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与弱，在一个举世危疑的社会

Power and Weakness in a World Risk Society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1944年生，慕尼黑大学社会学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百周年庆客座教授，担任《社会世界》（Soziale Welt）主编，同时亦为德国国家科学基金会（German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主席。

Ⅰ

仅仅十五个配备地毯刀的自杀炸弹客，就让一个世界霸权国家将自己想象成了待宰的羔羊。然而，在恐怖与恐怖主义之间、灾难与危险之间、局部的暗杀与全球性的恐慌之间作出区分是很重要的。整个世界，各种行业都崩溃了（航空、观光、股市、保险公司）。因此，涉嫌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与政府（“邪恶轴心”），都成了潜在的军事干预目标。国际法变成了废纸。同盟瓦解，准备另起炉灶吧。已经文明了不记得有多少个岁月的社会，一下子变成了惊弓之鸟，连什么是正常的害怕、什么是变态的恐惧都分不清楚了。为了预防危险，基本的民主权利也可以牺牲掉。总而言之，击垮社会结构的并非物质上的破坏，而是恐怖主义的政治爆炸性经由媒体提升到了一个全球性威胁的高度。恐怖主义是不会因为其恐怖暗杀而获胜的，但当我们认为恐怖主义的威胁足以把以信任为基础的文明世界给搞垮时，恐怖主义也就胜利了。总之，在这样一个举世危疑的社会，根据社会学理论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如此说来，恐怖主义显然已经侵蚀了国际政治的基础。有人说，未来的同盟不再是建立在昨天的集团与组织上，而是为了因应明天的迫切问题而产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经过时了吗？这个同盟为了要让自己重生，就必须承担世界警察的角色吗？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既是相互对立又是相互联系的；恐怖主义威胁改写了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地图。用分类学的术语来说，这意味着一个（熟悉的）国际安全政策正转变成为一个（陌生的）后国际危机政策。

这种形式上的改变，跟第一次现代化与第二次现代化之间的差异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民族国家正统的高度现代化，自有一套清晰明白的政策与秩序逻辑，时至今日，亦即自冷战结束以来，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一套逻辑过去不仅在民族与国家之间拉出区分的界线，在人、物以及功能性的与实务性的领域之间亦然，并且按照这种方式（至少是按照期望）毫不含糊地作出裁判、竞争与责任的制度性分配。然而，到了今天却是以下的情形在当道：彻底现代化所造成的副作用在整个公共世界中反应出来，已经对新的国际威胁产生了一种警觉。全球化以及这些对文明构成威胁的不可预测性，使得第一次现代化的主要区别与基本制度都为之消失。原来那些可以辨识的威胁（帝国的、地缘战略的、意识形态的、民族国家的强权政治与经济利益），现在都被新的逻辑取代，没有界限的危机与危险（跨国恐怖主义、气候灾难、水源争夺、移民潮、艾滋病、基因改造食品的风险、疯牛病，以及可以瘫痪民间与军事通讯网络的计算机病毒等等）全都很难辨识。以前，相关的知识与相对的可预测性我们都了然于胸；现在，我们所碰到的却是（熟悉的）无知（甚至是陌生的无知），以及相对的不可预测性。以前，需要国家主权；现在，不要国家主权。以前，预防的逻辑是威慑；现在，预防的逻辑是国家间的与后国家的合作。总之，这意味着全球性的冲突事关“普世主义制度化”的形式与内涵，也就是说，在全球与地方，政府角色与非政府角色之间已经开始持久性的合作，包括民间社会团体与网络、大公司、国际组织、联合国、教会等等。当然，这绝不是说所有的界线与区分都模糊了、相混了，反而应该是另一种情形才对，亦即所谓的区分推动决策（demarcation forces decision）。越是要加以区分，就要作出越多的强制决策，临时性的界线设立越多，区分政策就越持久，因区分引起的争端也越持久。所有的参与者──政府以及国际组织、政党、民间社会运动──都必须在这一跨国的角力场中重新定位自己，以便分派责任与费用，拟定目标，找出整合之道，并预想一个共同世界的未来，而所有这些都是激烈的排斥与冲突所促成的结果。然而，最重要的是，对于世界整个范围内的权力、统治与暴力有了新的了解，将可以具体归纳出区分与危险。这就是后国际风险政策所指的内容。

