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民主的去中心化

De‐centering the Project of Global Democracy

艾利斯·马瑞恩·杨（Iris Marion Young）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女性主义、正义理论政治哲学家，也是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2006年去世。其作品《像女孩那样丢球：论女性身体经验》有中文译本。近作为《包容与民主》（Inclusion and Democra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在一篇与德里达共同署名，发表于2003年5月31日《法兰克福汇报》的重要文章中，哈贝马斯呼吁欧洲国家与公民采取共同的外交政策，以制衡美国的霸权力量，并认为，面对这一霸权力量，欧洲应该形成一种共同的政治认同，一种追求全球性普世民主理想的认同。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美国与英国似乎将无限期占领伊拉克，而美国又在威胁其他国家之际，能有这些心怀天下的哲学家挺身而出，发出公共责任的呼声，的确令人敬佩。呼吁欧洲在评估自身利益与世界利益时，应该更有自己的立场，我举双手赞成，同时也同意，欧洲若能联合起来采取不同的立场，或将可以杀一杀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的骄气。但是，我也不免有所疑虑，该文中所讲的普世，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从世界其他地方的观点，特别是南半球的角度来看，这些哲学家的呼吁似乎更像是一种欧洲的再核心化，而不是在唤起一种更为包容的全球民主。

哈贝马斯开宗明义指出，2003年2月15日是一个历史性的大日子，可能会因为“象征一个欧洲公共领域的诞生而名垂青史”。他强调，那一天，数百万人在全欧洲的城市，包括伦敦、罗马、马德里、巴塞罗纳、柏林与巴黎，抗议伊拉克战争，这些示威声气相通、举世同步，预示着一个欧洲的公共领域出现了。

但是，这种解读显然扭曲了这一历史性的事实。同样是那个周末，在其他各大洲也有群众示威──悉尼、东京、首尔、马尼拉、温哥华、多伦多、墨西哥市、特古西加尔巴、圣保罗、拉各斯、约翰内斯堡、内罗毕、特拉维夫、开罗、伊斯坦布尔、华沙、莫斯科，以及数百个其他城市，甚至包括美国在内。据我所知，这些举世同步的示威是世界社会论坛2003年1月在巴西波尔图·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举行第三次会议时所决定的计划。因此，这些举世同步的示威不如说是象征着一个全球公共领域的出现，其核心是放在南半球，欧洲公众只不过是共襄盛举而已。

这些哲学家的呼吁暗示，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针对美国之视国际法如无物，为了伸张国际法以推动和平与公义，欧洲有其责无旁贷的特殊责任。欧洲应该扮演“火车头”的角色，带动世界公民追求他们的普世民主。通过联合国的国际组织、经济峰会如八大工业国会议，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欧洲的核心国家应该“发挥（他们的）影响力，打造未来全球内政的设计图”。

欧洲的确应该发挥其影响力，特别是在这个时候，美国正大张旗鼓，想要践踏甚至割裂上半个世纪所编织出来的国际政治关系。但是，说到要利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经济峰会这类公共论坛，我不免会想，这根本无异于召集北半球彼此政治竞争的工业先进国家开会。这样一想，世界大部分人所看到的，岂不就只是北美与欧洲的竞争对手在辩论，其他国家最多选一边加入客串讨论而已。而从世界大部分人的角度来看，欧洲之与美国对垒就只能算是家庭里面的兄弟争执了。对抗美国的霸权既然是为所当为，为什么不在一开始时就把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以及欧洲的力量都算在内呢？

哈贝马斯表示，欧洲既要担当普世民主列车的火车头任务，欧洲人就必须形成一种更强烈的欧洲认同感，超越国家认同的父权主义。他说，许许多多源自于欧洲的制度与价值，譬如基督教、资本主义、科学、民主与人权，都已经扩散到欧洲以外的地区。而且欧洲社会已经应对过现代化、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扩张所产生的问题，正可以从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所采取的明确反思方式中撷取精华，找到一种适合于今天的欧洲认同。解决因资本主义所产生的不平等，欧洲人已经在福利国家中找到了方案，面对全球化巨大的经济改变压力，欧洲国家也有心维持福利的标准。更何况，欧洲人已经组成了欧洲联盟，扬弃了具有侵略性危险的民族主义。所有这些成就都可以也应该可以作为世界的模范。

但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其他的认同作为一种对照，所谓的欧洲认同是无法成立的。呼吁大家拥抱一个别具一格的认同，也就意味着要在自己人与外人之间建立一个新的区分。当然，哈贝马斯主要的考虑，是要有一个区别于美国的欧洲认同。“对我们来说，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公开祷告，而且把重大的政治决策跟神圣使命扯上关系，这样的一个总统，实在令人难以想象。”但是，在东边与南边的阴影下，却有另外一些另类，在一堆大男孩在游戏场内高声对骂时，挤在游戏场的边缘。还有欧洲里面的另类又该怎么办？父祖辈移民到欧洲大都市的那数百万亚裔与非裔的孩子，欧洲认同可以扩大到连他们也一并加以包容吗？跟许多美国人一样，许多欧洲人对于最近全球性冲突的反应是疏远那些认定自己是外国人的人。唤起欧洲认同的结果，对于内部的宽容与外部的亲善，当然也就免不了抑制的效应。在这一点上，我所担心的是，哈贝马斯反而会为欧洲重新烙上民族国家的印记，而不是超越它。

