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浙东的反攻
1841年10月18日，道光帝满怀希望期盼浙江的捷音时，收到了杭州将军奇明保的奏折，告知镇海失守、裕谦殉难，并要求：“迅赐简派带兵大臣，多发京营及各省劲兵，兼程来浙剿办，以期克复。”道光帝随即授奕经为扬威将军，[145]并从苏皖赣豫鄂川陕甘八省调兵1.2万人，[146]再次组织大军，征讨“逆夷”。
自雍正朝之后，清廷派出的领兵出征的军事统帅，其将军名号，不再新创，而是沿用前朝旧名。其印信亦为当年统帅交回之物。如奕山的靖逆将军，创名于1717年，为富宁安征剿策妄阿喇布坦时始用。此次授奕经的扬威将军，历史更为悠久，创名于清刚刚入关时的1646年，为德豫亲王多铎征讨蒙古等部时始用。而且，扬威将军的名号在历史上使用次数最频，高达七次之多，其中最近的两次是，道光帝于1826年征讨张格尔和1830年征讨新疆玉素甫父子的叛乱。很显然，此次道光帝再次启用扬威将军的印信，是冀求这一屡战屡胜的吉利名号，能保佑清军如同昔日在西北那样，“扬威”于东南。
此次受命出征的奕经，同奕山一样，也是皇室成员，其血缘更近，为抚远大将军允
的政敌雍正帝的四世孙。奕经的祖父永瑆，封和硕成哲亲王，毫无戈马征战的经历，是有名的书画家。父亲绵懿，封多罗贝勒。
奕经的经历，与大多近支皇室成员相似，主要在京官上迁转。1816年以四品宗室出为头等侍卫，后历奉宸苑卿、内阁学士、副都统、侍郎、护军统领等职。1830年，曾一度随前一任扬威将军长龄出征，后又短期外放黑龙江将军、盛京将军。此次出征时，他的官差各职共有：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步军统领、正黄旗满洲都统、崇文门监督、正红旗宗室总族长。[147]本兼各职如此之多，又拥有尊缺（大学士）、要缺（吏部尚书、步军统领）、肥缺（崇文门监督），是因为清朝实行满汉双缺制度，满人，尤其是宗室，仕途更为宽坦；更重要的是，他是道光帝所信赖的股肱大臣，在“奕”字辈的宗室中升迁最速。
奕经在京请训后，于10月30日离京南下。11月8日到山东泰安，11月22日到江苏扬州。[148]然而，他到了江苏之后，突然止步不前，在苏州一带停留了整整两个月。
与靖逆将军奕山相比，扬威将军奕经似另有气象。
据奕经的幕客、自称“于内外机密十能言其七八”的贝青乔称：
初将军出都时，或战或抚，游移两可，纡青极言历年招抚，毫无成效，且恐有损国威，将军之志乃决。[149]
纡青，为江苏宿迁县举人臧纡青，是奕经的“故友”，此次入奕经幕府，为主要幕僚之一。但奕经身为军事统帅，居然在“抚”“战”两策中游移，很是让人疑惑。然而，道光帝那儿也有一些不同寻常的迹象。
1841年10月19日，道光帝由内阁明发谕旨：“琦善著加恩释放，发往浙江军营，效力赎罪。”[150]琦善在此之前，经军机大臣等审判，定为斩监候，秋后勾决。道光帝此次让琦善随奕经去浙江，是否意味着道光帝在“抚”“战”两策中也有游移呢？
然而，琦善后来并未赴浙，而是改发张家口军台，充当苦差。对此，人们常常引用梁廷枏的说法，谓奕经在臧纡青的建议下，上奏制止琦善来浙。此说似误。道光帝改发琦善去军台的谕旨，下发于10月24日。[151]此时奕经尚未出都，而他见到臧氏又在出都之后。贝青乔对此另有说法：
及将军奉命出征，大学士穆彰阿奏请带琦善赴浙，将军谓琦善可与议抚，不可与议战，特严却之，而挺身南下云。[152]