Ⅱ

美国与欧洲之所以有所分歧，完全在于他们对危险的认知迥然不同。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画面，已经把恐怖主义的全球性威胁深深镌刻在美国人的世界观里。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就是对这种全球性的危险宣战。“9·11”前后核恐怖主义对人类所构成的新威胁，使得人们对安全的看法完全改观，至少美国人就是如此，至于欧洲人，对于人类的这种新威胁，则视之为一种美国式的歇斯底里。按照美国的意思，“9·11”之前，只要照法国、德国、俄国、中国与其他国家所要求的去做也就足够了，亦即萨达姆的武装只要逐步予以解除即可。但在“9·11”之后，如果还是保持这种心态，就不免过于大意而且不负责任，因为，像萨达姆这种“邪恶的”独裁者（或离心国家），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如果将化学、生物或核武器转交给了自杀炸弹客，则后果不堪设想，势必要采取军事行动。随着这样的一种观点，不可避免地浮现一幅景象：一个去国家化，几乎整个社会为之分解的时代来临了，在这个时代中，最迫切的问题则是视死如归的自杀炸弹客正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对美国人来说，恐怖的乃是恐怖主义的出现，而对欧洲人来说，战争才是真正的恐怖。的确，想用战争的恐怖驱散恐怖主义的恐怖，而又要不让人联想到《启示录》中世界末日的永恒之战，还真是令人难以理解。

搁下这种跨大西洋的分歧不说，倒是有一个极为显著的比喻值得一谈：正如反对核能发电的人所认为的，核辐射微粒的危险就算是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一旦发生却已经噬脐莫及，因此，就原则来说，如同反对核能的和平用途，许多美国人也已经认定，恐怖分子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就算是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一旦使用也同样是噬脐莫及，因此，干脆就入侵伊拉克（良心可是清醒得很）。

反对核能的人以“更高度紧急状况”为名，不惜冲撞法律（例如阻挡原子废料的运输），同样地，美国政府为了要使人类免于恐怖分子使用核生物武器的威胁，也属“更高度紧急状况”，不惜跳过安理会并破坏国际法。当然，两者的差别其实极大：以反核能运动来说，鼓吹停止使用核能源的预防理念，采取的是和平手段。而预防恐怖主义威胁的理念却是鼓励军事入侵其他国家。但不论怎么说，两个预防威胁的运动却有着一项共同点。在绿色和平组织的眼里，一如在布什政府的眼里，为了预防一项对人类的威胁，破坏国际法与国内法都是正当的。

美国人扮演世界的拯救者，但是，谁又来将我们从他们眼里炯炯的激情中解放出来呢？说穿了，对恐怖主义的疑虑，徒然让世界超级强国随心所欲，随他们塑造敌人的形象，为自己找理由，到处在别的国家动用军事力量保护自己“国土安全”。

尽管不像罗伯特·卡根所说的，美国人与欧洲人是分别生活在火星与金星上，但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倒是真的。绝大多数美国人深信不疑的是，恐怖主义的核生化武器威胁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只要是欧洲人，几乎也都相信，人类其实另有威胁，只不过，这些威胁对美国人来说，却是“假设的”，是“庸人自扰”，譬如说气候灾难的威胁、所谓“科学怪人食物”的基因改造食品等等。社会科学有关威胁的研究告诉我们，威胁之所以会成真，是因为它们存在于观看者的眼中。真实的危险与看到的危险是不容易区别的。说得更明白一点，威胁的“真实性”是脱离不了文化的理解与评价的。一项威胁，其“客观性”其实是存在于或来自于自己相信它是威胁。

无论是核能源威胁还是核恐怖威胁，其“客观性”都必须诉诸于全球性的公开讨论，并通过全球的信息与符号铭刻在人心与人脑中。不管是谁，对某一种特定的威胁深信不疑，这在一个生活于不同世界又无法认同其信念的人眼中，难免会认为是歇斯底里。导致西方盟国内部分裂的鸿沟，有可能威胁到北约组织的完整，并从根本上改变欧洲联盟，而追究起这种分歧的根源，竟然只是对于威胁的认知不同，有人认为确有其事，另外的人却认为是小题大作，是病态，是和科学唱反调。

