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前言

2003年5月31日，有好几篇讨论欧洲与美国关系的文章，同时刊登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与瑞士的主要日报上，分别由欧洲几位望重士林的学者执笔（其中一名为美国人）。这次有关欧洲议题的公开讨论，堪称前所未有，是由德国哲学巨擘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一手策划、协调，旨在集思广益，讨论伊拉克战争后欧洲在（跨大西洋）世界中的地位。哈贝马斯自己的文章发表于《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同时署名的还有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这一结合颇不寻常；两位在哲学议题上经常针锋相对、罕有意见一致的大师，在这里，却因为政治上的危机而捐弃了先前的成见。基于个人的环境因素，德里达只写了一小段文字作为开场，并未自成一篇，倒是哈贝马斯的大作译成法文同时刊登在《解放报》（Libération）上。哈贝马斯与德里达的这篇共同宣言，提出了“核心欧洲”（core Eu‐rope）的概念──有别于英国及正申请加入欧盟的各国──所强调的是欧洲的世俗主义、启蒙思想与社会民主传统，并以这些传统为基础，推动建立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欧洲认同。

其他共襄盛举的，包括意大利知名作家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及《共和报》（La Republica）、哲学家吉亚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及《邮报》（La Stampa）；瑞士作家同时亦为柏林艺术科学院新任主席的阿道夫·穆希格（Adolf Muschg）及《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西班牙哲学家费尔南多·萨瓦特（Fernando Savater）及《国家报》（El Pais）；以及号称“骑射手”的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及《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这次一呼百应的壮举，立刻在大西洋两岸的知识圈中引起回响，并在德语新闻界的艺术与思想领域掀起一波有关跨大西洋联盟的论战，范围广泛且深具启发性，在有关欧洲未来将如何开展的议题上，但见百家争鸣，所探讨的还包括欧洲未来与美国的关系，以及欧洲本身面对欧盟向东扩张的问题。

公共领域者，政府组织与市场经济之间的一个空间，在其中，公民可以自由地站出来，公开辩论相互利益的议题。哈贝马斯早已经是大名鼎鼎的“公共领域”哲学家，数十年来始终都是德国最负盛名、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经常在德国（与其他国家）的媒体上发表辩难性的文章，这一次更是前所未有地更进一步，将他扮演的媒体角色搬上了政治的公共舞台，广邀知名的杰出作家与学者参与，并安排他们的文章跟他自己的大作同时在全欧洲的公共领域中露面，一气呵成，在欧洲政治领域的关键时刻演出一场辩论的大戏，堪称空前壮举。

这一本专著的目的，在于让读者能够一睹这场论战，以了解“旧欧洲”与英美联盟的“新欧洲”之间在入侵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同时也得以参与这场论战，在看过欧洲主要知识分子与美国对谈者之间的论辩后，对未来的欧美关系及欧洲统一的本身，有个让自己作出判断的机会。

当然，由于地理、时代与政治环境的不同，本书的撰文者各有各的经历，因此也就各有各的角度。身为编者，我们必须决定的是，每篇文章究竟是按主题分类，还是照发表时间的先后排列。结果，我们选择了后者，但也未能免俗，在这篇导言中，针对相关的主题做一个补充交代。同时，为了使这本专辑的内涵更为充实，我们也编入了多篇并非直接参与论战的文章，这些事后发表在德国媒体上的言论，提出了相当多的议题，都是哈贝马斯与德里达这次创举所引起的回响。因此，本专辑的第一部分将以最初发表的文章为主，包括哈贝马斯以及他所邀请的撰文者；第二部分以回响为主；第三部分则收纳多篇发表于其他地方的文章，以及为了这本书特别邀约的文章。