接照这一说法，奕经在请训时便严拒琦善同行，这两位已经有隙的大员也很难和衷共济；[153]但其中表现出来的“挺身南下”的英姿，又与前称出都时战、抚“游移两可”的记录自相矛盾，使人不知孰是孰非。
尽管奕经、道光帝此时的心态让人捉摸不定，但我们可明显地感到奕经出征时的景象，要比奕山出征时沉闷得多。道光帝不再有“大兵兜剿，擒获夷酋”的心旷神怡的幻想，奕经也全无“剋日进剿，便奏捷音”的踌躇满志的迷梦。经过一年来的战争，他们对困难的估计似更为实际了。
奕经的个人经历使之未谙军伍，心中亦无制“夷”高策，于是，他在博采众议、聘贤纳士上效法古风。据称，在他的营门外设有一木柜，凡愿投效者皆可书名入其中，三日后传见，稔知“夷”务者可当面陈述得失。在江苏的两个月中，献策者达400人，投效者共144人，[154]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智囊团”。这些人究竟有何高策，史籍上未有记载，但前面提到的奕经“故友”臧纡青，却留下了惊世之言：
一、在用人大政方面，招林则徐来浙襄办，力鼓决死抗敌之气；斩余步云等逃将，力挽临阵溃逃之风。
二、在作战指导方面，调川、陕、豫兵6000名为生力军，招鲁、汴、江、淮之北勇1万名，募沿海土匪、盐枭、渔疍之南勇2万名；使南勇为耳目，以北勇壮胆气，分伏宁波、镇海、定海三城，“不区水陆，不合大队，不剋期日，水乘风潮，陆匿丛莽。或伺伏道路，见夷就杀，遇船即烧。重悬赏格，随报随给。人自为战，战不择地”，等到三城英军“步步疑忌惊惶”，然后再以大军进击，内应配合，“内外交逼而尽歼之”。[155]
在我见到的鸦片战争中的各种军事建策，以近代军事学术的眼光观之，大多不着边际；相比之下，臧纡青的上述提议可谓颇有见地，但执行中又似困难丛生。林则徐不久前由浙遣戍新疆，此时正在祥符河工效力，若上奏请林返浙，岂不逼道光帝出尔反尔？余步云此时为浙江前敌指挥官，若斩之，又以何人代之？从后来长达半年的审讯情况来看，这位“太子太保”也不是随随便便可以问斩的。臧氏的建议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不区水陆，不合大队”，“人自为战，战不择地”的“伏勇散战法”，实有近代游击战争的韵味。可是，此种战法需有良好的组织指导，兵勇亦须训练以熟悉战术，否则激励兵勇的“重悬赏格”，很可能流为谎报战果的渊薮；再则，此种战法旷日持久，据中外历史经验，若要达到英军“步步疑忌惊惶”的地步，不能以月为计，而需长达数年，尽管臧氏也提到了“不剋期日”，但他似未预计到如此之久，若此，奕经能否坚持下去，道光帝能否容忍下去，都成了疑问；又再则，此种战法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动员措施，按臧氏的6000名新军、3万名雇勇，一年的军费银高达200万两以上，清朝财政也支持不住。看来，臧纡青已经找到了渡河之船，而尚未掌握操船技术。奕经后来也未用此计。
很可能奕经在京时与道光帝达成了某种默契，因而他在江苏呆了两个月，訾议四起，道光帝始终未催他早日赶赴战区，表现出难得的“不为遥制”的豁达态度。据奕经自陈的理由，是所调豫陕甘川等省“曾经出征”过的6000劲旅尚未到达（川、陕、甘调兵至浙，需时约4个月），已经抵浙的苏皖赣鄂四省援军皆为弱师，不足为恃，他恐怕早早赶到浙江，非但不能制敌，反会制于敌。这种充分准备、不急速战的作法，也合乎当时奉为圭臬的“谋定而战”的兵法原则。
