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反美主义：从精英的蔑视转为政治力量

Anti‐Americanism in Europe：From Elite Disdain to Political Force

安德烈·马可维茨（Andrei S.Markovits）

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gian）卡尔·多伊奇学院（Karl W.Deutsch Collegiate）比较政治学与德国学教授。多本有关欧洲政治的著作已被译成九种文字，目前研究的重心为欧洲战后的反美主义与反犹主义。

今天，毋须花太大的精神去做研究调查就可以知道，对美国与美国人不满已经是一种天下皆然的现象。只要瞄一眼报纸的标题、社论、电视脱口秀以及会议桌与餐桌上的闲聊，那种对美国前所未有的敌意处处表露无遗。1991年苏联解体，1945年以来主导欧洲的冷战秩序也随之结束，自从那以后，对于美国（的确，只要是跟美国有关的东西），欧洲人的嫌恶就有增无减，充斥于论谈与舆论之中。但是，这种不满有其漫长的历史渊源。

反美主义的概念其实相当含混，因为这种嫌恶总是把美国的作为跟美国本身混为一谈。这就跟其他的偏见没什么两样，当事者的“先入为主”，除了针对现实中所发生的事情以外，也波及到了人及其整体活动。但相较于那些“古已有之”的偏见，譬如反犹太主义、反同性恋、憎恶女性与种族歧视，反美主义还是有所不同；前几种偏见所反的对象，犹太人、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女人及少数族群，在他们所居住的国度中，几乎永远都是少数，从来不曾拥有过权力，而现实中的美国却是真正的大权在握，而且还大得不得了。在最先进的工业民主国家，其他的偏见大体上在公共场合都已经是不具合法性的，反倒是反美主义，在许多的公共圈子里不仅被人所接受，甚至被视为一种光荣，或许还是时下一种最先进的象征。只要是反美，一个人也就有了另一种偏见，凡是世界上真正强大的力量都反。因此，就反美主义来说，其为偏见多少有一点补偿的作用，在其他的偏见已经玩不起来的某些圈子里，藉此过一下合法偏见的瘾。

说起来有好几百年了，欧洲人与美国人彼此都为对方制造了一些想象的形象，全都是基于不同的目的，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要为自己勾画出一个清楚的“他”来。这些镜中影像严格说来都有着“强迫性共同妄想症”的特征。但是，就两大洲这种共同妄想的各自作用来说，还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美国，对欧洲带有偏见与敌意的，主要是较低的社会阶层。相反地，美国的精英──特别是有文化的──则对欧洲赞不绝口，而且始终是如此。爱好与模仿欧洲的品味、习惯、时尚与生活方式，一直是美国上层文化的主要成分，即使是本土主义与孤立主义在这个国家当道时亦然。老实说，追本溯源起来，美国所有高水平的文化都还是源自欧洲。这只要看看美国顶尖大学的人文科系就知道，欧洲文化仍然是当今的霸权文化，尽管抵制欧洲中心主义，却仍然奉欧洲为正宗。不管美国的舆论多么讨厌欧洲，其强度绝对赶不上反美主义在欧洲的力道。“自由薯条”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恶意（freedom fries，法国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引起大美国主义的不满，将french fries［法国薯条］故意改成“自由薯条”，意思是给伊拉克人带来自由。其实french fries中的french并非“法国的”意思，而是美国英语“切成长条”的意思。——译注），而在美国口语最常见的用法中，Europe以及形容词Euro‐pean还一直带有高档、优质、合意与“古典”的意思。类似“反美主义”的词汇，诸如反欧主义（anti‐Europism或anti‐Europe‐anism），根本就不存在。美国人在历史中有过反法、反德、反俄、反英、反共产主义，就是没听过反欧。没错，过去在文化上对美国认同曾经有过一个重要的面向，就是要反对从“旧国度”来的东西，让自己疏远“旧世界”，好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出来。其中的意思，最多只是要疏远欧洲而已，但绝没有达到反美主义之于欧洲人的那种厌恶程度。还有就是，这也跟社会阶级与地位有关。“普通的”的欧洲人──至少到现在为止──对美国从来就不曾表现出精英分子所抱持的嫌恶。正如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民意调查所显示，绝大多数欧洲人都对美国持正面看法，持负面的只占30%。而且很明显地，受访者的社会地位越高，对美国持负面态度的比例就越高。由此可知，反美主义在当今的欧洲，是少数跟教育与社会地位有正向关系的社会偏见，亦即教育程度越高，有这种偏见的就越多。在欧洲精英分子的眼里，美国所代表的无非是没有品味、不可信任、平庸、粗俗、唯利是图——总之，是一个次等的实体。此外，这些精英分子之所以看美国碍眼，是因为美国是个具有威胁性的暴发户，在它尚未崛起成为欧洲那些大国的竞争对手之前，这个世界可是欧洲的天下。尽管欧洲的精英分子不满，却发现美国可不是好惹的，对欧洲的社会大众──确实不是同精英分子一伙的──偏偏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不说，而且不管你愿不愿意，代表的是现代与未来。总而言之，欧洲的社会大众大体上都喜欢并尊敬美国，精英分子则否，至于美国，精英分子喜欢并尊敬欧洲，社会大众则否。

