。

美国人之看自己，相对于那些亲欧派的老生常谈，几乎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在他们看来，他们才是在捍卫文明。野蛮的游牧民族不再是在门外而是在里面，在每一个富裕的城市中大肆蹂躏。当一个充满“决心”──上帝又与他同在──的国家要跟恐怖主义（今之野蛮人）一决死战时，“巧克力食品出产国”（法国、德国、比利时）最好是靠边站。照国务卿鲍威尔的说法，旧欧洲（有时候似乎仅指法国）既没有发动军事的能耐，又没有容纳暴力的胃口，更没有附庸的支持，十足温驯的人民，却想要扮演一个角色，统治或管理由盟国共同打拼得来的领土，这未免太可笑了。而这一切，美国全都有。欧洲人根本不是有仇必报──或好战嗜血──的料子。

的确，有时候我要掐自己一下，以确定自己不是在作梦：曾经在世界上肆虐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德国，今天在我的国家又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新的“德国问题”──而反对的理由居然是德国人排斥战争，因为绝大多数的德国舆论都是反战的！

美国与欧洲从来就不是伙伴，也从来不是朋友吗？的确如此。或许有过那么一段合作的时期──有着相同的感受──但那却是例外而非常态。这一段时期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到冷战的初期，美国当时的介入、援助与支持还真使欧洲人感激涕零，而美国人也颇以自己在欧洲扮演的救星角色感到自得。美国指望欧洲人会永远感激他们，但欧洲人现在可不这么想。

从“旧”欧洲的观点看，美国似乎蹧蹋了大多数欧洲人发自内心的钦佩与感激。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对美国的同情绝对是真诚的（当时我人正在柏林，可以深切感受到德国人民发自肺腑的关怀）。但是接下来，双方却逐渐疏远起来。

身为有史以来最富强国家的人民，美国公民应该了解，对于美国，很多人是既爱且妒……又恨的。不少经常出国的美国人都知道，在许多欧洲人的眼里，美国人是没有什么教养的下里巴人，而且美国人在行为上所流露出来的前殖民地人民的怨气，很快地又印证了欧洲人的这种印象。有些有教养的欧洲人似乎就特别喜欢到美国去小住或长居，大有降尊纡贵的意味，在殖民地那种什么都解脱掉的氛围中，可以抛掉束缚与礼教的负担，享受“回家”的滋味。我记得有个德国的制片人曾经告诉我，住在旧金山的时候，简直令他乐不思蜀，“因为你在这里可以不需要任何文化”。对不少的欧洲人来说──这里必须一提的是D.H.劳伦斯（1915年他打算住到美国去，他在信中告诉他朋友：“在那里，生命打从根部冒出来，粗鄙但却强韧。”）──美国乃是大解脱之地。而反之亦然，对于寻求“文化”的美国人来说，欧洲也是个大解脱之地。当然，我说的只是少数，少数养尊处优的人。

好啦，美国今天可是把自己看作文明的捍卫者与欧洲的救星，而且搞不懂欧洲人怎么会弄不清这一点。至于欧洲人之看美国，无非是个好勇斗狠的国家──对于这样的形容，美国人乃还以颜色，把欧洲当成美国的敌人：在美国，越来越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欧洲人自命为和平主义者，其实是想要削弱美国的力量。尤其是法国，处心积虑要跟美国平分秋色，在国际事务上平起平坐──《纽约时报》一个主笔写下了这样一个标题，“修理美国必败无疑”，形容法国拼命要当老大──殊不知美国要是在伊拉克吃了败仗，将会鼓励“激进穆斯林团体──从巴格达到巴黎的穆斯林贫民区”发动他们的圣战，攻击民主与包容。

想要不用两极化的字眼（“他们”与“我们”）来看这个世界相当困难，在过去，这些字眼强化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孤立主义主题，同样地，今天则强化了其中的帝国主义主题。美国人之思考世界，习惯将它视为敌人。随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取代俄国共产主义成为不可饶恕的潜在祸害，只要什么地方还有敌人，战斗几乎就会“打到那里”。而且“恐怖分子”比“共产主义者”有弹性得多，许许多多完全不同的斗争与利益，全都可以归之为恐怖分子。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永远都有打不完的战争──因为永远都会有恐怖主义（就像永远都会有贫穷与癌症一样）；也就是说，永远都会有不对称的冲突，在冲突当中，弱的一方所使用的暴力通常都是以平民为目标。对于这种展望，美国自有一套说词，不会在乎公众舆论怎么说，因为，正义之战是永远不会结束的。

美国堪称天才，一个深不可测的保守国家，深到让欧洲人无法探底，其所操弄的那一套保守思想非但不旧反而新得很。但这也可以作如是观，正因为如此，美国看起来既极端保守──譬如，极端强大的共识力量，以及公共舆论与媒体的被动和听话（如托克维尔1831年之所言）──同时，又是激进的，甚至是革命的，其行径同样让欧洲人无法探其深度。