跨洋关系之镜中的欧洲形象

本书的第一部分，亦即分别由哈贝马斯、德里达、艾柯、萨瓦特与罗蒂所撰写的文章，主要的目的在于，针对美英两国片面决定入侵伊拉克后，欧洲人对于自己所处的地位，特别是如何面对长期冷战盟友美国的问题，提出各自的看法。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在伦敦与罗马、马德里与巴塞罗纳、柏林与巴黎”，西欧国家人民几乎是有志一同，全都在2月15日走上了街头，为反对先制攻击的战鼓，发动了二次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抗议八国元首（西班牙、波兰、匈牙利、捷克、意大利、丹麦、葡萄牙与英国）秘密签署《八国文件》（Letter of Eight）。该文件支持以美国为首所采取的行动，亦即寻找萨达姆（未经证实）所拥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加以摧毁，或者换个方式说，是要践行战争的正义，将伊拉克人民自萨达姆的暴政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予以中东民主化。哈贝马斯认为，在2月15日的示威中，他看到了“一个催生欧洲公共领域的信号”。有鉴于大西洋两岸对于这次战争合法性的歧见，他强调，一个能够“制衡美国霸权单边主义”的欧洲已经势在必行。

哈贝马斯主张，即使欧洲统一的进程到目前为止呈现停滞，有必要先建立一个“核心欧洲”──以法、德两国为轴心，加上荷、比、卢三国以及意大利──扮演“火车头”角色，带动一列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列车。尽管“核心欧洲”的概念颇有“带头”的意味，哈贝马斯强调，这个构想绝不应该被误解为一个排他的“小欧洲”，而是要发展一股抗衡美国强权的反制力量，因此，以“双速发展”统一欧洲纵使仍有疑虑，但也不惜一搏。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国际舞台上，既要有一个有足够份量的“欧洲”，在感情上，就需要有一个足以为一般欧洲人民普遍认同的实体，像目前的状况绝对是不够的。到目前为止，除了一种共同的货币与一个不伦不类的政治架构外，“欧洲”既不成其为一个邦国，也算不上是一个联邦，顶多只是在布鲁塞尔有一个不痛不痒的官僚机构而已，就实质意义来说，也称不上是一个“民族”，难以要求如此众多民众效忠，乃至于为其慨然赴死。因此，一个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构想，首先要面对的挑战就是要推动欧洲人民的归属感，建立一个欧洲的“认同”。面对这个无可规避的问题，许多欧洲人都保持怀疑，认为这样一个超国家的认同根本无异天方夜谭，到头来，欧洲计划云云，终究只有胎死腹中一途。

在两德统一的过程中，哈贝马斯发表过许多文章，论及德国政治与社会的转型，经常提到“宪政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这个概念，以之作为国家认同唯一可以接受的伦理基础。(1)民主宪政国家的普世原则──法律之前一律平等的自由、公共与私人自决的理念，以及以相互归属于一个宪政体制为基础的社会团结──乃是国家认同唯一可以接受的基础，唯其如此，也才能超越不同民族所主张的族群、种族、语言与文化的独特性。宪政乃是政治共同体的历史性产物，有关国家的政治体制，当然应该经过不断的辩论，才能使之臻于完美，并使宪政所依归的普世理想得以彻底落实。至于谈到国家的历史，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家实体，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共同奋斗实现民主宪政的原则，笔之于史册，照样能够成为国家的荣耀与凝聚力的来源。

宪政爱国主义的理念曾经饱受批评，被认为太过于抽象与“冰冷”，根本不足以作为国家单位的基础，因此不免有人质疑，一旦从民族国家的层次转移，快速整合成为一个欧洲联盟国家，这一理念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2)正因为如此，由于事关欧洲的未来，哈贝马斯宣称，欧洲人更应该结合在一个共同的政治与社会计划下，合众人之力才能够唤起许多共同属于欧洲的特质。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这些不可分割的特质包括：政治上的世俗主义（secularism，指严格的政教分离。——译注）、平息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风暴的共识、重视科技进步的悖论与陷阱、整体伦理重于个人特权、深知国家力量的潜在暴力性、承认国家统治主权的有限性，以及以自省的态度面对去殖民化所衍生出来的边缘弱势。所有这些特质所形成的“欧洲性”，与美国社会形成强烈的对比，亦即后者比较不那么世俗化，更为暴力与好战，而且有利于衍生较不宽容的资本主义变体。因此，哈贝马斯曾说：“对我们来说，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公开祷告，并将政治决策与神圣的使命扯上关系，这样的一个总统，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哈贝马斯所指的是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译注）谈到美国社会之不同于欧洲，他简直可以说是“以托克维尔之矛攻托克维尔之盾”，长期以来始终认为，美国的哲学与政治思想根本就是德国社会在大屠杀后对“西方”态度的翻版，这种偏激的对比确实令人震惊。

