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奉献”：中法黄埔条约[104]
继美国而来的，是法国。
作为欧洲强国，法国的利益主要在欧陆、北非、北美等地，其在东方的商业利益较小，来华商船不及英国十分之一，贸易额仅为美国的零头。[105]其向东方的扩张，仍属开拓性的，且有注重商业以外领域的特点。
当鸦片战争刚刚开始，法驻马尼拉总领事（兼管对华事务）即向国内报告，要求派舰来华，此时正在中国沿海的法舰达内德（Danaide）号舰长亦报告了战况。法国政府为确保其在中国“应有”的地位，派舰两艘来华搜集情报，并指定真盛意（Adolphe Dubois de Jancigny）为国王特使。1841年4月28日，真盛意搭乘法舰埃里戈纳（Erigone）号启程，12月8日，抵达澳门。
此时正值鸦片战争紧要关头，这艘载炮46门、官兵400余名的战舰引起广东官员的注重，而英法长久不和、法舰前来“助顺”的流言，[106]更合他们“以夷制夷”的心思。尽管法国政府给予真盛意的使命有如观察使，但他不愿袖手旁观。
比真盛意更活跃的是埃里戈纳号舰长士思利（Joseph de la Serviere）。就其本国地位而言，士思利与真盛意同为上校，从日后的发展来看，士思利又要高出许多。[107]他没有把真盛意放在眼中，私下通过传教士与中国官员接上了联系。1842年1月27日，士思利驾船来到广州，据其自称，得到了邀请。
2月4日，广州城外约10里一个名叫“半塘”小村中，靖逆将军奕山、两广总督祁
与士思利举行了秘密会谈。奕山等人非常希望法方能干预中英战争，并询问法王能否在中英之间调停。士思利的答复使他们大失所望：建议清朝立即向英国求和，并派一个使团前往巴黎。
作为中法关系史上第一次高级会晤的半塘会谈毫无结果，士思利亦于2月5日前往马尼拉，临行前转告奕山，有事可找尚留在澳门的真盛意。士思利的举止，颇像真盛意的上司。
真盛意于3月16日前往广州，20日与奕山等人会谈。奕山仍在打听法国人会不会干预，而真盛意却开出了清朝与英国媾和的条件。奕山全然失望了。他原本希望法舰的到来会帮帮清朝的忙，不惜放下架子两次屈尊接见“夷”人。此时反过来担心，法国会否乘机“另生事端”。[108]
士思利在马尼拉补充给养后，尾随英军，旁观了吴淞之战。英军进入长江后，其风帆动力的军舰难以航行，他曾要求英方提供轮船帮助，被拒后转向求助于苏淞太道，诡称前往“劝令英夷戢兵”，要求代雇民船，又遭到礼貌的婉拒。8月13日，士思利率20余名水手，强雇民船，溯江上驶，参加了8月29日的南京条约签字仪式。英方对这批不速之客，也未予优礼。[109]
真盛意又晚到一步。当他乘坐法舰法沃里特号（Favorite）到达吴淞口时，恰遇士思利由南京返回。士思利不愿为之带路，真盛意只得自行上驶，泊于南京附近的草鞋峡。不久，英军撤退，真盛意也回到了澳门。[110]
士思利由南京返回后，即向海军部报告，建议占领台湾岛和海南岛，并要求使用武力：
至于他与真盛意之间的激烈矛盾，则建议派一名有威望且富经验的人，来华负责。
正当士思利与真盛意闹得不可开交之时，法国政府派出拉地蒙冬为广州领事。士思利得讯后，于1843年3月1日将此通报两广总督祁
。不久后，他奉命前往交趾支那，临行前再次照会祁
，声称拉地蒙冬是“唯一”由法王授权的使节。“唯一”一语，自然是针对真盛意。
拉地蒙冬于1843年7月1日到达澳门。在此之前，真盛意却派沙厘（Charles-Alexandre Challaye）等人前往广州交涉。据真盛意的报告，法方与清朝达成了共有14款的“通商通航条例”，有效期为10年。该条约另有一秘密条款，即法方向清朝提供武器，而运输武器的法舰船可以不受限制地驶入中国任何港口。[111]
然而，真盛意的说法，颇值得怀疑。当沙厘等人在广州与清朝官员谈判时，应真盛意的请求，清方派广州知府易长华于7月19日前往澳门。拉地蒙冬派人告诉易长华，真盛意是冒充的领事；而真盛意的部下又宣称，拉地蒙冬是真盛意的下级。易长华感到一时难辨真假，便以两广总督召其返回为由，离开澳门。钦差大臣耆英于9月5日上奏此事：