之所以令人莫测高深，部分原因在于口里说的是一套，生活的现实又是另一套。美国人常常颂扬“传统”；在任何政治场合，家庭价值都挂在嘴巴上。但实际上，美国文化最腐蚀家庭生活，对所有的传统亦然，例外的是有些传统经过重新定义，成为追求卓越、合作精神与开放创新那个更高典范的一部分，因而受到“认同”而被接纳。

美国激进主义的新根源（虽不见得有多新），竟然和一般认为应该是保守主义价值的根源是同一个东西，那就是宗教。许多评论家都已经注意到，美国与欧洲国家（不论新旧，新旧在这里是按照美国的区分）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在美国，宗教仍然在社会与公共语言中扮演核心的角色。但这却是美国特有的宗教风格：宗教的想法多于宗教本身。

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2000年乔治·布什角逐总统之位时，一个记者突发奇想，要求我们这位候选人说出自己“最喜爱的哲学家”，答案谁都没得话讲──若是在此间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是一个让一位角逐高位的候选人被中间派当成笑柄的答案──就是“耶稣基督”。当然啦，布什可不是说，别人也明白他不是说，如果当选了，他的政权真的会让耶稣的任何规范或社会计划给绑住。

如果要归类的话，美国算是一个宗教社会。但是，在美国你信什么教并不重要，只要你有个信仰也就成了。就算是有一个当权的宗教，甚至一种神权政治，那也不可能是基督教（或某一个基督教教派）。在美国，宗教必定是一件跟选择有关的事情。这种现代的、相对来说不知足的宗教观念，跟消费主义的选择是一脉相承的，是美国人循规蹈矩、自以为是与道德主义的基础（高高在上的欧洲人总以为是清教徒精神，其实是错了）。不论历史的渊源为何，美国宗教的教派传道劝诫的东西都大同小异，无非是改善个人的行为、成功的价值、邻里合作相助、包容别人的选择（所有这些品德皆有助于消费资本主义的顺畅运作）。有宗教信仰可以确保赢得尊敬、促进秩序，并对美国领导世界的使命提出真诚的保证。

不论所要推广的是什么──称之为民主、自由或是文明均无不可──全都是为了促成进步所尽的一份努力，也是进步本身的本质。说到启蒙思想的进步梦想，美国所提供的沃土，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

这样说来，我们真的是那样南辕北辙吗？在文化上，欧洲与美国一直是如此的相似，却又有如此巨大的分歧，这还真是奇怪的事。

在欧洲的富裕国家中，人民的日常生活尽管跟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大同小异，欧洲人与美国人之间存在着经验的鸿沟却也是不争的事实，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彼此间有着重大的历史差异，有着不同的文化角色概念，以及真实的与想象的记忆各异。双方的敌对情绪──因为互看不顺眼──不是短期间能够解决的，尽管大西洋两边的人民都心存善意。然而，放着摆在我们之间那么多的共同点不顾，有人却要将那些分歧扩大，我们也只能无奈长叹了。

美国的优势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正如当今美国政府之所见，只靠美国自己终究是一事无成的。我们共同拥有的这个世界，其未来将会是融合的、混杂的。我们将无法相互排斥，只会越来越彼此渗透。

到最后，不论用什么方式达成谅解──修好──关键都在于多想想“旧”“新”对立中的可贵之处。“文明”与“野蛮”的对立本质上有其特定的条件；其间或许反映了某些无可否认的现实，将之夸大渲染就不免是一种堕落了。但是，“旧”与“新”的对立毕竟真有其事，是无法抹煞的，唯有用心去体会，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它。

“旧”与“新”的极化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这中间牵涉到感情与意识在这个世界上的定位。没有旧，我们无以自处，因为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智能、记忆、悲伤、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全都来自于“旧”；对“新”没有信心，我们寸步难行，我们的精力、我们的乐观、我们盲目的生物欲望、我们之所以能够忘记──使和解成为可能的良药──全都寄存于“新”。

对于新，内在的生命具有不信任的倾向。内在生命开发得越深，对新的抗拒就越强。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在“旧”与“新”之间作出选择，但事实上，两者是不可偏废的。生活如果不是在旧与新之间一连串的折冲，又怎么算是生活呢？就我看来，一个人应经常到这些严酷的对立中去跟自己对话。

旧的对抗新的，天性对抗教化，人类文化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大神话，不仅在历史中也在地理上演出。尽管神话、老生常谈、陈腔滥调不再，现实却更复杂了。

