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的欧洲：再生或没落

An Uncertain Europe Between Rebirth and Decline

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

享誉世界的意大利符号学家、哲学家、美学家、小说家、文学评论家，著有《美的历史》、《丑的历史》、《无限的清单》、《玫瑰的名字》、《波多里诺》、《误读》、《带着鲑鱼去旅行》、《密涅瓦火柴盒》、《中世纪的艺术与美》、《符号学与语言哲学》、《开放的作品》、《读者的角色》、《悠游小说林》等。

撰写这篇文章并非出于我的主动。数周之前，哈贝马斯跟好几个国家的同业联络，邀约各自撰写一篇文章，于同一天分别刊登在欧洲几家主要的报纸上。当时，除哈贝马斯说明了此举的动机之外，对于哈贝马斯与德里达（共同署名，同时刊登于《法兰克福汇报》和《解放报》）、费尔南多·萨瓦特（《国家报》）、吉亚尼·瓦蒂莫（《邮报》）、阿道夫．穆希格（《新苏黎世报》），以及理查德·罗蒂（为一海外作家，大作刊于《南德意志报》）等人将写些什么，我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想来这番介入乃是要引发更多的讨论。哈贝马斯所要求于朋友与同业的，在于以欧洲公民的立场，就当前欧洲的处境发表各自的看法，并对各国政府和现行（虽然仍未充分成形）欧洲政府提出一系列的吁求。

当此之际，对于伊拉克战争，各国因立场互异而在欧洲内部形成尖锐的分歧，在此时此刻要对联合欧洲的未来提出预测格外困难。某些东欧国家之加入欧盟，已将那些民主政治行之有年的国家拉到一块，半推半就地把自己的国家主权跟那些实行民主政治未久的国家绑在一起，目的则是要增强一个由他们新打造的国家主权，即使代价包括必须牺牲与欧洲以外国家结盟的政策。

按照这种情况来看，我们可以这样说，一方面，的确是有一种欧洲意识与认同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却也有一大堆可能的发展要将这一联合给分解掉。

在这里，举个我知道哈贝马斯也会用的例子：所谓的西方世界，其基本要素包括希腊与犹太—基督宗教遗产，诞生于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理念，始于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与弗朗西斯·培根的现代科学遗产，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国家、教会或普通法的世俗化，经过阶级斗争而达成的正义理念（全都是典型欧洲西方世界的产品，而且我们还能够举出更多），但时至今日，所有这些都已经不再属于欧洲所独有，而是扩散到了美洲、澳洲以及亚洲与非洲的许多地方，而且──尽管并非各处皆然──已经大行其道。

一个介于再生与没落之间的未来：旧大陆的命运

今天，西方文明（一个将本身在全球化过程中定位为成功模范的文明）不再是只等于欧洲。

与此同时，在西方文明本身的内部，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一种欧洲的认同。身为欧洲人，当我们走访其他欧洲国家时，这种认同并不会那么强烈，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所看到的反而是彼此的差异，只不过，这就好像我们从米兰到了巴勒莫（Palermo），或是从卡拉布里亚（Calabria）去到都灵一定会看到差异是一样的（以上均为意大利地名，米兰、都灵为意大利北部城市，巴勒莫为南边西西里岛的第一大城市，卡拉布里亚则在意大利半岛之最南端，与西西里隔海峡相望。——译注）。但我们若是跟一个非欧洲的文化接触，包括美国文化，马上就会有一种欧洲认同油然而生。我常有这种经验，出席一场会议，与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消磨一个晚上，或是在一次平常的观光旅游中，很偶然地碰到一些人，他们若是来自法国、西班牙或德国，言谈举止间，总会让我们觉得气味相投，胜过从其他地方来的人。去年12月在巴黎，出席一项和平会议的开幕式，席间法国的哲学家部长吕克·费里（Luc Ferry）致词（此公所言虽不惊人，说来却是掷地有声）：时至今日，若说法国人还想对德国人动武，那是绝不可能的（同样地，想到会有英国人去跟意大利人开战，西班牙人去侵略佛兰德斯，也属不可思议），但是，所有这一类今天看来都已经是明日黄花的冲突与敌对，在过去的两千年却是常态。现在的情形可以说是破天荒的；若是回到五十年前，那可是无法想象的。我们或许一点感觉都没有，但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却仿佛是生来就有的。我们欧洲人，就算是最不入流的，碰到假日，今天都可以自由自在、大大方方地穿越国界，但若换作是我们的先人，荷枪实弹的人可就马上逼了上来。

一个法国人觉得自己不同于德国人，理由可以多到数不清，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继承了一堆的经验，使得他们乃至他们各自的国家看起来就是属于同一类的，譬如说：有别于个人的成功只要各凭本事，而我们对繁荣福祉拥有一种共同的认知，却是经过贸易联盟的努力所达成的；我们都经历过殖民失败及帝国没落的过去；我们全都受过独裁专制统治之苦，对这种病毒了如指掌，任何一点点的征兆都难逃我们的法眼，因此，或许我们（至少是绝大部分）已经完全免疫。我们也全都经历过本土的内战，甚至永劫不复的险境。我敢这样说，如果有两架飞机撞进了巴黎圣母院与伦敦钟塔，恐惧、痛苦、愤怒是一定会的，但绝不至于惊吓到荒腔走板，忧心到方寸大乱，出于本能地采取立即而毫无转圜的反制行动，弄得第一次在本土遭到攻击的美国人民人心惶惶而不可终日。

