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再造：回应哈贝马斯

The Renewal of Europe：Response to Habermas

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

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

蒂莫西·加顿·阿什，牛津圣安东尼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近作为Free World：Why a Crisis of the West Reveals the Opportunity of Our Time。

拉尔夫·达伦多夫爵士，伦敦经济学院院长与牛津圣安东尼学院院长，亦为上议院议员，出版多本有关社会与政治议题的著作。

有人或许会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次戴高乐主义的复兴；只不过有两点不同：这一回，要回复的不是法国的光荣，而是“核心欧洲”的；还有就是，这一回无关政治领袖，而是一群知识分子，他们站出来，是要追求一种跟美国形成对比的欧洲认同。但是，哈贝马斯与德里达在街头为他们的大业找到了勇气──2003年2月15日，在欧洲各国首都，展现反战与反布什的“公众意志”──这一点倒是跟戴高乐相同的。

在他们的主张里，两位哲学家提到一位同样等级的同业，名叫伊曼努尔·康德。正如德里达在他的引言中所想，他们认为，“从这种精神来看，可以追溯到康德的传统，即使并不是完全一样”。而哈贝马斯则是以“康德派所向往的世界内政”作为文章的结尾。这等于也是在回应美国的新保守派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卡根在辩论美国的强大与欧洲的无能中，就希望把康德封为欧盟的哲人王。

康德对哲人王可没什么兴趣──“因为权力的拥有不可避免地会毁掉理性的自由运作”──但是，作为一个欧洲联盟的先驱思想家，他还真是当之无愧。是的，我们都是康德派！然而，在哈贝马斯与卡根──亦即那些知识界的欧洲戴高乐派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他们都在相互加强对方──相互加强之下所产生的康德画像上，我们几乎再也认不出那个启蒙时代的大思想家了。卡根写道：“欧洲人一脚踏出了霍布斯的无政府世界，走进了康德永恒和平的世界。”这位来自科尼斯堡的哲学家大概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居然有人将他一篇文章的题目“永恒的和平”（意指在坟墓中）拿来这样解读──顺便提一下，这个题目是他借用自一家荷兰酒店的招牌，颇有讽刺的意味。

其实，两位作者都把康德跟卢梭搞混了。康德这个人被打造得完全不同，是块比世外桃源不食人间烟火的梦想家更硬的木头。康德不仅知道权力的存在，而且感谢人性中“有暴戾，有善妒的虚荣心，不时挑起竞争，又有贪得无厌的欲望，想要拥有甚至控制”，唯有通过人的这种“不合群的群性”，也就是通过多样与分歧，通过对抗，人才能够跨出世外桃源的田园诗境，在那个诗境中，“在那种绝对和谐、简约与互爱的情境里，所有的天才刚萌芽就凋萎了”。

以天下为念

我们都是康德派。跟康德一样，我们都向往一个中产阶级的──彻底大同的──社会，普世依法而治，永远不完美，永远充满着冲突，但最重要的是开放。一个重生的欧洲能够为此作出极多的贡献，诚如美国为过去的两百多年一再所做的那样。

然而，这样的一个欧洲与哈贝马斯口中那个现在与未来的欧洲又有所不同。在他心目中的欧洲，不免让人想到1989年一个时代结束前的西德。没错，“20世纪极权统治的经验”加上“好战的过去”，以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但是，在欧洲，不论在哪里，宗教全都不涉政治吗？爱尔兰，怎么说？波兰，怎么说？即使在英国，甚至国会在开议之前岂不也是先做公开的祷告？更何况，“把民间社会从专制政权的管制中解放出来”，同样不只是一种英国的、意大利的或瑞士的现象。

欧洲的再造是必要的。但这绝不是用一种致力于非美或反美的欧洲自决来完成的。任何想要把欧洲与美国对立起来的企图，绝不会把欧洲统一起来，只会将之分裂。伊拉克危机的历史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2月15日的示威，按照哈贝马斯的解读，是欧洲人民对“那些效忠布什的声明”──由西班牙首相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José María Aznar）与布莱尔带头的八国元首──所作出的一致的回应。这种解读在三个方面作了误导。其一，示威事实上并非是在反弹《八国文件》；其二，该项文件──有说签署的政治家们是出于讨好，如哈维尔──主要是对西方价值与跨大西洋关系的肯定而非对布什的肯定；其三，这项文件的诞生是对法、德两国联合抵制联合国第二项解决方案的反弹。因此，这项“前卫核心欧洲”的行动并未团结欧洲而是使之分裂。

其实，欧洲再造的动力应该诉诸于结合欧洲与美国的启蒙──拿出成绩与说服力以赢得世界上更多的人民与国家。所向往康德式的世界内政可以看作是全球化积极的一面，在这方面，欧洲特别的作为与成就的确值得好好思考，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模范。我们姑且举少数几件事情为例。

2004年5月1日，欧洲联盟将包括二十五个国家。打破铁幕之后，足足十五个年头，或许太久了，梦想总算成真。绝大部分的欧洲国家，几个世纪以来彼此杀戮不休，将首次以相等的权利属于同一个和平的政治与经济共同体，这不仅在欧洲是有史以来所仅见，也是其他各大洲所无法做到的。因此，我们为什么不把将我们结合在一起的5月1日宣布为欧洲的生日，而要把它定在将我们分裂的2月15日呢？

欧洲另外一项重要的作为与未来的扩张有关，也就是1993年欧洲理事会在哥本哈根决议，为未来的成员国订下了政治的标准。“哥本哈根标准”要求，最重要的是稳定的民主制度、法治、尊重人权与保障少数。此外，还有关于市场经济的规定，包括中央银行的独立。以此欧盟乃超越了创始的条约，成为一个自由宪政的典范，这也是欧盟一贯要求未来要成为成员国必须要接受的。

诚如哈贝马斯所写的：“欧洲的福利国家也是可长久的模范。”事实上，福利国家的支出庞大，有能力负担得起的国家与没有能力的国家之间，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今天，包括中欧与东欧的成员国恐怕都要列入后者。此外，新西兰与加拿大（以及美国的某些州），比欧洲的某些国家更接近“欧洲的社会模范”。无论如何，说到运作良好的民主资本主义形式，欧洲的确发展得不错，尽管各擅胜场，却有一个共同点，全都设法达成阿戴尔·特纳（Adair Turner，英国产业联盟主席、英国养老金计划委员会负责人，同时亦为美林集团［Merrial Lynch］欧洲运营副董事长。——译注）所规划的核心任务：“结合一个有活力的经济与经济独立的自由效应，以产生一个全民的社会为目标，事实显示，光是市场经济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最后，这一类的作为再度把我们引回到康德。正是这种“以天下为念”的做法，我们的行动才能够被肯定是一种普世依法而治的大同社会原则。成就这一目标的道路似乎遥远，甚至于因为要达到这个目标该做的事情太多了，看起来简直是在缘木求鱼，但是，它告诉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欧洲联盟今天所致力追求的每一个目标，以及华盛顿的每一任政府，未必都能符合这些标准，但是，却也描绘了一个我们希望的欧洲与美国，并指出了它们共同的目标。

──《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2003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