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nd of Europe

巴巴拉·斯皮内利（Barbara Spinelli）

意大利《邮报》专栏作家。

出任欧盟制宪大会（Convention）主席，受命主持草拟一部宪法之后，吉斯卡尔曾说，欧洲的这项使命是属于历史的一部分，但他当时心里想的是什么，迄今没有人知道。不过他又说，这项使命其实无异于委托给费城会议成员的任务，其目的是要为一部类似美国1787年所提出的联邦宪法铺路。很明显地，这位法国的前国家元首当时显然是心怀壮志：一心想要成就一个不光只是纸上谈兵，而且能够付诸行动的欧洲；一个与其东半部分隔半个世纪后，愿意再度复合的欧洲；但也是一个不再愿意被欧盟成员国（如今多达二十五个）（欧盟现有成员国二十七个。——译注）行使否决权绑住的欧洲。但情况刚好相反，在欧洲最需要有所开展的领域，亦即在吉斯卡尔提交给大会代表与成员国的宪法草案中有关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部分，否决权依然不动如山。在今天这个更大的联盟中，任何涉及这方面的事务，非经所有国家事先达成协议，否则无法做成决议。如今，单此一事就足以使我们这个洲的威力大减，以至于完全无用武之地，这也难怪忧心欧洲没落的知识分子会站出来，纷纷在欧洲各大报上表达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关切。由哈贝马斯与德里达领头，响应的人当中，还包括吉亚尼·瓦蒂莫在本报、翁贝托·艾柯在《共和报》，以及费尔南多·萨瓦特在《国家报》撰文。他们之中有些人仍沉溺于制宪会议必须顺应各国政府而有所妥协这样的主张。

吉斯卡尔的说法是，制宪会议若不妥协，2003年10月召开政府间会议采纳这部宪法时，成员国将拒绝通过这部宪法。但话又说回来，吉斯卡尔本人所注意到的，是民族国家多半都会要求保留否决权的保守心态，但却忽略了制宪大会代表的意愿，其中绝大多数都倾向于不同的立场。

正如托玛索·派多亚—夏欧帕（Tommaso Padoa‐Schioppa）(1)在意大利《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上所写的，吉斯卡尔与执委会“没有为大会成员留下空间，个别表达看法，而是利用了他们对欧洲一体化向往的迫切心理，于是乎一厢情愿地去讨好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及各国政府”。事实上，他们是对欧洲历史上最有害的一面一厢情愿，而他们居然毫无警觉，实在难以想象。他们拿美国历史作模拟，但心里却明白，他们正在重蹈欧洲历史的老路：既不是一段再生的历史，也不是一段新发现认同的历史，而是一段十足欧洲式的国家解体历史。知识分子响应哈贝马斯的呼吁，其所坚持的，无非就是欧洲经验的创新与多元，对于这个洲还有一部分能够跟华盛顿唱反调，应该要善加珍惜才对。

但是，我们从欧洲的过去所学到的是，文化与哈贝马斯所谓的“感情的力量”，并不足以保证欧盟有能力给它自己一套法律及一个政治架构。真正重要的是制度、是决策程序，而且唯有后者运作正常，才能讲到认同的基础，或艾柯所说的共同感情。今天，我们与华盛顿的关系很紧张，但明天可能就烟消云散了；当务之急在于设法落实政策，不论政策的目标为何。一个自由而独立的波兰，首度在宪法中采用所谓的“自由否决权”（liberum ve‐to），也就失去了自主与行动的自由，因而在1600年到1700年间走上了有系统的、彻底的自我毁灭。这个条款使得任何一个代表只要用一句“我不同意”，就可以瘫痪国会的整个议程，其情况与今天各国派驻欧洲联盟代表之所为如出一辙。只要有一名代表使用了否决权，任何谈判也就随之破裂；正是这个条款，把波兰这个国家给毁了，先是分裂，接下来则是在历史的场景中彻底消失，时间长达一百二十年。很重要的是，一心想要控制波兰命运的大国──俄罗斯与普鲁士──当然强力阻挠波兰取消这一瘫痪性条款，对那些觊觎这个国家的霸权来说，从外面操作一次否决真是再方便不过了。

自由否决权所铺出来的一条路，波兰的爱国志士塔迪尔斯·柯斯丘什科（Thaddeus Kosciusko）称之为“终结波兰”，波兰的独立与波兰人的国家于焉告终。今天，对于同样会烙上“终结欧洲”之印的条款，波兰的反对立场却仍然不明朗。他们应该第一个跳出来规劝欧洲各国，但情形却相反，他们居然保持沉默，看来颇有要跟捍卫此一致通过原则者站在同一边的味道。

