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发展的关键点

The European Union Faces the Major Points of Its De‐velopment

吉亚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

当代意大利最重要、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曾在都灵大学担任理论哲学教授长达二十余年，亦为意大利科学院院士、拉丁研究院副院长，以及多家意大利与欧洲期刊的董事。

特别请出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西方公认的经济专家，曾在大学任教，后出任意大利总理，1999年出任欧盟委员会主席，2006年率左中联盟赢得大选，再任总理。——译注）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用意看来是大功告成了。

欧盟一下子增加了十个新成员国。如此一来，早就应该推出的一部宪法，及建立一个更充实的架构，以取代过去十年来象征欧盟发展的多项条约，也就显得更为迫切了。整个过程已经进入收尾的阶段（只差各国国会与公民投票的批准了）。然而，有一个风险却也应运而出，虽然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亦即一个更大的欧盟可能意味着一个“稀释的”联盟。这么多在许多方面彼此各异的国家，为了要合作无间地结合在一起，显然需要有一个能够提供完全自主运作的机构；但如此一来，新欧洲宪法的本意是要订立一项更明确的联邦契约，却可能因此遭到破坏。

许多政治界的人迫不及待提出看法，要为欧盟提供新的可能，其中却有明显的分歧，道理正在于此。有的人认为，欧盟的扩张──普罗迪的目的正在于此──决定性地促成了一个更清楚的欧洲统一，由此将使欧洲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成为一个受尊重、有影响力的参与者。有些人则希望，从十五个国家增加到二十五个，将迫使联盟大幅缩减其组成“联邦”的野心，使其在未来几年的运作再继续仰赖所谓的“政府间方式”（intergovernmental method，指欧盟决策方式中，成员国各自享有高度自主权，而欧盟执委会等超国家机构之权力受到相当限制的决策形态。——译注）。按照这一方式，每一项重大决策（安全、税赋、外交、司法……）都需要采取全体一致的表决，而且在重大政治议题上，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均实行该方式。

欧洲在世界舞台上若要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一般都认为欧洲联邦的出现是一先决条件。若从上面所讲的限制来看，欧洲联邦的未来却显得不乐观。然而，事情或许并不至于如此，因为，在目前管理欧洲共同体各机构的条约，已经提供了一个解套的方法，只要是政治上可行的成员国就可以诉诸所谓的“双速发展的欧洲”（two‐speed Europe）这样的工具。有的时候，这种说法会遭到相当激烈的反对，因为，此说似乎是在（第一级与第二级的国家之间）作出令人难堪的区分。然而，采用这个办法却经常有效，首开其例的就是共同货币的采用。在这方面，众所周知，就只有部分欧盟国家接受欧元，像英国那样的大国则仍然维持自己的通货。然而即使英国缺席，欧元仍然动起来了。就算是不如预期的成功，却绝非英国缺席的缘故，而是因为欧元缺乏一个真正的联邦经济政策的支持。特别是在建立更紧密的联邦机构上，双速政策的实行也可以──依我们的看法是“应该”──从外交、安全与经济上着手进行了。双速欧洲意在制造一种预期；一旦带头的一群展现了成果，越来越多的国家就会找到坚强的理由随后跟进。

但是，欧洲认同到底存不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碰到的是历史经验上的局限。事实上，我们都是民族国家的历史产物。而民族国家则是以军队、语言、信仰为基础而诞生的，并经由如对统一或独立的向往这类“自然”的动机而得到合法化。虽然这并非最贴近事实的描述，却是获得社会普遍接受的解读方式。但在谈到欧洲时，类似的“民族”意识就很难令人想象了。的确，当我们想到一个政治上统一的欧洲时，令我们感到有趣的是，这完全缺乏与民族意识相关的“自然”基础。欧洲之存在，至多只能算是一个“文化”单位，而且最重要的，这是有别于“自然”的。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那些让我们感觉到自己是欧洲人的文化要素，亦即自然的、“有机的”文化要素，诸如语言、种族、乡土与信仰等等──事实上，在我们眼里，这些要素反而是不对的，是倒退回19世纪狭隘的民族性──尽管如此，特别是在最近，我们必须认清并尽力去阐明，身为欧洲人，我们之所以有别于其他人的原因，而这种区别是比目前我们所属的、正在进行的欧洲联盟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

弄清楚我们不同于其他人之处，或许我们就可以找到自己的欧洲认同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打造一个联邦欧洲，却又想单靠一些实际的理由，那么，除了“居其位谋其政”的人，恐怕很难说服别人共襄这项政治大业的盛举。当然，联邦欧洲的存在有其非常实际的理由，这是无法否认的；在这方面，最早可以推到欧洲的第一个共同体，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接下来是欧洲共同市场，最后则是欧元，终结了这块大陆上各国间的分歧，使欧洲更为繁荣也更具有竞争力。

