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的关系——1260年至1303年
成吉思汗西征后，在大蒙古国范围内逐渐形成了四大汗国，即元朝（大汗之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和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立国于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探讨察合台汗国与元朝的关系，对于中亚史、中外关系史、新疆史、西北少数民族史、西北地区与祖国内地关系史的研究均有重要意义。本文打算通过对中统末年到大德初年的40年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争夺中亚的过程的考察，研究这一时期双方关系的演变。
一、元朝统治力量进入中亚的开始
大约在西征之前，成吉思汗已划分了诸子的份地。[1]据瓦撒夫记载，在一本名为Jahāngušāy史的书中，详细记述了大蒙古国的土地分封，[2]这本书就是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传》。志费尼书对察合台封地的描述，反映出西征以后察合台份地的规模，其地“从畏兀儿之边（hudūd）伸展到撒麻耳干和不花剌”。[3]瓦撒夫、拉施都丁、乌马里等，也有相似的记载，当本于此。志费尼并不把畏兀儿地区包括在察合台封地之内。[4]阿母河以北地区和突厥斯坦的诸城郭也不属于察合台。据《史集》记载，窝阔台时，察合台曾私自任命若干阿母河以北地区的长官，结果大汗派驻于忽毡的长官牙剌瓦赤向窝阔台报告了察合台的这种越轨行为，察合台受到了窝阔台的斥责。蒙哥即位后设立的别十八里行尚书省，更说明畏兀儿、阿母河以北地区和天山南路诸城均由大汗派大臣治理，不属察合台。关于这一点，许多学者在探讨大蒙古国初期的结构时，已作过研究，这里不再重复。
中亚的形势在阿里不哥之乱中开始发生变化。蒙哥死后，阿里不哥与忽必烈各自召集忽里台会，宣布即位。忽必烈立即指派察合台之孙阿必失哈为察合台兀鲁思汗，企图控制中亚，此举为阿里不哥所挫。此后忽必烈将阿里不哥逐出和林，阿里不哥居谦州，粮秣不济，故以大汗的身份委派察合台后王阿鲁忽赴中亚征集钱粮军资。阿鲁忽在阿力麻里即察合台兀鲁思汗位后，叛阿里不哥，降忽必烈。忽必烈亦以大汗的身份，将东自金山，西至阿母河的土地划给阿鲁忽防守。
随着阿里不哥的失败，忽必烈直接控制中亚的欲望也发展起来了。他不但派八剌去察合台汗国夺取新即位的木八剌沙的权力，并且打算继续前代大汗对中亚城郭地区的控制。瓦撒夫书记载道：
“当统治之顺序轮到公正的忽必烈合罕之时，当阿里（不哥）的激动与阿鲁忽之违抗达到其转变点之时，忽必烈合罕命一支大军前往阿母河岸，使一切居于这一地区的（那些）企图独立的宗王统统从交通线上撤走，这样合罕的使臣可以毫无困难地往返于旭烈兀大王（与大汗之间）。海都对此十分不安……并踏上了通向战争（之程）。”[5]
大约在这一时期，忽必烈还派人到不花剌检括户口，此事仅见瓦撒夫书，该书记曰：
“大汗派出一位使臣在不花剌进行一次新的括户。不花剌（城）中编籍的一万六千人中，有五千人属于拔都（之后），三千人属于Quti Beki（按：即唆鲁禾帖尼别吉），旭烈兀汗之母，余下者称为ulugh gol，[6]即dalay-i-buzurg[7]成吉思汗的后人中无论是谁，只要他占据了帝国的皇位，就可以像对待自己的财产（khāSSa）一样地来统治他们。”[8]