与奕经的处境相似，璞鼎查此时也进退两难。一方面，他在占据定、镇、宁三城后，数次遣书刘韵珂、余步云等人，表明愿意与清方“全权大臣”谈判，但没有回音；[156]另一方面，手中有限的兵力分据香港、鼓浪屿、定海、镇海、宁波五处，[157]无法再集结一支足够强大的部队，发起义律卸任前曾策划的扬子江战役（后将详述），更兼北风司令、严冬气候也不利于英军作战。因此，英军在占领宁波后，曾于1841年10月20日一度骚扰余姚，后又于1841年12月27日至次年1月12日，次第兵不血刃地陷余姚、慈谿、奉化三城，皆未久据，即时退出。可以说，战争在此时出现了长达5个月的间歇。而璞鼎查本人亦在1842年1月返回香港，将对华商务总监督的办事机构由澳门迁至香港，并宣布香港和舟山将成为自由港。一直到是年6月才北上。[158]
英军对余姚等地的军事行动虽不具规模，但浙江巡抚刘韵珂却不如奕经那么沉着，隔三差五便派员前往江苏，催奕经早日到浙悬帜，似乎唯恐将由他一人承担丢城失地的责任。而奕经却不为所动，其举止如同仍在京城任吏部尚书，只是指名参奏严惩守城官弁，[159]冷静如壁上观。
奕经此时驻扎的苏州，当时号为人间天堂，为金粉繁华之地。歌亭舞榭，最足动人豪情。奕经随员6人，本为郎中、员外郎、御史、主事、笔帖式、中书之类的五品、六品乃至七品京官，此时均以“小钦差”自居，提镇以下官员，进见必长跪，相称必曰“大人”，而奕经网罗的投效人士又纷纷仿效比附，呼为“小星使”。[160]在这些“小钦差”、“小星使”之下，又有随行的数百名京营兵弁。这群人淫娼酗酒，索财贪贿，闹得乌烟瘴气。每日吴县（苏州府首县）供应80余席，用费数百元，稍不如意，便掷击杯盘，辱骂县令。[161]正如后来的一句流行语，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苏州展示出与300里之外同为天堂之城杭州迥然有别的气象。奕经最初不加意裁抑，后谤议骤起，只得移营百余里，于1842年1月21日进至浙江嘉兴。
没过几天，奕经所等待的川陕劲旅终于有了消息，至2月13日，除陕甘兵250人、四川兵300人外，其余皆至浙江。这批从4000里之外风尘仆仆星夜兼程赶来的生力军，军纪无存，以至在近百年后仍在民间留下了“沿途掳丁壮，掠板扉，以四民抬一兵，卧而入城”的口碑。[162]而至此时，奕经已没有理由观望不前，于2月10日（夏历大年初一）赶至杭州，稍作布置后，于2月27日赶往前线曹娥江一带。此时距其出京之日，共计131天。
从理论上说，浙江清军原设额兵3万余名，外省援兵1万余名，又有外省、本省雇勇9万余名，[163]兵力不为不厚。但我在第一章中已经说明，本省额兵难以抽调；而可以抽调的数千兵丁又在定海、镇海两战中溃败；此时，浙江原设清军只能各保地方，无兵可调。本省雇勇大多不离家乡，能应征调者极少。因此，就实际而言，浙江此时可机动作战的清军，只是在镇海之战后开抵的外省援军1.2万人，以及由奕经等人雇佣的河南、山东、江苏及本省壮勇，据称有2万人。[164]
可是，这3万多名兵勇，并不能全数用于进攻。
让我们看看具体情况：湖北援军2000名，其中1000名驻守杭州，1000名驻守海宁；江西援军2000名，其中1000名在余姚兵败，此时被派往曹娥江以北的沥海等处，另1000名奕经认为不够精壮，命其护卫粮台；安徽援军1000名，其中600名驻守杭州；陕甘援军2000名，其中800名驻守乍浦；山西、陕西、甘肃抬枪抬炮兵1000名，其中200名驻守杭州。如此七扣八扣，外省援军只剩下6000名，而壮勇中亦有防守各处者。[165]
然而，剩下的兵勇，仍不能全数用于进攻。