对于跨大西洋关系，哈贝马斯之“逆托克维尔式”（reverse Tocquevillean）的分析，确实可以说是令人侧目。事实上，他的挺身而出乃是在对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的一篇文章所作出的强烈响应；斯特劳斯—卡恩在发表于2003年3月的一篇文章中宣布：“2003年2月15日星期六，一个国家在街头诞生了，这个国家就是欧洲国。”(3)哈贝马斯的文章，其笔调之高昂，几乎可以视之为一篇欧洲独立宣言，怀抱着“对人类意见崇高的敬意”宣称，欧洲自1945年以来一直与美国连成一气，而“解开这条政治的脐带”此其时矣。(4)

哈贝马斯所邀约的其他文章则别有所见。瓦蒂莫提出的看法是，到了最后，将会使他的欧洲读者有别于美国人的，是他们拥有“不同的生存观，对于构成‘美好生活’的条件，也拥有不同的看法”。谈到反映于现实中的巨大历史性成就，穆希格认为，过去一个世纪势同水火的德、法两国，再也不可能互为寇仇走向战争。他继续指出，“导致欧洲分分合合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在自己与切身的传统疏远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共同记忆与习惯”。萨瓦特也强调过去的教训。对他来说，“爆发在我们这块大陆上的两次世界大战，其悲惨使绝大部分欧洲人都相信，最重要的事莫过于超越民族国家的界线，寻求国际间的协调，以防止、避免并解决不同利益之间最后所诉诸的冲突”，因此他认为，在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欧洲可以扮演一个“教化”的角色。罗蒂则在他的文章中呼吁欧洲人对美国大众说之以理，全力支持那些批判伊拉克冒险，并被乔治·布什于“9·11”之后用宣传机器逼成边缘角色的美国人。

不过，不同于上述诸文，艾柯甚少着墨于欧洲与美国之间的扞格，而是诉诸于一个共同的“西方文明……这一文明并非独厚于欧洲”。艾柯认为，美国与欧洲的关系，由于彼此的价值日趋分歧，美国越来越重视亚洲，欧洲的重要性可能因此相对式微。欧洲如果想要在亚洲与美国之间扮演一个“第三极”的角色，他主张欧洲必须“欧洲化”，有效发展共同的安全与外交政策，“否则势将成为危地马拉（Guatemala），变得无足轻重”。

欧洲的核心/杂役：区域的回应

这一创举，特别是哈贝马斯的文章，立刻在德语媒体上引发强烈的批判性反应。全欧洲也都听得到杂音，不仅涵盖广大的地理范围，而且触及的主题极为多样，但大部分都归结到两大议题，其一是欧洲内部的分歧，其二则是各国在处理跨大西洋关系上寻找一个共同认同的问题。对于这一在跨大西洋与欧洲内部都呈现严重分歧的论战，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作为？这场论战的确很重要吗？大西洋两岸之间的裂痕到底有多深？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哈贝马斯甚至宣称，“伊拉克危机只是一剂催化剂而已”）？欧洲与美国紧密的结盟是否继续维持或中断，其间有什么差别？关于“欧洲”的进步，这场争论又是怎么说的？接下来，我们将从几个观点来检视这些问题。

军事与政治层面

美国最近肆无忌惮的片面行动，显示其在国家利益上的一意孤行，引起了各方的挞伐。其中哈贝马斯与德里达的发难回响着一个长期以来的争论，亦即欧洲与美国的政治与军事结盟。的确，在某种意义上，哈贝马斯的主张似乎是在重弹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美国新保守派政治学者与评论家。——译注）一年多前的论调，后者曾有一句名言，说在外交政策的观点上，美国人是战神玛尔斯的后代，而欧洲人却是和平女神维纳斯的后裔。按照卡根这个新保守派的说法，之所以会如此南辕北辙，关键在于对权力（power）的认知不同，并认为美国的立场才是积极的甚至必要的。(5)相反地，哈贝马斯这个社会民主派则认为，这种分歧乃是社会发展的程度不同所导致的，并主张欧洲的模式才是可取的。