与此相应，汉文史料也提到至元三年（1266年），忽必烈命畏兀儿亦都护马木剌的斤之子为亦都护，统治畏兀儿地区。[9]《元史》还记载，至元五年（1268年），海都叛，自阿力麻里“举兵南来，世祖逆败之于北庭，又追至阿力麻里，则又远遁二千余里。上令勿追”。[10]拉施都丁《史集》中的如下记载当与此有关：“时（海都）与火你赤那颜攻击了依附于蒙哥之子玉龙答失的纳邻（Narin），驻军于彼处，杀人越货，叛迹昭然。合罕遣其子那木罕率如下左右翼诸王……前往讨之。”[11]可见阿里不哥争位之乱刚趋平息，忽必烈的势力就很快向中亚伸展。
二、忽必烈、八剌与海都
八剌受忽必烈之命前往察合台汗国夺取权力，是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关系史上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阿鲁忽死后，兀鲁忽乃哈屯在未获大汗忽必烈同意的情况下，便立己子木八剌沙为兀鲁思汗之举，表明察合台汗国的地位在逐渐发生变化。忽必烈自然不能容许这种行动，他显然是按历代察合台汗国之汗均由大汗指定的旧例，派出八剌去夺木八剌沙的权。《史集》第2卷这样记载：
“兀鲁忽乃可敦以其诸臣之同意，立己子木八剌沙承阿鲁忽位。而察合台子抹土干子也孙脱之子八剌合（按：即八剌）时在朝事合罕，因进言曰，木八剌沙奈何承吾叔阿鲁忽位，若有命以我承吾叔位，我将效劳奉命惟谨。合罕乃与以‘圣旨’言八剌合长于木八剌沙，应以‘兀鲁思’归之。遂行。”[12]
但是，对事实上已经开始独立管理兀鲁思的木八剌沙来说，忽必烈的圣旨是没有多大作用的。如果八剌仅靠大汗的一纸命令，不但不可能夺取权力，反而可能危及自己的安全。八剌到达那里后，“他发现木八剌沙已经建立了统治，他对此一言不发”，[13]隐瞒了自己受旨前来的目的，以阴谋笼络军队，不久夺取了政权，成为察合台汗国的汗。拉施都丁曾反复述说了八剌夺权的过程，例如他在一处提到：“他（按：指八剌）到那里后，假装友好了一阵子。当时木八剌沙的一位叫必阇赤的大臣和其他大臣一起站在八剌一边，废黜了木八剌沙。”[14]拉施都丁又说：
“抹土干第三子也孙脱之子八剌——他一直在合罕的朝廷效力——受合罕之命来到察合台兀鲁思。八剌到达后，发现木八剌沙和兀鲁忽乃已巩固了统治，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他未出示圣旨。木八剌沙问其（按：指八剌）来意，答称：‘我远离兀鲁思和家庭时日既久，部民四散受苦，我一直在寻求（你的）批准，以便搜集部属，并追随你。’木八剌沙闻之大喜。八剌在彼处伴作友善，暗施诡计，同时将各地的军队集中在自己周围。忽然一位名叫必阇赤的大臣和一些握有兵权的将帅也倒向他。他们废黜了木八剌沙，把他降为猎豹管理人的总管，八剌自己成为唯一的统治者。”[15]
八剌主要依靠自己的阴谋手段，而非元世祖忽必烈的圣旨夺取权力的过程预示，大汗与察合台兀鲁思之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忽必烈派八剌去突厥斯坦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八剌夺得权力后，事情的发展渐渐脱离了忽必烈预想的轨道。下面我们就来论述这种变化。
