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辞
我在领导与顾问界服务25年，竭尽全力协助组织及组织成员进步与成长，热情从未消退。我很了解组织内部会有哪些令人感到挫折的紧张情势或互相拉扯的力量（如集中或分散式管理、本土化或全球化、工作与关系、业务与营运等），我也看过许多领导人采取解决问题的心态，想办法将局势导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但最后却被拉往对立的另一方，呈现一种钟摆效应。其实我从小就很清楚“矛盾”（paradox）的存在，但是从来没办法找到合适的语汇去理解这种情况。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开始接触已逝的罗素·艾克夫（Russell Ackoff）开创的系统思考（systems thinking），也在2002年认识了“两极共存顾问”（Polarity Partnerships）执行长贝瑞·强森（Barry Johnson），从此以后才了解如何形容“互依的二元概念”（interdependent pairs）这种现象。接触这些观念，也与两极思考（polarity）社群更深入交流后，我能够为各种组织创造更多价值。本书出版后，我也成为两极思考与矛盾思考两个社群的桥梁。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以下同事不断挑战我的能力，支持我撑过两年的“两极大师课程”（Polarity Mastery program）：毕娜·沙玛（Beena Sharma）、杰克·贾克斯（Jake Jacobs）、伊莲·雅波罗（Elaine Yarborough）、艾莉森·康特（Allison Conte）、布莱恩·埃默森（Brian Emerson）、萝莉·列克契（Laurie Levkecht）、莱丝莉·德波（Leslie DePol）、麦克·罗伶斯（Michael Rawlings）、帕特里克·麦斯特森（Patrick Masterson）、卡西·安德森（Kathy Anderson）、彼得·杜普利（Peter Dupre）、雪莉·伍布里（Cherie Woodbury）、克里夫·凯瑟（Cliff Kayser）、克莱尔·杜丝（Clare Dus）。最后还要特别感谢玛格莉特·塞德勒（Margaret Seidler）鞭策我开始撰写本书。
与世界各地各个产业及组织合作的经验激发我不少洞见。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以下的客户与领导人，提供书中各项真实案例，协助大家学习矛盾思考的技巧：美国再保险集团（Reinsurance Group of America）执行长葛瑞格·伍德龄（Greig Woodring）、全球科技（World Wide Technology）执行长吉姆·卡瓦诺（Jim Kavanaugh）、SSM健康保险圣路易斯医疗网（SSM Health Care-St. LouisNetwork）前执行长朗·利瓦伊（Ron Levy）、洋基蜡烛（Yankee Candle）执行长哈兰·康特（Harlan Kent）、Paraquad慈善组织发展与公关组长帕梅拉·柏穆特（Pamela Perlmutter）、医疗团队总医师凯瑞·怀纳（Kerry Weiner）、美国胸腔病医师学院院士（FCCP）杰瑞·威尔本医生（Jerry Wilborn）、IPC医师联盟公司（IPC-The Hospitalist Company）芝加哥区执行总监芮妮·托雷多（Rene Toledo）。另外本书收录的案例中有因保密缘故而无法透露的领导人或组织名称，在此我也要感谢各位匿名参与本书的讨论。
克雷昂集团（Clarion Group）的许多同人对本书有最直接的贡献，包括：比尔·麦肯迪（Bill McKendree）、查克·安德鲁（Chuck Andrew）、约翰·赫康普（John Helmkamp）、强·惠勒（Jon Wheeler）、罗依·莫勒（Roy Maurer）、温迪·布朗·赫康普（Wendy Brown Helmkamp）、达西·托普（Darcy Topper）、金·卡米雷（Kim Camire）及丽兹·曼契尼（Liz Mancini），诚挚感谢各位的努力。我也要特别感谢米歇尔·腾布（Michelle Turnbull）协助发展书中的许多模型。
