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欧洲”：关于欧洲的认同

‘Core Europe’：Thoughts About the European Identity

阿道夫·穆希格（Adolf Muschg）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德语荣誉教授，亦为一学者型作家，作品类型多元，包括长篇小说、散文、短篇小说。1994年荣获德国文学界最高荣誉的毕希纳奖（Büchner Prize）。2003年当选柏林艺术学院主席，为该院创办三百年来第二度将此享有崇高荣誉之职位授予外国人。

欧洲统一的核心是什么？这是个颇难回答的问题，或许这样问来得简单一点：一个联盟若要在政治上得以为继，其必要（也许并非充分的）条件为何？随着骰子的一掷，货币联盟就将相互的利益掷入了经济的角力场，仿佛在那里一切都可以站得比较稳当（也可以比较确实地加以计量）了。

但是，追求最有利的价格与生产率──在一个不受区域限制的世界市场上──其本身并不能为欧洲人创造任何自身的价值。对于一个不同于货币联盟的政治实体，较富有的国家即使在会丧失竞争优势的情况下，仍旧应该担负责任义务，这种观念已经成为无可回避的原则。其结果却是，社会福利被视为再也负担不起的赤字因而遭到删除，同时，迫使社会方案削减财务需求的《稳定公约》（Stability Pact，欧盟旨在稳定货币联盟和欧元的预算公约，目的在于防止欧元区所有成员国出现大量政府预算赤字，以致增加整个欧元区的借贷成本，该公约要求成员国将其预算赤字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下。——译注），也已经成为测量欧洲经济实力的真正指标。但是，一个除了记账别无其他功能的欧洲，也就失去了促使社会团结的基础。当不再有任何多余的经费分配其财富时，欧盟也不再有能力补助其成员国。从单纯的经济观点来看，德国的统一已经证明是一项坏的投资，此举使得其经济力量的引擎陷入停顿。欧盟向东的扩张对欧洲将是一项较好的交易，只是一个大胆的推论，正如伊拉克战争所显示出来的冷酷，许多人都希望，欧盟的扩张可以谱出一首政治的田园牧歌，其机会看来还真是渺茫。

分裂的种子

欧盟扩大之后，这一“价值共同体”受制于许多不同的优先事务，不得不让人担心欧盟处理的能力。“新欧洲”将得来不易（因而格外珍惜）的国家认同带进了“旧欧洲”，然而这却与欧洲的历史成就格格不入，甚至因此唤醒了民族主义保守派的分裂种子。

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欧洲内战，使人深感“不可再犯”之痛，也正是这种大悲，多少促成了《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1957年欧洲六国签订，根据该条约成立欧洲共同市场。——译注），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方与败方拉到了一起。就算在冷战的阴影下对和平的追求并无条件的，但毕竟成功地将德国整合到一个联盟中，并将其原本可用于邻国的军事力量中立化。而说到追求欧洲一体化之锲而不舍，更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德国──特别是表现于主动提出赔偿上──其热心胜过任何一个北约的成员国；北约虽然确保了德国的安全需要，并自由化其国家的经济，促成战后的经济奇迹，却也任令一个民族的良知一分为二。战争的罪恶感加上屠杀犹太人，双重创伤所造成的自我谴责情结，也只有在更崇高的欧洲统一中才能够得到平复。为了和平，甚至连日耳曼的分裂都接受了。

在促成柏林墙倒塌及苏联的瓦解上，“通过对话达成改变”的策略，显然比断然拒绝“新武器部署”更为有效。自从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西德总理，1969－1974，任内最著名的举动就是在波兰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下跪，有赎罪总理之称。——译注）以来，这一策略就是德国“东方政策”的主体，以最高度的审慎解除了潜在的爆炸性情势。这一超乎任何人期望的目标达成之后，不可避免地，人人都发现，所有重获自由的国家，时钟上所定的时间都不相同。只要是前异议分子掌权的地方，所到之处，争取人权与公民权，甚至包括处死独裁者，都高于和平的维持，而在他们申请加入欧盟成员国的过程中，对于欧盟内部的分歧，新的领袖居然也都接受。在拉姆斯菲尔德所谓“旧欧洲”南边的各国政府（指西班牙、葡萄牙与意大利。——译注），甚至都同意“新欧洲”国家（在此处指捷克与匈牙利。——译注）的看法，即使有违国家的法律，还是能够发动战争，而且是师出有名。因此，英美的单边主义在伊拉克所制造的状况瘫痪了欧洲，却在反对战争的国家中促成了意外的联合，亦即法国与德国，加上俄国，还有远在天边的中国。