从后来的结果看，八剌夺得察合台兀鲁思汗位，并非忽必烈的胜利。八剌任汗不但不可能改变察合台汗国逐渐半独立化的趋势，相反，一旦时机成熟，他本人也会变成这种趋势的代表。夺得汗位后，八剌势力急剧地膨胀，使他情不自禁地开始着手吞并大汗在中亚的属地，这使得元与察合台汗国的矛盾突然尖锐起来，双方在斡端一带发生了冲突。斡端之地，在哲别攻灭占据西辽故地的乃蛮残部时并入大蒙古国。据《史集》记载，窝阔台、贵由、蒙哥三朝，斡端之地都在牙剌瓦赤之子马思忽惕管辖之下。阿里不哥进入中亚时，阿鲁忽为避其兵锋，暂居于斡端，所以《元史》称阿鲁忽为于阗宗王。至元初年，斡端回到了大汗手中。拉施都丁在述及八剌将忽必烈的军队赶出斡端时写道：
“时大汗派驻于突厥斯坦的是一名叫忙古带（Mughūltāi）的将军。八剌以合罕的名义派出一名叫别乞迷失（Bekmīš）的大臣，他打算占有其地。忙古带前往大汗处报告这一情况，于是合罕派出了年迈的大臣火你赤（Qnūījī）率6千骑前来迎敌。火你赤打算杀死别乞迷失，自己成为督军的将领。八剌派遣一名大臣率3万人迎战。当火你赤明白不可能站住脚时，便退回契丹之地。八剌的军队抢劫了斡端。此时八剌已十分强盛。……”[16]
但这时的八剌仍然奉忽必烈为大汗，忽必烈依旧视八剌为出镇一方的诸王，斡端一带的冲突并未使双方的关系完全破裂，他们之间仍保持着君臣关系。《元史》中至元五年（1268年）五月“癸酉，赐诸王禾忽及八剌合币帛六万匹”[17]的记载就是一个证明。
忽必烈当初派遣八剌去取代木八剌沙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对付海都。海都为窝阔台之孙，他并非无端地敌视忽必烈，而是自有其理由的。据瓦撒夫记载：
“成吉思汗在他的法律书札撒中……明确而毫不隐晦地命令道：只要窝阔台还有一个吃奶的后代存在，他在继承祖先的皇位、国家的旗帜和军队的统帅权方面，就要优先于其他（各支）的儿孙。由于这一原因，许多宗王和为数众多的军队……聚集在他（按：指海都）的保护旗下。”[18]
瓦撒夫上述记载的真实性，可以从拉施都丁的如下描述中得到证实。在推选蒙哥为大汗时，札剌亦儿部人额勒只带表示反对说：“（窝阔台合罕即位时）你们曾全体一致地议决并说道：直到那时，只要是从窝阔台合罕子孙中出来的，哪怕是一块（臭）肉，如果将它裹上草，牛也不吃，如果将它涂上油脂，狗也不会瞧它一眼；我们仍要尊奉他为合罕，任何别的人不得登上宝座。为什么如今你们却另搞一套呢？”[19]
八剌登上兀鲁思汗位后与海都作战，也表明了他即位之初保持着臣属忽必烈的地位。拉施都丁说：“海都曾结盟于阿里不哥，又曾拒绝晋见合罕。合罕命令八剌击退海都。八剌服从了这项命令，当他的军队一征集起来，他就与海都作战。”[20]描述八剌与海都冲突的史料有不少，如《史集》对此记载道：“当八剌推翻了木八剌沙，控制了察合台兀鲁思时，他踏上了压迫和横暴之路，海都制止他这种作法，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之间发生了分歧……当八剌的力量达到极盛时，他打算远征海都和蒙哥帖木儿。马思忽惕向他们（按：指海都和蒙哥帖木儿）指出，应预防八剌方面的暴力行为，并鼓动他们与之（按：指八剌）作战。”[21]