先有夷目真盛意自称领事，寓成澳门，遣其副目沙厘来省投递单禀，议及往来仪礼并输税章程（即所谓“条约”），又称此单未足为据。臣等当即委员前赴澳门，向真盛意切实查询。又有夷目拉地蒙冬以真盛意冒充领事，沙厘在省无礼，已将沙厘斥革，两次赴臣祁
衙门具禀，求与臣见面。臣等因真假难辨，现在密加访查，一俟得实，即与见面定议，大约数日内亦可完结。[112]
按照耆英的说法，并未就“往来礼仪并输税章程”与真盛意达成协议。而真盛意报回国内的所谓“条约”，亦被法国政府所否决。
耆英奏折提及拉地蒙冬两次前往两广总督衙门“具禀”，是指拉地蒙冬此时已来到广州与清方交涉一事。据拉地蒙冬的报告，并未等“数日”，而是耆英上奏的第二天，9月6日，在行商潘仕成的乡间别墅受到了这位钦差大臣的接见。拉地蒙冬递交了法国总理兼外交大臣基佐（Francois Guizot）的信件，并要求法国享有与英国同等的通商权利，得到了满意的答复。9月12日，耆英、祁
颁给了致基佐的照会，宣称大皇帝已恩准外国人到新辟通商口岸一体贸易，并颁给了中英条约的副本。[113]拉地蒙冬此时方被清方验明正身，靠的是新任美国领事福士的帮忙。
拉地蒙冬的说法也有可疑之处，因为中英虎门条约于10月8日才签订，9月12日又何来条约副本？耆英10月28日的奏折确认了召见拉地蒙冬之事，但未称具体召见时间。但就结果而言，法方获得了与英国同等的通商权利是没有疑问的。据耆英奏折，拉地蒙冬得了满意的答复后“欢欣鼓舞而去”。[114]
耆英完成此事后返回两江总督本任，士思利却于1844年2月驾舰再至广州。他似乎对拉地蒙冬所获并不太满意，照会祁
，提议：一、中法缔结盟约；二、中国派出外交使团（甚至以旅行家身份也行）前往法国，并可用法舰送去；三、中国派青年赴法学习造船铸炮攻守之法，以将来能抗击英国。士思利的真实意图隐蔽且险恶（欲谋求中国一军港），但派人赴法学习较之美国赠书，对中国的未来更为有利。两广总督祁
十分警惕，不愿生事，便委托外交“能手”黄恩彤作复。黄起草的照会果有妙文：
通商各国以礼相交，以信相保，中国自当怀柔远人，必不挑衅生隙……
中国士大夫不惯风涛，若泛海行七万里，恐不能达……
彼此交好之真心雅意，不在虚文，而在永久，正无关乎使臣往来与否也……[115]
以此婉言全盘拒绝士思利的提议。此后祁
以年高多病即将去职为由，要求士思利不再与他通达书信。
士思利只是一名舰长，未得任何授权，他与中国官员的交涉早就超过其职权。真盛意只是一名观察使，据法国外交部长基佐称，“没有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或缔约的资格”。拉地蒙冬只是一名领事，基佐亦称其“绝无与中国政府谈判的任务”。[116]但是，他们来到中国之后，毫无例外地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且互相争功。这与那个时代西方殖民者的品格完全一致。许许多多未经授权便抢占利益的冒险家，最终总是得到母国的承认和赞扬。不知底细的“天朝”大员们，看到法舰进进出出（数倍频繁于该国商船），看到这批人士妄张势横（照会随便即发，又有传教士帮腔），已经产生了畏惧心理，认定法国与英、美同列西洋三强，“向来不肯因人成事”，“其意必有所为”。[117]
这真是歪打正着。士思利、真盛意、拉地蒙冬在华的私自活动，虽不为法国政府所接受，亦先后被召回，却为法国第一位全权代表拉萼尼（Théodore de Lagrené）的使华铺平了道路。
同美国一样，法国政府得知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亦想从中沾光。1843年4月23日，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基佐向国王呈文，要求派遣使团前往中国。当日，国王的参政院通过国王批准基佐呈文的敕令。此后，又指派法国驻希腊公使拉萼尼为全权代表。11月16日，拉萼尼离开巴黎，由大西洋而印度洋至南中国海。1844年8月13日，他到达澳门。美国全权委员顾盛此时正心满意足地准备回国。
