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bruary 15，or，What Binds Europeans Together：Plea for a Common Foreign Policy，Beginning in Core Europe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哈贝马斯：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University）名誉哲学教授、现任美国西北大学常驻客座哲学教授，英文近作包括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2003）与文选集Time of Transitions。

德里达：曾任教于法国高等师范学院（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与索邦大学（Sorbonne），并担任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院长，2004年去世。

联名发表一篇论析兼呼吁的文章，是德里达与哈贝马斯共同的希望。在他们看来，法国与德国的知识分子同声一气摒弃过去彼此的成见，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读者不难发现，下文虽是出自哈贝马斯之手，而德里达之所以未能自成一篇，是由于其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只能建议哈贝马斯让他署名，共同发表这项呼吁，并完全认同其中的前提与观点，亦即：新欧洲的政治责任应该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国际法及其机构，特别是联合国，应重建其威信并予以有效转型；在有关国家权力分配等问题上，均应追求新的观念与新的作为，一切皆已回到康德的传统。此外，哈贝马斯的许多观点跟德里达在《流氓：理性二论》（Voyous：Deux essais sur la rai‐son，Galilée2002）一书中所形成想法也颇有交集。最近，一本由哈贝马斯与德里达合作的书在美国问世，内容是两人于2002年“9·11”之后在纽约所举行的两次对话。(1)尽管两人的切入点与论点不同，但针对国际法的机制与欧洲的新任务，两人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不应忘记两个日子，其一，是一则令读者感到震惊的报纸报导，西班牙首相邀集了几个愿意支持伊拉克战争的欧洲国家一同宣誓效忠乔治·布什，而这一行动竟然是背着其他的欧盟国家。但我们也应当记住2003年2月15日，这一天，在伦敦与罗马、马德里与巴塞罗纳、柏林与巴黎都有群众示威，反对这次令人不齿的攻击行动。此沛然莫之能御的示威，堪称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象征着一个欧洲公共领域的诞生，日后必将留名青史。

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一连几个月的沉闷，一种欺世盗名的分工已经有山雨欲来之势。一方面，为了因应不停的军事动员，展开了大规模后勤作业，另一方面，人道援助机构也如火如荼地动了起来，两者有如齿轮般紧密地咬合着。更可悲的是那些身不由己沦为牺牲品的人，当着他们的面，事情就那样堂而皇之地上演了。救援的人员、设施与物品，全都事先安排妥当，美其名曰是要拯救那些到时候会受苦的人，重建那些到时候会遭到破坏的城市与机构。他们披着文明外衣的野蛮行径，有如探照灯般，照亮有计划的无情宰割（会有多少受害者？），照亮因此所带来的长期痛苦（会有多少伤残、多少饥渴？），照亮长期处心积虑的摧毁（会毁掉多少住宅区与医院、多少家庭、博物馆与市场？）。最后，战争终于开打了，巴格达的夜空被无数的爆炸照亮，有如恩斯特·云格尔（Ernst Jünger）(2)的美学，仿佛完全无害。

欧洲的共同外交政策：谁优先？

毫无疑问地，强烈的感情把欧洲公民紧紧拉到了一块儿，但这场战争同时也让欧洲人意识到，他们共同的外交政策根本是失败的，而其所以失败则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正如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国际法遭到严重的破坏，也在欧洲点燃了有关未来国际秩序的辩论。但在这里，分歧的论点却切割得更深，使得人们并不陌生的断层线更加泾渭分明。对于美国超强的角色、未来的世界秩序、以及有关国际法与联合国等等问题的争论，也从潜伏的矛盾变成公开的翻脸。一方面在欧陆国家与英美之间，另一方面在“旧欧洲”与即将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之间，中间的那条鸿沟乃越来越深。

