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何妨强大！欧洲不妨屈就：回应哈贝马斯

Let the United States Be Strong！Europe Remains a Mid‐size Power：A Response to Jürgen Habermas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尔（Hans‐Ulrich Wehler）

历史教授，任教于德国比勒费尔德（Bielefeld）大学，亦为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与耶鲁大学客座教授，最新著作《德国社会史：1700—1949》（AHistory Of German Society，1700－1949）。

哈贝马斯所诉求的欧洲“复兴”，首先必须慎重考虑其利害得失，要过得了关才行。在哈贝马斯的论点中，与此直接相关的有三个：首先，就是前欧洲共同体与今之欧盟的“核心欧洲”必须予以强化，并承担起“前卫”的角色。由此而来的双速欧洲，其吸引力来自动力核心，说它无可抗拒或许并不为过。总之，这一概念相当于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与卡尔·拉默斯（Karl Lamers）十年前所提出来的一项政治计划。(11)值得注意的是哈贝马斯之呼应这一构想，实际上是鉴于大联合（Grand Coalition）乃大势所趋。

其次，是欧洲的认同感必须加强。统一的传统与经验现在必须动员起来，以促成欧洲的政治统一。第三，一个在政治上逐渐一体化的欧洲，也就能够在外交与安全政策上追求独立的路线，以此积极维护各国法与一种均势，以缓和美国单边主义的危险。

类似这样的论点似可找到共识。然而，强调这一诉求却也会激起反对，因为它凸显了某些尚未解决或被淡化了的问题。有三项在这里要特别提出来：欧洲未来的疆界在哪里？历史是不会因为“核心欧洲”而停止的。但是，在不久的未来，欧洲的领域要不要超过欧盟扩张后的现行疆界呢？和平主义既不是足够的也不是长久的合法性来源。最后，与未来可以预见的唯一世界大国之间，只容许有限的冲突，绝不可形成长久的敌对关系。

然而，在哈贝马斯的诉求中，欧洲的边界却交代不清。北边与西边都不成问题。在南边，面对的是从马格里布（Maghreb，摩洛哥西北部地区。——译注）到近东的阿拉伯国家，也不是问题。然而，在东边与东南边，数十年来不闻不问，欧盟终须面对边界的界定。到目前为止，懦弱使政治家们不敢要求“被解放的人民”公开讨论欧洲的疆界，以及纳入可能与欧洲不合的新国家所产生的进退两难。白俄罗斯、乌克兰（经国会与政府通过决议，将于2011年加入欧盟）、摩尔多瓦、俄国本身，尤其是土耳其，在历史上从来都不是欧洲的一部分。到今天还存在于欧洲的犹太、希腊或罗马古文物遗产，它们不曾分得过；它们不曾经过长路漫漫的奋斗而获致影响深远的政教分离，甚至在布尔什维克派与基马尔派短暂的插曲之后，两者之间又重新回到一种象征性的关系；它们不曾经历过任何“宗教改革”，甚至更为重要的“启蒙运动”；它们不曾产生过欧洲式的资产阶级，没有欧洲式的资产阶级自治城市，没有欧洲式的贵族，没有欧洲式的农民；19世纪末期以来欧洲在政治文化上最伟大的成就：社会福利国家的建设，它们也不曾参与过。文化的分歧深深地划过欧洲。东正教的基督教会与基督新教及罗马天主教的欧洲之间，仍然有着巨大的差别，而后者又因明显的文化壁垒与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依旧各行其是。

不用说，当务之急应是跟这些邻邦化解冲突，培养紧密的伙伴关系。要达到这个目的，运用各种政治与经济关系也就足够了。但是，这些国家毕竟不属于欧洲，因此也不属于欧盟。纵使少不了会出现几个“特殊伙伴”（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尔［Heinrich August Winkler］(12)）──例如土耳其──即使这些国家的领导有诚意加入欧洲，作为一个有别于彼的单位，欧洲仍应坚持自己的传统与未来，并坚守自己的边界。否则真正麻烦的是，可能会出现一个巨大的自由贸易区，从大西洋直到海参崴，从拉普兰直到土耳其与伊拉克的交界，那就意味着将要放弃，或说得更严重些，背弃“核心欧洲”苦心准备并逐渐成形的欧洲政治统一大业。那也就是说，到时候欧洲将会失去的，包括自己的政府机关、自己纵横交错的利益、自己有竞争力的货币，以及欧洲无可摇撼的全球影响力。

