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不知的一天

The Day of the Know‐It‐Alls

彼得·施奈德（Peter Schneider）

德国作家，现居柏林。

伊拉克战争已经获胜，但和平并没有来临。在这个乱糟糟的过渡时期，支持与反对这次入侵的人都在为自己辩护。双方的主角都觉得战争的过程证明自己是对的，这也算得上是这场战争的许多惊奇之一了。有人说：“我们是对的。”声音从白宫回响到欧洲；“我们才是有远见的。”克劳斯·斯塔艾克（Klaus Staeck）(5)则代表数百万反战的德国人喊回去。唯一能够说明这种诡异景象的就是，发言的人提醒我们，先见之明云云，根本就是早有成见，从来没把那些会唱反调的人放在心里。

真正让美、英这对搭档的战略家所担心的，反而是他们最惹人争议的主张结果证明竟然是对的。一场反伊拉克独裁者的战争打下来，不仅是秋风扫落叶，而且简直就是一场兵不血刃的大胜。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曾提出一项指控：我们之处理萨达姆政权，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独裁者，而是他乃晚近以来最恐怖的暴君。迅速取得的胜利虽然进一步证明布莱尔是对的，但反对这场战争的人都斥之为令人嫌恶的宣传。

任何读过相关报导的人，仍然耸耸肩，指称世界上还不是有那么多的独裁政权，摆明了谴责美国比那些权利被剥夺者的命运更重要，却只说自己是站在他们的立场讲话，那就真是个无赖了。联军获胜之后，不论接下来的发展如何，可以确定的是，拖得一定比萨达姆的恐怖统治还要久。

至于白宫与唐宁街那些得意的胜利者，他们所做的声明与承诺又该怎么说呢？官方所持的开战理由：伊拉克拥有并生产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显然没找到任何证据。事情越来越明显，全球民众看来是遭到了蒙蔽，军阀们所依赖的报告显然是自己情报单位中的煽动分子提供，或者是有人故意做帮凶？对两位西方领袖口口声声诉诸道德做这样的指控可不是等闲小事，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必会引起反击。但最糟糕的是，为了准备战争，解放者殚精竭虑，善后的工作却搞得一点也不专业，到现在还弄得和平遥遥无期。

就某一方面来说，反对这场战争的人是正确的：向伊拉克开战其实是在真正开打之前就做成了决定；跟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威胁到美国根本扯不上关系，甚至跟所谓的“人道介入”也毫无瓜葛。按照当时国际法的尺度来看，那只是一场违反了国际法的战争，而且国际社会根本没有丝毫机会可以加以扭转。

但是，反对这场战争的人另外提出来的论点与预测又该怎么说呢？环境部部长于尔根·特里廷（Jürgen Trittin）预言，一旦对伊拉克开战，将会有两到四万人丧生。安格里卡·比伊尔（Angelika Beer）(6)确信，整个近东地区将因此而爆炸。灾难预言的权威彼得·舍尔—拉图尔（Peter Scholl‐Latour）(7)，甚至在阿富汗战争之前就说过，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人从没有打赢过一场战争。对于伊拉克战争，他预言会有连续好几年的油田焚烧及逐屋巷战。尽管──我们又能怎么说呢──预测太过离谱，他老兄照样是脱口秀节目炙手可热的座上宾，伊拉克战争开打之前的几个星期，就曾经同时在两到三个频道上露面。很明显地，他说的话许多德国人就是爱听，摆明了不想听证据和较为正确的信息。可以确定的是，下次他再预言，若结果证明又是错的，也不会有人在乎他，这一点倒是我敢大胆预言的。

战争开打之前以及进行当中，我正好人都在华盛顿特区。这种时间上的巧合，使我一开始就对布什战争的反对非但没有缓和下来，反而更为加强，尽管像萨达姆这样残酷的暴君却不把他推翻，不论是用外交还是军事的手段，我实在举不出什么好的理由。

然而，我还是反对这场战争，最主要的理由是，挑起战争的人是乔治·布什，而他所领导的政府其偏激与反自由，乃是美国史上从所未见的。

身在一个遂行战争的首府，对于一场“解放战争”所造成的国内政治氛围变得极为敏感。我所看到的不是新闻媒体的用心策划而是自愿变成政府的宣传工具，是新成立的庞然大物“国土安全”部门无耻地散播恐慌，是许多阿拉伯裔美国公民遭到拘留并被剥夺会见律师的权利，是媒体赤裸裸煽动起来的反欧情绪。

但是，当战争开始时，任何反对的人，不论他身在大西洋的哪一边，也不论他反对的理由是什么，马上面临了一个选择。他必须要决定，他反对英美入侵要反对到什么程度。如果几天以后英美联军的攻势在伊拉克南部受挫，他是该躲起来偷笑呢，还是公开庆祝？他该不该双掌合十为伊拉克军队与民兵祈祷，并在每一架美军直升机被击落时感到高兴呢？他该不该希望他们所杀或所抓的入侵者越多越好呢？要不然，入侵既然已经不可避免，他是否应该期望联军大获全胜，尽快抵达巴格达，推翻那个暴君，使平民以及他们自己同袍的死伤降到最低？

