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波斯史籍

当代元史研究与其他断代史研究相较，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这就是所运用的史料，除了汉文史料（包括在中国内地的文献及汉文化所影响的高丽、越南史籍）以外，还有如波斯文、阿拉伯文、叙利亚文、亚美尼亚文、拉丁文、蒙古文、藏文、畏兀儿文等相当数量的非汉文史籍。史料的多元性，是元史研究成为世界性学问的重要原因之一。近代以来，欧洲殖民主义向东扩张，使西方人文科学内产生了专门研究东方的学问—东方学。波斯、阿拉伯研究是东方学的重要学科分支。在这种传统影响之下，利用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研究元史成了西方学者所长。17世纪时，已有科瓦（François Pétis de La Croix，1653—1713年）利用穆斯林文献写出《伟大的成吉思汗传—古代蒙古人与鞑靼人首位帝王》（Histoire Du Grand Genghizcan，Premier Empereur Des Anciens Mogols Et Tartares），可惜这些成果当时不为中国学者所知。在我国，明、清以来研究元史卓有成绩者不乏其人，如胡粹中、邵远平、钱大昕等，但他们所利用的只是汉文史料。到19世纪末，洪钧出任清廷驻德、俄、奥、荷四国公使时，适逢英国人霍渥尔斯完成其名著《蒙古人史》和俄国人贝勒津研究波斯史籍的著作出版，洪钧利用贝勒津等人的著作，写成《元史译文证补》，中国学人始知域外尚有如此众多的元史资料。

在这些数量众多的非汉文史料中，波斯文史书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成吉思汗创立蒙古国，四传至其孙忽必烈，始建元朝。波斯蒙古王朝的创立者旭烈兀是元世祖忽必烈亲弟，他所建立的伊利汗国一直奉元朝为宗主国，并以边藩诸王自居，元廷亦视波斯为属土。双方使臣往来甚频，故伊利汗廷对元朝的情况十分了解。伊利汗国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历史著述，这些史籍除了记载蒙古人在波斯的活动之外，还有相当篇幅描述中国发生的事。在这些有关蒙古史的波斯文著述中，最重要的有四部，即《世界征服者传》、《史集》、《瓦撒夫史》和《完者都史》。

《世界征服者传》（Tārīkh-i Jahāngušāy）的作者是志费尼（‘ Atā Malik-i Jūwainī），有时被译称术外尼。他是蒙古国时代镇守呼罗珊的大臣阿儿浑的属下，他所记史实起自成吉思汗时代止于1256年。志费尼身为蒙古国官吏，在其书中自然不敢有反对蒙古人的言论，但他在记载花剌子模军队对成吉思汗西征的顽强抵抗过程和描述蒙古军队的残酷屠杀行为中，寄托了自己的哀思，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当时那种空前野蛮的杀掠行为的谴责。汉文史料中关于成吉思汗西征的描述十分简单零碎，人们正是通过志费尼书的记载，才知道蒙古军队在征服中亚的过程中，遭到了顽强的抵抗，经历了非常激烈的战斗。

志费尼自元宪宗蒙哥即位的1251年开始着手写作《世界征服者传》，至1260年基本成书。他所记述的史实大部分是他亲历或亲见而汉文史籍很少涉及的，因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受到各国蒙古史研究者的重视。英国学者波义耳经过长期努力，于1958年出版了它的英译本。我国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了从英译本转译的汉译本，并定名为《世界征服者史》。

《史集》（Jām‘i al-Tawārīkh）的作者拉施都丁（Rašīd al-Dīn，亦译作拉施特），他生活的时代与志费尼不同，这时，入居波斯的蒙古贵族已由征服者转变为统治者，并在波斯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逐渐伊斯兰化。拉施都丁是伊利汗国宰相，《史集》是奉伊利汗合赞（Ghāzān）和完者都（Üljeitü）敕命修撰的，所以是一部官修正史，它的内容分为四编，第一编《蒙古史》、第二编《世界史》、第三编《世系谱》和第四编《地理志》，其中《地理志》部分已经散佚。近年以来，商务印书馆陆续刊出的，是据俄译本重译的《史集》本子。