扬威将军奕经自杭州前往曹娥江一带后，在曹娥江以西的上虞县东关镇扎下大营，自将河南援军1000名、山西等处抬枪抬炮兵200名。此处距英军占领的宁波约70余公里，奕经自称在此前路（宁波、镇海）后路（杭州）都可照应。参赞大臣文蔚在慈谿县西北的长溪岭扎下大营，率领江宁旗兵800名、四川援军400名、山西等处抬枪抬炮兵400名，安徽援军400名，共计2000名，此处距镇海约40公里，据称是进攻镇海、宁波兵勇的后路策应。[166]
这样，尽管道光帝从各省调集1.2万人的大军，实际上真正用于进攻的只有四川兵1600名（后用于攻击宁波）、陕甘兵1200名（后用于攻击镇海），此外只有那些数量、素质都靠不住的雇勇和余丁。而奕经为了震慑英军，对外“号称精兵十二三万”！[167]
如此怪诞的布兵方式，奕经又是出于何种设计？
就分兵把守乍浦、海宁、杭州等处而言，比较容易理解。假如奕经对宁波、镇海、定海等处攻击得手，英军溃退海上，若乘虚攻击乍浦等地，清军岂非顾此失彼？更何况当时盛传英军将侵入杭州湾，由海宁直取省城，使浙江巡抚刘韵珂惶惶不可终日。
可是，奕经又为何将剩下的6000清军的一半以上，在长溪岭、东关镇扎以大营呢？后来的结果，使我终于明白，奕经为的是保命。东关镇大营1200人仅仅用于自卫，长溪岭大营2000人则成了一块盾牌。一旦清军浙东反攻失利，英军发起攻势，正可利用长溪岭清军的抵抗，为他赢得逃跑的时间！
与布阵相比，奕经在进攻时间的选择上，就不仅仅是荒谬了。
先是1842年1月25日，奕经与参赞大臣文蔚在浙江嘉兴同时梦见英军悉弃陆登舟，联帆出海，宁波等三城“已绝夷迹”，后派人察明果有运械归船之事，以为“佳兆昭著”。[168]又2月10日，奕经至杭州，往据称最为灵验的西湖关帝庙占签，中有“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保汝平安”一句，三天后，四川援军大金川土兵开到，兵弁皆带虎皮帽，更以为“收功当在此”。[169]于是，他选定“四寅佳期”（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四更，即壬寅年壬寅月戊寅日甲寅时，1842年3月10日凌晨3至5时）为进攻时间，又以寅年（虎年）出生的贵州安义镇总兵段永福为进攻宁波的主将，[170]来他个“五虎制敌”！[171]
在迷信指导下的战事，其结果可想而知，但反射出来的是前科学时代人们的心态，吉利数码、神签灵验、托梦言事，至今仍有其相当的魅力，而在当时实有主宰人们意志的威力。
很可能是在这种迷信的力量的支持下，1842年3月6日，奕经上了一道长达4000余字的奏折，详述其反攻浙江三城的计划，并随奏附呈了明攻暗袭兵勇的清单和作战地图。在这份奏折中，我们已全然不见他先前的那份心虚，而漾溢着胸有成竹的强劲自信。[172]又据贝青乔的透露，奕经在战前还为幕僚们举行撰写“露布”的大赛，共得30多篇，他亲自分别名次，“首推举人缪吉榖，详叙战功，有声有色，次同知何士祁，洋洋钜篇，典丽矞皇……”[173]看来，他为此战的报捷而专门进行了一场文字的“演习”。
道光帝看到奕经的计划后，深为其感染，朱批：
嘉卿等布置妥密，仰仗天祖默佑，必能成此大功。朕引领东南，敬待捷音，立颁懋赏。[174]
诸如此类的朱批，又见于先前杨芳、奕山、颜伯焘、裕谦等人的奏折，道光帝为“捷音”等得太久了。
1842年3月10日凌晨，清军积四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在浙东发动了鸦片战争中唯一的收复失地的反攻。