总而言之，欧洲拥有太多共同的东西：欢乐与悲伤、光荣与耻辱、值得保护与应该忏悔的传统。不同于其他国家，每个欧洲国家都跟亚洲与非洲互动密切，展开过没有大洋阻隔的贸易与冲突。但是，这就足够让欧洲真正地团结起来吗？正如我们每天之所见，其实不然，尽管欧元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许多国家都希望得其门而入，成为共同体的一员。看起来，大家的确都想要参加一个联盟，但加入以后呢？或许愿意放弃某些东西，但绝不是全部，同时又随时可以翻脸，一如在有关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各有立场。

摆在眼前的是，欧洲内部根本见不到团结，如今由于世事的演变，我们已被迫必须面对这个事实。冷战期间，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被分成东西两个阵营），被迫寄存于其他世界大国的保护之下，不是亲美就是亲苏；而这两个大国则乐得在欧洲予取予求。至于中国，当时除了忙着维持内部的稳定，要应付的不止美国，还要直接面对俄国，即使会成为美国的主要对手，也是长久以后的事。美国人在北韩一筹莫展，在越南兵败如山倒，但在欧洲却春风得意，随着苏维埃帝国的土崩瓦解，在欧洲大获全胜。置身于一场超乎其能力范围的赛局中，欧洲国家别无选择，只能择其所能认同的一方（北约组织或华沙公约）结盟，并接受统一的军事安全机制。

柏林墙倒塌之后，世界的脚本已经改写，但却要到过去的这几年才结算，大概可以从美国在巴尔干问题上只顾自己的利益算起。在打败长达五十年的敌人之后，美国了解到还有一个敌人，一个没有固定边界，但确实存在于穆斯林世界内部，在中东与远东某处的敌人。为了打击这个敌人，美国直接动用武力，目标从喀布尔到巴格达甚至更远。这场新的战争甚至迫使美国重新部署他们的军事基地；但无论如何，北约都已经不再被认为是可靠的（其中的部分原因相当明显，基于历史与地理的因素，欧洲国家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有一部分是跟美国利益相冲突的）。

同时，情势也逐渐明朗，美国准备面对的大冲突将是来自中国。虽然没有迹象显示未来可能走向战争，但在经济与地缘上的对立显然不可避免。任何人只要到美国的大学去看看就可以了解到，有多少奖学金、研究职位与学生领袖的角色逐渐为亚洲学生所据有（这些学生姑且不论来自何处，其事先培养之充分远胜来自欧洲的同侪，而为了取得优势，每天甚至工作长达十八小时）。美国的科学发展将越来越倚重人才的输入，但不是来自欧洲，而是来自亚洲的印度、中国与日本。这意味着美国的整体利益将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其情况和大型生产与研究中心早已迁至或直接设立于西岸如出一辙。长此以往，纽约将成为美国的佛罗伦萨，维持一个流行与文化中心的局面，却逐渐失去重大决策的地位。美国将不再是一个大西洋国家，而是一个太平洋国家，这对欧洲来说别有意义，也就是说，20世纪20年代时，欧裔美国人是活在巴黎神话当中，但新一代美国重要人士所居住的州，却连《纽约时报》都发行不到，或次日才到，而且也只到特定的区域；在他们所居之地的美国人民，对欧洲所知将越来越少，就算有所知，对于这块陌生大陆的想法，他们也将无法理解，只因为它比夏威夷与日本还更遥远、更神秘。

随着美国的注意力转移到中东与广大的太平洋地区，欧洲也就失去了分量。不论如何，就算是最极端亲美的人士都不得不承认，一个不再受到纳粹坦克或哥萨克骑兵饮马圣彼得大教堂圣泉威胁的大陆，对美国人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尽管美国人的根是来自那儿，但话又说回来，现在有多少美国人的名字是Pérez还是Chong Li呢？）

听任环境力量的发展（说到结果，按照黑格尔的法则，事情总是受到现实所摆布），欧洲如果不成其为欧洲，就只有分崩离析一途。

后面这种说法似乎是危言耸听，但却有迹可循，也就是说，欧洲不是巴尔干化就是拉丁美洲化。到时候，新的世界大国（在遥远的未来可能已经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为了方便双极体系路线的规划（并且保住世界大国的地位），无论是把波兰、直布罗陀或是赫尔辛基、塔林视为基地，它们都将按照自己的需要，把小小的欧洲国家当成赌局的筹码。而欧洲越分裂，欧元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也就越低，对新大国而言越好。总之，一个世界大国唯本身的利益高于其他一切，本属无可厚非。要不然，欧洲就得好自为之，把自己变成美国与东方之间的第三极（不论这个东方指的是中国还是日本，谁知道呢？或许是新加坡）。要让自己成为第三极，欧洲只有一条路可走：在达成一个关税同盟与货币同盟之后，还要架构一套统一的外交政策与安全体系──即使只是一个最小的规模也无妨，因为，若说欧洲会入侵中国或跟美国开战，那是无法想象的──以提出防卫及干预之对策，弥补北约在这方面日益明显的不足。

欧洲各国政府能够就此达成协议吗？依哈贝马斯之见，以一个包括爱沙尼亚、土耳其、波兰，甚至有朝一日加上俄国，这样幅员的欧洲，想要立竿见影显然有所不能。然而，这一计划或能打动那些个创立欧盟的国家，若能由这些国家提案，其他国家或将陆陆续续跟进。这会只是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吗？话说回来，常识告诉我们的是，世界稳定的新秩序已迫使这一理想成为一种必需。若此路不通，便别无他途。如此说来，欧洲既要生存下去，就注定了要弄出一套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战略来，否则势将成为──在此我无意贬低侮辱任何人──危地马拉。

一群生于斯长于斯、愿意继续生活于斯土，并以身为斯土一员为荣的欧洲公民，向这块大陆的各国政府发出这项吁求，意义在此。

──《共和报》（La Repubbl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