唯有经过历史的演进，以现今欧盟形式出现的欧洲——很可能不久将为一些巴尔干国家所补充——才拥有传统与经验的共同基础，也正是这个基础，在20世纪欧洲的内战结束之后，使欧洲能够强化那个共同欧洲的认同。芬兰与西西里，斯洛文尼亚与爱尔兰，其间的差异大可以说得天花乱坠。但是，一方面，在一个四亿五千万欧洲人的联盟中，这只是少之又少的少数。另一方面，在1871年的时候，在马苏里亚恩（Masurian，位于东普鲁士。——译注）与下巴伐利亚（lower Bavarian）的农民之间，以及在汉堡蓝领工人与符登腾堡酿酒人之间，差异同样极大。当时结合成为新日耳曼帝国的，既不是语言也不是宗教，既不是生活习惯也不是一般的政治文化。再者，1861年的意大利，差异难道不大吗？当年，在这个异质性极高的新兴民族国家中，说现代意大利语的只占全部人口的2.5%，至于其他方面，整个来说却是被各种外来的方言与风俗所区分，甚至直到今天仍然南北有别。语言与文化的同质化，在这两个国家都是只有通过国家的教育体系才造成的。甚至欧洲的政治也需要这种彼此信任的突破，德国的风俗习惯种类繁多，俾斯麦知之甚深，谈到这一点时他说，先得把德国放到马鞍上，之后，它才会逐渐学会自己去骑。

欧洲的历史认同正是上述那些特性的产物，如果其疆界最后得以确定并受到维护，不再经常变动，那就会更为明确。此外，差异与对比通常有助于认同的形成。不可否认地，到1989年为止，苏联对欧洲的威胁其实是一台促成欧洲政治团结的强力马达。保持距离，对于非欧洲的国家不抱敌意、不怀傲慢，通过对比的体验，培养了一种欧洲人的共同感。有人认为，这种过程得力于欧洲政治不讲究武力冲突。这是一个马基雅维里式不择手段的论据，目的是推进欧洲的自我整合。以欧洲目标优先来看，这个明显的责难也许可以得到承认。

深厚的传统与政治谋略的法则是最终形成了欧洲的遗产，成为欧洲认同感的基础。至于和平主义的反战，则不足以作为一种知识的基础，目前如此，以后亦然。微弱的高贵情操，不免眼高手低，是无法坚持到底的。更何况其中总带着道德的优越感，义愤形诸于外，抗议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的示威就是如此。严格来说，以和平为诉求的高贵精神从未产生过集体的欧洲公众；如果真有的话，那也是建立在极端脆弱的情绪基础上，无法持久。欧洲的一体化除了严重的内部问题，欧洲的政治利益未来也应该一并考虑外交、经济与军事手段的运用，也就是说，由于整个地球已经压缩成一个单一的行动场域，无论在马其顿或格鲁吉亚，在刚果或其他地方，都应该不惜进行武力介入。无论在内政或外交上，和平主义均无法提供一个持久的基础。基于和平主义的诉求，动辄走上街头示威──甚至包括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1995年7月15日起，塞尔维亚人在数天之内屠杀八千多名穆斯林男性的事件，其中包括大人与小孩。——译注）事件？──只会把欧盟瘫痪成为一个废物。任何事情要追问其正当性，和平主义充其量只能当做非惯例决策的装饰品而已。

最重要的是，欧洲的政治统一不能靠跟美国长久作对而达成。后者之为世界上唯一的强权，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要等到中国或许再加上印度成为区域霸权，以及俄国的国力恢复才会有所改变。说起来算是幸运的，在传统与血缘、语言与文化、价值与政治制度上，欧洲跟美国都有着紧密的关联。因此，把一个半威权体制的俄国或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当做伙伴，那才真是无可救药的短视。

