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克力峰会的幽灵

The Ghosts of the Chocolate Summit

扬·罗斯（Jan Ross）

德国《时代周刊》（Die Zeit）资深作家，其著作Der Papst，Johannes Paul II‐Drama und Geheimnis出版于2000年，写的是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欧洲公民诞生的时刻来临了吗？由哈贝马斯推动，知识分子上周在六家报纸上建立了阵地，主攻的是这个洲的大局。哈贝马斯本人，加上他长期的哲学对头德里达，在《法兰克福汇报》与巴黎的《解放报》；其他还包括阿道夫·穆希格与翁贝托·艾柯，在《新苏黎世报》与《共和报》发表了他们的观点，以及三位哲学家吉亚尼·瓦蒂莫、费尔南多·萨瓦特与理查德·罗蒂，分别在《邮报》、《国家报》与《南德意志报》刊文。

这场演出够壮观，其背后的分析尤见戏剧性。伊拉克战争之后，又逢吉斯卡尔的制宪会议将近落幕之际，欧洲显得既衰弱又不和，任由强大又独断的美国操弄着世界舞台，在德、法这些旧的团结核心与英、波这类新的美国朋友之间大搞分化。一场针对欧洲所发动的辩论，同时也就是一场欧洲内部的辩论──在寻找“我们”的过程中，也证实了隔着边界的确有一个多重杂音的“我们”存在──堪称一项政治思想的杰作，哈贝马斯的用心良苦、组织才能以及身为知识分子的专业精神，令人不得不脱帽致敬。

但是，这项理念的策略会成功吗？哈贝马斯与他的盟友推动的是一个“核心欧洲”（其间存在着细微差异，到后来又更大些，但动力与目标却是相同的），指的是在几个愿意统一的“前卫”国家之间强化合作关系，特别是在外交与国防上。说得不客气一点，这根本就是“巧克力峰会”（chocolate summit，指法、德、比、卢等出产巧克力食品的国家，为美国外交官员的讽刺语。——译注）的心态作祟：大战之后，法国、德国、比利时与卢森堡之间一个不稳定的结盟。如果没有贝卢斯科尼（Berlusco‐ni，意大利两任总理，最近一任为2001年至2006年。——译注），意大利应该也可以入列，而且会受到欢迎。按照目前的说法，这样的一个欧洲核心并没有排斥其他国家的倾向，未来也不会在欧盟成员国之间沆瀣一气，对欧洲的其他部分来说，听起来似乎颇为中听也颇有吸引力，但要人信服却还差得远。至少就眼前来说，“核心欧洲”就无异于向美国及其盟友英国与波兰宣战；潜伏的与没有完全公开的嫌隙终会浮上台面，而且没完没了。

“什么是欧洲？”其实就是整个行动的主要问题。答案似乎已经呼之欲出：除了美国之外，都是。为欧洲认同收集要素时，哈贝马斯颇费了一些心思，包括世俗主义、社会公义、生态以及对新科技的不信任，外加宁取政府不信市场，虽然对两者都有疑虑。不论是哪一项所说的，读者都一目了然，无非是要“跟乔治·布什形成对比”。哈贝马斯自己也心知肚明，基本的欧洲价值并不是专属欧洲的，而是属于西方的，是普世的终极价值。此外，理查德·罗蒂自己也是美国那条船上的一分子，身为一个左派思想家，他寄望于一个自信自主的欧洲将有助于实现一个另类的、更好的、更真的美国。

翁贝托·艾柯的大作一贯掷地有声，对于美国，依然不带丝毫火气。对于欧洲，他所担心的是，如果欧洲无法紧密结合，缺乏外在的力量还不要紧，更糟的是蹉跎下去以致内部发生衰变。谈到整合外交与安全政策，艾柯所在乎的则是，在北约组织有所不宜的情况下，应具体介入与欧洲利益特别有关的区域。按照他的界定，今之欧洲人，共同的特征是：过着富足的生活，历史上浸透着20世纪的战争记忆，以及欧洲人在海外萍水相逢时所感受的同胞之情。从这种放松的角度来看，美国并不是什么敌人，不是“另类”，只不过是有所不同而已。

东欧的学习困难

无论如何，在哈贝马斯的整个节目单中，无非是要拿美国作对比，并以此为欧洲人的自我定位提供主要的标准。身为欧盟议会议员的意大利哲学家吉亚尼·瓦蒂莫就毫不讳言，他对布什政府的愤怒乃是推动他寻找认同的动力，甚至指名道姓，把那个有恶意的名字“拉姆斯菲尔德”都给搬了出来。最后他在结论中说，通过与美国的对抗，欧洲人可以发现“一种不同的生存观，亦即对‘美好生活’的构成抱持不同的想法与不同的生存计划”。因为一句来自华盛顿出了名恶毒的话，欧洲的诞生于焉形成。