与顾盛使团的穷酸相形成鲜明的对照，拉萼尼麾下共有8艘军舰，其中一半是载炮50门的大舰，[118]这也大大超过了林则徐禁烟危机时期来华英舰的数量。法国人向清朝展示着孔雀的尾巴：英国并不是唯一拥有强大海军的国家。拉萼尼使团亦阵容强大，有参赞、随员、主事、税务官、医生、翻译等，亦有各商会指派的丝织、棉纺、毛纺、百货业的代表，甚至还有一名随行记者。法国人具有把一切事情办得堂皇气派的天才。
按照基佐1843年11月9日的训令，拉萼尼的使命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句话：与清朝缔结一项与英国权利相等的通商条约。因此，拉萼尼的中国之行，本应当是暗淡无光的，耆英早已做好了签约的一切准备，只要拉萼尼不非分要求（即不超过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他第二天即可打道回府。甚至可以说，拉萼尼的东来，本身就是多余，一年前耆英召见法国领事时，不就已经宣布了“皇恩”吗？当然，基佐对此的看法不同：
我们所取得的利益没有条约或章程的保障，只是中国政府颁布一条政令或皇帝一道谕旨而取得的，而皇帝又随时可以收回成命……
他要求缔结能使中法贸易“步入新规道”的条约。[119]
我在前节已经说明，尽管今人们已认定虎门条约、望厦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但“天朝”中的人们尚未意识到。尤其是耆英和黄恩彤，此时正为新条约在各通商口岸确立的新制度而庆幸，自以为找到了维护民“夷”相安避免险境的途径。拉萼尼使团的强大势头使耆、黄一下子摸不到头脑。若仅为一项通商条约而来，每年仅数艘法国商船来华，利润有限，犯不着如此兴师动众。他们猜不透拉萼尼的真实意图，于是在各个方面都拉开了漫长的防线，唯有订立条约是不设防地带。
早在顾盛初至澳门，清朝已得知了法使来华的消息，并认为其目的与美国相同，即进京觐见。[120]耆英从顾盛口中得知拉萼尼的行程，推测法国将以“与中国结约共击英夷为言，借图观光上国”。[121]拉萼尼到达后，也未立即照会耆英，而是摆足架子，等待耆英屈尊前往。心焦的耆英只得派员前往“慰问”，以刺探情报，核心是北上问题。然而，澳门方面一直未传来准确消息，法使是否北上成为悬念。于是，耆英便巧施手段：针对法方照会要求9月12日在澳门会谈，复照称，由于广州有一系列重要典仪须主持，须在9月底方能成行。耆英的如意算盘是，先拖过9月，等中国海东南季风结束，北风司令，那时“番舶不能逆行而上，则相机驾驭较易为力”。[122]
耆英自以为得计的第一招，实为上了第一个当。按照基佐训令，拉萼尼并无进京任务。很可能是顾盛向拉萼尼传授了他的经验。而曾久居澳门的传教士加略利（Joseph-Marie Callery），此时任使团翻译，对此进言：
最好不要明讲你是否有进京的意图和命令；如果耆英提出这个问题，你最好尽可能回避。
如果出现僵局，你就对耆英说：“既然你不答应我这如此合乎情理的要求，我就去北京请求皇帝，皇帝肯定不会拒绝我的要求。”[123]
因此，拉萼尼等人始终在进京一事上晃现躲闪，成为要挟耆英的第一个筹码。
1844年9月29日，耆英、黄恩彤一行抵达澳门。10月1日和3日，耆英、拉萼尼互作礼节性拜访。10月5日和6日，双方进行两轮政治性会谈。
10月5日的会谈在拉萼尼的下榻处举行，拉萼尼大谈法中友谊。6日的会谈在耆英的寓所进行，耆英大谈中法友谊。在这些美丽的辞藻之下，拉萼尼提出了“善意”的建议：一、中国派使节赴巴黎，亦批准法使驻北京，两国常通消息，可以互相帮助。二、英国占据香港，对清朝造成威胁，清朝可将虎门割给法国，代为防守，以御英人，一切费用由法国自筹。三、准许法国传教士前往北京“当差”，如以前西洋人主掌天文之事。四、清朝派人前往法国学习船炮水战之法，以将来对抗英人。拉萼尼的这些提议，不见于基佐的训令。
