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生来就处于某种法律体系之下

人们在生命将要终结时立下遗嘱，但有些遗嘱与法律有抵触。也有人会立下前后不一致的遗嘱，要么与亲属的意愿不符，要么与他自己较早的遗嘱不符。你要知道，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濒临死亡时已经神志不清了。

假定这些人事实上只有一天好活了，那么我们要对他们说：朋友们，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你们很难明白什么是你自己的财产，更难像德尔斐神庙的铭文说的那样，“认识你自己”。所以，作为一名立法者，我要向你们宣布，你们的人和你们的财产都不是你们自己的，而是属于你的整个世系，过去的和未来的，再进一步说，世系和财产属于国家。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不能允许你在年迈体衰、神志不清时听了那些阿谀奉承的话就错误地安排遗产。我的法律着眼于整个社会和你的整个家族的最大利益，而具体某个人或某个人的事务，则是不重要的。安宁地离开我们吧，祝你一路上交好运，这是所有人都要经历的事情。你留下的东西应当由我们来考虑，我们一定会本着公心，细心地加以安排。

人们生来就处于某种法律体系之下，而这种体系又在某种幸福的神旨保佑下长期稳定不变，因此没有人记得或曾经听说过有某个时代的事情与他们自己所处的时代不一样，他们的整个灵魂充满着敬畏，不敢对已有的东西作任何改革。所以，立法者必须发明诸如此类的办法来保障共同体的利益。

人们全都以为儿童玩耍中的新花样只是一种游戏罢了，而不把它看作一种最严重的、最可悲的罪恶的源泉，而实际上它确实是罪恶的源泉。于是，人们并不想方设法去阻止这种改变，而是一边抱怨一边听之任之。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些玩新花样的儿童将来一定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与从前时代不同的人，儿童身上的变化会诱使他们去寻求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追求一套不同的体制与法律。没有一个人想到由此带来的显著后果，因此我们刚才称之为共同体的最大不幸。其他方面的变化若仅仅是外在的，那么其后果当然不那么严重，但若对道德准则进行频繁的修正，则是一种最大的变化，需要我们认真防范。

任何诗人不得创作违反法律规定的不符合公共标准的作品，这些标准就是正确、高尚、优良。他们也不得在将其作品送交负责审查的官员和执法官审查并得到批准之前就随意向他人表演。这些审查官实际上是我们在选举负责音乐的官员和教育总监时任命的。

在一个社会里对家庭事务进行立法会受到忽视，在这种情况下要指望公共法律有稳固的基础是愚蠢的，而我们的主人和自由公民的心灵可能会通过聆听这些指示而承认真理。明白这个道理的公民会把我们现在做出的指示当作法律，用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只有这样做了，他在管理自己的家庭和城邦时才能同样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