和大家一样，哈贝马斯可无法以此为足。但是，从此处呈现出来的多样性来看，这场基本上由政治原则冲突所引起的政治争辩，已经被拉到基本的生存问题──生活事务──上来了。这种多样性及其动力在历史上并不陌生，说穿了就是民族主义的发展动力。很明显地，这里面有着一种欧洲民族主义，至少可以说，在美国新的强势作为催化之下，产生了对民族主义的需要。有人不免会问，像这样公开宣称自己的光荣与独特，以前正是民族主义肆虐的温床，如今却深信它无害，这种想法究竟是怎么来的。就算没有了作为德国人、法国人或意大利人的光荣，代之以今天备受肯定的欧洲价值，假使也具有那样的国际地位，难道就会变得更不同、更好吗？

20世纪40年代末期以来，在消除上个世纪的仇恨与和解上成效斐然，看在许多人的眼里，欧洲已经不再令人疑虑；这一次的壮举，不论其用意为何，也不论其名义与利益为何，都受到了肯定，并且没有引发任何警讯。自从告别了社会主义之后，欧洲的左派似乎已经一无所有，唯一的信条就只剩下了“欧洲”。保留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当然可以，这至少可以跟美国形成一个对比，大家都知道，那里可是一个资本主义当家最为露骨的地方。若要以示不同于乔治·布什那种对基督教的过度偏执，甚至对启蒙与进步抱持着那么一点古典的信念也还是值得提倡的。“在我们看来”，哈贝马斯用一副以进步主义为傲的口吻说到：“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公开祷告，并将政治的决策跟神圣的使命扯上关系，这样的一个总统，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说的确实没错。但是，哈贝马斯最近还在有关生物伦理辩论中推崇宗教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以这样的一个哲学家来说，这又未免有点小鼻子小眼睛了。此外，比起美国饱受修理的新自由派，在福利国家的危机当中，核心欧洲的社会模范也不见得有多耀眼。哈贝马斯心目中的欧洲，在防卫上也显得不合常理，即使说不上是落后，却一副守护布鲁塞尔与波恩成就的卫队模样，一副怀旧的心情，仿佛恨不得回到1989之前（1989年苏联解体，华沙公约解散，东欧国家开始摆脱苏联极权统治。——译注）、全球化之前、“9·11”之前以及欧盟向东扩张之前的美好时光。

既有这样的想法，1989年之为欧洲的大事，甚至提都不值一提了；“新”欧洲人只不过是破坏的因素而已。连一向寡言的哈贝马斯都说：“中欧与东欧国家只知道一个劲地要加入欧盟，但却不准备节制他们最近重新获得的主权。”殊不知我们正在处理的不只是一种过渡现象和一种学习赤字，波兰与波罗的海国家的人民或许有什么值得听取的话要说，哈贝马斯却完全不当一回事。阿道夫·穆希格甚至以瑞士为例，委婉地说了这样的重话：“历史上与文化上，我们的确可以说，欧洲一路下来都活在本身的矛盾中，但欧洲的政治可不能再让这些没有意义的矛盾给绑住，必须从制度上去解决这一不利的因素。因为，能够使欧洲人彼此合作的东西是如此之可贵，必须要用一个有效能的联邦体制去容忍、维系与保存。”这话听起来还真够坦白的，只能说是哈贝马斯或穆希格将布鲁塞尔的一体化大业视为最高的优先有以致之，仿佛这就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了。既然连后国家的“善”都扯了进来，那一点国际礼貌当然也就可以甩掉了。

与专制为伍

在这种对待“新”欧洲的盲目后面，欠缺的还不只是圆融而已。这个洲的东边是有话要对西边说的，谁要是拒绝听，倒霉的就是他自己。在这方面，那些在伊拉克争议中跟美国站在一边的国家绝不能一概视之为机会主义；像捷克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就绝不会是这样的人。记忆犹新的独裁经验更加激发了对抗专制的决心。说到现状，核心欧洲的人民爱之甚深，今天他们也正是为此而不惜与美国翻脸，但在东欧，现状却还是摆脱不掉半个世纪以来的压迫记忆。1989年所留下来的遗产是自由的，也是追求某些新东西的希望。一个拒绝这份遗产的欧洲将会变成化石，终将空留遗恨。

──《时代周刊》（Die Zeit）2003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