话说从头，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决定性阶段，乔治·布什以极少的票数在佛罗里达获胜，因此也在选举人团胜出，尽管戈尔所获得的选举人票较多。随着共和党的胜利，辔头由一小撮权谋分子接掌，这些人全都是权力饥渴，极端自信，充满着美国优越感，还加上满脑子的宗教使命。但这并不代表美国本身。很难想象的是，如果没有华盛顿那六根关键的手指──布什、切尼、拉姆斯菲尔德、赖斯、沃尔福威茨与阿什克罗夫特──姑且不讲什么阴谋论好了，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的准备与发动能够做到如此的雷厉风行。

就算是戈尔成了总统，在“9·11”之后攻击基地组织塔利班政权的军事行动可能也还是无法避免，但紧接着展开的伊拉克战争则不同了。事实上，戈尔应该会带着那批来自常春藤盟校与东岸知识圈的顾问团队，这批人经验丰富而且亲欧，当不至于支持如此鲁莽的单边主义。如今，民主党内角逐2004年总统候选人的七个小矮人不论谁出线，看来也动摇不了布什的第二个任期，只有等到2008年，若由希拉里·克林顿竞逐，或许有改变的可能。到时候美国就会是新的面貌了。果真如此的话，欧洲所倡议的对抗路线是否还要基于过去的不良关系继续维持下去呢？

即使是新的欧洲，拥四亿五千万的人口，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仍将只是一个中等的强权。然而，按照我这一代的政治信念，在国际舞台上，欧洲迟早能够，也应该发展成为一个主角。当然，这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有可能，亦即必须与一个全球性的霸权力量合作，一种紧密但随时准备冲突的合作。天真地疏远这个全球性的霸权力量，欧洲的未来是成不了大事的。相反地，欧洲应该锲而不舍地追求自己的正当利益，即使要面对激烈的争论，也不应该畏缩。因此，欧洲对美关系的外交政策基础，一方面应该是诚意的合作，另一方面则是绝不示弱。任何时候，美国若犯下像今天这样影响深远的错误，欧洲应该私下力劝，防患未然。如果华盛顿仍然一意孤行，欧洲就应该在不失去尊严的情况下保持距离，接受霸权的错误决策。这样高难度的政策，欧洲的某些政府想要利用注定没有结果的反美主义投机取巧，当然是不会有结果的。

走笔至此，马上想到柏林的那些政客。基于竞选连任的考虑，一切以内政为优先，施罗德严词批评美国，的确为他赢得了选举，但明显未能通过与华盛顿的恳谈提供任何损害控制。后来为了黑森与下萨克森的选举，用的仍是这剂药方，但到底还是无效。对于华盛顿的开战，欧洲的批评方式在当时实在是最严重的事。这种一无是处的政治策略，加上周期性发作的反战狂热，绝不能作为未来欧洲政策的基础。

在战略上采取与美国之间的有限冲突，的确可以提升欧洲的独立自主与欧洲的自信心。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欧洲准备把这种跟美国的冲突长期搞下去──由于变成一个独立的角色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最好的例子就是欧盟的部队）──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变成输家，搞到后来才发现，跟俄国与中国的结盟徒然使自己陷入极端的险境之中。附带讲一句，比起欧洲的经济来，一个外销西半球以外地区大约只占其国民生产总值7%的国家，可不像欧洲经济那么脆弱，万一美国把贸易关系复杂化，欧洲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欧洲的一体化之所以成为可能，岂不正是美国提供的保护伞及其在政治上的各种支持才得以致之？更不用说美国对德国统一过程的大力支持，为了选举难道什么都可以忘掉吗？难道这一切都只是因为布什周围的那一小撮人，受到热过头的“爱国主义”（美国教会国家主义美其名曰）的鼓励，过度利用了9月11日之后所产生的特殊状况？那么多的美国批评家在辩论中反对战争与单边主义，我们不支持他们又支持谁呢？这个国家，严谨明察与知所反省一贯值得信赖，难道单凭布什政府的好战与支持它的那一部分选民就能为这个国家下评断？

如今反美的反战声浪已经退去，让实际的政策重归冷静深思，把欧洲──特别是德国──与美国结合起来，导入一个可长久的利益体，真的有那么难吗？欧洲与华盛顿的密切合作，来日方长，也是欧洲所不可或缺的，纵使欧洲经济与政治的潜力不可小觑，可千万别因此自负自大。到别处另觅一个所谓的超级搭档，到头来可能只会落得一败涂地。

──《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003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