这两种观点，基本上有其根源，亦即在政治文化上，欧洲民族国家与美国之间存在着深层的历史差异。乌尔里希·普力乌斯（Ulrich Preuss，德国政治文化学者，著有《宪政革命》［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1990］。——译注）提出了一个极有深度的看法，他指出，美国因为地缘政治的孤立，具有一种历史倾向，所追求的是“绝对安全”，而不是必须满足大部分其他国家的“相对安全”。但若撇开历史的考虑，许多作者却同意，在外交与安全政策上，欧洲应该更有主见。由于个别的立场互有差异，某些人视欧洲为抗衡美国强权的一股力量，有些人则认为，欧洲军事力量若要提升，就该强化与美国结盟的基础。许多作者都认同多数欧洲政治阶层的观点，认为发展一套欧洲的共同防卫与安全政策确有必要，但若为此而与美国对抗，则属窒碍难行也非人民所乐见。此外，说到美国与欧洲之间的裂痕，其根源如果仅是个别政策上的歧异，而非起于更深层的反美主义（anti‐American），那么，因伊拉克冲突而引发的紧张就只是暂时的而非永久的。按照这一观点，哈贝马斯的看法未免小题大作了。有些投稿加入论战的作者辩称，哈贝马斯根本过度夸大了欧洲与美国之间的歧异。有的人则说他未能充分了解状况，以至于反对这场战争徒然流于强烈的反美主义，反而未能认真面对并处理当前的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欧洲人之所以反对美国，似乎是基于两个互为关联的前提，其一是，真正的军事强权只有美国，其二是，双方都需要欧洲增强军事能力，但双方也都承认，美国军事力量之卓越，欧洲永远都无法赶上。

但话又说回来，谈到跨大西洋关系时，另一个焦点似乎更受到关注，亦即欧洲国家在追求各自的外交政策利益之余，如何还能将之整合成为单一的声音。拒绝参与伊拉克战争，主要的考虑除了主权问题以及对潜在威胁和片面行动的疑虑外，更涉及欧盟各国分歧的外交政策与经济利益，而这些方面又取决于特殊、长远的利益与经济考虑，譬如联合国对伊拉克实施武器禁运，对法国、俄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所提供的贸易上的有利地位。总之，制订一套整合的外交政策，问题在于先要在欧盟内部迄今未解决的歧见上取得一致的共识。更何况，跨大西洋关系的紧张，加上一个身陷“扩张”压力而引发内部分歧的欧洲，在达成共识上，过去那个较小的欧洲共同体所拥有的模式，如今也已经使不上力了。

核心欧洲

终极地来说，面对即将纳入十个新成员国的欧盟，跨大西洋的紧张有如一面镜子，已将欧洲内部浮现的分歧映照无遗。因此，“西方”的内哄大可视为欧盟内部不同实体间权力竞逐的翻版，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一次新的努力，处理欧洲困扰已久的“认同不足”问题。极不寻常的是，对于“核心欧洲”的概念，整体的认同度可谓回响不绝。值得注意的是，提出国家方案（national alternatives）的作者寥寥无几；大部分人或许不满意目前的情况，但多数的反应都不倾向于国家方案。

因此，引发热烈回响的“核心欧洲”概念反倒成了一个议题。值得一提的是，哈贝马斯之所以选择这个术语，有其政治上的渊源。“核心欧洲”的德文Kerneuropa，最早形成于1994年，由德国中间偏右的基督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UDC简称基民盟）外交政策发言人卡尔·拉默斯（Karl Lamers）所提出。(6)拉默斯与当时的基民盟主席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auble）共同署名发表了一篇论文，引起极大的瞩目。(7)“朔伊布勒—拉默斯论文”呼吁组成一个“核心欧洲”，包括德国、法国与荷比卢三国，作为未来欧盟经济与政治一体化的火车头。该文强调，在欧盟诸国中的这个“核心”，经济与政治的一体化已经上路，只要孕育一个“多速发展的欧洲”（multi‐speed Europe）出来，就能够启动进一步的一体化进程；也就是说在某些领域如货币、关税与社会福利，加速并密集地整合一个欧洲出来。在这几个核心国家中，一体化的节奏与密度可以产生动力，进而及于其他非经济的领域，诸如安全防卫、外交政策与内政，由此进一步提供动力，整合欧盟中其他一体化进度较为缓慢与吃力的成员国。

