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托，别那么敏感：哈贝马斯还在柏林为欧洲争辩不休

Please Don’t Be So Sensitive：Jürgen Habermas Contin‐ues Arguing for Europe in Berlin

古斯塔夫·塞伯特（Gustav Seibt）

历史学家与文学评论家，著有Romoder Tod：Der Kampf um die italienisch Hauptstadt（2001），德意志语言与诗歌研究院院士。

国家的概念诞生于学生与教授的小辩论圈中──特别是在那两个“迟来的”国家：德国与意大利，都是经过了漫长的文化发展过程之后，才在一次自发性的政治行动中形成。叼着烟斗的兄弟会会员、火力四射放言高论的雄辩家、报纸读者、泡咖啡屋的常客与歌剧院的老主顾，加在一起就产生了那个抽象的概念，把所有的社会阶级一网打尽，取消了社会与地域的所有差异，祖国承诺所有的公民一体参与社会，这一切在我们看来，全都是理所当然。

5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哈贝马斯与其支持者在西欧各大报，包括《南德意志报》，发起的欧洲认同运动，像极了19世纪初期复兴运动孕育民族主义的情况。我们看到了一次彻底的学术讨论，也就是说，这次讨论既激烈又抽象，所牵涉的都与今春的两波现象有关：其一，针对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的独断独行，欧洲各国政府间的争论；其二，民间的反战浪潮横扫全欧。

哈贝马斯这位沟通行动的哲学家，希望通过学术将这次冲突凸显出来，并藉此催生欧洲的民意。其成果可谓惊人。这一次的亮相，如今已经使全欧洲都动了起来，虽然所谓的公众目前是以高水平报纸通晓多国语言的读者、知识阶层和文化界人士为主，不及于一般的民主大众，毫无疑问地，这并不妨碍这场运动名垂青史。

一次全民开讲

文章要变成集会，讲演要变成计划与行动，这可是欧洲的老套了。星期五晚上在柏林，这种理想主义的演出又制造了另外一个场景，一项八方云集的讨论会，由新任艺术学院院长、哈贝马斯运动的瑞士同道阿道夫·穆希格掌舵。那可真是一个壮观的场面，在一个晴朗的夜晚，好几百人下班之后不去赶他们的烧烤大餐，却来到维尔纳·杜特曼（Werner Düttmann）阴沉的学院大厅，换句话说，当斯时也，正如哈贝马斯在他的开幕致词中所说的，来自各方的群众形成了一次“全民开讲”。不管是谁，感动之余，泪眼模糊，那场景看起来还真如一本老书中的金属版刻画。

讲台上，坐在哈贝马斯与穆希格旁边的，有波兰哲学家兹日斯拉夫·克拉斯诺德布斯基（Zdzislaw Krasnodebski）、宪法律师尤塔·林姆巴赫（Jutta Limbach），以及基督民主联盟的政治家沃尔夫冈·朔伊布勒，正是他率先在1994年提出的“核心欧洲”概念，经过哈贝马斯之手，一变成为今天讨论的主题。难得有机会聆听哈贝马斯信心满满的谈话，引述并全力支持基督民主联盟一项有关外交政策的决议，并要求大幅放宽国际关系的立法，听众一方面振奋于一个有历史渊源的意识形态，一方面也乐于听到朔伊布勒认同哈贝马斯重提他的核心欧洲理念，一项不致导致分裂而是有助于欧洲更有活力的构想，亦即一个欧洲内部的前卫，并由此出发得以使一个双速的欧洲成为可能。朔伊布勒完全同意哈贝马斯的看法，一个由德国、法国与比荷卢三国组成的核心欧洲，很快就会产生难以抗拒的效应，吸引其他的欧洲国家。

