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与人权：美国与欧洲的传统并置

Between Sovereignty and Human Right：Juxtaposing A‐merican and European Tradition

丹·迪纳（Dan Diner）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系教授，亦为德国莱比锡大学西蒙·杜布诺犹太历史文化研究所（Simon Dubnow In‐stitute for Jewish History and Culture）所长。

1853年那一年，流亡美国的德国民主党人发表了一份宣言，轰动一时。他们发起一项名为“新罗马或世界的美国”的运动，呼吁美国介入欧洲，其目标为建立一个世界共和国。后来因反对独裁之声四起，该项宣言无疾而终。

从一开始，“美国计划”就颇有一种革命的味道。当年，以欧洲复兴为名，梅特涅学美国总统的门罗主义，宣布一场“圣坛对抗圣坛”之战时，他十分了解自己是在说什么。无可置疑地，这项谈话并不隐讳其极端的反君主、反专制，以及支持民主与自由贸易的特质。1848年，美国为了恭贺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会，还专程派遣了一位特使赴会，其象征性再清楚不过：新世界代表新的时代。

对于欧洲的大国秩序与源自欧洲的各国法（law of nations），美国从来就不表苟同。因此，直到19世纪末，美国才把它派驻在欧洲各国首都的代办升格为大使。按照美国对法律的解释，现代欧洲的各国法基本上是在维持旧秩序的现状，只不过是一种“土地属于谁就信谁的宗教”的现代版而已。其最堂皇的目标就是，不问正义不正义，只问安全不安全。这种立场在各大国的均势体系中受到支持，逐渐形成彼此之间的均势原则。在欧洲这个由“多边”架构起来的均势中，美国没有扮演任何角色。

为自由而战的十字军

普鲁士的改革派罗伦斯·冯·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公共行政学家，曾在日本明治时期任顾问，日本宪法之订定深受其影响。——译注）曾经提醒我们注意，源起于欧陆各国法的法学传统与盎格鲁—萨克逊的“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传统之间，有着一个极为重要的差别。他发现，前者的基础是根据领土范围，各国权利平等的国家主体，其位阶在国际法之下；后者的基础则是以人类名义所确认的法律准则。国际法具有一种“垂直的”效力，因为国际法是站在普世的高度，凌驾于由国家所赋予的领土权与主权。从这个角度来看，国际法在本质上就是干预主义（interventionist）。在法律的实务上，垂直架构与水平架构互相混合──美国这个“超国家的资产阶级社会”（黑格尔语），据此容许优先采用普世的法律原则。因此，根据传统与习惯，乃有方向相反的两种法律架构：在欧洲，优先的是以领土为范围的国家；在美国，优先的是一个没有界线的社会。

美国对于战争的理解就类似这一区别──为价值而战的一场战争，本身就不同于旧欧洲传统上国家之间的战争。这可是有历史渊源的。美国之诞生是来自于一场内战，亦即北美殖民地针对谁能代表人民这个原则性问题反抗英国国王。之后，又有美国内部的南北战争，同样也是一场价值之争。美国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用威尔逊的话来说，是“要确保世界的民主”。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为自由而战的十字军”，再后来是冷战，则是一场自由与共产主义对抗的普世价值之战。

由欧洲引起的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基于全球的立场参战，就已经从核心打破了欧陆的各国法传统。数十年来，超级强国对立，却有效规范了所有的冲突；通过恐怖平衡，确保了安全上的平等。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全球成为一个世界市场，亦即所谓的全球化，于是有了一个“超国家的资产阶级社会扩大版”（马克思语），类似由跨国社会化与“美国”霸权责任原则结成的一种姻亲，一个超国家资产阶级社会──一个“帝国共和国”（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语）。

美国回应“9·11”事件所造成的全球效应，充分显示由旧欧洲领土观念形成的各国法还在作祟，根本赶不上时代。为了要扑灭跨领土的恐怖主义，特别是要使美国获得安全，模棱两可的孤立主义与干预主义乃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三振出局。美国的行动其实一如其一贯的形象：一个超国家的世界社会霸权。

美国的单边军事行动被控违反了国际法框架内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也就是说，按照一种司空见惯的陈腐观点，入侵伊拉克之举动摇了国际法的框架。但实际上只不过是动摇了一个空壳子，亦即那些授与成员国行动合法性的国际法机构，譬如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诞生的联合国安理会。因此，这些机构其实只是象征性地在延长各国之间的旧秩序，而这种旧秩序早在六十年前于军事上就已经证明是错误的。法国之在安理会获得一席之地就是一种象征，跟它分到一份德国占领区是一样的意义，实际上，那只是借来的权力，是美国的施舍，其背后的支撑不过是赤裸裸的特权思想罢了。在伊拉克危机中，法国正是利用这种历史的特权，通过程序特权的否决达成最后决议，对萨达姆政权采取军事行动是否合法必须依照国际法而定，完全不顾美国在政治上的用心。在一场虚有其表的国际法辩论背后，推动一次世界性的多边反美运动，根本就是公开的秘密。

高喊美国破坏了国际法，不禁令人想到1946年司法界与舆论界对德国纽伦堡大审判的反弹。“法无明文不罚”的司法保护，好像变成了一把司法的尚方宝剑，罩住了所有的恐怖活动，完全不像盎格鲁—萨克逊的法律观念，即使成文法无明文规定，只要是犯罪行为，就仍应受到处罚。

国际法是有必要更进一步地加以发展，这也是好事一桩。但在这方面，很难不承认确实会有某种类似特权的“美国式”人权变体，肆无忌惮侵犯别的国家的主权。康德在他的大作中所提出的“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毕竟是以善意为前提的国家秩序，无论如何都是以“共和”，也就是民主为基础，而不只是颐指气使地由一些国家构成的乱七八糟组合。

──《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2003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