耆英等人对拉萼尼的提议，除割让虎门外，并不陌生。以前来华的士思利、真盛意都有类似的说辞。耆英、黄恩彤也展示了外交“手段”，在中法三百年友谊史的高调下，忽以“定制不符”为由，婉而拒绝。拉萼尼的本意非在于此，对耆、黄的拒词毫不在意，反在口头上宣布，他将不再要求进京觐见。这么一来，耆英已经获得巨大“胜利”。黄恩彤在其回忆录中自豪地写道：“拉使（拉萼尼）之技穷矣。”[124]
双方的条约谈判始于10月7日。法方以参赞斐列勒（Th??e ophile de Ferrière Le Vayer）侯爵为首，清方以广东布政使黄恩彤为首。由于谈判前耆英已将虎门条约、望厦条约的副本交给法方，以资参考，条约谈判进行得异常顺利。
据拉萼尼的报告，条约主要条款都顺利获得通过，“没有出现任何争议和分岐”，仅在法王路易—腓力普的称谓上有过冲突。按照西方的习惯，路易—腓力普的名号为国王。按照当时中国人的概念，国王低于皇帝，只有真命天子方可称皇帝。拉萼尼要求条约中写明路易—腓力普为“大佛兰西国大皇帝”，以能与“大清国大皇帝”平起平坐。耆英对此十分不满，但交涉不成便作了让步。[125]结果，他在私下作了技术性的处理，在其进呈的条约文本中，将“大佛兰西大皇帝”、“大佛兰西皇上”与“大清国大皇帝”、“大清国皇上”等字样，统统删去，一律改为“咈
哂国”和“中国”，[126]以免引起道光帝审阅时的不快和京官复审中的麻烦。
从现存资料来看，耆英从未就条约的内容请过旨，仅在一份夹片中顺便提到一句：
至该夷通商章程业经议定条款，一切均照英、米二夷新例，字句互有异同，情节尚无出入……[127]
寥寥数语，一笔带过，可见这份条约在其心中的地位。而另一位重要的角色黄恩彤在其回忆录中，对中法关涉有着1600余字的记录，却对条约内容及谈判过程未置一词，仅在最后附带说了一句：
佛国亦有贸易条约三十五款，与英、米两国无异，其所重不在贸易也。[128]
大约他觉得中法条约平淡无奇，根本勾不起他的回忆。
因此，尽管中法条约谈判持续了十多天，但双方的心思都没有放在条约本身上，而是注目于基督教弛禁问题上（后将详述）。由于法方已将中英、中美条约的“优点”全部融于新约，又由于清方仍不知自身利益而慷慨应允，至10月20日，双方已确定了条约的全部条款，只差签字了。
此时，反是法方不愿立即签字，而要求在广州黄埔江面的法舰上另行仪式，摆摆威风。1844年10月24日，耆英一行登上法国最新式的蒸汽动力战舰阿吉默特号（Archiméde），与拉萼尼签署中法“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又称中法黄埔条约。在这一炫耀铺张的仪式结束后，双方都在为“友谊”而举杯痛饮香槟酒。
拉萼尼由此领略了两年前南京江面英舰皋华丽号上的全部风光，他为他的国家赢得了一项全无缺点的条约。法国由此获得了虎门、望厦条约中的一切权益，包括片面最惠国的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军舰出入口岸等等。[129]而耆英呢？他迟至一周后方上奏汇报签约情况，附呈条约送审。而随折的一片中，他又保举了此次交涉“出力”官员9人补官、加衔、撤销处分！[130]
中法黄埔条约是“天朝”的奉献，而“天朝”中人将此大悲凉当作大欢喜。
当耆英将中法黄埔条约抄本封交驿递时，心中充满自信，认定道光帝及军机、部堂们会顺利批准条约。后来的事实也确实如此。此时，让他忐忑不安的是，不久前奏请基督教弛禁一事，道光帝又会如何批复？[131]他已经下了保证。
这就涉及到耆英、黄恩彤对法交涉的策略。
耆英等人认为，法国对华贸易数额较小，以8艘军舰来华，目的绝非一项通商条约，“而必有意所专注之处”。[132]10月5日和6日两轮政治性会谈，耆英等人拒绝了法方的全部提议，唯恐“夷”人另有动作，便在10月7日晨，即条约谈判的第一天，派人给拉萼尼送去一份私信，好言安抚。该信最后一段话值得玩味：
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除了通商条约外，他还将另有酬值。[133]
拉萼尼一下子便领悟出话外之音，但吃不准耆英打算在哪些方面让步，时任使团翻译的加略利，以其传教士的职业本能，立即向拉萼尼提议，要求清朝对传教士弛禁。