一生之中，我颇下了一番功夫想要解开极化与对立的神话之谜。拿到政治上来说，就是偏爱多元与世俗。跟某些美国人与许多欧洲人一样，我宁愿活在一个多元的世界，一个不被任何国家（包括我的国家）主宰的世界。眼看着一个世纪大有可能变成另一个极端的、恐怖的世纪。出于社会改良主义者一整套原则的考虑，特别是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称的“感伤的宽容美德”，我对此表示支持。

我还是把自己身为一个作家、身为一个文学事业的战士摆在第一位吧，因为，唯有在那儿，我才说得上话。

身为作家，什么好公民、“心智大使”、人权运动家，我一概不信；这个奖在褒扬词中所提到的这些角色，我是当之有愧的。相较于那些想要做（并支持）对的事情的人，作家比较多疑，也比较自我怀疑。

文学的任务之一是提出问题并打造主流的对立面。纵使艺术并不是为反对而反对，但艺术天生就倾向于矛盾。文学是对话，是回应。文学者，在文化的演进与彼此互动中，对活着与濒危作出回应的历史是也。

作家大可以做些事情，跟这些分歧、差异的陈腔滥调开战──因为，作家是在创造神话传说，并不只是传递而已。文学不仅提供神话，而且也反思神话，一如生活之提供对立的经验，亦即反思自己的所思、所感或所信。

我认为，一个作家就是一个关心这个世界的人。也就是说，要设身处地去了解人性恶的一面，但不要因此堕落，变得愤世嫉俗、欺世盗名。

文学可以告诉我们世界的真相。

在语言中、在叙述中，文学可以提供典范，传递真知。

文学可以训练、陶冶我们，让我们能够为他人或外人流泪。

如果我们不能同情他人或外人，在世为人，我们又算什么？如果我们不能忘掉自身──至少在某些时候，在世为人，我们又算什么？如果我们不能汲取教训，不能宽恕，我们又算什么？又怎能超越我们自己？

在这个场合接受这项荣耀的德国奖项，请容我谈一谈自己的人生轨迹。

希特勒掌权之前的两星期，我来到这个世界，是波兰裔与立陶宛犹太裔的第三代美国人。在美国的地方上长大（亚利桑那与加利福尼亚），离德国好远好远，但笼罩着我整个童年的却是德国、德国的阴影，以及我喜爱的德国书籍与音乐，也正是这些书籍与音乐为我设定了高度与强度的标准。

甚至在我还没有接触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之前，就已经先拥有了几本德国书籍。我想到自己在亚利桑那南部一个小镇念小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斯塔基先生。为了在学生面前立威，他告诉我们，他曾经是潘兴（Pershing）的麾下，在墨西哥打过潘科奥·维拉（Pancho Villa）；这个早期美国帝国主义的老兵，当时已是白发苍苍，在口译德国文学理想主义作品时似乎深受感动，也使得我迫不及待想要一睹为快，于是他借给我两本书，《少年维特之烦恼》与《茵梦湖》。

很快地，在我嗜读的童年，让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德国的作品，包括卡夫卡的《在流放地》（Inthe Penal Colony），在这篇作品中，我第一次体会到恐惧与冤屈。几年之后，我在洛杉矶念高中，在一本德国小说中发现了整个欧洲。托马斯·曼的《魔山》，在我生命中的重要性，其他书无一能及，其主题就是欧洲文明核心的理念冲突。接下来，我又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攀登德国文化的高峰。书籍，一本接着一本，音乐，一曲接着一曲，在我居住的那个文化沙漠中，让我从隐密的天地走进真实的经历。我生也晚，说起来却够幸运，有机会沾到德国文化中的犹太余韵，认识了一些逃脱了希特勒魔掌的难民，几乎个个都杰出的不得了，这些作家、艺术家、音乐家与学者全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为美国所接纳，却也因此丰富了这个国家，特别是它的大学。在这里，容我特别提两个人，汉斯·戈特（Hans Gerth）与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是我在十几二十岁之交认识，而且有幸能以朋友论交的。我在芝加哥大学与哈佛大学念书时，有克里斯蒂安·麦考尔（Christian Mackauer）、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保罗·蒂利克（Paul Tillich）与彼得·海因里奇·冯·布兰肯哈根（Peter Heinrich von Blanckenhagen），以及研究所时的阿隆·古尔维奇（Aron Gurwitsch）与内厄姆·格莱策尔（Nahum Glatzer）；汉娜·阿伦特则是我在二十五六岁时住到纽约才认识的──那么多认真的典范，在这里不免就想到他们。

但说到与德国文化、德国心灵的约会，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还是那位默默无闻、举止怪异的斯塔基先生（我居然从来不知道他的名字），这位我十岁时的恩师，以后我却无缘再见。

说起来又是一个故事了，就让我也以此作为收尾吧──显然挺适合的，因为，基本上我既不是文化大使，又不是一个热衷于批判我自己政府的人（我的工作是做一个美国好公民），我只是一个说故事者。