按照奕经的计划，清军同时向宁波、镇海、定海进攻：对宁波，由总兵段永福率四川兵900名、余丁300名、河北壮勇400名，共计1600名，担任主攻，另有四川兵600兵、余丁200名担任辅攻，以余姚东南的大隐山为前进基地，与先期潜入宁波城内的雇勇17队，内外配合，占领该城；对镇海，由三等侍卫容照、副将朱贵等率陕甘兵800名、余丁100名、河南壮勇500名，共计1400名，担任主攻，另有陕甘兵500余名担任辅攻，以慈谿西北的长溪岭为前进基地，与先期潜入镇海城内的雇勇11队，内外配合，克复该城；在镇海与宁波之间的梅墟，派勇3900名，对企图在两城之间逃跑接应的英军“中途截杀”；对定海，派战死镇海的原处州镇总兵郑国鸿之子郑鼎臣，率崇明、川沙、定海等处水勇5000名，由乍浦进据岱山，准备对定海所泊英舰船发动火攻。从这个计划可以看出，为弥补兵力之不足，奕经大量使用雇勇。[175]
然而，这一历经四个多月准备的反攻，不到四小时便全部瓦解。
3月10日凌晨零时30分，停泊在宁波城外的英舰哥伦拜恩号，突遭两下炮击，而此后又毫无动静。[176]至3时，清方施放四只燃烧着的火船，冲向英轮船西索斯梯斯号，被英方小艇导至岸边。与此同时，清军兵勇一面以手持小型火器向宁波城外的英舰船开火，但未奏效；一面进攻宁波城的南门和西门。负责进攻该城的四川兵（其中一部分为藏族土兵）极其勇猛，在内应的配合下一度攻入城内。英军急忙调集火炮对之轰击，而城内狭窄的街道使清军无处疏散，无处避藏，惨遭屠杀。至天亮，清军见大势已去，便仓猝退出城外。
同在凌晨3时，清方在镇海施放了十只火船，企图焚烧港内英军舰船，但被英军小艇拖至河岸。与此同时，清军兵勇施放小型手持火器，进扑镇海西门。驻守该处的英军1个连，打开城门，主动出城迎战，城内英军数连亦出城增援。由于担任主攻的清军朱贵部因黑夜迷途而未至，结果相战不支而败退。
值得注意的是，清军在进攻宁、镇两城时皆未使用火炮，[177]交战时火力迥殊，未能予敌以杀伤。据英方记载，宁波之战时，英军仅阵亡一人，受伤数人，而镇海之战没有伤亡。[178]
天亮之后，英军轮船皇后号、西索斯梯斯号及战船附属的小船，沿宁波西南、西北方向的河流搜索前进，共击毁了37只火船。
至于驻在岱山准备进攻定海的清方水勇，早在3月8日便被英轮船复仇神号和一些小船驱散，未能发动进攻。尽管郑鼎臣后于4月14日率该水勇在定海有着毫无战果的一搏，且被奕经粉饰为一大胜仗。[179]
此时正在舟山的英海、陆军司令，闻讯赶至宁波，英军由防御转入进攻。
3月13日，英陆军司令郭富听闻驻在余姚的清军余步云部将进攻宁波，便率兵600名，在轮船西索斯梯斯号的支援下，向奉化进军。但英军仅前进了约10公里，便发现余步云部在前一天晚上便已溃逃。
3月15日，英海军司令巴加、陆军司令郭富得悉慈谿是清军发动进攻的前进基地，便率领海、陆军士兵1203人，搭乘轮船皇后号、复仇神号、弗莱吉森号及一些小船，于上午8时向慈谿进军。[180]当日中午，英军抵达，随即占领县城，并向城外大宝山清军营地进攻。由镇海退回的清军朱贵等部与之交战失利，朱贵战死。相对清军的伤亡，英军仅付出弱小代价。[181]
此时在慈谿西北约20华里的长溪岭驻守的参赞大臣文蔚，闻知慈谿县城及大宝山的战事，并不率部前往增援，反于当日率部逃跑。3月16日，英军进至长溪岭，焚烧了文蔚留下的空荡的军营。3月17日，英军退回宁波。[182]
远在曹娥江以西东关镇扎营的奕经，闻前方军报，惊魂动魄，亟思逃跑。幕僚臧纡青竭力劝阻，方坚持一夜。3月16日晚，文蔚逃至东关镇，他得知战况，命文蔚退守绍兴，而其本人率部连夜西奔，渡过钱塘江，一直退至杭州。[183]而他后来向道光帝陈述的理由是，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检查钱塘江北岸的海宁尖山一带的防务！[184]