Ⅲ

“9·11”其实可以说是军事概念的切尔诺贝利。“扩建军力等于安全”，这个等式已经不再能够成立。威胁与危险并不是第二次现代化的明显特征；还不如说，我们随时随处都要跟它们打照面。随着恐怖分子在这个举世危疑的社会中进进出出，一种崭新的东西进入了今天的世界，即使是最强的国家，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面对无可名状、无法预测、无从控制的暴力来源发动攻击时，几乎可以说是无从招架。其结果是，当今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国家理论的两个前提失效了：最强者不再能够抵挡最弱者的攻击。的确，国家看待自己不免也要打上一个问号了，因为国家抵抗侵略的正统方法已经不再有效。即使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先进、最无懈可击的军事大国，面对恐怖攻击时，威慑原则与敌人自外而来的想法都派不上用场（对受到攻击的社会来说，敌人是同时既在其内又在其外的），几乎无异于反战主义者的无能为力。这个世界大国纵使可以用军事力量征服世界最遥远的角落，但却无法恢复由国家所行使的控制，反而只会增加其脆弱性。“被征服的”伊拉克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由于不明当地的风土人情，士兵在陌生的环境中摸索，变成了恐怖分子攻击的靶子。正是这种情形使一切为之改观：高度先进国家有制度、有规模的军事力量，碰到恐怖攻击时却一筹莫展。也就是说，把国家的力量建筑在军事力量上，使其固若金汤──军事力量越强，就越不容易受到攻击──这种现代国家的基本模式，在这个举世危疑的社会中，如今已经不堪一击。人民与文化都总是被妄想的恐惧所支配着。对（无所不包的）国家权力来说，在一个举世危疑的社会与时代中，也可以说是历史上的新奇事了。

撇开国力的强大不论，国家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足以应付这种新的危险呢？到头来，还是只有一条路可走。要斩断这种新的危险，仍然只有诉诸老法子旧手段。也就是说，要治疗美国的担惊受怕，还是要用既有的军事力量才能见效。这意味着，要打这场对抗恐怖主义的战争，就必须把它当做是在跟邪恶的小国打一场战争。因此，卡根的诊断是错的；在美国与欧洲之间并没有什么填补不了的鸿沟，相反地，而是有一种新的、不曾明说的共同点在形成。亦即双方都贬低了恐怖袭击的“新奇性”，尽管各自的原因并不相同。美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总以为，对抗恐怖主义的“战争”，如果既要有效又不致产生反效果，就不能把它当成一场对国家的战争。至于欧洲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它在军事上采取自我节制的政策，对于本身的脆弱有自知之明，如果承认了恐怖袭击的新奇性，那么，就连这种内在的平衡也将为之丧失。

Ⅳ

新现实主义及其在军事上的孤立主义，还有另外一个与生俱来的缺陷：他们认为，暴力制造了正当性与合法性，但他们却无法看清一种现象，亦即在一个举世危疑的社会中，暴力的合法来源已经从国家体系转移到全球体系。一方面，向威胁到文明的行为展开战斗变成了全球合法统治的基础，换句话说，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讲的以民族国家为架构的合法统治来源，在全球性威胁的年代，向统治者展开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战斗，其权力与统治运作的合法化已经不再是国家的而是跨国的。拜这种发展所赐，受惠最多的是倡议团体，他们谴责童工，争取跨国劳工权益；当然，大公司也在其列，在生产的生态标准上，他们予取予求；还有就是那些积极参与全球打击恐怖网络的国家，以及积极反对侵犯人权与种族屠杀的国家。

另一方面，在国际关系中，“法治”也产生了一种改革性的全球效应。关于这一点，不妨以人权制度为例。由于对个人人权与自由的理解已经改变，以及新制度的产生，人道主义法在扩大解释与合法性的建立上已经取得诠释的权力，亦即在时空上均有更大的表态空间。人权的主张已经颠覆了国家法旧有的领土逻辑；譬如，人道法的效力不再只限于战争时期，相反地，如今已经可以普遍地适用于国家主权范围内的国内冲突──也就是说也可以用在和平时期，同时也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国界。所有这些成果都可见于新的条约、制度、管理与审判，包括国际法庭。换句话说，跨国动用军事力量的合法性不再是军事力量的必然产物，而是有赖于遵守与其密切关联新出现的全球性法律原则与程序。换个不同的方式来说，在一个举世危疑的社会，全球性的政治权力不再是来自军事的力量（亦即军事优势越大，政治权力就越大的公式）；真正的关键是，任何军事力量唯有自愿将其自身交付给全球性的法律体系并与之结合，才能够产生政治的权力。

不管是谁反其道而行，像美国那样企图用自己的观点处理全球性问题（恐怖主义、裁军问题、气候灾难等等），都会因为牵一发动全身而陷入全球性的风险当中。用国家的力量对抗国际恐怖主义──关闭边界、检查港口、加强空中安保、订定新的“国土安全”──根本不够，在问题的因果不再听任国家摆布的时代，所代表的最多只是国家的“幻觉—反应”而已。不论任何问题，譬如恐怖主义，如果发生在国境以外，却还是同样以现行的国家策略来对付──也就是说拒绝其他国家共同解决的合作诉求──这种做法其实未见其强，徒然只见其不足而已。换句话说，在一个举世危疑的社会，军事力量很容易变成一种弱点，因为，其非但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会增加了问题。

