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颠倒的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Turned Inside Out

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

曾为英国剑桥彼得屋（Peterhouse）学院研究员，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近作包括《全球化的终结》（The End of Globalization，2001）与《欧洲再生》（Europe Reborn，2003）。

因为东西弄反了而出错，有的时候还满逗趣的。譬如说，小孩子就经常把衣服穿反。至于大人，一般来说不至于将内衣外穿。正因为如此，当两位杰出的欧洲知识分子发起一场运动，呼吁将对世界的外交政策重新调整成为一项内政时，就不免显得格外特别了。他们想要寻找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却把内政与外交混为一谈，错得还真是离谱。

从表面上看，欧洲之重新思考这个世界，可以谈的东西很多。美国动辄不将这个世界的其他人放在眼里，的确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思考一下欧洲未来的形式，哪些该包容，哪些该排除，确实有其必要。

哈贝马斯与德里达说的也没错，最近有关欧洲的辩论，其所根据的想法大多不清不楚。许多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将俄国与土耳其这一类国家排除在欧洲的一体化过程之外，却又说不出个道理来，颇有在文化上区分彼此自以为优越之嫌，适足以得见其对历史视若无睹。俄罗斯和土耳其在民主上怎么就不成熟了呢？不论怎么说，在先驱者为欧洲联盟奠基的十三年前，其创始国岂不都曾走过专制独裁、共谋妥协的可耻岁月。

此外，谈到文化上的优越时，（在一个十足世俗化的欧洲）欧洲的基督宗教与犹太教的渊源竟然连提都不提。讲到“犹太—基督宗教遗产”或“犹太—基督宗教传统”时，现代欧洲人最热衷的，仿佛犹太教与基督宗教就只是点亮多连灯烛台（犹太教礼仪用具，为献圣殿节［Hanukka］八天期间燃烛之用。——译注）或在圣诞树下唱唱圣歌而已。至于他们信仰的一神教所订下的自然法则，不是不愿意提就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为欧洲宪法起草时，想要将宗教传统相关的语言纳入，但整个制宪会议讨论过程中，却从未想到过要问问梵蒂冈的想法。

1945年之后，或1958年之后，民族国家逐渐销蚀，让习惯于民族国家的欧洲人失去了方向，也使现在想要提出另类方案的哲学家们为之迷失。在他们看来，传统的外交政策（事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安全上的保护）具有侵略性与排他性，而欧洲人因为身历其惨痛的教训，有责任予以扬弃。旧式的外交应该由一种新政策取代，以控制世界资本主义的危险为目标，他们说这是世界层次的内政，旨在追求一个普世的公民社会。

他们的立场充分说明了欧洲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对于政治所能达成的成就，欧洲人期望太高，因此，当政治与政治家无法达到他们的理想与要求时，失望也就不可避免。在强烈的理想主义推动下，欧洲的思想家总认为，通过政治意志的行动，是可以改造社会并提升人民素质的。

实际的内政当然完全是另一回事，其所涉及的是法律与秩序的维持，非此则社会不足以运作。一如在所有的工业国家，在今天的欧洲，这还涉及到排除许许多多想要成为移民的人。

要将一般所理解的国家内政推广到一个世界的层次──弄出一种全球的内政来──显然非常困难。法律与秩序？国际上的无法律状态与国家的崩溃，是一种非诉诸军事介入不足以解决的问题，而这种方式的过于粗暴，又正是哈贝马斯与德里达所强烈反对的。战争是残酷的，是折磨人的，欧洲人民为了处理自己社会中的战争后遗症，就曾经有过一段艰难的岁月。他们应当了解，美国、英国及其盟邦在伊拉克用兵，其最有力的理由就是该国复兴党长期以来的非人道统治，而其骇人听闻的证据，时至今日可以说是无日无之。

移民？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将会改变移民问题的争论。全球的内政，显然就不会有排除外来人口的问题（如果有小绿人要从火星来移民，那又另当别论）。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每个小的政治次级单位都要派代表出席居留权的讨论？公民资格的问题是不是要搬到省、区、市镇或村里的层级去讨论？谁可以迁入一条街上，要不要经过街坊的投票？以此为基础追求一个更公正、更开放的社会，看起来显然是缘木求鱼。

在德里达与哈贝马斯所提出来的当务之急中，那些有建设性的问题甚至才是更基本的。所谓管制世界的资本主义与驾驭全球化那头野兽，其意义何在，其为可欲的理由又何在？减少全球性的贫穷问题，我们确实应该关注，但是，那正是世界资本主义正在做的事情，其减少的速度还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不管哪里，只要有可靠的法治架构，就算是在贫穷（而且腐败）的国家，例如印度与中国，就会有快速的成长，而正是快速的成长现在正在减少全世界的贫穷人口。贸易开放与成长之间的关联性，学术上的证据已经是无可动摇的。

减少贫穷的全球性任务，最大的障碍来自于那些将自己的市场向世界市场关闭的国家。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欧洲人完全没有实行这类全面性的保护主义，这种对资本主义反扑所造成的毁灭力道有多强（以及在政治上所造成的伤害有多大），他们自是不甚了了。

此外，由于欧洲人在过去50年当中已经拥有了巨大的财富，总认为最好是让世界维持现在的样子，任何改变都是有害的。但这却是一个非常欧洲式的观点，这种欧洲中心论正是德里达与哈贝马斯口口声声反对的，他们认为这也是欧洲应该要克服与超越的。因为那是极度偏狭的。

研究其他国家与社会以及他们的问题时，只要实事求是就应该不难发现其大规模失败与真正威胁其稳定的证据，千万不可太过于诉诸想象与一厢情愿。这种教训在后共产主义政权国家就不乏其例，这些国家中，用乌托邦的空想限制资本主义，其结果却是恶名昭彰的一蹋糊涂。这也难怪许多“新欧洲”国家就比较乐于采取美国观点，容许改变与改革，而不是停留在一种舒适的静止状态，任由没有代表性的无能政府订下游戏规则。正如美国政府最近所提的方案，通过自由贸易区的机制，实行自由与开放的经济以重新打造中东，也是向前踏出一步。

所有这些改革与改变都有一个共同点，亦即均有其内在的复杂性并需要用到“实践的智慧”（phronesis，西方哲学中相对于辩证法的理性活动，指务实处理日常事务的能力与才智。——译注）。过渡到一个较好的经济秩序，哪些东西应在何时并如何予以自由化，都是只有脚踏实地才能解决的问题，诉诸普世的辩论与普世的原则并不会有实质上的帮助。

凭着一次举世的示威能量，严肃看待新的哲学诉求，想要建立一个漫无头绪的新共同体，其结果又将如何呢？到时候将会是一个反市场（与繁荣）的欧洲，与世界的绝大部分背道而行，一个比较贫穷的欧洲，一个因人民移往较有活力、较为自由地区以致人口流失的欧洲（主要是移往美国，到时候，从旧大陆的束缚中跑出来的欧洲人，多数是高教育水平的技术人才，可要将我们给团团包围了），以及一个在世界事务中更为边缘化的欧洲。

只因为要不同于美国的价值，就自以为自己是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欧洲，将会毁掉现代社会赖以建立的价值，重回到“反资本家渴望”（anti‐capitalist longing，德国战车乐团［Rammstein］1998年所出的第一张专辑《渴望》［Sehnsucht］。——译注）的过去，在那个年代，严重受害的不只是欧洲还有全世界。

──《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2003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