在英国，虽然与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已受到挑战，但是唐宁街的优先考虑再清楚不过了。至于中欧与东欧国家，尽管拼命想要获得允许加入欧盟，但对于最近才重新捡回来的主权，显然也不愿意又给套上限制。伊拉克危机是一剂催化剂。在布鲁塞尔的制宪大会上，壁垒分明现在已经清楚可见，一边是真心希望有一个更强大的欧盟，至于另一边，则是可以理解地着意于冻结现行的政府间治理模式，即使要改变，顶多表面上更动一下也就行了。这种矛盾无法再玩下去了。未来的宪法将容许我们有一位欧洲的外交部长。但是，各国政府如果不能团结在一个共同的政策之下，就算有了一个正式的机构又有什么好处呢？一个工作性质已经走了样的菲舍尔（Fischer）跟一个无能的索拉纳（Solana）其实是没有差别的。(3)

就当前来说，只有核心欧洲国家才足以使欧盟具有某种国家的特质。但是，如果这些国家最多只能就“自身利益”的定义达成共识，结果又将如何呢？欧洲若想免于分裂的命运，这些核心国家就必须利用欧盟尼斯首脑会议所授权的“强化合作”机制，为共同的外交政策、共同的安全政策与共同的防卫政策踏出第一步。唯有踏出了这一步，才能够成功地将力量统一起来，到头来，其他的成员国──以欧元区带头──也才不至于抗拒，如此一来，在未来欧洲宪法的架构下，也就不再会出现分离主义。扮演带头的角色并不表示要排除别人。欧洲的前卫核心不应该将自己封闭起来自成一个新的“小欧洲”，而应该一如往常地扮演火车头。可以确定的是，基于自利，将会使欧盟中这些比较密切合作的成员国敞开门户。核心欧洲对外的行动能力越强，并且越是能够证明，在一个复杂的全球社会中，至关重要的不只是歧见对立，也包含了谈判议程、关系与经济优势的软实力，则受邀请的国家能够成功通过那道门坎的机率就越高。

在这个世界上，将政治简化为只有战争与和平两种选项，既愚蠢又代价高昂，根本就是此路不通。在国际法的层面与联合国的框架内，欧洲应该将力量用在制衡美国霸权的单边主义。在全球经济峰会上，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体制中，则应该运用其影响力，为未来的全球政策打造蓝图。

追求欧盟更近一步发展的政治计划，如今显然跟行政运作环境的限制大相扞格。欧盟能走到今天，驱动其改革的动力主要源自于对共同市场以及欧元区的功能性需求。这些驱动的力量现在也已消耗殆尽。一种转型的政治必须与公民自身的动机与心态直接相连。这样的转型政治对成员国的要求并不止于克服竞争力的障碍，而且还要求成员国形成一种共同的意志。对于具有高度重要性的外交政策，多数决定的合法性仍有赖于少数反对票的团结。但要做到这一点，双方就必须具有共同的政治归属感，换句话说，在“建立”国家认同之外，还必须给人民加上一种欧洲的认同。人民目前已经具备的抽象团结概念，大体上仍然局限于各成员国的民族国家，必须扩而充之，将其他民族的欧洲公民也一起包括进来。

这样一来，也就产生了“欧洲认同”的问题。唯有意识到彼此间拥有共同的政治命运与共同的未来，才能够使少数的反对票不至于妨碍多数的意志。对于其他国家的公民，一个国家的公民基本上应视之为“我们的一员”。这样一种不可或缺的条件，免不了会有人提出质疑：可曾有历史的经验、传统与成就，足以让欧洲公民意识到一体感的共同政治命运？对于未来的欧洲，能够吸引人而且真正具有感染力的“愿景”，不是凭空就会出现的。以目前来说，我们只能在困惑中不安地展望。但是这样的愿景却极可能从我们所身处的困境中诞生，且必须是从杂音刺耳的公共领域中被陈述而产生。如果这个议题至今还不曾被搬上台面，那就是我们知识分子没有尽到责任。

欧洲认同的背叛

如果不去顾虑是否经得起考验，要讲团结是非常容易的。在我们的想象中，一个安定、合作的欧洲，一个对其他文化敞开怀抱并能够对话的欧洲，飘浮有如海市蜃楼。但我们却欣然发现，有一个欧洲曾经在20世纪的后半叶为两个问题的解决立下了典范：欧盟已经使自己成为一个“超越民族国家治理”的形式，开启了后民族共同体的先例。此外，欧洲数十年来的社会福利制度也可以作为模范。没错，拿到民族国家的层面来说，这些反而都是防之唯恐不及的。然而，在全球资本主义的驯服方面，欧洲在社会正义上所建立的标准，必将成为未来的政治努力的标竿。在这两个重大问题的解决上，欧洲既然能够大功告成，为什么不能进一步提出新的挑战：一反过去竞争的观点，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并促成一个普世的秩序？

