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康德，今有哈贝马斯：从波兰观点看“核心欧洲”

First Kant，Now Habermas：A Polish Perspective on‘Core Europe’

亚当·柯兹明斯基（Adam Krzeminski）

波兰杂志《政治》（Polityka）的发行人。

自从哈贝马斯与西欧其他知识分子摆出所谓“旧”核心欧洲“前卫”的姿态，站出来推动反战运动反对美国以来，批评的声浪不止，这一篇特别用心的回应则是来自属于“新”欧洲的波兰。

所谓东边“较年轻的”欧洲，出现在欧洲文明史上为期不过一千年多一点，自从启蒙时代以来，不是在西方意识中被抹煞，就是沦为欧洲帝国予取予求的地位。只有到了今天，才通过全民投票接受其加入卡洛林欧洲（Carolingian Europe，公元8世纪时，卡洛林王朝统治法兰克王国，后来查理曼大帝崛起，扩充为神圣罗马帝国，统治范围以今之西欧为主；卡洛林欧洲即指西欧。——译注），但也正是这个卡洛林欧洲，曾经使用武力阻止它长达半个世纪之久。《雅尔塔协议》签署的结果，西欧可以安全地在美国的保护下生活，而东欧与中欧则屈服于苏联与俄国的专制统治之下。

当然，今天的成员国地位，其道德的正当性是来自于“丝绒革命”（Velvetrevolution，指东欧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民主运动，发源地在捷克。——译注），这件大事的基础则是20世纪70年代的缓和政治与里根的对抗战略，再加上戈尔巴乔夫自上而下发动的“重建”，以及民权运动从下往上制造的压力。在东边这一边──华沙、布达佩斯、布拉格、莱比锡与维尔纽斯──历史风向的改变，其强度犹胜过巴黎、法兰克福、苏黎世或马德里。在东欧与中欧“人民之秋”之后，西欧没有一个人是乐见的。在巴黎或伦敦，确实有不少人为了德国的统一而老大不高兴，又害怕穷人潮会西向而来。甚至事隔十四年，在“核心欧洲”，明显地没有什么人是为欧盟的向东扩张感到高兴的。在“欧盟民调”中，同意的水平在法国、德国或奥地利下降之迅速，一如在新成员国中的上升。

美国一开始就是以民主建国，欧洲却似乎还维持着它的封建架构。好几个世纪过去了，欧洲还是以老大的心态在行事。即使是今天，害怕蛮族终究还是占领了欧盟的外墙，西方的经济与精神战士纷纷打算退到“核心欧洲”的内城去，或许还在指望天使大军的解救。政治上，他们想要留在自己人当中以“前卫”自居；经济上，他们想要紧缩马斯特里赫特的欧元区标准，好让贫穷国家不得其门而入。最后，还搬出有关欧洲精神的哲学辩论，存心就是要排除后者。哈贝马斯原谅了西班牙与意大利亲美的不忠，只因为他们始终都是西边的一部分；但他却不原谅波兰与匈牙利。魔戒的主人说，他们从来不属于欧洲的内圈。他们需要谦卑地在外面等候，穿着褴褛的悔罪袍，直到大门为他们打开为止。

调侃、讥讽、嘲笑

在跟西边的伟大心灵辩论中，绝大部分的中欧人与东欧人，都学彼得·艾斯特哈兹（Péter Esterházy），用调侃武装自己，要不然就学安德捷耶夫·斯塔斯伍克（Andrzej Stasiuk）用嘲笑的方式。如果他们像兹日斯拉夫·克拉斯诺德布斯基（Zdzislaw Krasnodbski）那样想要根据原理原则来辩论，穿上美国新保守派的宽袍，那就会赢个满堂倒彩。波兰的现实不同。尽管波兰人信的是天主教，他们的作风却是反神职的；他们绝不会像乔治·布什那样身体力行权力的弥赛亚主义。他们一下子把票投给左派，一下子又投给右派，但大部分时间还是投给中间派，却绝不支持倒戈派。教宗质疑欧盟成员国的资格，他们同意，他质疑伊拉克战争，他们却不同意，关于后者，他们宁可务实以对。在2003年2月15日，哈贝马斯宣布为西欧公众诞生的那个大日子，支持那场战争的波兰人占4%，而走上街头反对的却还不到四千人。至于其余的人则接受现实，一方面跟世界上唯一的法律监护人站在同一边，反正他心甘情愿而且有能力做，另一方面则只问自己的利益，因为战争的本身并不是目的，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手段在延续的政治。为了和平而放下一切不管，只会成为和平的笑话而已。

从自己的历史里面，波兰人早就了解这些道理。他们养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前那些殖民大国的军事心态。足足一百五十年，从1795年军事上抗俄、政治上反瓜分的科修斯科反抗（Ko‐sciusko Rebellion），到1944年军事上抗德、政治上反斯大林的华沙反抗，波兰志愿军的军事行动都只是一个政治符号：波兰仍然存在。这也就是那些波兰军团存在的意义，1797年站在拿破仑的一边参战是如此，1914年志愿军在约瑟夫·毕苏斯基（Józef Pil‐sudski）的指挥下，站在中央列强的一边，从克拉考（Krakou）开赴华沙亦然。全都是一种象征性的浪漫行为，但在政治上却有其意义，甚至结果都是成功的。虽然拿破仑的那一次只算是部分成功，问题毕竟是出在他出卖了波兰的后援部队，而毕苏斯基的那一次则大获全胜，亡国达一百二十三年的波兰甚至在四年之后复国。之所以如此，一言以蔽之，只因为波兰人民夹在列强中间，既不讨好此也不巴结彼，对那个“在政治上已经不再存在”的国家仍然抱着最卑微的希望，全体都尽一切的可能求其得以实现。