哈贝马斯怎么会突然对外交发生兴趣呢？跟美国争论国际法时，欧洲的弱势令他泄气，固然促成了他的关心，但另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欧盟有必要超越经济共同体那种功能性的一体化，以获得国家所需要的特质。然而，为了要达成这一目标，就需要进行“规范性的一体化”，亦即在超越各国边界的公共领域中要有共同的价值。唯有这种规范性的一体化才会将欧洲的人民变成休戚相关的同胞，如此一来，芬兰人与葡萄牙人才能产生一种共同命运的感受进而为此团结一致。对哈贝马斯来说，这不仅是欧洲外交政策成功的先决条件也是其结果。

哈贝马斯说：“推动这样的欧洲认同，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自会应运而生，特别是在今天，所要应付的是国际恐怖主义威胁，而美国在面对这种挑战时所作出的响应又具有争议，这时候，其主轴自会格外清楚。”用正统的国际关系术语来说，我们可以这样讲：欧洲的外交立场无非就是要推动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唯有跟美国进行根本性的道德较量，也就是哈贝马斯在发起运动之初所提出来的要求──在关键词如科技怀疑主义、世俗主义、福利国家与多边主义之下一较高低。

波兰作家克拉斯诺德布斯基之加入辩论，可以看作是代表那些一般被视为边缘而非核心的国家。用一种相当难过的语气，针对德国报纸奚落波兰在伊拉克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小胜者），以及哈贝马斯有关认同内容的片面性，他提出了不一样的论点。在他看来，在波兰，民主与宗教之为一体的两面无异于自由与解严，哈贝马斯的观点跟东欧的经验实属南辕北辙。对波兰人来说，1982年潘兴时期（the Pershing period）的事件之后，对于西欧的和平示威根本兴趣缺失；然而，对于波兰团结运动之缺乏兴趣，毕竟也是西欧和平主义的主要特征。

就波兰而言，克服欧洲内部的分歧，应该优先于欧洲未来扮演制衡美国的角色。在克拉斯诺德布斯基的眼里，核心欧洲反霸权的心态背后，其实本身也是霸权，只不过是在欧洲的舞台上。他痛苦地指出，波兰之所以加入欧洲并非是为了确保“彼得·施特鲁克（Peter Struck）(13)能跟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直接对谈”。同样地，林姆巴赫也不信任核心欧洲的前驱角色，认为时机已经过去了，就目前来说，这种想法会有区分效应，到最后徒然让美国渔翁得利。“引力效应”的概念可用在经济而非外交；在国与国之间冲突时，核心通常只会彼此排斥而非互相吸引，挑起其他核心的反弹。因此，朔伊布勒提出警告，欧洲认同不应当以“反美来定位”，并坚信欧洲与美国的安全利益是一体的。

穆希格的说明是，我们不应该让欧洲受挫，原因无他，实在是因为欧洲的用意已经显示它的“影响是普世性的”。提到令人印象深刻的团结展现，他举的例子是欧洲的转移支付制度；这个制度保护了所有的国家免于全球性的市场倾销。因此，波兰希望参加的是那种团结，而不是回到一个特里亚农宫的欧洲（a Tri‐anon Europe）(14)，乃是极其自然的事。最后，哈贝马斯使出浑身解数，对于反美主义的指控加以辩白，认为那只有“愚蠢”与“荒谬”可以形容，他拿出美国原则，对他来说真正重要的，只是对现行美国政策的反对。更何况，在与关系最紧密的“他我”（Other）互动时，认同自然而然地会表现出来。

他认为波兰人的反对看似有理，但也承认那只是一种“敏感”。此外，在显微镜之下，任何东西，包括每个欧洲的个体，都会显出不同的样貌。哈贝马斯宁取望远镜；他那股标准德国人的冲劲显然不耐烦了，为了对他而言那么重要的原则，背离一下历史又何妨。反正欧洲仍然是强韧的、分裂的、充满特色的。临了，朔伊布勒倒是为这场充满活力讨论说了一句最值得深思的话：“如果我们只做个欧洲人，我们就会毁了欧洲。”

──《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2003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