自从朔伊布勒与拉默斯提出核心—边缘模式或所谓的“双速发展的欧洲”，争议也就随之而起，许多反对的人认为，这一概念将大部分欧盟成员国归为次等地位，而与欧洲的前卫一分为二，实在是多此一举；对于伊拉克战争的立场，欧盟国家出现分裂，似乎就证明了一份忧虑──虽然是间接的──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所调侃的：德国与法国根本就是“旧欧洲”。但是，通过加速一体化以扩大欧洲的全球影响力，欧洲“核心”的理念仍然打动了不少基民盟以外的人心。不仅知识分子如哈贝马斯，就连德国绿党领袖、德国现任“红绿”联合政府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Joschka Fisher）对此都表示赞同，认为“核心欧洲”的概念充分表达了欧洲的一体化有必要更进一步，从经济与金融的领域推进到政治的甚或“规范的”一体化。之后菲舍尔虽然公开声明放弃“核心欧洲”的概念，转而支持欧盟内部一个较为全面的政治一体化计划，但在哈贝马斯所谓“用一个声音说话”的欧洲概念，此计划也正是核心。

这一具有高度争议性的核心欧洲概念，在哈贝马斯的主张中占有极大的分量，但许多响应该宣言的知识分子却大不以为然。(8)某些评论家认为，哈贝马斯的欧洲概念太过于狭窄，反映的主要是法国与德国经验。有的人则视他的立场为一种心理象征，只适合于旧的（亦即1989年以前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Federal Republic，亦即两德统一前的西德。——译注）。针对这篇“宣言”中较为乱人耳目的部分，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与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在《欧洲的再造：回应哈贝马斯》中则说，“别人可能会认为，我们在搞一次戴高乐主义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 of Gaullism）”。然而，哈贝马斯坚称，重点并不在于推动一个“双速的欧洲”，而是要让那个到他提出构想时仍然缓步不前的一体化进程加速进行。

欧洲认同与有实力的另类

什么是欧洲认同？其成分为何？又如何能够调和各国之间的差异？对于一个以实用目标为主且其功能有限的经济合作体而言，所有这些问题以及许多关于超越国家认同模式的问题，都是更居于核心地位的。(9)在这些问题上，欧盟机构（Eurocrats）显然无能为力，更何况，在欧盟的扩大过程中，经济关系已经成为欧洲内部冲突升高的主要议题，处处传达出一种讯息，建立文化的共同体已经是迫在眉睫。在这方面，欧洲却发现自身正处于一种持续的紧张之中，一方面是要面对共同拥有的过去（可以是地理、价值、宗教、历史，不一而足，依对象而定），以复制国家的经验，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承认，要将这一类的过去纳入一个统一的参照架构实非易事。“欧洲”之所以无法抓住其成员国人民的归属感，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新国家诞生的典型动力，来自于有一个力量足以扫除不正当的政治统治，或排除外来的宰制，欧洲联盟所缺乏的，正是这种关键性的解放功能。到目前为止，人民看不到欧洲之统一具有这种解放的远景，其热情有限实属自然。(10)

站在官方的立场，主要是以展望未来为诉求。凡是有关欧洲的设计，其沟通与联系都采取中性的象征就是一个例子。亚谢明·索伊萨尔（Yasemin Soysal）在检视了教科书的范本后发现，谈到欧洲时，都不是追本溯源，也不是诉诸于宗教与伦理规范，而是着重于抽象的普世原则。在这次的论战中，如何在普世性与欧洲的个别性之间取得平衡，以及有关于普世性的特质，也是讨论的议题之一。举例来说，哈贝马斯认为2月15日的示威堪称一个欧洲公共领域的诞生，有些人就批评说，这种说法根本忽略了一个事实，亦即反伊拉克战争乃是全球性的。(11)普世性的原则与理想是不限于欧洲或其成员国的。“正因为如此，欧洲认同乃不可能从领土与文化来定义，但若非如此，又不可能打造一个欧洲认同；于是，一个超越欧洲以及诉诸普世性而非个别性的欧洲认同，其存在也就不是有别于它的‘另类’的。”(12)这样的一个欧洲可以说只是“教科书的欧洲”。

