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太看得起欧洲了

Habermas Has Too Much Confidence in Europe

约阿希姆·斯塔贝提（Joachim Starbatty）

1940年出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自1983年任德国图宾根大学经济学教授至今，现任社会市场经济行动体（Aktionsgemeinschaft Soziale Marktwirtschaft）主席。

哈贝马斯不仅想要诠释世界，而且想要改变世界。他发起了一项运动，欧洲几个带头的知识分子分别在自己国内的报纸上响应了他的观念。他提议，欧洲应该成为一股制衡美国的力量。他要唤起整个欧洲都加入讨论，进而影响公众意识，最终则影响国家的政策。他的这项运动其来有自。4月17日，他曾经针对伊拉克战争做了因果的分析。大约两年前，则是在《时代周刊》（Die Zeit）上提出了一份未来欧洲的蓝图。(10)他的计划可说是信手拈来，乃是一种分析命题与规范命题的混合体。5月31日的呼吁原则上则是这两篇文章的综合；因此，其最终的命题也是规范性的：“欧洲必须将其力量放在国际的层面，在联合国的管辖内，制衡美国霸权的单边主义。”但是，要求欧洲必须有所作为，那么，先弄清楚是否要遏阻霸权，以及欧洲是否做得到，同样也是必要的。

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我们可以把世界和平看成是一种集体利益，从那里得到的好处，每个人都有份。但是，偏偏就有些统治者或政权，往往借着破坏和平谋取国家的利益。为了要避免这一类的破坏行为，就需要有一个霸权，通过经济、政治或军事的力量，鼓励和平的行为，惩罚捣乱的行为，要不然，就必须要有一个由一群国家所同意的制裁体制。任何制裁必须经过相互同意，授权成员国执行惩罚行动。这个程序也意味着，其中有一个或多个国家得以授与霸权的资格。一群弱小国家是没有能力发挥制裁效果的。所有的参与者都必须服从共同的决定。

由于美国不遵守这个原则，未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投票通过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哈贝马斯认为，安理会的权威已经遭到破坏。但是，美国并不接受这种观点，在本报也同样出现过各种不同的看法。站在美国人的立场，美国并未违反国际法，反倒是安理会的成员国存心抵制权威，利用这个机会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破产的乃是安理会本身的规范性权威。美国退伍军人拉尔夫·彼得斯（Ralph Peters）在本报的投稿，就大剌剌地表达了这一看法，而且语带挑衅（《法兰克福汇报》2003年5月15日），结果不但未能引起一番讨论，反而使编者收到一波情绪性的来函，从“令人毛骨悚然”与“令人作呕”到“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不一而足。

像狼一样

如果不去计较彼得斯带刺的争辩，说穿了，美国人的心态不过是美国被盟邦给背弃了。此外，还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些国家挡住了美国，不让它为所当为；将来美国是不会再容忍这类事情发生的。至于欧洲是否认为美国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美国才不在乎呢！

从理论的观点来看，现在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当事关集体利益的“世界和平”完全要依赖一个霸权的权威时，是否会得到较好的保障。照道理讲，这种可能性是无法排除的。因此，如果我们认为美国是在扮演家长或仁慈专制的角色，我们也就是活在霍布斯的理论当中，照他的说法，中央权力必须确保和平，否则人类就会像狼一样地互相残杀。纵使同意这个观点，也不得不承认──多少带着犹豫──美国总统脑子里想的显然是摩尼教的那一套，认为那可是善与恶之间的一场角力。每当霸权的军事优势显而易见时，它就极有可能从事政治冒险，要不然就是它对自己的行动无法作出正确的评估。自由派大思想家弗里德里克·冯·哈耶克（Friedrich A.von Hayek）曾经说过，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我们不可能充分而确定地预测社会行动的结果。霸权就要接受某些规范，不然就会受到反霸权力量的制衡，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或许会觉得比较安心。