为了不让我所说的反美主义造成任何误解，我这里引用保罗·霍兰德（Paul Hollander）在他的辞书中为此所下的定义：“反美主义是一种敌视美国与美国社会的态度，也是对美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传统与价值忍不住要痛批的一种冲动，由此而生出一种憎恶之情，特别是针对美国文化及其在海外的影响，以致瞧不起美国的民族性格，看轻美国的人民、心态、行为、穿着，坚信美国在世界上无所不在的影响是有害的。”(7)

“9·11”的悲剧之后，在言论上，欧洲精英分子与社会大众之间尽管仍有清楚的分野──这项罪行发生还不到四十八小时，前者就大放厥词，颇有幸灾乐祸的意思，而后者则是对受害者表现出真心的同情──但“9·11”发生不到两年，在美国对伊拉克开战的过程中，欧洲社会这两个阶层之间却出现了前所未见的一致。欧洲反美主义目前的层面与性质之所以有别于从前，关键在于──堪称欧洲反美主义史上的头一遭──绝大多数的欧洲百姓也对美国这次的作为颇为反感，因此在这个议题上──或许也属破天荒的一次──跟他们的精英分子合流。在积极准备对伊拉克开战的四个月当中，欧洲的精英与大众、执政与在野、左派与右派之间，在言论上如此一致，这在战后欧洲的发展过程中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反美主义虽然早于布什政府的政策，但若不是布什此举使得精英与大众同仇敌忾，这种前所未有的团结是不可能出现的。这种敌意虽然是直指美国的军事行动而发，但那形诸于外的愤怒都是深植于欧洲人心目中的美国本质，亦即是在认同上。对许多欧洲人来说，美国早已经是“非欧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另类”，即便是在那些统治精英采取不受欢迎的立场，在伊拉克战争上支持美国的国家──英国、西班牙与意大利──也是如此。这种另类化当然一点也不新鲜，早有许多前例在先。甚至在欧洲知识分子惺惺相惜的克林顿当政时期，尽管美国呵护欧洲不遗余力，欧洲人就已经展开了欧洲意识的建立，把美国当成了外人。2000年，迈克尔·艾略特（Michael Elliott）在《新闻周刊》国际版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宣称：“欧洲者，非美国也。”他根本就否定类似跨大西洋文明的说法。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mgton）的“文明冲突”概念颇引起争议，许多欧洲知识分子故意拿来强调欧洲与美国之间日渐增加的分歧，而不像亨廷顿那样用来凸显基督宗教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在一片挞伐声中，美国被指控在三个层面大开倒车：其一是道德（美国是死刑与宗教基本教义派的供应站，不同于欧洲的取消死刑与开明的世俗主义）；其二是社会（美国是前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所说的“掠夺式资本主义”与拘留所的大本营，不同于欧洲的体贴入微的福利国家与中途之家）；其三是文化（美国的商品化相对于欧洲的精致化；美国的假正经与低级相对于欧洲的风雅与有品味）。