如果选择的是第二个选项，不可避免地要进一步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哪一个才是真正最糟的──萨达姆·侯赛因的恐怖统治还是乔治·布什的美国，后者已经采取行动，不管什么理由，反正就是要推翻前者那个暴君。

在我的印象里，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数反对这场战争的德国人，不是完全不作决定，就是认为以目前来说美国才是较大的祸害。在那段日子里，有关萨达姆武器计划英美情报过度夸大甚至造假的报导不少，读了很令我生气，不免同感义愤，但却也听到一种经过伪装的基调，得到的印象是，最该非议的行为，“真正”可耻的，应该是美国的入侵而不是刽子手萨达姆的政权。

但话又说回来，除了拿假情报当证据之外，这场战争难道就没有几个好的理由吗？暂时不论合不合法的问题，民主国家将人民从他们自己无法推翻的暴君手里解放出来，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以及那么多的德国人凭什么坚信，同样是外来的民主政治，他们自己可以搞得头头是道，阿拉伯人就永远做不到？

说五角大楼所派出去的十字军意在伊拉克的利益而非人权，有人或许会反对，这一点我不否认。但从一个伊拉克的政治犯的立场来看，一如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8)所反应的，这种反对就不值一笑了。解放他的美国政府，不论是个自由派的还是新保守派的，其实并不重要。不对的人做了对的事情，而且理由高度可疑，这种事情在历史上确实是会发生的。至于那些爱好和平的人，也不是没有问题，他们看待这场战争，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基于义愤而反对美国侵略者，却忽略了那些在萨达姆专制统治下的牺牲者。

真正更重要的是，伊拉克人民的福祉重要，还是满足自己心中的定见重要？

反对伊拉克战争所形成的那种一致性，可以说是前所未见的，在德国尤其如此（不同于越战的情形），其中颇有挑起不安的成分。就在战争开始之前不久，数百名作家、艺术家与科学家，尤其是那些在德国的，也曾向社会大众发起过另一项反战的诉求。在这方面，所有的民调都显示，支持他们的比率高达80%～90%。能够使知识分子所发出的警讯让人们听到，需要多大的勇气与民气，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什么时候才会再有呢？90%的支持难道还不够吗？但是，剩下来那10%的德国人就一定要言听计从吗？

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德国小说家，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译注）有一次在哈勒（Halle）演讲，说了唯恐引起别人注意的心情，很可以反应这种沉默多数的心理，他说：“有人常问我们德国人，我们是否以自己的国家为荣。答案并不容易得到，而我们之所以犹豫是有道理的。然而，我可以这样说，我国绝大多数的公民都反对这场预防性的战争，这倒开始让我有一点以德国为荣了……政府运用主权（1990年才得到的），鼓起勇气向那个强大的盟国说不，这可还是第一次……”(9)

对于这次预防性战争所要对付的那个罪恶政权，难道就不置一词吗？为了要重新找回“做个德国人的光荣”需要90%的德国人发声，抗议美国这个曾经解放过我们的国家吗？给自己卑微的光荣举个例子，我宁愿说个别的理由，譬如说社会党与绿党联合政府决定参加北约的介入行动，以终止科索沃的种族屠杀──顺便要说的是，这项行动也是没有经过联合国授权的。

西方民主国家处理伊拉克这场棘手的战争，自以为是的双方都需要虚心检讨。完全靠自己的力量采取这次行动的美国人，如果在胜利之后迫不及待地撤出伊拉克，那才是最糟的情况。要重建惨遭专制与战争蹂躏的伊拉克，胜利者亟需欧洲这些饱受辱骂的战争反对者。在巴尔干如同在阿富汗，我们所看到的是，在民间的重建上，欧洲人所付出的耐心与同情远胜过海外的盟邦；此外，欧洲人所能依赖的知识与文化资源也是其他地区所欠缺的。

哈贝马斯在他的那篇宣言中，特别强调了欧洲与美国之间的文化和历史差异，而且提出了一项了不起的建议。五十年前率先发起经济统一的这些先驱国家，今天特别应该组成一个政治的联盟，藉此为欧洲其他国家立下一个典范。在这里，容我这样说，有关这些差异的问题，在美国也引发了类似的讨论，但美国在问题的设定上却粗鲁得多。欧洲与美国之间还有任何共同的基础吗？就算有，又凭什么要别人念兹在兹呢？

美国政府这种先入为主与自以为是的作风，欧洲国家刚好可以看成是一次机会，索性让自己理出一个政治轮廓来。当然，这种质变的飞跃，首要之务就是一改今天的分工，正是这种分工，使欧洲养成了太多错误的自信：每当真正有事的时候，美国人只知道射击与轰炸，事后则由我们派出医疗队并打点重建的工作。美国人老喜欢挂在嘴巴上的“邪恶”，如果坚信那或许只是美国人的一种顽念，那么欧洲人可就大错特错了。一个新的欧洲，如果还采用那种老式的分工，那就仍然只会是那个老旧、无所不知、婆婆妈妈而又无能的欧洲。

──《明镜周刊》（Der Spiegel）2003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