这篇宣言所讲到的欧洲，乃是一个因其为时尚短的多元文化政策与人口转型（这只是美其名而已，说穿了乃是非基督徒尤其是穆斯林的持续增加）而处于激烈辩论中的欧洲；这个欧洲所在乎的，似乎更是要在实质上与文化上维持一个具有凝聚作用的疆界。长久以来，“堡垒欧洲”（Fortress Europe）的想法已经成为移民政策的主流，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徒然引人怀念旧日的时光。跨大西洋两岸间的嫌隙，或核心欧洲的反美情结，是否也只是一种习惯性的反射，需要一个有实力的“另类”？毕竟，铁幕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具有其政治与文化上的功能，事到如今，“威胁”已经变得不够明确，有时候似乎是来自于全球化，有时候却又是某种不明的势力。从文化上来说，美国似乎就是这个世界全球化负面影响的化身；全球化经常都被视为就是美国化。只要提到美国，其所扮演的角色仿佛就是欧洲之外一个有实力的另类。在更深层的文化层次上，跨大西洋的紧张也意味着一种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思想的竞争：欧洲坚持，任何一项行动均应以普遍价值的集体记忆为基础，在这一点上，是与美国的普世使命有所冲突的；同时，欧洲也坚信，对于被视为西方责无旁贷的普遍主义，正逐渐遭到全球性的抗拒，譬如有关“人权”与“民主”之优越性，近来就已经引起了争议。

“竞争的传统”

但话又说回来，这种“有实力的另类”不仅来自外部，同时已经存在于内部或即将要加入欧盟。在这一方面，有人是指欧洲伊斯兰人口的增加，有人指的则是新加入的东欧与中欧成员国。哈贝马斯的核心欧洲理念，东欧人民的反应特别激烈。之所以如此，所针对的并非哈贝马斯的想法，也与统一过程的实现没有太大的关系。问题在于加入欧盟必须履行好长一串的政治与经济条件，近来还要为全欧劳动力的完全开放参加谈判，使新成员国在这一欧洲的大业中颇有二等公民之感。加上无法为一项新的宪法达成共识（根本看不到“行宪时间表”）的问题(13)，这种感受已经在新成员国当中引发极大的疑虑。到头来，欧洲的理想化（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意味着西欧化）及其在共产主义统治与铁幕背后所形成的神话成分，如今都已经陷入了一个转型期，不仅需要重新加以调整，对于未完成的期待也产生了幻灭与失望。

另一方面，对于美国，许多东欧人民所抱持的看法却比西欧正面得多──或许也是理想化的。西欧得以从二次大战的自相残杀中复兴，拜马歇尔计划与美军所赐者甚多，西欧人或许不领情；但是，对于美国在反对共产主义中所扮演的角色，东欧人却大为赞赏。不像他们的西欧伙伴，在苏联统治的压迫与匮乏之中，东欧人民毕竟吃足了苦头。在哈贝马斯的宣言中，说东欧人民怀念1989年之前的时光，加顿·阿什与拉尔夫·达伦多夫十分不以为然。