唐末以后，中国陷于分裂，中原王朝的统治囿于内地，边疆民族地区相继出现割据政权，而汉文史料却对这一时期的中国周边地区记载甚少，波斯文、阿拉伯文史籍就成了学者们研究唐末至宋季西北边疆史地的主要史料。《史集·蒙古史》的《部族志》和《成吉思汗列祖纪》这两部分，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辽金时代中亚各游牧部落的历史及其地理分布的极其重要的资料，并提供了有关蒙古族起源及其早期历史和社会制度、文化风俗的记载。例如，据《史集》载，13世纪初以前的所有蒙古各部落，都起源于古代逃到额儿古涅昆（今额尔古纳河畔山岭）的两男两女，这一记载是《元朝秘史》和元代汉籍上所没有的，但它与两《唐书》上关于蒙兀室韦（蒙古部的祖先）居住在望建河（额尔古纳河）东南岸的记载相一致。由此学者们确定了蒙古族的发源地，是我国黑龙江省额尔古纳河东南岸一带。今天，国内外学者已一致认定，《元史·太祖纪》、《圣武亲征录》和《史集·成吉思汗纪》出于同一史源，而《元朝秘史》则出于另一史源。因此利用《史集》与上述诸史互校就变得十分必要。国内外许多元史专家正是依据这一点，作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史集》的世界史部分内容丰富，篇幅浩繁，它记载了在蒙古人统治下以及在此以前，波斯人所了解到、所积累起来的周围各国、各地区的历史。目前在国外陆续出版的有《中国史》、《印度史》、《富浪史》（欧洲史）、《突厥史》（即《乌古思可汗史》）、《以色列子孙史》（即近东史）和《亦思马因教派史》等。这些600余年前写成的史书，几乎包括了当时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历史，堪称13世纪的欧亚历史的百科全书和前所未有的世界通史。最值得一提是《中国史》部分，全书上自三皇五帝、夏、商、周，下至宋、辽、金，列出了中国历代帝王的替代顺序和在位年代，并附有多幅插图。图中历代帝王都身着宋式服饰，显然出自随蒙古人入居波斯的汉族画师手笔。这部《中国史》可能是根据一部汉文史书翻译为波斯文的，其中有关宋、辽、金三代的记载成书早于元代官修的宋、辽、金三史，理应引起我国学者的重视。《史集·世系谱》部分也是十分有趣的，它的蒙古世系部分记载了1305年以前元朝及西北诸王包括察合台、钦察、伊利三汗国蒙古统治家族的全部世系。除了成吉思汗氏族以外，还有主要蒙古大臣表，记其称号，氏族等，对主要蒙古统治者的妻妾，也记载了她们的称号和氏族。特别是，全书虽以波斯文写成，但其中蒙古诸王的名称却以畏兀儿字母书写，这些宝贵的资料尚有待学者们去发掘整理。除了《蒙古史》部分外，《史集》的其他诸编尚未有汉文译本。

《瓦撒夫史》（Tārīkh-i WaSSāf）可以视为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的续篇，作者是伊利汗国文人瓦撒夫。记事起于1257年，止于1327年。瓦撒夫的记载包括了许多他书罕见的重要材料。人们知道，元世祖、元成宗两朝，为对付以海都为首的诸王叛乱，动员汉地人力、物力，用兵西北凡40余年。究海都等诸王叛乱的原因，当系元宪宗蒙哥即位，使皇位从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系统转到第四子拖雷系统所致。《元朝秘史》在记载成吉思汗确定窝阔台为继位人时，写下了一段话，大意为：今后窝阔台的子孙如果不中用，可由其他诸子的后裔继位。但是这同一段话在《瓦撒夫史》的记载中却是：“只要窝阔台还有一个吃奶的后代存在，他在继承祖先的皇位、国家的旗帜和军队的统帅权方面，就要优先于其他各支儿孙。”这与《史集》所载大致相合，而与前述《元朝秘史》所记内容则完全相悖。这使我们可以大致认定，瓦撒夫所记应更近于历史事实，《元朝秘史》所记则是有意歪曲。国内外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元朝秘史》成书于1240年，但有的学者根据《史集》和《元朝秘史》对上述成吉思汗截然相反的记载指出，《元朝秘史》篡改成吉思汗的原话，贬低窝阔台系宗王的地位之事，决不可能发生在窝阔台时代，只能在元宪宗夺取皇位之后。因而，《元朝秘史》应成书于1252年。显然，《瓦撒夫史》的记载为后一说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瓦撒夫史》除卷1有德文译文外，其他诸卷尚无任何其他文字的译本。

《完者都史》（Tāīrkh-i Üljäytü）则可看作《史集》的续篇，作者是伊利汗国史臣哈沙尼（Qāšānī），他曾在《史集》的编辑者拉施都丁手下供职。哈沙尼的书中最珍贵的部分，是有关元廷与西北诸王之间关系的记载。例如，在元刘敏中《中庵集·赵王先德加封碑铭》、《经世大典·站赤》以及《元史》中，都曾提到过一名当时元廷派驻西北边境的大将脱火赤丞相，他显然就是《完者都》史中记载的Tūghāīj Jinsank。根据哈沙尼的叙述，我们知道脱火赤是一位代表元廷与西北诸王交往的极为重要的驻边大臣。同样，我们还何以把他与《元史·土土哈传》和虞集《道园学古录·句容郡王世绩碑》中提到的钦察族大将床兀儿，在元仁宗朝在中亚地区的活动联系起来。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完者都史》是研究元代我国西北地区历史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从上面的简介中，读者已经可以发现元代汉文史籍与波斯文史籍在内容上的密切关系，即汉文史料详于内地而略于西北，波斯史籍却恰恰相反，可以弥补汉文史籍的不足，因而充分研究波斯文史料，可以使我们对元代的汉文史书有更深的认识，使我们较为准确地勾画出当时整个历史的基本轮廓。过去，东西方学者的元史研究曾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别：中国、日本的学者长于利用汉文史料，而西方学者则主要依据穆斯林史籍，但这一差别目前正在逐渐消失。近年来，西方研究元史者读中文、研究汉文史料蔚为风气，日本学者中兼通汉文和穆斯林文字者亦日见增加，这反映了世界元史研究水平逐渐提高的总趋势，也是值得我国史学工作者注意的地方。

（原载《文史知识》1985年第7期。收入本书时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