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侏儒有多大？

How Big is the European Dwarf？

彼得·艾斯特哈兹（Péter Esterházy）

1950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大学时专攻数学。文学创作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及一部戏剧，作品被译成二十余种文字，译成英文的有《天上的和谐》（Ce‐lestial Harmonies）、《她爱我》（She Loves Me）与《赫拉博之书》（The Book of Hrabal）。She Loves Me有中文译本：《耽溺》。

以前我是东欧人，后来升级成为中欧人。曾经有过一段好日子（即使对我个人来说未必是），中欧人有着未来的梦想、愿景与想象；总之，凡事莫不如此（凡有必要的事都得搬上圆桌会议，但总是匆匆说了算数而且毫不公平）。接着，就在几个月前，我变成了一个“新欧洲人”。但就在我还来不及习惯这个身分之前──甚至大可予以拒绝之前──现在又变成了一个“非核心欧洲人”。这就好像一个一直住在蒙卡克斯（Munk︶cs）的人，一辈子没离开过蒙卡克斯一步，但却身不由己，这会儿是个匈牙利人，那会儿是个捷克人，曾经是个俄罗斯公民，后来又成了乌克兰公民。在我们居住的城镇里，就是这样，我们变成了世界公民。

有人说，欧洲该改头换面了。哈贝马斯最近要求说，让“核心欧洲”先来。然而，欧洲却是老大不愿意。

我现在人正在布达佩斯，坐在一个远离这场讨论的房间里，完全听不到人们在讲些什么，尽管外面的世界似乎正说得天花乱坠。情况或许可以不必如此（这里有网络，也有四五个德语电视频道，以及诸如此类的），但情形就正是这样。可这又不是因为这场讨论还没到达布达佩斯，而是布达佩斯根本不理会这场讨论。说得夸张一点，哈贝马斯那辆朝着我们驶来的思想列车，我们唯一看到的一面就是“从核心欧洲开始”。虽然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会把这种新的区分（核心与非核心）解释成“第一级”与“第二级”，但我宁愿不用这种东欧习惯了的想法，永远都是一副受到屈辱的样子。

哈贝马斯的自发性反应，我完全可以理解；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开始”还满合乎逻辑的。把新的欧盟成员国看成一种裂解的因子，那可是再合理严谨不过的观察（或感觉）。想要跟新来的人齐心合力，不但眼前难，以后也不容易。我们这些新来的，虽然都会说，自己始终也都是欧洲人，但不管怎么说，前进的步调总是不一样的。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事情，对别人来说却可能不重要；我们所在乎的事情根本不同，我们所使用的话语也不同。举例来说，说到自由，你们可能会认为，乃是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我们却不甚了了，只知道自由就是活下去的机会，是懂得躲开威权的窍门，是得过且过。在独裁统治的时代，我们都明白国家乃是一个敌人，任何时候只要有机会，能骗就骗。但我们却又指望它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我们刚刚才把属于我们的主权拿回来，但还没弄清楚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又要给它加上限制了。

在我们的眼里，美国根本不是什么大国，但始终都是个梦想。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梦想：骑着白马的光明骑士，翩然而至，将我们带走。当然，这种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想想1956年吧。（指1956年匈牙利发生革命，遭到莫斯科大军镇压。——译注）然而，这个梦想也从未改变过。对我们来说，这个大国的傲慢是我们从未直接体验过的──沉重的援助负担我们也从未消受过。在这里，没有1968年；没有学生运动，没有对过去的重估。在独裁统治下，有的只是独裁者，以及人民。

德里达没有时间

或者，就让我们看看当前的事情吧。2003年2月15日，欧洲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大规模的示威。我们这里也有，大约三十来人，很快就为了各自的政党吵了起来。我们则是看了电视才知道有示威。像这种社会的被动性也是经历过专制统治才有的产物。所谓的保守政党（极右派）反对这场战争，而社会主义派则予以支持，这我们又该怎么解释呢？宁可两边都不表态或许反而比较好。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也是卡达尔（Kádár，1956—1958年及1961—1965年匈牙利总理兼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译注）时代的后遗症。无论如何，现在我们可有事了。之所以促成《八国文件》（Letter of Eight），与其说是对布什的效忠，还不如说是自己的积弱、缺乏外交经验以及政治上的颟顸。但话说回来，又有谁能够在一夕之间就脱胎换骨，外交技巧的传统又在哪里？又有什么支持的力量呢？

说起来，正如某个诗人说的：唯有站在有利于中欧的立场才能真正了解中欧；做一个中欧人，说穿了，就是不了解自己。

因此，就有了这个“他我”（Other）。然而有了这个“他我”，1989年以来几乎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没有处理；也没有任何人跟我们一起做过什么事情。由于东西德统一了，有人曾经一度指望德国会注意到它，会想到要去了解这个“他我”（也可以说，了解自己）。但事情却并非如此（为此乃拼命想要补偿它）。