所谓欧式的或属于欧洲的，所指的无非是以欧洲为其本源的人或事。因此，凡是离开欧陆的人，无论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或其他人，始终都是欧洲人。譬如说，来自欧洲又从美国回去的，一律都是欧洲人（正如美国人之不太区别不同的欧洲国家，尽管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分得很清楚）。中欧与东欧新的欧盟成员国，偶尔也不愿意被人混为一谈，面对高姿态的西欧，他们也会维护自己的传统。不论怎么说，对于核心欧洲的价值（特别是在文化与艺术的领域），中欧的贡献有其长久的传统，并且这一旧有的传统又再度浮现，部分固然是出于自发的选择，但未尝不是对多少有些盛气凌人的西欧邻居作出反弹。如今，旧哈布斯堡王朝已经整合进入欧洲的一体化大业，东欧的知识分子与政治家们都出于自觉地承接了这份遗产。可以确定的是，中欧因为政治需要而形成的混合国家，跟这一文化的遗绪显然大异其趣。但是，对他们来说，重点在于欧洲总是会让人联想到二次大战之前，因而难免唤起过去的印象。至于西欧人民，当前的大业乃是以未来为导向，无论如何，都是要将欧洲痛苦的过去抛诸脑后。总之，对“旧”欧洲人来说，欧洲就是未来，但对“新”欧洲人来说，欧洲则是过去。

不过，西欧人民并不是不回顾过去，他们之回顾是要藉以增强共同感（例如撰文将北欧海盗［Vikings］美化为善意的商人，或是反复重申欧洲的“犹太—基督宗教”根源等）。只不过，他们比较少去注意那些新邻居的文化影响，而这些新芳邻的过去经验大抵上则都是由巴尔干人、拜占庭人与地中海人所塑造的。关于这一方面，所有那些重重叠叠的牵扯、过往与相互影响，不论其间有多少难题，在有关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激烈辩论中都一一现形；眼看全球化过程不免带来的统合，所有这些及其相关的焦虑也就随着升高。至于情况良好的旧欧洲，在他们看来，问题则已经转移到“另类”这个问题上，包括来自于外部的美国与来自于内部的移民（和穆斯林）。

有些作者认为，在许多目前不属于欧盟的欧洲国家中，甚至在“核心欧洲”的内部，宗教角色有其重要性，但哈贝马斯却未能够清楚认知。宗教与族群的差异到头来很有可能变成严重的障碍。基督宗教团体或能扮演沟通的角色，但作用不大，西边的罗马天主教与东边的希腊正教之间，心结仍然难解，许多国家正是因此而出现长久的东、西对立。冷战期间，在苏联统治之下，宣传尽管说得好听，天主教会的教徒根本充耳不闻，只想拼命摆脱极权统治的枷锁（波兰的“团结工会”就是最好的例子），但许多这一类的中欧国家在态度上则审慎得多。

伊拉克战争之后，僵局由“热”变“温”，欧、美双边显然都在努力修补关系，妥协的姿态尤其可见于法国与德国。同样地，美国也逐渐认清，若要有效将权力转移给伊拉克人民，就少不了要结合其他国家与联合国，不能再像先前那样悍然拒绝这方面的授权与协助。正当亲善的讯号升高之际，即将举行全国大选的西班牙却发生了悲惨的爆炸事件，近两百人死于非命。由于没有任何团体立即承认这起恐怖罪行，随之而来的是一段风声鹤唳的时期。当社会党意外地击败强烈亲美的执政党，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José María Aznar）让首相之位于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José Luis Rodríguze Zapatero），有人乃大喊“姑息”，并视这次投票再次拉宽了大西洋的距离。萨帕特罗虽然明白表示，伊拉克战争已陷西方于更不安全，并将从该国撤回西班牙军队，但也积极向美国保证，西班牙仍为美国可靠的盟邦，明言只要伊拉克的占领获得联合国的授权，西班牙军队仍将继续驻留。不过，萨帕特罗还是主张，他的政府的目标“是要促成欧洲共同的外交政策，以制衡美国的力量”。(14)这位西班牙新首相的政策声明很清楚地显示，尽管和解的迹象已经出现，哈贝马斯“核心欧洲”基本概念的背后也有其弹性，西方内部的歧见仍然是存在的。

所有这些发展的同时，伴随的还有内部有关移民的忧虑与“伊斯兰问题”的激烈辩论，并因2004年3月11日西班牙火车爆炸事件而激化。有关宗教容忍、多元文化、分别对待伊斯兰国家与信仰的主题（尽管只是原则性的讨论，但明显是针对欧洲内部大规模的穆斯林社区），以及人权与反恐政策之间的紧张，全都转回到了欧洲这个平台上，成为讨论的焦点。