波兰在自由否决权上的沉默，同时，由于欧洲仍然陶醉于后冷战的胜利中，越来越趋于地理情结，充分说明，有两股力量，一股内在的，一股外在的，正在试图瘫痪欧洲。伊拉克战争尚未爆发之前，以及在战争进行当中，欧洲就已经出现严重的分歧，而战争打完之后，欧洲却快灭顶了，因为它连自己赖以生存的利器都丢掉了。

英国政府军心大振不是没有道理的，一心以为制宪大会的战斗已经胜券在握。同样地，美国的领导人也喜不自胜；几个月来，他们一直把希望寄托在英国与波兰身上，若要摆布一个洲，在他们的盘算中，这个洲越是分裂当然也就越值得珍惜──不像艾柯的欧洲观点，越分裂就会越边缘化。当然，美国的如意算盘未必成功，因为战斗还没有结束。制宪大会的代表或许会重拾欧洲人的自尊，而欧洲各国也可能变得更为心思清明。

举例来说，詹弗兰科·菲尼（Gianfranco Fini）(2)终究还是和普罗迪站在一边，虽然他认为普罗迪对吉斯卡尔的批评太过了：大会的草案有必要重新检讨──他说──否决权有必要取消，“以免欧洲为之瘫痪”。哈贝马斯所唤起的知识分子也是以相同的方式作出回应。他们向政府所发出的诉求其实很清楚，也值得注意：创始的国家要作出决策，必须要以一个更紧密的联盟为基础，一如他们在欧元上的作为，至于尚未准备好的政府大可后来再加入。这就是“双速欧洲”的构想，其核心应该是由那些想要有一个真正联盟的国家组成。

然而，即便是这样，自由否决权──这个制度，与对美国的态度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争论无关──必然是一个突出的因素。我们相信，在欧洲知识分子所提出的诉求中，这个关键点却漏掉了。

无论是对美国、中东或我们共同的文化，既要有所行动，就不可能要求完全一致的同意，这是我们参加集体决策时所发现的终极事实，也是波兰亲身经历过的事实。追求绝对的一致又要追求一种共同的文化感情，最坏的结果，就是一种集权式的乌托邦。到头来只会是一种政治自杀，由于全体都绑在一块，弄得大家都动弹不得。纵使目标与观点并非一致，但务求能够作出决策，这种政治艺术立基于一个先决性的概念，亦即不是要去消除彼此的歧异，而是保留各自的特色。经过讨论，沟通观念，总能异中求同作出决策。

政策若要可行，有赖于一个真正能够将言语化做行动的机制，欧洲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机制。当然，还需要有别的。要有一个愿景、一个认同，以及能够将愿景转化成事实的财政资源。然而，方法也好，资源也罢，只有欧洲人在各国无法全体一致的情况下仍能够做成决议才有可能。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最后的结果就会像现在一样，一个真正的主权根本无法诞生，仅是虚构的，仍然只是各自的国家主权而不是一个属于集体的、欧洲的新主权。至于说到最热衷于捍卫否决权的国家则要首推法国，另外还要加上英国。

在伊拉克问题上以及对华盛顿的关系上，这两个政府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但在否决权的立场上却是一致：尽管只是一厢情愿，但个别的国家主权说什么都不能碰。换句话说，讲到改宗大欧洲主义，还先得从欧盟发起国的内部做起，说得精确一点，一切存乎法国的一念。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亚于英国，其影响却大得多。布莱尔的英国政府，就算它在伊拉克战争之后能够在中东重开谈判，充其量也不过是美国战略中的一颗棋子。在一场纯为民族主义对抗布什单边主义的战斗中，结果不问可知，法国注定了孤掌难鸣，一筹莫展。

但是，德国与意大利的领袖们却还是在等待法国作决定，因为，欧洲向来都是唯巴黎马首是瞻。至于英国，也会先看法国的动静才会有动作：伦敦就是因为抓住了法国的短视，今天才能够对东欧起带头作用，守住自己的欧洲观，亦即一个没有政治龙头、没有刀剑也没有共同货币的欧洲。

欧洲的未来取决于巴黎，它的错估形势与心存幻想之所以影响重大，道理在此。伊拉克战争对法国主权所造成的伤害绝不亚于英国。欧洲或许能让法国在主权上扳回一城，但这还要看它下一步棋是怎么走的。波兰式的自由否决权勿宁是最致命的制度，我们在哪里做成决定写下历史，我们全体──法国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一样──就都将在那儿消失。

──《邮报》（La Stampa）2003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