早在乔治·布什竞选总统之前，法国外长休伯特·韦德里纳（Hubert Védrine）就抨击美国是个“超强”，需要有一个“非美国的”欧洲──显然是由法国带头──将之拉下马来。对韦德里纳来说，欧洲挑战美国的号角应锁定在美国所引发的一些恶疾：“极端自由的市场经济、视国家如无物、非共和的个人主义、自以为美国是全球‘不可或缺’的角色并予以强化、习惯法、唯英语独尊、独钟新教而轻天主教观念”。(8)韦德里纳所揭示的各点，无异于“欧洲的好与美国的坏”之间的一场“文化斗争”。没错，“文化斗争”（Kulturkampf）一词正是德国知识界与文化界向美国开战时常用的口号。德国著名导演彼得·查德克（Peter Zadek）就说过：“文化斗争？算我一份，我讨厌死美国了。”(9)在欧洲的知识分子与精英分子当中，对别的文化与国家公开以言词或行为表达敌意，本来是一种禁忌，但对象如果是美国则是可以接受的。且听英国小说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这样说：“我的反美主义几乎无法控制。”(10)

毫无疑问地，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激怒了欧洲的社会大众，因而也使这种文化斗争更为强化也更具有正当性，简直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韦德里纳所勾画的欧洲逆反性价值（counter‐values）运动，没有一次比得上2003年2月15日星期六的那一场大规模示威。在欧洲历史上，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民在同一天为了同一个目的手牵手走上街头，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从伦敦到罗马，从巴黎到马德里，从雅典到赫尔辛基，从柏林到巴塞罗纳，欧洲人民超越了政治光谱，团结一致反对美国即将对伊拉克所发动的攻击。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宣称，有朝一日，历史学家将会把这一天视为欧洲统一的诞生日，因为，在欧洲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一天能够那样让欧洲人民由衷地团结在一起，就算是布鲁塞尔那个没有骨头的欧盟总部严辞通令也办不到。

至少就我个人所知，率先将2003年2月15日强调为国庆日的是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前法国经济部长及财政部长。——译注）。在《地球报》所发表的那篇长文中，他把这次示威的意义说得再明白不过：“2003年2月15日星期六那一天，有一个国家在街头诞生了。这个国家就是欧洲国。”斯特劳斯—卡恩毫不含糊地指出，这个国家之开始萌芽，唯一的共同诉求就是抵制美国。为了不致让人产生误解，以为这种共同诉求仅仅是基于政策的表达、政治的对抗或利益的分歧，他斩钉截铁地表示，他看到的是，在美国与欧洲之间有一条鸿沟，是某种更深、更无法妥协的东西，是属于价值、认同、本质方面的。

之后，还不到两个月，哈贝马斯进场了，挟着一股前所未有的声势。2003年5月31日，在德国大报《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谈的是伊拉克战争之后的欧洲再生。与德里达共同署名发表的这篇文章，也在《解放报》发表了法文的版本。同一天，哈贝马斯的朋友，美国知识分子罗蒂，在德国另一家大报，《法兰克福汇报》的主要竞争对手《南德意志报》上发表了响应的文章。此外还有阿道夫·穆希格在瑞士的《新苏黎世报》，翁贝托·艾柯在《共和报》，吉亚尼·瓦蒂莫在《邮报》，以及费尔南多·萨瓦特在《国家报》，也分别发表大作，这些文章各自独立，唯一与哈贝马斯、德里达有所关联的就是一个共同的主题：伊拉克战争如号角，唤起一个欧洲国的共识，所有的作者（艾柯可能算是例外）全都明白表达了反对美国的立场。这些知识分子站出来，同民间发动起来的反美运动站上了同一条阵线，而民间的运动不仅创造了欧洲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而且使得2002年9月在德国国会选举中险胜的施罗德获得了强大的后盾。在那场选举中，施罗德高举反美大旗，抨击“美国人开出来的条件”，向支持他的选民承诺，绝不会让那些条件在德国实现。美国之为一个负面的实体，在欧洲的政治中显然已经变成了一种有力的、正当的动因。

