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必须欧化自己

Europe Has to Europeanize Itself：The Pothole

马蒂亚斯·格雷夫拉斯（Mathias Greffrath）

社会学者，同时在德国主要的媒体担任通讯记者与撰稿人，包括报纸、电台与电视。目前专研全球化所引起的社会、心理与政治纠葛、情绪分子生物学以及启蒙思想史。已出版的著作涉及社会学、反全球化运动与蒙田等主题。

欧洲或将拯救世界。

──理查德·罗蒂

如果我们真的是哈贝马斯、罗蒂和其他人所梦想的那个欧洲，大概就已经知道谁会是第一个退场的人选了，那就是意大利。事情很清楚，目前真正存在西方的价值共同体中，贝卢斯科尼（Berlusconi，意大利总理。——译注）是绝顶聪明的代表人物。科尔也不差，擅长于大众媒体与政治腐败的挂钩；至于美国，在要别人听话的时候才是领袖；在巴黎，埃尔夫石油集团（Elf）也不是国家垄断的第一桩丑闻了；而布莱尔拘禁难民的提议则是波士（Bossi，意大利政治人物，曾加入贝卢斯科尼的内阁，被人归为新法西斯主义与种族主义。——译注）“大炮对抗船民”的拙劣版。对教父的愤怒在报上讨论几个星期后就会退潮，因为贝卢斯科尼信誓旦旦效忠全球宪法：华盛顿共识。只要后者效力还在，能决定删减社会福利、阉割国家、大举私有化，以及成立全球的后备部队，欧洲及其帝国在报上的反弹全都会变得一文不值。

当然，知识分子要将普世的实利加诸旧欧洲的价值之上──无论是世界主义、国际法、社会福利国家，或者只是国家的立场──我当然不反对。我只是觉得太迟了。这一迟，就迟了三十年，因为通往帝国之路（跨国公司的全球自由扩张、资本市场与媒体垄断）早在二十年前就清晰呈现出来了，而国际的社会民主派人士只知道主动地包容。至少也迟了十年，因为，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那些年当中，并没有用来推广一个民主社会欧洲的远景，要求西欧的社会作出相应的牺牲。正因如此，罗马尼亚的一位前改革家才会说，我们回到欧洲去，但那个欧洲已经不在了。

回首当年，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就已经看到了向东扩张的机会与代价，建议用一套了不起的工业政策来推动：建立大众运输系统，连接赫尔辛基、贝尔格莱德与雅典，连接里斯本与巴黎，连接华沙与莫斯科。德洛尔也预见，要求消费大众提高牺牲的意愿；甚至早在那个时候，他就在思考欧洲共同体为年轻人可以做些什么。在东边的经济开发热潮中，在西边的自由化推动声中，这一类的计划全都被忽视了。好几年下来，只有一个孤独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名叫布迪厄（Bourdieu）的，走遍了那个国家，发出强有力的声音：欧洲的福利国家是一项成就，其可贵有如莫扎特、康德与贝多芬，必须加以维护。

真能那样该有多好。在欧盟宪法的草案中，既没有为欧洲人的工作权提供保障，也没有为教育、医疗系统以及一般公共部门免于商业化提出有效的保护。这样的一个欧洲，其公民会如罗蒂之所求去拯救这个世界吗？欧洲舆论会督促政治家们的理想又从何而来呢？

哈贝马斯与德里达已经预见，欧洲要有一个充满希望的远景，其困难完全在于美国的一线位置冲得还不够远。让一个社会福利的欧洲所吓到的，不仅是美国的亿万富豪，还有安联（Alli‐anz）、戴姆勒（Daimler）与西门子（Siemens）那些不再缴税的高层以及它们的股东，还要加上自由派的欧洲精英。事到如今，你非得叫大声一点，就像在尼斯高峰会那样，才能让欧洲人，特别是欧洲的年轻人，注意到这项欧洲的大业。总之，在核心欧洲，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正经历着一个生活水平每况愈下的欧洲。

诚如扬·罗斯（Jan Ross）在德国的《时代》周刊上所讽刺的，欧洲左派告别社会主义之后所留下来的漂亮口号，只要是今天还在叨念着欧洲的人，不管是谁，都拼命地抓住不放。倒是在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与罗马尼亚，我们有个比较好的机会去发现、去研究那个新欧洲。在那儿，自由第一与创新优先看来已经找到了一个家──一个充满想象力的领域，所有的拘束都被解除掉的狂野世界，并充分见证高教养社会中成功起作用的阶级本能。

土耳其人、罗马尼亚人与摩洛哥人，为了什么要跑到欧洲来？一个调和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帝国。他们的到来带着威胁，他们不来，代价不见得就会更小：要维持一个强大的欧洲，那可少不了一个摆满武器的前院、一个不断扩大的经济，以及一股停不下来的民主化驱动力。

但是，他们加入欧洲，照样有人受到威胁：西欧那些不需要波兰蔬菜的地主；只想要自由主义而不想要西欧社会主义宪法的罗马尼亚新百万富翁；坐享不成比例的社会福利的德国中产阶级；在全欧洲税赋与社会政策统一之下，行动自由将大为减少的大公司；而最严重的则是那些生活在富有欧元国家的下层阶级，直到今天，他们的生活水平得以维持，全靠以下不争的事实，他们在H＆M买的T恤，是以一小时五十分的工资缝制的，他们吃的西红柿之所以如此便宜，是因为摩洛哥没有劳动法。一个更大的欧洲，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

总之一句话，没有好处。但统计数字如果没错的话，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觉得，全球化也影响到了他们。这可就是社会民主派人士的任务了，将当前的弱势与一个够强够大的欧洲远景结合起来，对抗金融市场与美国金权政治的力量。然而，真有此意的话，他们可得认真思考一些前卫的思想：一个经济不受任何限制的世界（诚如亚当·斯密早就说过的）将会导致集体的不幸；如果集体的财富不受到保护就不会有现代的民主；以及如果不将世界的经济重新区域化，不将现行的世界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民主化，就不会有一个民主的世界共同体。然而，为了这一点，我们需要有个用一个声音说话的欧洲，而这个声音必须是社会民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之可悲在于，该党半数的联邦议员都认同这种看法，但他们的领导阶层却不。

哈贝马斯如果有什么是该受到批评的，那就是他胆小地躲在一篇不够突出的短文后面，打一场我们为了重整世界经济组织将要面对的战斗，而不是（让我们勇敢地说出来）表态成为一个Attac运动的成员（Attac，1998年成立于法国，为一国际性运动，争取对金融市场及其机构施行民主监管，法文原名为Associ‐ation pour la Taxation des Transaction pour l’Aide aux Citoyan［征收金融交易税以援助国民协会］。——译注），这个运动的有识之士甚至不顾一切困难，绝不考虑放弃民主社会主义。他们寄望于欧盟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权利欧盟公民投票，当然，如果各国与左派的政党不按照原来的速度欧洲化，这个权利将会暴尸街头。

──《每日新闻报》（Die Tageszeitung）2003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