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王钟翰等点校：《清史列传》第10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3144—3155页。

[2]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東京：近代中国研究委員会，1964年。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新史料》中录有民间流传的琦善抄家的清单：“番银一千万元，黄金四百二十三两五钱，东珠八百四十九粒，珠吊二十四十付（计大小七百四十八粒），玳瑁架床一付，瑚珠十六挂，大小自鸣钟十八件，金钱表十一件，家乐班行装十八箱，貂褂十四件，蟒袍二十八件，衣籍百三十箱（另有清单），玉马二个，料狮二个，翡翠班十八丁，珠灯八堂，红呢铺垫大小三十付，水晶澡堂一架，私参四十二斤，药材十九札，彩帐十二件，泥金桌凳二付，铜牛望月二付，凤冠一只，轿车四套，大小牲畜二十八头，大呢幔幔羽衣二件，零星缎匹细件二百二十斤，直隶开设典当四处（协成、永成、大成、恒成），盛京典当二处（来成、福成），自置田亩三十四顷，祖遗房屋三百四十间，店栈各房八十一处，楠木桌凳九十四件。”见中国史学会主编、齐思和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以下简称《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第433页。

此外，《入冠志》称，琦善家“抄出黄金六百八十二斤，银一千七百九十四两，并有珠宝十一箱”。（同上书，第316页）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98页。奕经还在该奏中揭露出一个有趣的事实：1824、1825、1826年，琦善分别与山西商人岳泉、陈宝书、曹添得合资，在天津大沽等处开设义和、全和、时和三家当铺，每家出资钱两万串，共计六万串。由于当时禁止官员开设当铺，琦善便让其家仆王幅出名，“写立公中合同”。王幅还派人参加当铺的管理。琦善的敛钱手段，由此可见一斑。

[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459—460页。

[6]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824页。

[7]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000—1001页。

[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459页。

[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475页。

[10]　《军机处会讯鲍鹏供词》，《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第252页。

[11]　义律致巴麦尊，1841年6月16日，转引自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研究——从英军进攻广州到义律被免职》第八部分“对琦善的审判”。（〔日〕《近代中国》第11卷）

[12]　无独有偶，当后来伊里布被贬斥时，道光帝又让裕谦密查伊里布与英人有无私相馈赠情事，可见这种流言的普遍性。

[13]　从世界历史来看，“天下共主”的观念并非中国独有。在欧洲和西亚，大帝国的君主都曾宣称自己是“天下共主”。这在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时代是不新鲜的。中国的问题仅在于没有意识到，随着地理知识的增长，应当抛弃这种错误观念，反而是千方百计地加以修补。至清代，这种“天下共主”的观念已经是漏洞百出，但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仍坚持不放。

[14]　中国的藩属国与西方的殖民地完全不同。这表现为：一、宗主国不谋取特殊的经济利益，在朝贡中又采用“薄纳厚赠”的政策，使藩属国的朝贡成为有利可图的生意，即“朝贡贸易”。二、在政治上，藩属国君主的目的在于维护其地位，以借助宗主国的势力来对抗、压制国内反对派。而宗主国又通过支持藩属国的君主，减少外族的入侵，保持边境的安全。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宗藩关系是一种地位不平等的政治同盟关系。

[15]　此处将西方各国列为“化外”，是从清朝与西方各国的实际关系而确定的。而当时的一些清朝官吏，为渲染盛世的“万邦来王”，将英国等国列为朝贡国。清朝的一些官方文书，也有这种记载。甚至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曾任礼部主客司主事的龚自珍也不例外，谓：“我朝蕃服分二类，其朝贡之事，有隶理藩院者，有隶主客司者。隶主客司者，曰朝鲜，曰越南，曰南掌，曰缅甸，曰苏禄，曰暹罗，曰荷兰，曰琉球，曰西洋诸国。西洋诸国，一曰博尔都嘉利亚，一曰意达里亚，一曰博尔都噶尔，一曰咭唎。自朝鲜至琉球，贡有额有期，朝有期。西洋诸国，贡无定额，无定期。（《主客司述略》，《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18—119页）还需说明的是，西方人见到将他们的国家列为朝贡国，必然生怒，认为是对他们的污辱；而清朝的官绅士子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将此作为一种褒扬，即“化外”之邦有心“向化”，是一种进步。

[16]　除国名外，当时在西方的人名、船名亦加“口”字旁。本书采用当时译法的国名、人名、船名，除在行文中表示特别意义的，皆删去“口”字旁。

[17]　尽管当时外国商人在粤海关交纳甚多，但绝大部分作为陋规和贿赂进了官员、行商的私囊，上交朝廷的正税每年仅为银一百万两，占清王朝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左右。因此，清朝皇帝时常有“区区关税”之言论，对中断对外贸易，表示无所谓。

[18]　卢坤认为，“查中外之防，首重体制，该夷目律劳卑有无官职，无从查其底里，即使实系该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事关国体，未便稍涉迁就，致令轻视。”于是，他下令中断中外贸易以对抗。未久，律劳卑病故，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继任，中外贸易恢复。（《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146—168页）

[1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29—331页。

[2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23页。

[2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629页。

[22]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44页。

[23]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第729页。

[24]　卢坤在奏折中使用曲笔，以试探道光帝的口风，谓：“总之，势成积重，骤难挽回。屡经周咨博采，有谓应行照昔年旧章，准其贩运入关，加征税银……有谓应弛内地栽种莺粟之禁，使吸烟者买食土膏……其说均不无所见，然与禁令有违……”（《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166页）道光帝对此全然拒绝。