那么，八剌与海都控制下的窝阔台汗国为敌，难道只是因为他归国前受命于忽必烈吗？当然不是。八剌与海都对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海都乘察合台兀鲁思阿鲁忽汗去世，八剌与木八剌沙争夺汗位之机，抢夺了阿鲁忽汗在阿里不哥之乱中控制的原朝廷别十八里等处行尚书省治下的土地。我们提到过，《史集》说海都曾占据了察合台汗国的一些地方，这一点在瓦撒夫书中反映得较为清楚，他说：“他们（按：指海都之军）占据了从塔剌思、Kundschuk，讹打剌、可失哈儿和阿母河那边的整个地带。[22]瓦撒夫对这一时期八剌与海都之间的对抗也还记载道：
“当海都利用事端的变化，[23]抱着寻找合罕的军队的目的，从塔剌思和Kundschuk出动时，八剌恐怕这使其军队不能前往撒麻耳干和不花剌，而他自己是希望占据（这些地方）的。由于这个想法，他企图在他（按：指海都）之前到达，于是燃起了战火，大屠杀的暴风雨震撼大地。”[24]
双方首战的地点在忽章河（今锡尔河），《史集》说：“八剌设置伏兵，巧妙地击败了海都和钦察（合丹之子）的军队，杀伤和捕获甚多，并缴获大量的战利品。于是八剌变得自大起来。”不久，蒙哥帖木儿派出其叔别儿哥乞儿（Berke
er）率5万骑兵援助海都，海都也收集败散之众，双方举兵再战，八剌大败。[25]拉施都丁多次讲到的八剌遵从忽必烈的命令与海都作战，指的应就是这两次战事。
军事上的失败使察合台汗国转向海都。最后海都、蒙哥帖木儿和八剌三方媾和。1269年，三方在塔剌思举行忽里勒台会以划分势力范围。[26]海都和八剌决定一致对抗忽必烈和伊利汗阿八哈。[27]八剌依附海都是一个重大事件，它不但表明大汗政治上对察合台汗国的监护和控制权有很大的削弱，也使中亚蒙古诸王的势力有了超过大汗在当地力量的可能，对后来数十年中亚历史的发展，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塔剌思会议前，八剌成功地把元朝的力量排挤出斡端，巴托尔德因此得出结论说，忽必烈的失败使大汗在突厥斯坦的最后一点威望扫地以尽。[28]这一点是值得提出来讨论的。巴托尔德因不懂中文，无法使用汉文史料中有关至元年间元在西域的活动的记载，以为八剌夺取斡端在后，元朝就不再拥有此地。实际上，忽必烈只是暂时地放弃了斡端。不久以后，他的势力再度伸到这里。此外，暂时放弃斡端并不意味着元朝退出了突厥斯坦，我们可以畏兀儿地区为例加以说明。
前已述及，至元五年（1268年）元朝军队于北庭击败海都之军。塔剌思会议后不久，八剌入侵呼罗珊与阿八哈作战，结果八剌战败，欲往别十八里，其时为1270年夏。八剌失败的消息传到海都处，海都说：“如果我们用军队帮助他（指八剌），那么我们的领地就会遭到马蹄的践踏。要是我们不帮助他，他就会从我们这里跑掉，带着他的少数那可儿跑到别十八里，并与合罕联合，他又会挑起内讧，并反对我们。”[29]海都的这番话反映出，当时别十八里在元廷控制下。联系《元史》中至元八年（1271年）二月，元廷下令“往畏兀儿地市米万石”[30]的记载，可知自至元三年（1266年）忽必烈任命火赤哈儿为畏兀儿亦都护，到至元八年（1271年），元政府一直统治着畏兀儿地区，不但未因为八剌占据斡端而退出突厥斯坦。相反，元政府一直努力巩固在这里的统治，使它成为元朝势力伸入中亚的跳板。
八剌在阿母河以西的失败为元朝再度向西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前海都曾受挫于元朝，此时乘八剌新败，力图控制察合台汗国；八剌死后，察合台汗国汗位屡有更迭。忽必烈利用中亚诸王无力东顾的时机，从至元八年（1271年）起，以畏兀儿地区为中心，沿天山南北两个方向向中亚发展其势力：天山以北方向的重点是亦列（按：今伊犁）河谷草原，天山以南方向是塔里木盆地周围各绿洲地区。穆斯林史料和汉文史料，对此都有记载。例如，成书于15世纪初的《木阴历史选》在提到八剌时说：