想要扮演反霸权角色，不仅要能够有参与地缘政治的意愿，同时要有心理上的准备，负担极为高额的军事支出并付出极大的流血代价。当然，这要有相当的经济基础才能够应付任何情况。有关世界经济峰会（1978、1982与1987年）的权力分布，早期的一项实证研究极有参考价值。该项研究显示，权力明显从美国向日本与德国转移。日本与德国经济力量的逐渐增强，使权力不再为美国所独占，而转移到一个集团，在这个集团中，美国不再能够予取予求，一味坚持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及到日本与德国。这样的一项实证研究，如果是在今天做，权力的独占又将重归于美国，因为德国已经失去了它的强势货币，其社会体系则近于崩溃的边缘。此外，日本也一蹶不振，因为错误的经济政策使其感染了货币贬值的病菌，为其国家经济累积了沉重的负债，不复再有操作的余地。

欧元推出之后，欧洲联盟是不是已经取代了德国呢？不论是今天或未来，只要核心国家──德国、法国与意大利──仍然要处理随着采用欧元而来的现代化问题，以欧盟人口与生产力的累积来说，当然不足以成为发展国际权力的基础。在这方面，哈贝马斯的立场并不明确。他说欧洲的福利制度足堪长久的表率，这虽然是事实，但是，它们今天也只有采取守势的份。无论如何，未来的政策既然是以驯服资本主义为目标，现在已经建立的社会正义尺度说什么都是不能缩水的。

紧身衣

把“主义”当成一个需要加以驯服的实体，还真够经济学家争论的。即使是哈贝马斯也会同意，当人口开始老化时，靠本身的薪资所得税来养活的社会体系，只有在就业机会增加的情况下才能持续下去，反之则难以生存。如哈贝马斯之所见，一个共同经济与货币区的功能指令并未推动改革，目前所能看得到的，共同货币根本就形同一件财政的紧身衣；以参与的国家来说，在货币联盟建立之前，大家都没有减少国家的债务，也没有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更没有把握住大好的经济时机加以维护，事到如今，《稳定公约》却迫使这些国家在经济困窘的时候去清理它们的预算。

眼前的法国与德国，正被经济与社会政治改革弄得焦头烂额，以致根本欠缺经济实力、政治意愿与国际尊重，而要扮演一个制衡霸权的角色，或是领导一个乐意让出经济高地的欧盟，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不免又碰到了欧洲政治使命的阿喀琉斯之踵：“欧洲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正是核心之所在。哈贝马斯的标准声明是这样的：“人民必须‘建立’自己的国家认同，并把这种认同扩大到欧洲的范围……基本上，一个国家的公民应该把其他国家的公民视为‘我们的一份子’。”但现实却非如此。哈贝马斯自己就承认：“更重要的是，欧洲是由彼此都为疆界争论不休的民族国家所组成。”最近的发展就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然而，哈贝马斯却不因此而却步。他的想法或许可以作如是观：到目前为止，欧盟已经成就了某些重要的事情，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治理形式就是一个例子。文化上的成就加上历史经验，欧盟足可汇集力量与教训形成一个能够制衡霸权的欧洲。他把筹码押在“前卫”核心欧洲的火车头上，并以此带出“双速欧洲”的策略。他看到了火车头向前行驶而车厢还停在车站的危险，但火车头本身又将如何呢？

按照一般的理解，“核心欧洲”指的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创始国，包括比荷卢关税同盟、意大利、法国与德国。但是，今天意大利与荷兰都在伊拉克战争中倒向美国，意大利外长甚至对联合反美的举动提出强烈的警告，因为此举将撕裂欧洲。核心欧洲原则上已经缩减成为法国与德国的双驾马车了。

这辆双驾马车还是能够带动其他的成员国，前提是其目标即所谓的“深化欧洲的一体化”，以及所有的成员国都能在这里面看到某些自己的好处，即使只是财务上的好处。然而，哈贝马斯的问题并不在于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而在于外交政策立场与政治安全立场，其目的则是要制衡美国的力量。情况如果发生的话，那么欧洲国家就必须采取和美国对抗的立场了。这种愿望是不可能成真的，今天不会，未来也不会。在许多成员国看来，美国对它们的利益所提供的保护是远多于法国与德国的。

欧盟应该集中力量搞好一体化的必要条件──将获得大于付出的成员整合到区域分配的体系中，并把一个快要变成混杂经济圈的共同货币经济区整顿起来。如果旧欧洲所留下来的负担去掉了，尊严与影响力自会增高。美国则终会看清楚，当自以为没有伙伴也能够走遍天下时，纵使是身为霸权，也只会陷入越来越多的困境之中。

──《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003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