[25]　许乃济此时上奏，另有契机。按照清政府的规定，每年年底，各省督抚等须专折奏报本省内吸食、种植鸦片的情形。行久而虚应故事，皆成具文。各省大吏无不虚报，道光帝对此类公文也已生倦。1836年初，道光帝在署两江总督林则徐、江西巡抚周之琦、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护安徽巡抚佟景文等人的奏折上朱批：“既无买食鸦片之人，自明岁为始，毋庸具奏。”（《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193—197页）很可能许乃济得知了这一消息，认为道光帝对鸦片的态度有所缓和，方上奏弛禁。许乃济上奏后，道光帝下令广东官员议复。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表示赞同（同上书，第200—210页）。后内阁学士朱嶟、给事中许球、御史彭玉麟等人上奏反对（《复旦学报》1978年第1期；《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13—217页）。道光帝终未同意弛禁。

[2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92—295页。案，这一时期的疆臣议奏，与后来湘、淮系把持地方权力时不同。各地大吏在政治上并无定见，惟以揣摩皇帝旨意为能事，以讨皇帝欢心。琦善在这一方面堪称高手。他同意严禁，并非表示其历来对鸦片深痛恶绝，而是已看出道光帝的意向，投机适应，后来在天津拿获烟贩也属此类。各地疆臣的29份奏折，无一不主张严禁，就连历来倾向弛禁的广东也不例外，这种空前的一致只能说明帝意明朗，谁也不敢冒险以忤圣心。道光帝决心严禁后，果然将许乃济休致。一些论者以是否同意黄爵滋“吸食者诛”，为弛禁或严禁的区别，似不能成立。我将在第二章中对此进行讨论。但从各奏折来看，有些大臣对此有严禁的决心，如林则徐等人，有些大臣平时对此事似乎不太留心，复奏亦不得要领，但看不出弛禁的倾向。

[2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54—356、364—366、391—393、401页。

[2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449页。

[29]　林则徐致刘建韶信中称：“查拿鸦片一事，弟在楚所获烟土、烟膏，已奏者一万二千余两，未奏者亦有此数。”（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页）两万两之数，由此推定。

[30]　以往的论者，多据《道光洋艘征抚记》，称道光帝见到林则徐奏折上称，“烟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大为震动，遂命林则徐进京。然从清代档案来看，情况完全不同。道光帝收到林则徐有上引内容的附片后，并未留下任何朱批、朱点、朱画，亦无上谕下发。而10月25日，京城发现庄亲王等吸食鸦片，给道光帝以很大刺激。11月8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的奏折，得知天津查获鸦片13万两，感到情势严重，遂于11月9日下令调林则徐进京（郦永庆：《有关禁烟运动的几点新认识》，《历史档案》1986年第3期）。至于道光帝为何选派林则徐负责禁烟，我将在第二章中讨论。

[3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368页。

[32]　这位军官与1838年率舰队至广东的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仑同姓，不是同一人。

[33]　英方这份文件中有“可即以钦差大臣林如何凌辱英国官员暨商人等情节，照实陈明奏闻”一语（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8页），可见琦善转奏马他仑之语，并非无来历。

[34]　陈胜粦先生的论文《林则徐在粤功罪是非辩》对此进行了很好的分析，见《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增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13—116页。

[35]　中山大学历史系编：《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第226—227页。

[36]　《林则徐集·日记》第314页。

[37]　关于林则徐胪陈直隶水利的时间，众说不一，有称1837年即林请训即赴湖广总督任时，有称1838年即林请训即赴钦差大臣任时。我以为，1838年似更为可靠。大约正是此次的印象，道光帝于1839年专门让他议奏金应麟一折。《畿辅水利议》今存光绪刻本，而后一份奏折，见中山大学历史系编：《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65年，第715—724页。

[38]　后来琦善也确实奏明，颇得道光帝的理解。见《清实录》第37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179页。

[39]　《丛刊·鸦片战争》第1册，第314页。

[40]　详见拙文：《1841年虎门之战研究》，《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

[41]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56、61页。

[42]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69、70页。

[43]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70—71页。案，当时“香港”一词，并非全岛之称谓，仅指该岛西南一隅。义律用“一岛”之词，而将一隅扩大至全岛，又用“接收”一词，而将“寄寓泊船”变为割占。此中的一些细节，见本书第三章第四节。

[44]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73页。

[45]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736页。

[46]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 63.

[47]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75页。

[48]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03—804页。

[49]　佐佐木正哉：《论所谓“穿鼻条约草案”》，中译本见《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胡思庸、郑永福：《穿鼻草约考略》，《光明日报》1983年2月2日；陈胜粦：《香港地区被迫割让与租借的历史真象》，《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等等。

[50]　《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第6卷第3期（1931年10月）。

[51]　蒋廷黻先生的这篇论文，当时是否有现实方面的用意，也就是说，是否为宣传而作，今日已无法查证。但是，六年后，抗日战争爆发，蒋先生又著《中国近代史》一书，对琦善、林则徐的评价显然换了调。他虽然仍批评林，但已把林放到比琦更高的位置上，对琦则轻蔑地称为“不足责”。这又似乎表明了他对妥协和抵抗的新看法。

[52]　这里所说的批判，是指哲学意义上的，即批判中汲取。而这方面工作的典型事例，是姚薇元先生所著《鸦片战争史实考》的各个版本。这部初版于40年代至今仍有很高地位的著作，原本是对《道光洋艘征抚记》的批判，几经修订后，批判的锋芒减弱了，而仅剩下对一些问题的考证。1983年，姚先生又著《鸦片战争》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几乎看不到他昔年批判的锋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