对于如此败仗，对于如此败将，我真不知应该作何评论！
在我研究鸦片战争史的时候，使我最最感到困难的是清方史料，这不是因为清方史料不够充分（现有史料已汗牛充栋，且又有大量档案），也不是清方史料中充满不实之处（可用各种史料互相参核，更可用英方资料验证），而是几乎所有的史料都将注意力集中于上层活动（尽管许多史料作者并不知情），而对他们身边发生的下层活动记述过略过简。
正因为如此，我经常自问，仅仅凭着上层的活动就能写出真实的历史？
可有一天，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查阅资料时，御史吕贤基、浙江巡抚刘韵珂的两件奏折使我兴奋。我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抄录这两份共达4000余字的文件。它向我们讲述了一位名叫鄂云的官员的故事。[185]
鄂云，原名联璧。他的出身和经历，我们知之不多，仅知其曾为刑部司官，1837年由南京移寓杭州，鸦片战争时为候选直隶州知州。
1841年初，鄂云前往镇海，要求投效。钦差大臣裕谦知其不谨，恐其逗留而招摇生事，便薄给所予，饬令他往。时在镇海的浙江巡抚刘韵珂，念其昔日曾为刑部同事，且景况穷苦，也给了盘费银30两。鄂云离开镇海后，不知其踪。
1841年底，扬威将军奕经南下，驻扎苏州。鄂云又前往投效。奕经的随员、步军统领署七品笔帖式联芳，为其堂弟。靠着联芳的引见，鄂云又自称能勾引汉奸，作为内应，奕经派其办事，多次往来江、浙之间，曾往杭州面见刘韵珂，大谈他与联芳的关系，并称其与奕经也有亲戚关系。刘韵珂见其不规，多加提防。
鄂云自由奕经派差后，便移眷属于绍兴。御史吕贤基称其“诓骗欺朦，无弊不作”；浙江巡抚刘韵珂称浙江官员知其本性，只因其为奕经所派官员，“不得不照例应付”。前者当为道听途说，证据不足；后者又明显有保全浙江地方官员之意。但是，鄂云在浙东反击战中的劣迹，终于揭露出来。
据鄂云自称：他因奉奕经的命令，在慈谿县后山泊地方招雇乡勇500名，头目5名，从1842年1月9日至4月19日，共支给口粮、器械、船价等共计16956千文，又雇梁勇53名，从2月12日至4月19日，支给口粮1098.8千文；后奕经下令裁勇，他经过奕经的批准，雇募福建同安船17艘，水勇等348名，从4月19日至10月3日，船价口粮共计银12000余两。以上共计银12000余两，钱18054.8千文。
据各粮台查账：鄂云以后山泊雇勇500名为名，在曹江粮台支钱2860千文、银4585两；以续雇其中出力各勇113名为名，在绍兴粮台支银4374两。以上共计银9124两，钱2860千文。
以收入和支出的两账相对照，鄂云除收到银钱外，另支出银2876两，钱15194.8千文。这一笔银钱，鄂云自称除劝捐外，自捐钱12000千文，“禀请奖励”！
以生活穷苦的候选官员，一下子捐钱如此之多，又从何而来，显然是大有疑问的。
据刘韵珂的调查：自宁波失守后，慈谿县后山泊地方乡绅招雇乡勇，保卫村庄。鄂云前往，宣称调赴曹江，随营听用，并付给各勇定钱、盘费、器械等费用每名1500文，各勇应允。1842年2月8日，鄂云率该勇由后山泊起程，2月11日到达曹娥。出发时仅给该勇每名500文，2月12日始给口粮钱300文。3月7日，鄂云拨勇50名，埋伏在镇海城外；拨勇150名，交四川府经历濮诒孙管带，驻宁波西乡的邵家渡；拨勇50名，为泗州知州张应云的护卫，驻慈谿骆驼桥；自留勇50名，为其护卫，驻慈谿东门外的清道观；剩下200名，命头目黄得胜管带，参加3月10日攻打宁波西门的战斗。浙东反攻失败后，各勇纷纷逃散，至4月1日，奉命全部撤散。