因此，还是回到十岁时的我吧，一个钻进斯塔基先生旧书中，让歌德与施托姆（Storm）涤净沉重功课负担的小孩。我指的是1943年，当时我获悉，在我们州的北部有一个囚犯营，关着数千名德国军人，当然，依我的想法那些都是纳粹军人；由于我知道自己是犹太人（仅只是名义上的，因为我的家族早已世俗化也同化了两代，尽管如此，纳粹对我来说还是莫大的威胁），居然因此噩梦连连，梦到纳粹军人逃出了监狱，一路南下，流窜到小镇的外围，来到我和母亲、妹妹住的平房，要杀害我们。

许多年以后，20世纪70年代，汉瑟出版公司（Hanser Ver‐lag）开始出版我的书，因此认识了杰出的编辑弗里茨·阿诺德（Fritz Arnold），直到1999年他去世为止，我的书都是由他负责编务。

初认识不久，有一次他告诉我，他想让我知道他在大战期间的经历，我猜想，他或许把那当成建立友谊的前提吧。我诚恳地告诉他，他不一定要向我交代这些事，但是，当他的话匣子一打开，我马上为之感动。在这里，附带提一下，与弗里茨·阿诺德同代的德国人，在我们认识不久后，就坚持要把他或她在纳粹时期的遭遇告诉我的，弗里茨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像弗里茨的那样无辜。

总之，弗里茨告诉我，他那时候在念大学，读的是文学与艺术史，先在慕尼黑，然后转到科隆，战争初期，他被征召进入德国防卫军（Wehrmacht），军阶为下士。他的家人，当然，全都不支持纳粹──父亲卡尔·阿诺德，是《极简》（Sim plicissi‐mus）杂志传奇性的政治漫画家──但是，想要移民国外根本不可能，因此只得满怀恐惧应召入伍，唯一的希望就是不要杀人也不要被杀。

弗里茨算是幸运的。幸运一，是他先被派驻到罗马（在那里，拒绝了长官升他为少尉），然后调到突尼斯；幸运二，是他一直没上过前线，也从来没开过一枪；到了最后，还是幸运──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在1943年被美军俘掳，同其他被俘的德军乘船渡过大西洋送到弗吉尼亚州诺福克（Norfolk），然后又乘火车横跨大陆，在战俘营一直关到战争结束，而战俘营之所在，正是……北亚利桑那。

由于我已经开始喜欢这个人了──就这样开始了一段美好的友谊与紧密的工作关系──满怀着惊叹，我欢喜地告诉他，当他在北亚利桑那身为一个战俘时，我就住在同一个州的南边，被纳粹军人吓得要死，就怕落到他们的手里。

接下来，弗里茨告诉我，在亚利桑那，他之所以能够熬过将近三年的囚禁生涯，全因为能够接近书本，在那些日子里，他把英美经典文学读了又读。我则告诉他，在亚利桑那的时候，身为一个小学生，使我得以安心等待长大，等待逃往大千世界的也是读书，读翻译的书也读英文的原作。

进入文学，进入世界文学，就是逃离国家虚荣、民族主义、地域主义、僵化教育、命运捉弄与不幸的囚禁。文学是一本护照，可以让人进入一个更宽广的生命，进入一个自由的领域。

在过去，文学是自由。尤其是在一个阅读与内在价值正受到严厉挑战的时代，文学即自由。

Copyright@2003 Susan Sontag The Wylie Agency授权使用

--------------------

(1)James Chace and Caleb Carr，America Invulnerable：The Questfor Absolute Secu‐rityfrom1812to Star Wars（New York：Summit，1988）.

(2)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Harmondsworth：Pengu in，1992）.

(3)John Stuart Mill，‘AFew Wordson Non‐Intervention，’ in Mill，ed.，Disserta‐tions and Discussions，Vol.III（New York：Haskell House，1873），pp.238ff.

(4)See Peter Malanczuk，Akehurst’s Modern Introductionto International Law，7th ed.（London：Routledge，1997），pp.27f.

(5)Michael Ignatieff，‘The Virtual Comm ander，’New Yorker，August2，1999.

(6)Rousseau，The Social Contract，tr.Maurice Cranston（New York：Pengu in，1968），bk.1，ch.3.

(7)Paul Holl ander，Anti‐Americanism：Critiquesat Home and Abroad，1965－1990（Oxford，1992）.

(8)Hubert Védr ine，Faceàl’hyperpuissance（Paris：Fayard，2003）.

(9)Peter Zadek，‘Kulturkampfb inichdabe，’ interview in Der Spiegel，July14，2003.

(10)Margaret Drabble，‘ILoa the America， and What It Has Doneto the Rest of the World，’Daily Telegraph（London），May8，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