战争的结果大家都心知肚明，事后讨论起来，哪些国家现在知道自己“被孤立”似乎也已成定论。但是，疑问又来了，如何才能推动一股既重要又能用一个声音说话的力量。尽管由于欧洲的版图在政治上并非一个没有声音的团块，但由于它的多元分歧，仍然无法在全球的政治事务上展现分量。歌德在他的《威廉·麦斯特的求学生涯》（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中告诉我们：“思想无远弗届但却寸步难行，行动虎虎生风但却有其限度。”欧洲虽已发现布什的新世界秩序其实有其“限度”，但却也弥补不了欧洲在凝聚政治意志时“思想”上的失败。除非能找出欧洲人之所以为欧洲人的组成原理，否则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1974－1981，曾任法国总统，因主持起草《欧盟宪法条约》而被誉为“欧盟宪法之父”。——译注）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宪法会议永远也无法达成其目标。然而，欧洲的最小公分母既然不会是经济，其最大公分母，亦即欧洲的文化，也依然只是政治语言天幕上的一幅图画，那么，欧洲的统一又该建立在什么上面呢？

欧洲的问题很像圣奥古斯丁有关时间本质的问题，亦即，时间到底是什么，只要没有人问他，他还算是知道；但是，如果有人问了，他就毫无概念了。因此，答案只能是这样，欧洲是一个实体，其之所以存在，纯粹是因为事实上它已经被创造了出来。正如有一句（瑞士人所熟悉的）警语所说的，凡被创造出来的就必是有价值的。无疑地，欧洲之存在仅是一个记忆与经验的共同体，但说到其特质，正是这些记忆，在将我们结合起来之前，曾经将我们彻底地分割过，正是这些经验，让我们一度以为彼此间的差异是无法跨越的。然而，这一切还是被克服了，只不过，并非出自那些有心采取行动的人，而是缘于那些饱经忧患的人。

身为一个瑞士的欧洲人，德国与法国居然会和解，对我而言，与其说是冷战结束的结果，倒不如说是真正的奇迹。旧欧洲的核心是一道裂痕；从这道裂痕依稀可以看到新裂痕的轮廓。在历史战场的中央，从布鲁塞尔经卢森堡到斯特拉斯堡，欧盟的重镇排列有如一道伤口的缝线，这个伤口千万不能再让它裂开。这个核心欧洲已经学乖了，不计一切代价要跟自己和平相处；因为，为它所付出的代价始终都是欧洲的一项责任，也是一项该对欧洲人民所负的责任。

核心成就

我们不禁希望，由此将会带来一次可以作为殷鉴的疗伤，亦即一次将战壕填平的示范，一次沿着敞开的东欧东界逐渐将高墙拆除的示范，使之全面地敞开。但是，一厢情愿是没有用的，因此，对于核心欧洲的凝聚力量与“欧盟既有法规”（acquis com‐munautaire）(4)的理想，我们千万不能径自施为。除此之外，当有一天我们被逼到欧洲人都不希望见到的境地，必须接受现实时，那也只有在坚决的历史意志彻底击败盲目民族主义的前提下，我们才可能十分勉强地接受。但是，未来欧洲的这个核心成就还是有可能落空的。纵使非人道的边界堡垒已经倒塌，铁幕的梦魇仍令欧洲人思之丧胆，在旧边界两边，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都阴魂不散，就证明极权主义所造成的伤口仍然还在发炎。随着旧集团的冰消瓦解，使人身不由己被催眠并无视于国家民族存在的麻醉也跟着退去；今天，人们拼命要讨回他们的权利了。历史上与文化上，我们的确可以说，欧洲一路下来都活在本身的矛盾中，但欧洲的政治可不能再让这些没有意义的矛盾给绑住，必须从制度上去解决这一不利的因素。因为，能够使欧洲人彼此合作的东西如此可贵，值得我们用一个有效能的联邦体制去孕育、维系与保存。