如今，有了一个新的、在改变中的世界秩序跟上来了，一个强大的美国，一个困惑的欧洲，其改变如此之快，以致德里达甚至没有时间写他自己的文章。必须要有所行动了，而且越快越好，要做到这一点，最容易完成的莫过于有个先头部队。开明专制倒不失为解决这类问题的最有效办法（独裁除外）。这个“开始”颇有可能取法自凯瑟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俄罗斯女皇，1762－1796，在位期间大肆向外扩张，成为俄罗斯帝国最强盛时期。——译注）。

如今有人给了我们这个“核心欧洲”作为开路先锋的火车头；列车的门已经打开，出于自利，我们大可（基于自己的利益）跳将上去。尽管不免过于简化，想起来还真是一幅美妙的景象。但我发现还是有问题，不为别的，只为轨道都还是新铺的，太新了。没错，东欧与中欧是个裂解的因子，但我们如果所看到的只是这样的一个因子，那还有什么好谈的呢？对于下面这个问题，尽管我没有兴趣表示意见，但还是要提出来：欧盟究竟为什么进行此番扩张？是出于利他，还只是出于礼貌？

那只是小问题，也无足轻重。但我们却不能逃避自己。东欧必须学会像个成人那样做事，得有个样子才行，要能够作出真正有结果的真正决定，也就是说要负起责任。另一方面，西欧也不能一味逃避，得去彻底了解裂解的因子，不能够只是摆摆姿态就算了（要不然就连摆个姿态也免了；想想看法国总统的那副傲慢，说什么新国家没有好好利用保持沉默的机会。说得好。对我来说，全世界，就傲慢来说，我最爱的就是法国的那一种。如果非得傲慢不可，至少就要像法国那样；就风格上来说，这可是欧洲心灵所能产生最了不起的；匈牙利的傲慢，可笑；德国的那种，沉重；意大利的又太吵了；英国的或许还好，但过于雕饰，又不免太安静了）。

徒然的无助

从这里看，从月球看，以新形成的欧洲定位对美国所产生的那种嫌恶未免短视，颇有一点像是权谋。依我的看法，这种嫌恶既非起点也不是目标，就只是拼命想要均衡美国与欧洲而已。像这种情形，充其量只是一个结果。依我的看法，即使有共同的利益也弄不出一个讨论的主题。比较可能的情况是，在个别的运动、反应过程中，藉由牵涉其中者所占的分量才看得出共同利益之所在。何况美国是被布什所蒙蔽了。依我的看法，就跟我们一样，美国只是有所不同罢了。但是，并没有什么第二极，可以让我们用来决定我们自己的地位。说得客气一点，“但愿好人会赢”，这种不成熟的感情用事是不会让我们有什么搞头的。再重复问一遍；我们真正要谈的是什么？

在新欧洲人的自我意识方面，不乏一些新的概念，我倒是有种奇怪的想法，我们所要的竟是一个新而大的民族国家、一种认同感、一个共同的敌人，以及取代各民族特质的欧洲民族特质（有一个老笑话是这样的：苏维埃侏儒有多大？硕大无朋！），一个欧洲合众国之类的架构未必讨好。跟美利坚合众国比起来，我们内部的差异太大了，汉堡去基尔（Kiel，德国最北边的城市，为一偏远的波罗的海港口。——译注）之远，还远过于波士顿与旧金山之间的距离；至于我自己，到现在为止，连霍德梅泽瓦沙海伊（Hódmezóvasarhely，匈牙利城镇。——译注）都没去过。

到目前为止，欧洲在精神上已经被独裁统一。但是，1989年以来又做了些什么？发展一种能够制造欧洲形象的有生命思想，其培养的根本何在？答案是，不存在。此外，我们还真的担心，担心我们所看到的远景。如果我是一个比较倾向于末日启示的人，大概会将欧洲与欧洲精神描述为一具死尸，而我们将经历的文化则是死后继续生长的指甲。但被自己所看到的幻象吓到，也就不免踌躇不前（如果我居然还闷着头向前，则临终时也一定仍是如此）。

哈贝马斯写道：“一个有吸引力的远景，甚至有感染力的远景，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今天，它只能从一种无助的不安感中诞生。”这话极为重要。问题是这种普遍的无助似乎并不让人不安；事实上，它看起来还平静得很。平静的无助就是虚空。从这里出发，我们只会得出一个虚脱的方程式：EU＝the euro＋Brussels（欧盟＝欧元＋布鲁塞尔）。

第一步就是要变成不安，唯其如此，才会找到一个令人共同忧心的因子。（注意这一点！）

──《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2003年6月11日

英译：朱迪思·索罗西（Judith Sollo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