因此，世界力的释放已经为竞技场引进了第二种世界力：公众的力量。就连欧洲亲美政府的“誓师”都是犯了违反民意之大不韪。美国的绝对强势可以倚仗武器，却不能倚仗舆论、信念与共识。这已经说明它的存在只是一种破坏的、自我裂解的力量，甚至在亲美的社会与政府中也只会引起阻力，抗拒美国的兴风作浪。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秉持着早期的普世现实主义，美国建立了世界的法律体系，如今眼看着却要土崩瓦解，这种阻力也就更进一步地增强。伴随着美国的再国家化（re‐nationalization），还有美国的悍然拒绝遵守《京都议定书》、藐视国际刑事法庭，以及拒绝承认《世界生物武器协议》。所有这些法律的基础都具有双重的目的：减少人类本身对文明所制造的威胁，以及在霸权的“犯罪者”与“受害者”之间，确保一个互动体系的平衡。

Ⅴ

新现实主义误判了新的权力模式；这种权力并非建立在军事力量上，而是一种合作的艺术，也是运用新的非军事力量所取得的合法权力。原则上对国家形成威胁的有两个方面：国家与国际之间的界线将消失，但同时也会使权力关系的不对称相对化。面对这种威胁，即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将束手无策。单边的作为不是无效就是产生反效果。国家若要保存或增加自己的力量，就必须做到，其一，合作；其二，通过谈判订定国际法规并成立相对应的国际组织。换句话说，国家若要生存就必须合作。然而，持续的合作将会改变国家自我定位的本质，其存在的自我中心主义与力量的扩充自会推动其融解与自我转化。换个不同的说法，使国家利益得以最大化的不是敌对而是合作。追求国家的利益，有一条路是自毁（国家孤立主义），另一条则是权力最大化（普世现实主义）。

在一个举世危疑的社会，需要多方理解国家权力；军事之于国家权力虽然仍是重要的因素，但不再拥有唯我独尊决定一切的重要性。仅仅如约瑟夫·奈（Joseph S.Nye）所说，在国家权力的不同面向──军事力、经济力、社会力、跨国义务以及道德力──亦即在“硬权力”与“软权力”之间作出区分是不够的。光是这样做，这些个别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互动的限制以及内在的矛盾毕竟无法完全显露出来；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区分并未触及一个决定性的问题，亦即：什么才是合法性的基础，以及随之而来的，什么才是全球权力的稳定要素？而我们公开处理文明的威胁与全球的法治化，所采取的方式对于军事力量的使用又具有什么意义？

因此，在一个举世危疑的社会中，如果想要了解美国与欧洲之间确实的权力关系，卡根的“强与弱”就必须换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世界秩序之复杂，绝非强与弱之分──强归于美国，弱归于欧洲──就可以清楚地概括得了的。更贴近一点看就可以发现，两者都是既强又弱的；美国虽然拥有军事实力，但却缺乏道德与合法性的力量；欧洲在军事上虽弱，但在道德与法律上却拥有合法性的力量。大西洋此岸与彼岸这种强与弱的组合，是无法轻易加以扭转的；在军事上，欧洲想要在可预见的未来赶上美国，乃是不可能的，同样地，尤其是在伊拉克战争造成严重的政治伤害之后，美国想要在合法性的权威上补足其在全世界的赤字，显然也是不可能的任务。这种情形或许可以──这也正是关键之所在──作为跨大西洋新分工的基础，一项跨大西洋的新计划：美国迫切需要盟邦协助，以建立一个可行的国际秩序。反之，在可预见的未来，欧洲若要实现一个心向往之的世界秩序，也唯有美国才能提供切合实际的机会。

在战略思想上捉襟见肘，已经证明了欧洲的阿喀琉斯之踵。今天，处身于危机与冲突之中，欧洲连帮助自己自我定位的规划都付之阙如。关于这方面的规划，需要进行跨大西洋及近东的讨论，议题则应纳入高加索地区与东南亚的种族排挤、克什米尔的冲突与非洲的裂解。唯有欧洲成功地发展一套世界政治思维，才足以在塑造世界上承担一个主要的角色。换句话说，欧洲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对自己能为普世利益作出什么贡献先要有一套理性的计算。欧洲必须先克服只顾自己的倾向，转变成一个具有普世观的欧洲。

──此文特应本书编者之邀而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