在《美国的创造》（The Invention of the Americas）中，恩里克·杜塞尔（Enrique Dussel，阿根廷神学家、思想家，强烈反对欧洲中心论，2003年去世。——译注）所讲的乃是现代性基于欧洲殖民计划史的老故事。(16)欧洲花了好几个世纪抵抗穆斯林，将他们向东驱赶，到了远东，发现了那些古老帝国的财富、力量与技术上的发明，才发觉自己其实是处在世界的边缘。杜塞尔强调，于是欧洲人的想象力创造了美国，藉此将自己放回到中心的地位。今天，这些哲学家的诉求是否有点像是要将欧洲再度放回到中心去的味道呢？在美国的力量与全球共同的利益之间，欧洲要让自己站在中间，左手压制前者，右手领导后者。我完全同意，美国的霸权应该加以抵制与抗衡，近几个月来已经显示，欧洲人民与欧洲国家联合起来的抵制产生了可观的均势。然而，欧洲进行这一对抗，不能也不应该是为了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而应该是与他们并肩作战。

共同欧洲外交政策的诉求，碰到欧洲国家与南半球的关系时就走不通了，因为，欧洲过去帝国主义的印象仍在。一百年前，欧洲大国经历了帝国强权的“盛开”，但其力量却从此没落，欧洲又经历了帝国的“失落”。哈贝马斯说，这种没落的经验让欧洲人学会反思。“从失败的角度，可以让他们学会去省察自己过去那种有问题的胜利者角色，并为以前那种强迫别人彻底现代化的暴力过程负起责任。”

在这样的反省中，我听到了哈贝马斯鼓励他的群众发挥想象力，采取那些过去被殖民的另类的角度，并学会从那个角度去看欧洲与欧洲人。能够这样身体力行，当然好过什么都自以为是，什么都只顾自己──美国与许多美国人在别人的印象中正是如此。但是，跟南边与东边的国家与人民站在平等的基础上，开诚布公地进行讨论，让他们告诉欧洲人（与美国人）一些事情，就他们的偏见与责任讲一些他们可能不想听的话，那样不是更好吗？在欧洲已经加入的论坛中，能负责的又在哪里？

说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是一种“强迫别人彻底现代化的过程”，听其来似乎是在说，欧洲所领导的普世主义与启蒙运动，本来是要建立人权、法治与扩大生产力的原则，殖民主义只不过是一项不幸的副产品罢了。但事实上，殖民主义不仅是现代化一个邪恶的过程，而且根本就是一个奴役与剥削劳力的体系。当有人呼吁欧洲国家与人民负责地表示忏悔与补偿时，在他们的响应中看得到什么征兆吗？

作为一个美国人，我自己，还有跟我一样的人，都觉得自己有极大的责任去抵制美国政府的一意孤行，并力促其改弦更张。至于欧洲国家的公民，对于他们国家与欧盟的政策，则有他们自己份内的责任。与其把欧洲重新放回到全球政治核心角色的地位，目前该做的，套用迪普希·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印度思想家，为当代解构欧洲殖民主义的著名学者。——译注）的用语，还不如把欧洲地方化（还要加上美国）。(17)来自全球各地的人民，特别是在由美国与欧洲所主导的重大程序中遭到过排除并被宰制的人民，都必须享有平等的地位，承认个别的特殊性，坐下来共谋全球问题的解决。

由欧洲发挥影响力，对抗目前美国外交政策危险的单边主义冒进，哈贝马斯所建议的论坛全都只会有利于北方而不利于南方。联合国安理会的架构就只有利于五个常任理事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制度给富有国家的权力与影响力，就远大于贫穷国家。巨额负债与这些国际组织借预算责任与金融市场稳定之名所强加的个体经济强制，已经使得南半球的无数人民苦不堪言。普世民主的大业难道不应该提出改革或废除这些组织的问题吗？

全球性的不平等并非只是殖民主义的余毒，持续运作的结构性过程造成特权者与一无所有者之间那道鸿沟日益加宽也有责任。虽然最贫穷的国家也有富人，富裕的国家也有穷人，但绝大多数过着优裕生活的人则是住在北美与欧洲。无疑地，在匡正这种不平等方面，欧洲确实做得比美国要好。即使如此，欧洲在这方面的付出还是低得可怜，而且跟美国一样，自1990年以来每况愈下。

富裕、社会的安定、消费的能力、发展良好的基础建设、充裕政府活动的强大财政力量与充实的文化，这些特权还使欧洲的国家与人民可以站在领导的地位，强化国际法，和平解决冲突，并组织全球再分配的机制。当然，他们必须运用影响力，使美国与美国人民感受到压力与惭愧，鼓励他们加入这项大业。然而，在大权在握对贫穷负有责任以及能够提供比较落后地区实质影响力的会议桌上，只要世界上还有许多民族无法取得有影响力的席位，我们也就不足以说普世的民主。2003年2月15日那个周末所象征的全球公共领域，之前就已经存在，并持续地存在着。许多欧洲与北美洲参与全球公民社会的人，莫不殷切期待来自巴西、肯尼亚或斯里兰卡的有志之士提供洞见与领导。一个民主的欧洲外交政策，将越过一个空洞的核心，听闻一个平等世界中所发出来的各种声音与南方之音。

──《法兰克福评论报》（Frank furter Rundschau）2003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