我们大可以这样说，欧洲与美国之间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浮上台面的裂隙与分歧，有其长远的意义。由哈贝马斯发起的一系列介入，以及他与德里达署名的文章，指出了欧美之间相互了解的迫切性。来自各方的回响则表达了欧洲顶尖政治学者对这一议题各自的立场，他们的大作所形成的一场论战，看来没有一段长时间是不会尘埃落定的。论战之中尽管偶有尖刻的批评，好歹也见证了跨大西洋公共领域的活力与分量。

编者

200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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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宪政爱国主义”（Verfassungspatriotismus）一词最早是由德国政治理论家道尔夫·施特恩贝格尔提出（见Dolf Sternberger，Verfassungspatriotismus.Schriften，B and X［Frankfurtam Ma in：Suhrkamp Verlag，1990］）。哈贝马斯的宪政爱国主义观点，参阅其论文“Strugglesfor Recognition in the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 State，” in The Inclu‐sion of the O ther.Studies in Political Theory（Cambridge，MA：MITPress，1998），pp.225－226。

(2)反对宪政爱国主义及另类的主张，见Craig Calhoun，“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Interests，Identity， and Solidarity in the Integration of Europe，” in Pablo De Greiff and Ciaran Cron in（eds），Global Justice and Trans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MA：MITPress，2002），pp.275－312。

(3)Dom inique Strauss‐Kahn，“Die Geburte iner Nation，” in Frankfurter Runds‐chau，March11，2003.

(4)引自杰斐逊（Jefferson）的《独立宣言》，Merrill Peterson（ed.），The Protable Thomas Jefferson（New York：Vik ing，1975），p.235。

(5)有关跨大西洋关系的后续讨论，逐渐转变成为美国与欧洲国家执政当局之间的折冲，例如德国总理施罗德2004年年初访问华盛顿，德、美双方均急于修补关系。导致这一转变的原因不一而足，其中较为显著的是，大家都认为，即使是超级大国如美国，也必须将“软实力”（s oftpower）纳入政策的考虑。正因为如此，同样是卡根，先前还大肆宣扬美国的国力，讥笑欧洲的衰落，后来却强调，致力谋求国际的正当性才是政治成就的核心。见Robert Kagan，“ATougher War For The USIs One Of Legitimacy，”New York Times，Op‐Ed，Jenuary24，2004。

(6)Karl Lamers（1994），“Streng then ing the Hard Core，” in Peter Gowan and Perry Anderson（eds），The Question of Europe（London：Verso，2000），pp.104－116.

(7)哈贝马斯曾与朔伊布勒同席讨论“核心欧洲”运动，时在2003年6月下旬，地点在穆希格的柏林艺术学院；见本书中塞伯特的文章。

(8)可以确定的是，这类辩论极为常见，每一次讨论到吸收新成员国的问题时，有关欧洲前景的问题均会被提出。见Perry Anderson（1996），“The Europeto Come，” in Gowan and Anderson（eds），The Question of Europe，pp.126－145。

(9)自欧盟起步之初，这个问题就始终与欧盟的组成结构形影不离。见Anthony D.Smith（1992），“National Identity and European Unity，” in Gowan and Anderson（eds），The Question of Europe，pp.318－342.In thesamevolume，J.G.A.Pocock（1991），“Deconstruct ing Europe，”pp.297－317。

(10)见Claus Offe，“Sozialpo litik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ber zwei Hindernisse auf dem Wege zum‘Zusammenhalt’Europas，”在马德里的演讲稿，October 2003.

(11)这一较为宽阔的角度也反映于2月15日反战运动的宣传，以及2003年3月20日示威周年，强调此运动全球一致的本质（虽然是以西方为主）。

(12)Yasem in Soysal，“European Identity and Narratives of Projection，”paperpresen‐tedat theconference“Whose Eruope？National Model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Oxford University，April25－27，2003.

(13)2004年10月，欧盟成员国成为欧洲宪法的签署国，但仍有待25个成员国全体一致的同意，其中多国还需交付公民投票，因此，欧洲宪法的通过仍在未定之天。

(14)Ela ine Sciol ino，“Spa in’s New Leader Blows Both Hot and Cold Toward US，”New York Times，nationaledition，March22，2004，p.A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