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理性的吗？

Are We Reasonable？

尤尔根·考伯（Jürgen Kaube）

生于1962年，在柏林自由大学攻读经济、哲学与艺术史，曾在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Bielefeld）任助理教授，之后加入《法兰克福汇报》（Frank 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编辑部，负责高等教育、人文与社会科学部门。

欧洲：正在寻找一个理想的政治架构。曾经有一度，它的理想是一个和平协约以及德国的合并。这个理想后来得以实现，是通过政治条约以及旅行与贸易的自由，特别是因为人们想要生活在铁幕外面而非其里面的意愿。

后来，在西欧、北欧与南欧，欧洲内部的和平已经不再是主要的问题，新的问题却来了，亦即按照欧洲法律所规定的低通货膨胀率，加上一个不断扩大的管理体系。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几乎完全没有信念与“愿景”的实体，除了欧洲执委会（European Commission）与部长级会议以外，这个所谓的政治联盟充其量只是给官员们提供一个演讲的题目而已。欧洲少掉了什么东西吗？欧洲的官僚政治改革已经到了没有任何理想的地步，没有一个真正的民族，没有一部真正的宪法，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共同体，这难道不是一种解放吗？到头来也许可以这样说：来什么都不要紧，只要没有战争或革命，也就不需要理想了。在一个没有血腥牺牲需要正义平反的地方，有的只是税赋的负担与法令的丛林，“共同意志”的重要性其实已经是次要的了。

欧洲“认同”之思考

在哈贝马斯所呼吁的欧洲再生中，他提出了一项诉求：欧洲的共同意志与欧洲的“认同”。之所以会发此想，据称是因为伊拉克战争，一场既不是发生在欧洲土地上，也不是发生在欧洲人民之间的战争。但是，由于这场战争在欧盟内部制造了强烈分歧的外交利益，因此也改变了欧洲。有一个观察的角度可以让我们特别看清楚，以“欧洲”理念压倒民族国家的利益，我们到底做到了多少。

哈贝马斯所追随的一套理论，是把人类的“我群感”变成一种理性政治的标准。大家都会说，“我们当中的一员”，并觉得自己是整体的一部分。相对于此的是，讲到自己所属单位面对外界时所画出来的那条界线，他们也会说，“我们全都不”或“我们都不愿意过那种生活”。正如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曾经说过的，敌人，是在一个将意识形态尖锐对立视为正常的世界中，“自己心有疑虑而造成的”。

资产阶级时代的终结

讲得难听一点：在政治上，人们从他们最强烈反对的事情那里所学到的也最多。然而，时至今日，现代国家总是自以为是地视他们的敌人为化外之人，尽管只限于某些特别的地方。举例来说吧，除了不愿意生活在伊斯兰信仰所形成的威权国家外，欧洲人在有关日常生活的现实问题中，难道就没有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吗？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与福利国家之产生，岂不都是发生在“终结资产阶级时代”、“大众社会”、“工业社会”或“后资本主义”大旗下所造成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

今天，在自由民主地区与不自由地区之间，其差异最显著不过。一方面，其间的差距大到无法与之沟通欧盟的想法；另一方面却又极小。即使是不自由的政权，今天照样也加入了世界和平组织，容许在宪法中订定有模有样的人权条款，不像扩张主义意识形态的极权独裁统治，通常都是自我限制，陷国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建国、发展、主权

国家用来描述自己的词汇越来越雷同；只要不是周延地谈到我们今天所珍惜的价值，我们所能够搬出来的也就只剩下昨天的宝贝了：国家、发展与主权。

在这种情况下，哈贝马斯衷心希望，或许是他全部希望之所寄，能有一个在西方世界内部唱反调的欧盟。今天对他来说，乃是一个因为“自己心有疑虑而造成的”疏远的朋友但不是敌人。欧洲跟什么形成对比？那就是今天的美国。拉姆斯菲尔德所奚落的那个“旧欧洲”，这下子跟新世界做对起来了。哈贝马斯甚至提出了一个“前卫的”核心欧洲。法国与德国政治是怎么配得上这个荣耀勋章的呢？因为，它们打算让欧盟具备国家形式的“某种性质”，如此一来，才能够制衡正在冒出头的美国霸权。

一般认为，针对伊拉克战争，欧洲人民在2月15日大规模示威中所表达的态度，已经为寻找认同开发了一种具有合法性的资源。因此，这个政治理想并不是因为投入战争而兴起的，而是因为拒绝一场战争应运而生的。但是，哈贝马斯应当也知道，示威游行的共识，一旦付诸讨论，是很容易就会融解成为众说纷纭的。

“功能必要性”