当然，如果要将这项挑战当成全欧洲的议题，就必须跟现存的心态接轨，藉以激发一个自我了解的过程。就此而言，这一大胆假设似乎与两项事实有所抵触：欧洲最重大的历史成就之所以不具有凝聚认同的力量，不正是因为其在全世界都获得极大的成功吗？其次，欧洲的特色之一乃是民族意识之间的对抗始终不断，在这样的一个地区，还有什么东西能够将他们整合起来呢？

基督宗教与资本主义、自然科学与技术、罗马法与拿破仑法典、资产阶级的城市生活方式、民主与人权、国家与社会的世俗主义，所有这些欧洲的遗产全都扩散到了其他的洲，已不足以构成欧洲的特有部分（proprium）。西方的心灵根植于犹太—基督宗教传统，的确有其独有的特质。但是，欧洲国家跟美国、加拿大与澳洲也具有一种共同的心理特质，亦即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与行动主义。作为一种精神的形式，“西方”所涵盖的绝不只是欧洲而已。此外，欧洲是由民族国家所构成，而民族国家的界定本来就极富争议，由民族语言、民族文学与民族历史所形成的民族意识，长久以来更是被操作成为一种极具爆炸性的力量。

然而，对民族主义这种毁灭性力量的反弹，也已经发展出某种价值与传统，使得当代欧洲具有无比丰富的文化多元性。这正是欧洲在面对非欧洲时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好几个世纪以来，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冲突、神权与世俗权力之间的摩擦、信仰与知识之间的竞争、国家与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相较于其他的文化，欧洲的情况严重得多，因此，也已经从痛苦中学会了如何沟通歧异、整合矛盾以及化解紧张。承认歧异的存在──相互承认另类之所以为另类──也能够成为一种相互认同的特性。

以福利国家弭平阶级的冲突，以及在欧盟的框架内自我约束国家的主权，则是新近树立的典范。诚如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英国史学家。——译注）所说，20世纪的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在铁幕的这一边，欧洲经历了它的“黄金时代”，从此形成了共同的政治特质，因此，不管是德国人还是法国人，别人总是将我们看作是欧洲人──不仅在香港如此，甚至在特拉维夫（Tel Aviv，以色列港口城市。——译注）亦然。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同时，在欧洲的社会，世俗主义发展得相当成熟，政治与宗教泾渭分明，对于任何越界的行为，人民都不免质疑。欧洲人对于国家的组织与管理能力充分信任，但对市场的功能却表示怀疑。他们具有敏锐的“辩证启蒙”（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意识，对于科技的进步，不会天真地抱持乐观的期望。他们选择接受福利国家所带来的社会安全保证，也接受以团结为基础的规范。对于暴力的使用，他们所能容忍的门坎非常低。对于国际秩序，他们追求的是多边的合法管制，与此密不可分的是，他们希望改革联合国，并在此架构下推行一个有效的全球性政策。

在那段幸运的历史时期中，西欧人民于冷战阴影下所养成的这种心态，自从1989年到1990年间以来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2月15日却显示，这种心态还是一脉相承地存在着。美国虽为盟邦，其粗暴的霸权政治之所以使“旧欧洲”觉得自己受到了触犯，道理正在于此。而如此多的欧洲人虽然乐见萨达姆的垮台，却反对这项美其名曰解放的行动，视之为片面的、先发制人的以及带有迷惑性和辩护性的入侵，其道理也在于此。但是，这种心态够稳定吗？是否有其深层的历史与传统根源呢？

