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美国人、法国人例外

Europeans，Americans，and the Exception of France

吉亚尼·里奥塔（Gianni Riotta）

意大利《晚邮报》专栏作家，其英文新著The Lights of Alborada由Harper Collins出版公司于2006年5月出版。

谁是欧洲人，谁是美国人？因伊拉克战争、贸易、基因改造食品，甚至于品味而引起的跨大西洋争议之后，这个问题已经成为热门话题。响应最后的启蒙哲学家哈贝马斯所发起的呼吁，一群欧洲知识分子与美国学者理查德·罗蒂（受邀撰稿），上周在不同的报纸上讨论了所有这些议题。吉亚尼·瓦蒂莫发表在《邮报》上的文章，采取的是一种保守的立场（希望他不至于负面解读这个词，我所谓的保守，指的是这个词的古典意义）：美国人与欧洲人今天不同，未来仍将不同。美国作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提出“左派”观点，按照他的说法，美国人是战士，是战神玛尔斯（Mars）的后裔，欧洲人是和平主义者，是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Venus）的后裔（走笔至此，不禁想到战士丘吉尔与和平主义者马丁·路德·金，两位现在一定在坟墓里面笑翻了）。想要知道历史走得有多快，只要跳到翁贝托·艾柯发表在《共和报》上那篇文章的结论即可。艾柯可没在乌托邦待得太久，并在最后说到：要是没有一个共同的外交政策与一项军事防卫计划，欧洲终究会微不足道到有如“危地马拉”。巴巴拉·斯皮内利在《邮报》上写的文章结合了理论与实际：受到否决权的危害，法国贵族吉斯卡尔·德斯坦所提出的贫血宪法，有可能就签准了“欧洲的衰亡”。德里达（与哈贝马斯一起）却在《解放报》中一改口吻：为了不落入欧洲中心论的陷阱，我们必须向别人敞开，用理性的光亮去理解而不是去扭曲。谁才是对的？这时候，我想到的是《圣经》的句子：失去名分而不计较的人，终会找回来，而拔剑（或者有如巴尔干的情形，拿出机关枪）守护的人则将失去。今天的美国与欧洲，利益或许不同，但却没有文化的分别；大西洋文化的两边其实是融合的而非冲突的。德里达（就跟瓦蒂莫与艾柯一样）在美国的大学中受人崇拜，但是，在东柏林的光头酒馆或巴黎的反犹太区，他（也跟瓦蒂莫与艾柯一样）可能就难过了。问题不在于护照，而在于文化。接受不同传统融合的人只会更强，而想要阻绝不同传统之融合的人则会落伍。如果没有犹太物理学家，希特勒想都别想制造出原子弹。很多人因为英文的优势而不爽，但在美国，西班牙文已经越来越普遍，再过不久，中文可能将成为网络上用得最多的语言。如果你问我，美国胜过欧洲的主要力量是什么，我的答案不是军事，而是衷心欢迎俄罗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使他成为美国人并能够用英文写诗。也正是那种对贝尼尼（Benigni，意大利喜剧导演。——译注）、巩俐、托纳多雷（Tornatore，意大利导演。——译注）与文德斯（Wenders，德国导演。——译注）无拘无束的热情接纳，丝毫没有法国人所难以割舍的那种“文化抗拒”的窒闷。这也才是我想要在欧洲看到的返璞归真，也就是回到大融合，有心与不同的文化进行交融，向别人学习，就好像以前，所有欧洲的城市都对外来的工匠关上了大门，唯独威尼斯为玻璃工艺而敞开，因此成了这种工艺的摇篮。保护书籍、奶酪、特权，够了；害怕外面的世界，够了：就因为班加罗尔（Bangalore，印度城市，有“印度硅谷”之称。——译注）的程序设计师不会说歌德的语言，德国国会就拒绝发给签证，才让那些年轻人今天壮大了硅谷。一个沉迷于自我吹捧有如博物馆的过去的欧洲，只是一个死的欧洲。相反地，一个愿意回到过去那个曾经是不同文化交汇点的欧洲，才是一块生气盎然的大陆。大家都知道，只要是在美国出生的人，生下来就有权做个美国人，而那些在欧洲出生的人却很少获得完全的公民资格。我想到最近刚过世的作曲家鲁契亚诺·贝里奥（Luciano Berio，意大利作曲家、指挥家、音乐家。——译注）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在美国，音乐不分高低，不分本土外来，所有的音乐都受到竭诚欢迎，百老汇、爵士、斯托克豪森（Stockhausen，德国作曲家，电子音乐先驱。——译注）。这种自由的感觉，是我希望于欧洲与意大利的。”世界的未来既不属于关在笼中的欧洲人，也不属于傲慢的美国人，而是属于贝里奥那种人的，无论到哪里，只要能让他做自己的工作，做身为一个自由人所做的工作──他都如同回到了家。

──《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2003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