尽管法国政府训令中并无宗教方面的指示，拉萼尼未奉到这一任务，但在此大好时机面前，不愿坐失，同意加略利就此进行交涉。
10月8日，在法方的多次诱导下，黄恩彤提出，在通商条约之外，另缔约一项军事互助条约。加略利立即表示原则上接受，并乘机提出反条件：既然清朝欲在战时获得法王的帮助，就得对法王信奉的宗教表示亲善。
加略利的这一举动，反过来将了拉萼尼一军，他没有缔结军事条约的授权，便否决了加略利的承诺。而加略利并不罢休，仍不停地要求弛禁。10月12日的会谈中，他还提出割让琉球，而其日记又透露出其真实的目的：“是想以割让琉球，胁迫中国人在解决传教问题上改变以往的态度。”[134]
在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西交往中，语言问题一直是一大障碍。当时中国懂外语的，大多为文化程度不高的买办，粗俚贪婪，难充政府的正式帮手。西方各国的翻译，主要是来华多年的传教士，对中国的内情有着更多的了解和理解，成为交涉中的主力。清朝官员因无外部知识，常常将他们误视为“谋主”，如郭士立、马儒翰等人。此次也不例外。耆英、黄恩彤特别看重加略利，曾专门派人去做工作。加略利在弛禁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执着，又使他们误以为是法国政府一项重要条件。既然“天朝”不能在其他方面（譬如进京）通融半步，那么也不妨在此“曲示羁縻”。[135]
可是，禁教政策已实施120年，且有大清律等诸多限定，如何说服道光帝同意基督教弛禁，又是一件棘手难办之事。10月15日，加略利来访，耆英想出一个办法：让拉萼尼将康熙帝1692年准许基督教传教的敕令照抄一遍，连同要求弛禁的照会一并交来，再由他上奏请旨。耆英打算与拉萼尼联手，逼道光帝让步。
10月16日，在加略利的操纵下，拉萼尼照会耆英，要求基督教弛禁。加略利的口头声明无异于最后通牒。
如果耆英顺利地接受这个要求，并不做任何改动，他今天可以给拉萼尼先生发照会，从此，一切麻烦事就都结束了……假如在传教问题上支吾搪塞，这没有关系，我们不是不熟悉去北京的路，并且我们知道你们有不少多余的领土，我们也知道你们同意俄国人待在你们的国土上。到时候，我们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比今天更严肃的口气，同你们交涉。
在此威胁下，耆英为尽早结束中法交涉，便表示同意，当晚按加略利口授的意思照会拉萼尼：
……我当然有责任尽快奏明皇上，使中国人以后可以公开地在内地信奉此教，使教徒不致因信教获罪……[136]
按照加略利与黄恩彤的约定，拉萼尼收到照会后应予“回执”。10月17日，拉萼尼应邀至耆英寓所，并无答复。10月18日，清方致函加略利，附上由黄恩彤起草的复照提纲，让拉萼尼照办。在加略利等人的劝说下，拉萼尼终于签了字。而在这份复照中，有两样耆英急需的东西：
本大臣即敬录康熙三十一年的奏礼部议准弛禁原案送上查照……
谅此事（指弛禁）本大臣于所议事宜（指条约）经圣恩准定交互执照（指批准互换）之日，亦必邀圣恩准予矣。此时本大臣所有诸事毕完，庶可以回国矣。此后两国再无衅隙，不挠万年之好……[137]
前者是用来对付道光帝的祖训；后者是让拉萼尼作出保证，清朝一旦同意基督教弛禁并批准条约，便赶紧回国，不再生事。
10月18日，耆英一收到拉萼尼的复照，便立即上奏，作为铺垫。10月22日，耆英在离开澳门准备赴黄埔参加中法条约签字仪式前，上了一道长篇奏折，并附有一片，要求批准基督教弛禁，编造了一个生动的故事：
窃照佛兰西夷使拉萼尼请求各款多属必不可行，业经逐加驳斥。惟天主教弛禁一节，请求甚坚，并呈出碑模，刊载康熙三十一年礼部议准成案，援为口实，以致相持不决。当经奴才一面将大概情形缮折奏报（指18日奏折），一面督饬藩司黄恩彤及各委员等，连日设法开导，逐层驳诘，该夷使仍执前议，渎请不休。当诘以碑模传自何人，得自何处，既不能指证确凿，何足为凭。据称伊呈出碑模乃系先年从中国流传，伊国故老素所宝藏，由来已久，其纸色字画均可查照，非为伪造。至伊国昔年并无能书汉字之人，亦不解刊石立碑之事，何能凭空撰出？复诘以碑文所载成案，即使属实，惟事隔多年，应以现行定例为准，未便执古例今。据称以碑文而论，中国康熙年间亦曾禁止天主教，因西洋人徐日升等恳请，始行弛禁。佛兰西与西洋同为一教，何以于伊国现求弛禁之处不为奏请？哓哓辩诉，莫可究诘……（重点为引者所标）