由此看来，鄂云的手段十分清楚了。我们假定这500名后山泊勇全数足额，假定鄂云能够毫不克扣地如期如数发给口粮钱，假定该勇在浙东反攻失利后无一逃亡（这些在当时都会是奇迹）；那么，鄂云实际支出的定钱、口粮钱总计为7450千文。以此数对照他在曹江、绍兴两粮台支领的银钱数，以当时的平价1600文兑银1两为率，鄂云通过多报日期，谎报留勇，中饱军费银共计5631两！
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还不知道鄂云在同安船、勇上施展了什么手段，但是可以肯定，他只会向里扒银子而不会向外掏银子。
然而，事情还并未结束。鄂云通过雇勇宣称捐钱12000千文。按照1841年11月由户、吏两部奏定的《海疆捐输议叙章程》：[186]平民捐银1.2万两，给予道员职衔；候补、候选官员可将本身职衔按捐例减半，再核其捐数议叙；捐额溢出部分按500两加一级纪录；候选直隶州知州捐银8000两，议予本班尽先补用……等等规定，又按照捐纳时钱1千文按银1两计算的惯例，鄂云凭其12000千文的捐献，若要官衔，可获“道员衔加四级纪录”，若要官职，完全符合“本班尽先选用”。由此可见，鄂云非但发了财，而且可以升官或得到实缺！
鸦片战争对清王朝说来是一场空前的灾难，但对鄂云说来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越是如同鄂云这类人，调子唱得比谁都高，话说得比谁都好听。
鄂云是一个小人物，他靠着一名七品笔帖式的堂弟，便可如此贪赃枉法。我们虽不能由鄂云一事例来推断清王朝官员中人人如此，但在当时，利用雇勇做手脚发国难财又似乎不是秘密。许多私家记载对此留下了记载。[187]又按照清朝当时办事规则，制造军器、修筑工事、调防兵弁等等，凡是涉及到银钱之项，无不可从中侵蚀。
而鄂云被揭露，又纯属偶然。御史吕贤基只是据听闻举报，道光帝命江苏、浙江官员清查。恰浙江巡抚刘韵珂与扬威将军奕经有隙，[188]于是，便乘此机会，穷追究诘，如实上奏。若刘、奕和洽，以当时官官相护的陋习，很可能出现“查无实据”的结局。道光帝收到刘韵珂的奏折后，命两江总督再查，我因没有找到相应的材料，不知鄂云后来究竟如何发落。
奕经在浙东反攻时主要使用的力量是雇勇。从鄂云所雇后山泊勇500名这一实例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些雇勇既未进行严格的训练，也无合乎近代战争原则的编制；充勇者本人又似仅仅为定钱、口粮钱而来，到军营后仅20余天便送上战场。这样的雇勇又怎么会有战斗力？又怎么会不临阵脱逃？反过来又可设想，他们若不逃跑，又岂不白白送死？如此作牺牲对国家、民族一无所益，而对他们本人及家人却是无法挽回无以承受的厄难。就此而论，鄂云等人驱策毫无训练的雇勇上前线又何异于杀人？
当我抄完吕贤基、刘韵珂两份奏折后，坐在档案馆宽敞的阅档室里，怔怔地望着这两份文件。我揣度着鄂云和那些不知姓名的雇勇的心思，思索着吏治与国运的关系，种种联想不可遏制，连绵而至。天黑了，灯亮了，人们纷纷离去。我才发现已坐了很久，很久，也想了许多，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