“他（按：指八剌）在任何时候都在追求伊朗的王位，[31]并力图侵占契丹的王位。[32]由于不能实现这一愿望，他反对忽必烈合罕，并同样表示反对阿八哈汗。起初，他前往呼罗珊和亦剌黑[33]作战，渡过阿母河，进入一个叫木尔加布（Мургаб）的地方，与阿八哈汗厮杀，他被击败，由于损失惨重，被迫溃逃。忽必烈合罕注意到，他的溃败是自己强国生存的条件，于是率大军前往察合台兀鲁思。在合罕大军到达的夜间，八剌死去。”[34]
《木阴历史选》的这一段记载过于简单，且混淆了前述《史集》所记海都企图吞并八剌兀鲁思的行动。但对照汉文史料中的记载，则可发现，木阴的这一段话正反映了元朝向西发展的活动。
在亦列河谷草原，元军在击败海都之后，进据曾为海都所占的阿力麻里。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之子那木罕建幕庭于此。[35]该城地处中亚蒙古诸王封地的腹心地带，十分重要。元政府为控制这一地域，不断增强那木罕的力量。《元史》有至元十年（1273年）向那木罕军补给装备的记载。[36]随着元朝势力深入突厥斯坦，中亚诸王与元朝的矛盾也加剧了。至元十二年（1275年）春，忽必烈“敕追海都、八剌金、银符三十四”。[37]《元史》还记载，至元十年（1273年）“诸王孛兀儿出率所部与皇子北平王合军，讨叛臣聂古伯，平之”。[38]这里提到的“叛臣聂古伯”可能就是《史集》记载的海都所立的八剌的继位人，撒班（Sarban）之子Negübei。八剌死于至元七年（1270年），《史集》说Negübei统治了三年时间，与上引《元史》所记恰合。为了应付日益增大的海都和察合台汗国的威胁，同年夏忽必烈诏安童“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从皇子北平王出镇北圉”。[39]至此，元朝据有阿力麻里已越四年。
塔剌思会议之前，八剌曾夺取了斡端。八剌死后，随着察合台汗国力量的削弱，今塔里木盆地周围的绿洲地带又回到元朝手中。《元史》记载，至元八年（1271年）六月“招集河西、斡端、昂吉呵等处居民”。[40]次年就有元政府发工匠往斡端、可失哈儿采玉的记载。《经世大典》“站赤”条记曰：
“至元九年（1272年）六月十八日，兵刑部侍郎伯术奏：［‘可］失呵儿、斡端之地产玉，今遣玉工李秀才者采之。合用铺马六匹，金牌一面。’上曰：‘得玉何以转至此？’对曰：‘省臣已拟令本处官忙古
拔都儿于官物内支脚价运来。’上曰：‘然则必得青黄黑白之玉。复有大者，可去取瑕璞起运，庶几驿传轻便。’”[41]
可见在此之前，这一带已设置了驿站。
至元十一年（1274年）春正月，元政府着手改善通向今塔里木盆地西端和西南端的交通，“立于阗、鸦儿看两城水驿十三，沙洲北陆驿二。免于阗采玉工差役”。[42]根据这次设置的驿站走向可知，当时从内地至塔里木盆地西端和西南端的最便捷的方法，显然是取道沙州，经合迷里，火州，再经曲先，沿塔里木河的三条主要上源向西南或西行。这一条驿路的改善使内地通往西域的交通更为省便，对巩固元朝在今天山南部的统治有重要意义。同时，元政府还采取措施安抚当地人民。例如，至元十一年（1274年）四月，忽必烈“诏安慰斡端、鸦儿看、合失合儿等城”。[43]这样，元朝对这一带的统治又重建起来。