耆英于此给道光帝上演了一出自编自导的戏，其有声有色，丝毫不逊于三年前的杨芳、奕山。他说明了法方保证除此之外不再妄求后，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可否仰邀皇上逾格天恩，将中外民人凡有学习天主教并不滋事为非者概予免罪……
在附片上，他又说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
这或许是他内心中对形势发展的一种判断，但说给道光帝听，又明显是一种威胁。
道光帝收到此折片后，当日对此发下两道谕旨。一是由“军机大臣字寄”，宣布清朝并未指基督教为“邪教”，亦未“严申禁令”；二是由“军机大臣密寄”，称法方若有“不肯转移之势”，由耆英“相机办理”。[139]
坚冰开始松动，缺口随即打开。此后，法方又有多次交涉，耆英又有多道奏折，道光帝终于在1846年2月20日明令宣布，基督教弛禁。[140]
在现代文明国家中，宗教自由当属基本国策；在现代国际关系准则中，一国也不得干涉他国的宗教政策。但是，当时的情况与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大不相同。
当时的中国是儒教至尊的国家，而当时的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除了唯一的上帝外，激烈反对其他偶像崇拜的存在，这在文化观念上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对立。当时的中国是由官、士、绅结成一体的控制网络，民间又有地下的会党组织；当时的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不仅仅是宗教势力，而且同为社会势力和政治势力，当西方的传教士以母国的方式行事时，势必损害其他社会、政治集团的利益。这又在社会组织上造成水火不容的局势。当时的西方列强经常以“保教者”自居，用战舰去拯救受难的教徒，几乎是信奉上帝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由此，在中华大地上，酿成了数以百计的教案，最后汇成上世纪末的义和团狂飙；而西方列强（主要是法国）不停地以军舰干涉，八国联军的铁蹄致使中国陷于上世纪末最大的灾难。
毫无疑问，耆英、黄恩彤并不喜欢基督教，他们只是从法方各项要求中选择对“天朝”损害最小的一项。可他们并不知道，后来的事实恰与他们的判断完全相反。他们认定允法使进入北京城觐见道光帝是最危险的；而他们认定最安全的弛禁，却在半个世纪后使道光帝的儿媳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在日暮的昏暗中，坐着马车，仓惶逃出了北京城。
尽管我们可以认定，主持中英虎门条约及附件、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谈判的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以及审议、批准这些条约的军机大臣、各部堂官乃至道光帝，都没有认识到这些条约会给中国权益造成何等的损害；但是，若不是英国挟战后之威武，清朝自忖难以应付，若不是美国、法国开来了战舰，并表露出不惜动武的种种威吓，清朝是不会签订这些条约的。因此，今天的人们，称这些条约是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国的，这一结论并不为错。
但是，这一结论又实在不能成为替“天朝”辩护的理由，我们可以看三个例子：
一、中英虎门条约签订后，耆英不仅向美、法两大强国宣布“皇恩”，而且同时让啿啵