在这里，哈贝马斯所提到的，是他的社会哲学中最重要的社会政治特性。按照这种说法，经济、科技与管理体系的“功能必要性”是一回事，另一方面还有社会一体化的必要性，而这种一体化唯有透过民主政治才能达成。在欧盟经济与管理的“一体化体系”中，虽然没有成规，功能必要性可以在欧盟免于规范的经济与管理的“一体化系统”中通过经验建立起来；相对地，一种社会的一体化或一个（所谓的）同理心的欧洲，按照一般的看法，则是从共同意志与欧洲公民的历史经验中产生的。

共同意志的建立，一般认为，必须要四亿欧洲公民都能在动机上与明确的需求上不分彼此，除此之外，我们或许还要问，一种到底是在追求什么东西的共同意志？哈贝马斯了解他的欧洲同胞吗？他们也彼此了解吗？对哈贝马斯来说，一个由一种意志所铸成的欧洲，其模型无非就是民族国家，是建立在其人民相互的团结上。欧洲人，就算他们愿意支持这个理想，也必须要能够对其他民族的欧洲人说：“你是我们的一员。”

然而，如果我们想要的，不仅仅只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中产生的同情，譬如说如何去帮助非洲人民，而是基于团结，要为政治的统一打下一个基础，我们不得不怀疑，一个比利时人或一个爱尔兰人对芬兰人或保加利亚人──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能够有多少的了解。就算是团结起来了，如果这个比利时人或爱尔兰人对其他欧洲人的团结情怀单单只是基于政治的想象，因此对其他国家的内政不选边站，那么，“欧洲”这个字的实际内容究竟是什么也就还要打上一个问号。

对国家的寄望大于市场，哈贝马斯为一种欧洲的精神提出了几个来源：欧洲人民有信心，国家可以节制自由市场；对于科技的进步，他们相对抱持怀疑的态度；以及他们坚持，在政治决策上意识形态的中立──他指的是宗教的中立。然而欧洲人民不相信市场生产力这种说法，对欧洲执委会来说，却绝对是不成立的。至于说对科技抱持怀疑，大概说的并不是多数的法国人、比利时人与瑞士人。而宗教的中立化，在波兰、爱尔兰与西班牙，其进步可能还比不上加拿大与澳洲。因此，哈贝马斯所讲的欧洲莫非都是指德国？他一心所期望成为欧陆公众参与者的，莫非只是欧洲的精英？

事实上，对于共同的历史经验，在欧洲根本还没有形成无可争论而且有共识基础的诠释。联邦政府在过去一个世纪中颇有一点阴魂不散，在这样一个地区，对国家的寄望大于市场指的可以是许多事情。政治作为一种维护自由的手段──匈牙利与捷克共和国又会怎么说呢？还有，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区别，其在社会学上的意义，今天的意大利人又会持怎样的态度呢？

驯服资本主义

为了要区别欧洲精神之不同于英美主义（Anglo‐American‐ism），不只是英国电影中凡属于欧洲的特性都必须将之洗掉。单凭一大堆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美国就被视为一个这样的“角色”：在政治和宗教上不中立（唯一的证据就是有一个公开祈祷的总统）、新自由派、野心勃勃追求霸权以及死刑。把社会正义看成是欧洲专属的理想，显然太自以为是了。举例来说，让一个长期失业的人衣食无虞，或是以低薪雇用一个人，使其沦为低所得者，是否就是表示社会更为公正，其实大有讨论的空间。

在这些方案之间作选择时，正如规范的政治理论所说的，照讲也不是正义上去考虑，而是按照各个地区生产业与服务业的结构去做。至于说欧洲已经能够处理“驯服资本主义”的问题，有时候听起来还真令人感到一头雾水，特别是当资本主义被驯服到了零成长，社会政治上的财富分配余裕也没有时。

欧洲联盟并不适合追求一个实质的文化大业。说它为现代民主政治过去几十年的改变提供了一个例子，毋宁更为恰当些。民主的反面不再是专制，而是布鲁塞尔。无数的决策，或是出于权贵的喜好，或是出于地方的游说，绝不是来自于国家的层次，而是假欧洲法律之名就引进了各个民族国家。

从欧元到农业政策与妇女在公共服务部门的平等，从渔场到反托拉斯法到社会保险的改革，布鲁塞尔扮演典型的“备索指令”，没有一个人站在国家的立场对它直接负责。它的确有其功能（只不过，并不是为那些真正懂得“功能”的人在运作，讲到“功能”，其实是政策与福祉或自由之间一种有意义的关系）。但在徒有其名的共和价值上面──早期现代城邦与英国贵族政治精英的智慧财产──欧盟运作起来，简直就像是一部将任何热门议题都予以冷却下来的行政装置。它唯一没做的事，就是提供我们有意义的区别。

──《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003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