不信任感

这种历史诉求不是没有道理的。当阿道夫·穆希格赞扬“核心欧洲”学习瑞士公民自愿融合的模式时，应当也要看看别人才对，不仅应该强调中欧与东欧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联邦主义（波兰—立陶宛联邦在遭到俄罗斯、普鲁士与奥地利的蹂躏、切割与摧毁之前，毕竟存在了四百年），而且应该也不会忘记在那个地区已经发展了二百年的政治哲学。

在这次围绕着伊拉克战争的辩论中，康德的“永恒和平”不时被提到，而波兰人根本不信这一套是有它的道理的。康德的大作尽管杰出、高贵、立意良善，在波兰人看来，照样只是一种懦弱的表现。该书出版于1795年10月莱比锡博览会期间，就在此一个月前，波兰第三次被瓜分，意味着一个古老的国家就此被邻国彻底清除，而其中的主角正是普鲁士。在该书导言第五节有关世界和平体系的部分，康德隐约提到波兰问题，笔下小心翼翼：“任何国家不得以暴力介入他国的制度与政府。”但对腓特烈二世及其继任者的波兰政策，他却未挺身而出表达清楚的立场。他根本就是缩在自己的世界里，沉溺于自己推论的思想模式中。但又不完全如此；康德大可直接讲出来，就跟当时的许多普鲁士人一样，波兰这个国家与波兰的生活方式，在他看来，无非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的最佳例证：“直到最近，由于法律不再有强制力，波兰毫无节制的自由原则就是：谁拥有最大的力量谁就拥有最大的权力，这也已经变成一句格言。一个追求毫无节制的自由的民族，是不会自愿放弃它的。对他们来说，那种滋味太好了，以至于宁愿过一天算一天，也不能一天没有自由。这样的一个民族必须要施以强制教育。毫无节制的民族不加以管束就会傲慢、懒散，这样的自由尤其使他们目中无人。他们不爱劳动，因为没有力量强制他们，因此，在他们的眼里，劳动的人就是奴隶。”康德在他的《人类学讲义》（Lectures on Anthropology）中如是说。

不值一提……

波兰的文人也同样严苛地批评过自己，于是发动了一次改革。不幸的是，对康德来说根本不值一提。波兰大国会（Great Sejm）的改革（1788—1792）(15)，导致了1791年5月3日欧洲第一部成文宪法的诞生，1792年3月，康德颇为怀疑地写道：“从波兰人的作为当中，看不出来对未来有什么信心。”（《人类学讲义》1792年3月3日的片段）俄罗斯的干预（加上普鲁士的参与）明显违反了国际法，关于这一点，康德就不曾像其他人，譬如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明白交代。当反抗遭到镇压，波兰终于被扫得干干净净时，康德也写好了“永恒和平”的草稿，然而，对于明目张胆违反国际法的恶行却只字不提。此外，他也不相信波兰应该重建成为一个实体，在1798年的《学院的竞争》（The Contest of Faculties）中，他写道：“波兰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没有中产阶级，因此也就没有什么文化……因为，文化通常来自中产阶级。”按照德国的模式，这或许说得通，但难道能够一概适用吗？

因此，康德所表现的无非就是普鲁士人的想法，波兰人民受苦受难都是咎由自取。在“永恒和平”的理想状况下，干预别人的改革过程虽然不应该，但却可以强制“教育”一个“奇怪的国家”。对付毫无节制的自由可以允许使用暴力手段，对付毫无节制的专制政权难道就不行吗？

康德批波兰（没有）文化，反批回去会没完没了。把波兰—立陶宛共和国的被消灭视为是最后的裁判，认为波兰人谁都不能怪只能怪自己，在德国的思想家里面有这种想法的，康德，还要加上黑格尔，并不是最后的一个。对“勇敢”而“不幸”的波兰人寄予同情，以及19世纪那些“波兰歌曲”的廉价感伤，全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任何人想到的欧洲，至少是在德语文化中，是没有波兰这一号国家的。这只要看看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从世界史观点所做的观察”就可以得到证实。直到今天，在德国资产阶级的历史意识中，波兰看起来有三个时期：18世纪时遭到瓜分的血肉模糊期，这个时期谁都不能怪只能怪自己；19世纪与20世纪时尚未成为一个国家的渴望自由期；以及拜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欧洲“新灾难”与凡尔赛“假”和平之赐的受惠期。只有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1945年牺牲德国让波兰的领土向西移，以及波兰人的共产主义政权，才使德国知识分子以外的人真正注意到波兰。

故意不邀请波兰人、匈牙利人或捷克人参加有关欧洲精神的辩论，可能有一点教训的作用，但这还是有其传统的。信息再明确不过：我们，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与盎格鲁—萨克逊人，才是欧洲的精神驱动力。至于其他人，先得表现一下，看看他们是否够格属于这个群体。但是，不论他们够不够格，中欧与东欧都是会来的。事实上，他们已经登堂入室，而且将会攻克西方战士的高垒，但不是要将之夷为平地，而是要坐上他们的席位，在欧盟的圆桌上享受同等的权利。

──《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2003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