今天的欧洲，在许多方面很像1818年与1848年维也纳会议（Congresses of Vienna，拿破仑垮台后，欧洲各大国重整欧洲新秩序所召开的国际会议，确定瑞士的永久中立。——译注）时的瑞士。当时有二十二个互不相让的独立政治群体，在政治上，每个都极不稳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了保住各自不同的特质（欧洲始终都是如此），乃以邦联的形式达成了一个可行的合作关系。新的联邦当局深深了解到其所必须治理的政治体系完全是由无法相互宰制或由一方来主导的一群国家所组成，必须促进协调其彼此互相让步妥协。但是，瑞士在统一过程中所具有的两项优点，以欧盟来说却不见得有利，亦即：瑞士政治力量的微不足道，以及在外交事务上的致力中立。像欧盟这样的全球性角色当然不能躲起来，对于自身的矛盾，它固然要改弦更张并提高警觉，同时对于别人的矛盾也要培养一种特别的敏感度。欧洲之所以不去向美国“学习如何赢得胜利”乃是因为欧洲已经学会了评估赢家所要付出的代价。古代的皮洛斯王（King Pyrrhus，希腊城邦伊庇鲁斯［Epirus］国王，公元前319—前272年，曾两度击败罗马人。——译注）说得好：“再这样胜一场，我就会输掉了。”为了自己所获得的胜利，欧洲人已经付出了够高的代价，因此，即使是最后的胜利，他们都不愿意再“赢”了。经验告诉欧洲人，今天的“反恐战争”只会制造更多征服不完的敌人，因此必须谨慎镇定战争所声称要歼灭的真正敌人。欧洲过去发动过十字军，再也不愿意重蹈覆辙了。但即使只是要控制局面，还是少不了军队；激进的和平主义因此适得其反，只会阻碍真正和平的来临。瑞士19世纪的统一，实际上是靠它的军队而不是靠爱国主义动人的口号。欧洲的外交事务需要有如约施卡·菲舍尔（Joschka Fischer，德国绿党领袖，1998年至2005年初任德国副总理兼外长。——译注）这样一号人物做代表。他那样的资历背景能够确保不同立场的人放心，知道自己的意见能够获得表达，而“对手越强，荣耀越大”，这句欧洲昔日奉为座右铭的名言早已不再为真。

分担共同的命运

导致欧洲合与分的，其实是同一样东西：共同的记忆与习惯。而这些记忆与习惯则是一步一步在学习改掉致命的坏习惯的过程中所得到的。今日的欧洲将造就明日的欧洲。欧洲既不是大西方也不是文明的摇篮；科学、启蒙与现代都不是欧洲的专利。如果想要建立欧洲认同，千万不可舍本身的经验而另循他途，也就是说，任何自以为超人一等的想法都只会导致妄自尊大，19世纪的欧洲自以为代表并统治整个世界，正是这种狂妄幻想的结果。在其内部文明化的过程中，欧洲本来就有其界限，因此，欧洲的疆界不可能大过这一范围，甚至在面对这些限制时也不需要太过于敏感，而应该──开其历史上的先例──将之视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

对于这样一个计划，千万不该心存悲观，欧洲人为什么不学学瑞士人，陶醉于多元之乐？一个欧洲联邦不仅是人类史上的创举；面对这样一个在过去从来不曾存在的联邦，固然应该战战兢兢，但其本身更是一口活泉，在其组织之中，欧洲必定有如生命本身之丰富；说到生命，现代生物科学既不再视之为一个目的导向的过程，也不是一个对应于神性的自然体，而是一个拼凑体，是一个在动荡中持续寻找平衡的过程，亦即，是对一个既威胁又供养的“全球化”环境持续提出问题与回应的一场竞赛。因此，所有欧洲的器官，头脑与四肢，“布鲁塞尔”与老旧的民族国家，都是一个自我创造过程的心智载体。这样的欧洲对欧洲认同不会心存恐惧，因为欧洲认同将只不过是政治生态下的自然产物，不需依赖（永远效果不彰的）认同宣传。欧洲公民实体的出现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创新，届时欧洲大可为此感到自豪。

说得感伤一点：欧洲分担着一个共同的命运。说到“钟爱命运”，古希腊斯多葛学派（Stoic school）说得好，说起来虽然不是那么容易，但也绝非完全做不到。要建立欧洲，不一定非得先要爱它。但爱它又有何不可呢。

──《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