然而，光是实际利益的理由并不够。利益还必须用政治加以协调，而政治通常处于尖锐的冲突，为了要在政治上达成一致，就需要具有一种“宏观的想法”，亦即不仅仅考虑自己，更需要一种道德的决断力，也就是说，着眼于彼此在经济利益或整体繁荣上更大的福祉。那么，我们所追求的是否就是一种类似爱国情操的东西，亦即那种在19世纪前后使民族国家得以建立并确保其独立的价值呢？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因为我们所追求的不再是自然的或先天的价值，亦即“血缘”的价值，而是追求以功能理性为依归的某种东西，能够以合乎道德的政治抉择为动力，并不是仅以眼前的利益为出发点。尽管各种先天的差异将我们作出区别，我们却能拥有一种欧洲感，多方检视个中的道理，我们乃不难在其中发现这些根本性的超越价值。在这一点上，说到欧洲之相对于美国，就免不了要提到英美入侵伊拉克前夕我们的感受了，当斯时也，拉姆斯菲尔德宣称，旧欧洲已经出局，因为它无法与时俱进，而所谓新欧洲则正是那些愿意配合美国“有意愿”组成联合阵线的伙伴。拉姆斯菲尔德的言论之所以让我们感到义愤填膺，绝不只是争个先来后到的问题──说起来，“旧”欧洲所包括的一些国家，正是对欧洲联盟这个概念贡献最大的（英国、西班牙或波兰根本不包括在其中）。

老实说，最让我们感到气愤的，是那些布什政府的代言人俨然在为欧洲作决定，将法国、德国与德·加斯贝利（de Gasperi）和斯皮内利（Spinelli）的意大利（德·加斯贝利与斯皮内利均为意大利的欧洲联盟主义主导人物。——译注）全都抛诸脑后，背叛了我们所认同的欧洲精神。拉姆斯菲尔德与布什所强调的欧洲，其价值根本与我们心目中所想的南辕北辙；如此一来，反而更让我们意识到了欧洲“真正的”本质。

有关欧洲真正的本质，尽管不同的个人以及不同的“民族”情感会以不同的方式排列顺序，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应该就是欧洲对于世俗主义（secularism）与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态度了。北美社会根深蒂固的宗教情怀，我们当然知之甚深；清教徒先人深远的影响，以及他们追求一种绝对的、源自于信仰的良心自由，我们也都明白。然而，若依照布什及其同伙的版本来解释能够彰显美国精神之“极端自由主义”的宗教情怀，则这种“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并且用经济和军事的超强地位当做证明的观念便正好印证了我们对于美国这种情怀的疑虑和恐惧。

欧洲的世俗主义截然不同，或许也更饱经忧患，对于国家及其功能，所揭示的观点也截然不同。在这一点上，一言以蔽之可以这样说，欧洲的DNA里面包含了美国一无所知的“社会主义”基因。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异，有其深远的历史理由：在美国，无论是地方、各州或是联邦政府的制度精髓发展都是发生在“拓荒者”已有其自治组织“以后”；正因为如此，在美国，“国家”的机制于各个不同的层面，与其说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积极因子，还不如说只是一种“被容忍的”存在。

从教育到卫生保健到企业，美国社会最盛行的立场就是把事情都丢给每个人自己，一切都要自力更生。终极地来说，这种极端“放任”国家机制的观点，其根源或许就在于美国人民一直享有丰饶的物质空间。

我们所生长的欧洲，虽然有丰厚的传统，但随着空间的狭隘却越形窘迫，也就无法想象国家仅属一种次要的辅助形式。即使是我们当中最崇尚极端自由主义的人也明白，如果没有公共机制强有力的规范，追求自由竞争的空间也就无法获得保障。尽管真正的社会主义曾遭到过百般挫折，但这一“社会主义”的基因却始终存在于欧洲文化之中。

按照这一逻辑推论下去，在欧洲的社会（譬如说在摒弃了君主制度之后转型成为共和的国家），打从一开始，社会竞争就受到公共机制的规范，而且不只是出于一种辅助的或“补助的”形式。就算这种情形可能会被看成是欧洲人的坏习惯，凡事都期待于政府，或者说要求得太多；但如此一来，社会生活的观念也不致太过于达尔文式的冷酷。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可以视为一种比较“迟缓”的“发展”观念，而讲到发展，即使在美国，其本身也已经显示只是一种过度量化的理想而已，在追求个人的快乐上不免具有负面的效应，尽管追求快乐乃是一种公认的权利。

我们为什么觉得自己是欧洲人而非美国人，只要我们继续思考这个问题，势必会碰到另一种不同的生存观，亦即对“美好生活”的构成抱持着不同的想法与不同的生存计划。同时，我们势必也会碰到一种参与式民主的观点，亦即要将社会中（几乎是）必然会产生的严格阶层予以排除，对于其中自然发生的差别，不诉诸于国家的矫正，反而是为了体制的“发展”而加以培养与利用。

种种原因在此仅是粗略阐述，但是欧洲人对此普遍有同感。正是出于与这些原因紧密相关的原因——像格罗斯会说的那样——“我们不得不称自己为欧洲人，”而且，竟至于到了这种程度：我们的精神与美国社会的当前盛行的精神大不相同。我们希望，这种差别会成为一个能为欧洲赋予其在全球政治中理应享有的尊严和重要性的行政体系的令人鼓舞的准则。

──《邮报》（La Sta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