很明显地，哈贝马斯的创举明显排除了英国、斯堪的纳维亚、荷兰以及东欧的知识分子。的确，只要略读就不难看出，哈贝马斯与德里达在文章中所表达的“欧洲”观点，主要是在促成一个以法国与德国为主的核心，带领欧洲摆脱美国的影响。哈贝马斯公开提出一个“前卫”的“核心欧洲”。该文不仅未采纳别的方案，忽略了东欧长达五十年共产党统治的经验，更值得注意的是，该文通篇以德国为中心，却又特别强调作者作为一个世界公民的诚意。在文章中，他唯一提到的政治家只有德国外交部长菲舍尔。更重要的是，有关所谓的霸权，他的整个论点一面倒地以欧洲的价值为依归，摆明了要凸显对手美国的缺点。这方面的配方包括对市场持怀疑态度，接纳国家为主要的社会角色，对科技持谨慎的态度，以及在公共生活中排除任何宗教成分的世俗主义。至少自1945年以来，在论辩美国与美国主义时，所有这些所谓的欧洲特质，一直都是欧洲论点的主要成分，之前我们谈到的韦德里纳如此，许多欧洲的知识分子以前也提出来过。

但是，哈贝马斯以此为出发点未免奇怪。毕竟，在德国战后的知识分子当中，就属他最推崇波恩共和，认为其最了不起的成就即毫无保留地接受整个西方，包括文化的、社会的与政治的。而且很显然地，任何在当时听过他谈话的人都知道，对他来说，西方不仅包括美国在内，而且是特指美国。对他来说，今天欧洲将美国“另类化”其实是别有用意，也就是要强调一种与“真正的”美国的密切关系，问题是，那个美国似乎已经迷了路。因此，照哈贝马斯这种自由派标准的偏见来说，新欧洲虽然是个“非美国”，却是如假包换的“原美国”。

到头来，欧洲人有关美国的辩论以及各种对美国的看法，实际上跟那个“真正存在的美国”并没有太大的瓜葛，却与欧洲本身关系密切。今天我们在这里所分析的趋势走向，严格说来距离大势底定还远得很，因为，欧洲如何甚至能否发展成为一个更为团结的实体也同样还没有确定。但有一件事情倒是有其意义：柏林墙倒塌了，苏联对半个欧洲的统治瓦解了，却没有一个人说要把那个日子当成欧洲的生日。所有这些历史性的大事件，都不曾产生2003年2月15日的那种民气；的确，1989年到1990年间，当柏林人在街头跳舞的时候，伦敦人与巴黎人却躲在屋里伤脑筋。另一方面，当华沙与布拉格在庆祝铁幕崩塌时，欧洲西边也没有人涌入公共广场表达支持之意。斯特劳斯—卡恩、哈贝马斯还有其他人，辩称这一天将会被视为欧洲的诞生日，他们是否是对的仍然有待时间证明。但有一件事却是很清楚的：这个充满潜力的大日子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象征性，为知识分子搭起了舞台的，恐怕还是长期以来对美国的爱恨交集，以及欧洲始终对美国怀有成见而致之。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实体──尤其是在发展的阶段──只有在跟其他实体的对抗中自我定位，才能获得自我意识与自觉。民族主义之升起，来自于外有敌国。随着“欧洲”这个实体已提上议程，为了这个新实体的建立，反美主义或许正好可以拿来充当凝结剂。至于要拿什么东西将瑞士人与希腊人或西班牙人与芬兰人结合起来──尤其重要的是感情与认同的层面──虽然还不清楚，但他们好歹都具备了一种共同的向心力：大家都不是美国人。更何况，不是美国人这件事最近在欧洲引发的政治动能可说是后劲十足，在这种情况下，势必又加强了作为一个欧洲人的意义。除了精英阶层的敌意与厌恶，反美主义在欧洲总算也在大众阶层成为一股实实在在的政治力量了，至少自1776年7月5日以来，这还是破天荒的头一遭。

──此文特应本书编者之邀而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