我过去的雇主提供了许多学习的实验室，让我受益良多，所以我也要感谢约翰塞斯顿食品公司（John Sexton & Company）、欧克兰公园酒店（Oakland ParkInn）、波音公司（Boeing）、赫斯曼食品器材公司（Hussmann）、英格索兰工业（Ingersoll Rand）、睿仕管理（Right Management）所提供的学习机会，以及其他在圣路易斯及世界各地曾一同合作过的顶尖企业。特别要感谢吉姆·艾波顿（Jim Appleton）与克里斯·皮尔斯库克（Chris Pierce-Cooke）这两位总裁，对“两极共存”思考特别感兴趣，早早就开始应用这套思考模式。
接下来我想感谢劲量电池的执行长沃德·卡莱（Ward Klein）、大圣路易斯地区青年成就体验活动（Junior Achievement of Greater St. Louis）执行长罗利·贾克布（Lori Jacob）、吉姆·迈耶斯（Jim Myers）、史考特证券（Scottrade）与阿默林能源公司（Ameren）的支持。我也要感谢克里斯·查维克（Chris Chadwick）给我机会，在“圣路易斯领导训练营”（Leadership St. Louis）里将矛盾思考介绍给圣路易斯的各种领导人团体。这个训练营是“圣路易斯焦点计划”（Focus St. Louisprogram）的一环。另外我也获得机会将这个“兼得”的思考法介绍给活主路德教会里的成员。他们接触到“兼得”这个概念后，就爱上了“法律”（law）与“恩典”（grace）这两件事的矛盾思考。
在学术上，我也获得许多教授的襄助及理论的启发，包括：密西根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罗伯特·安德森教授（Robert T. Anderson）与已故的赫伯特·杰克森教授（Herbert Jackson）、圣路易斯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 St.Louis）已故的格兰·怀特教授（Glenn White）、伟伯斯特大学（Webster University）博士论文委员会主席杰夫·郝德曼教授（Jeff Haldeman）、华伦·班尼斯（Warren Bennis）、约翰·贾德纳（John Gardner）、艾德格·沈恩（Edgar Schein）、杰·盖布瑞斯（Jay Galbraith）、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瑞姆·夏蓝（Ram Charan）、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格式塔法则（Gestalt principles）、丹尼尔·丹斯逊（Daniel Denison）的作品、约翰·柯特（John Kotter）及奈德·赫尔曼（Ned Herrmann）。
卡西·派诺·库柏曼（Kathy Pennell Cooperman）是我的挚友，也是好同事，能够拥有她的支持真是三生有幸。过去25年来，我们一路相伴，互相支持，无论什么情况都不例外！
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我的中国好友徐麦可（Michael Xu）提供的宝贵观点，让我能够确认本书所描述的思考架构不仅适用西方世界，在东方世界也能用得到。
当然，一本书不可能在真空的情况下完成，作者在撰写期间总是有其他责任必须顾及，在此我要感谢职业生涯出版社（Career Press）团队的协助，包括：朗·富莱（Ron Fry）、麦可·派（Michael Pye）、罗莉·凯利派（Laurie Kelly-Pye）、杰夫·皮亚斯基（Jeff Piasky）、克斯汀·达里（Kirsten Dalley）与朱迪·布兰登（Jodi Brandon）。
我也要特别感谢版权代理人玛洋·卡琳曲（Maryann Karinch）。我们之间合作十分愉快，撰写过程中有许多实践矛盾思考的机会：活动与休息如何平衡、工作与玩乐、架构与弹性等。一路走来不但精彩，而且让我学到许多东西。谢谢卡琳曲。
最后，工作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家人与孩子（无论是大家庭或是我自己的小家庭）都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也是我深爱的人。感谢我的女儿蒂芬妮与布里塔妮，为我每天带来欢笑。感谢我的先生汤姆，总是在我的身边支持我，聆听我的所有想法，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我的父母也深深地启发我，教我追求卓越与谦虚的重要性——我的母亲是一位出色的艺术家，父亲是一个有威严的牧师。我真是个深受祝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