国（很可能是汉堡）、荷兰商人享有与英国同等的权利，并准备让即将来华的吕宋（西班牙）等国商人享有此种权利。[141]在实际操作中，英、法、美三大国在条约中获取的权利，一切西方国家来华商人，后来都可“一体均沾”。
二、1844年底，比利时驻马尼拉总领事兰瓦（J. Lannoy）听从拉萼尼的建议，未得国内授权，来华谋取最惠国待遇，拉萼尼为此还给耆英写了一封“介绍信”。耆英由此请旨获准，于1845年7月25日，致送一道正式公文给兰瓦，传达上谕，“将五口通商章程一体颁发”，以广圣主宽大之仁。我们虽不知道兰瓦获得的是哪国“五口通商章程”，但准许照现行各条约办理是确定无疑的。[142]不久后，丹麦派领事来华，为“安分贸易”，耆英又请旨颁给“五口通商章程”，道光帝仍予以批准。[143]
三、1847年，瑞典和挪威（是时两国结成联盟）派公使李利华（Carl Fredrik Liljevalch）来华，要求按英、美、法三国条约“议定通商条约”，耆英见其送来的条约草案，完全抄袭中美望厦条约（仅将国名变更），便“允其照缮约册，盖用钦差大臣关防”。由此，这两个北欧小国也获得了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军舰自由出入通商口岸的条约权利。道光帝接到耆英的报告，朱批：“所办甚是。”[144]
从这一系列的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欧洲众多中小国家又如何不动枪炮轻易攫取不平等权益，“天朝”中的人们又如何看待和对待令我们今天痛心疾首的不平等权益！
时光过去了许多年。
1870年，日本派出外交权大臣柳原前光来华，谋求订立条约。这个昔日深受汉文化影响而清朝不放在眼里的小兄弟，如此妄举，使大清国颇不以为然。然当时中国最具外部知识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同意与日本缔约。1871年，李鸿章与日本大藏卿伊达宗诚经两个月的讨价还价，在天津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和中日“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中国近代的条约史由此别开生面：双方均向对方开放通商口岸，双方均都拥有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权，双方军舰均可自由驶入对方的通商口岸……这些不符合西方通行的国际惯例的做法，说明刚刚被从“天朝”体制轰出来的清朝和刚刚踏入“维新”之门的日本，同受各自与西方列强缔结的不平等条约的影响，都不知道正常的国际关系。
时光又过去了许多年。
1881年，李鸿章与巴西使节谈判条约。此次双方签订的条约，方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互给最惠国待遇而取消了协定关税等内容。此时已距鸦片战争40年，清朝已与英国、美国、法国、俄国、瑞典、挪威、德国、葡萄牙、丹麦、比利时、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签订了几十项不平等条约。
由此看来，问题仅仅能归结于耆英、黄恩彤、道光帝等个人身上吗？中国人真正弄清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天朝”是一个梦，一个难以惊醒的梦。
、耆英、道光帝均有此意图（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47、78、81页）。
勒行商出钱，并加价2200美元，共赔偿1万美元。
此时患重病，前已给假调理，但病况仍无好转。道光帝遂将其免职。不久后，祁
病故。
”似为汉堡（Hambury），斯时德国尚未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