今天，我们都明白，许多政治传统的权威，说它是出于“自然天成”乃是一种错觉，事实上根本是“人造出来的”。相对于此的是，一种在公共领域光天化日之下诞生的欧洲认同，其之所以成形，自必有其根源。自以为是所营造出来的东西，本身就带有一意孤行的缺点。政治道德的意志是在鞭策我们对自我了解作出诠释，绝对不是自以为是。先人所留下来的遗产，我们之所以取此而舍彼，其间所需要的深思熟虑，绝不亚于我们为自己所作的决定提出一个说法。历史的经验虽然可取，但只是自我认知的选项，没有这种自我认知，是不可能形塑自我认同的。总而言之，大略谈谈这种历史经验的“选项”，或许可以为战后的欧洲意识勾勒出一个更清楚的轮廓。

政治轮廓的历史根源

在现代欧洲，在比利牛斯山的两边、阿尔卑斯山的南北、莱茵河的东西，宗教与政治间的关系发展都有所不同。国家与不同的世界观之间应维持中立的概念，在不同的欧洲国家，各有不同的法定形式。但在民间的社会，宗教大体上是采取一种比较非政治的立场。这种信仰属于私事的社会，换个角度来看或许不无遗憾，但对我们的政治文化来说却是乐观其成。对我们来说，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公开的祷告，并将重要的政治决策与神圣的使命扯上关系，这样的一个总统，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在欧洲，民间社会免于专制的统治，并非每个地方都与国家治理的民主化有关。但是，法国大革命的理想遍及整个欧洲，却处处说明了政治的两种形式──作为一种参与式的权力与一种政治自由制度化的中介──在欧洲受到肯定的原因。相对地，资本主义的胜利与尖锐的阶级斗争脱离不了关系，这一事实就无法使自由市场得到同样正面的评价。对政治与市场给予不同的评价也可以说明，欧洲人宁愿信任国家的教化力量，并寄望于国家矫正“市场失灵”。

起源于法国革命的政党制度现在已经广受模仿。但却只有在欧洲，这种制度也具有一种意识形态竞争的作用，使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病态结果能够交由政治作出持续的评断，因此，使公民对进步的悖论养成了敏锐的判断力。如此一来，保守派、自由派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政见竞争，都必须权衡两个方面：想象中的进步就算可以获得好处，但是，有保障的传统生活形式因此瓦解而导致损失，这样是否值得呢？或者换个方式说，今天的“创造性的破坏”虽然为明天作出了承诺，却为现代化的受害者带来了痛苦，这样值得吗？

在欧洲，阶级差异及其所造成的持久效应，凡是受到过影响的人都明白，这种命运的负担唯有靠集体行动才能够加以扭转。在工人运动的过程中，以及基督宗教社会主义的传统中，强调的是团结的伦理，追求的是“更高的社会正义”，要求的是全体受到平等的照顾，凡此都不苟同于个人主义的市场正义，后者则视社会的不平等为交易的一部分，是值得炫耀的。

当代的欧洲熬过了20世纪的极权统治，也熬过了迫害与屠杀欧洲犹太人的灭族暴行──一场由纳粹主义裹胁被征服国家共犯的罪行。对于这样的过去，自我批判的争议提醒我们，政治必须具有道德的基础。任何对个人与集体的伤害，我们都敏于反躬自省，因此，欧洲议会与欧盟都禁止成员国实施死刑。

好战的过去曾经陷所有的欧洲国家于血腥的冲突之中，从那种互相残杀的军事与精神动员中得出了一个结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新的、超越民族的合作形式乃属势在必行。欧洲联盟的成功史应该已经证明了欧洲人的信念：要驯服国家权力，有赖于主权的相互节制，在民族国家层次如此，在全球层次亦然。

每个欧洲的大国都经历过帝国强权的光荣，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经验中，也都处理过帝国的衰落。在许多的情况下，这种没落的经验都与殖民地的丧失有关。随着帝国统治与殖民历史的逐渐远去，欧洲的强国也有机会置身远处反观自身，从失败的角度综观自己过去所扮演的胜利者角色，才能够明白对于过去那种粗暴的、强制的、翻天覆地的现代化过程难辞其咎。因此，也才能够扬弃欧洲中心主义，追求康德全球联邦的理想。

──《法兰克福汇报》（Frank 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与《解放报》（Libeération）英译：马克斯·潘斯基（Max Pens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