三、至元初年的畏兀儿之地
平定阿里不哥后，忽必烈很快在畏兀儿之地建立起统治。至元二年（1265年），世祖“敕徙镇海、百八里、谦州诸色匠户于中都，给银万五千两为行费”。[44]其中百八里，即Ber-balïq之音译，名见于《经世大典》：“中统二年，敕徙和林，白八里及诸路金玉玛瑙诸工三千余户于大都，立金玉局。”[45]小亚美尼亚国王海敦1255年朝见蒙哥合罕归回时，曾提到从横相乙儿（rumsyur）经Berbalex达别十八里。[46]此Berbalex当即百八里。《辽史》记耶律化哥与西北边藩作战时，曾在白拔烈之地与阿萨兰回鹘遭遇。[47]阿萨兰，元代译称阿儿思兰，突厥语arslan，意狮子。[48]耶律化哥所遇之阿萨兰回鹘，为高昌回鹘，而白拔烈为百八里辽代之音译。Ber-balïq可析为ber+ balïq。ber突厥语，意为“一”。《元史》中提到的独山城当为此名的意译：
“哈剌亦哈赤北鲁。从帝（按：指成吉思汗）西征。至别失八里东独山，见城空无人。帝问：‘此何城也？’对曰：‘独山城。往岁大饥，民皆流移之他所。然此地当北来要冲，宜耕种以为备。臣昔在唆里迷国时，有户六十，愿移居此’。帝曰：‘善’。遣月朵失野讷佩金符往取之，父子皆留居焉。后六年，太祖西征还，见田野垦辟，民物繁庶，大悦。 问哈剌亦哈赤北鲁，则已死矣。乃赐月朵失野讷都督印章，兼独山城达鲁花赤。”[49]
其地当位于今新疆木垒县境。除了前面提到的至元三年（1266年），忽必烈命畏兀儿亦都护马木剌之子火赤哈儿为亦都护，[50]与至元八年（1271年）二月，元政府令“往畏兀儿地市米万石”[51]等以外，汉文史料中还记载了一些发生于畏兀儿之地的重大事件，但史料未言明其年代，兹一一述之如下。
1.亦都护放弃北庭的问题
《高昌王世勋之碑》在叙述火赤哈儿的斤嗣为亦都护后，接着提到：
“海都、帖木迭儿之乱，畏兀儿之民遭难解散。于是有旨命亦都护收而抚之，其民人在宗王近戚之境者，悉还其部，始克安辑。”[52]
这里在海都之后提到的帖木迭儿是何人？未见有人提及。拉施都丁提到，察合台有一曾孙，即木期哲别之孙，曰Temüder，[53]他能否与上述《高昌王世勋之碑》中的帖木迭儿相勘同，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所谓“海都、帖木迭儿之乱”可能与《西宁王忻都公碑》中提到的火赤哈儿亦都护因“亲王都哇、不思麻”叛，而从北庭迁居火州之举有关。《忻都公碑》记曰：
“厥后亲王都哇、不思麻口（叛？）（哈剌之子阿台不花）从亦都护火赤哈儿宣力靖难。已而北庭多故，民弗获安，仍迁国火州。”[54]
《忻都公碑》为蒙汉合璧之碑，其蒙古文碑文对火赤哈儿从别十八里迁国火州的过程记载如下：
“此后，当亲王都哇和不思麻叛乱时，这位阿台不花在火赤哈儿亦都护的率领下，去向朝廷效力，平息了叛乱。在畏兀儿之地，在别失八里，战争再度成为（生活的？）一种障碍。当他不能护佑人民，他们不得（？）安宁时，他移至哈剌火州。”[55]
对照《忻都公碑》的蒙、汉文碑文，可了解这一事件的大致经过：首先是都哇和不思麻叛乱，亦都护随同元军参与平叛。此后“北庭多故”，亦都护遂迁至火州。
2.八剌死后的海都与都哇
为了判断所谓海都、帖木迭儿之乱，都哇、不思麻叛乱和亦都护放弃北庭的时间，须先依据穆斯林史籍，将自察合台兀鲁思汗八剌死，迄至元十二年（1275年）间海都和都哇的活动作一简单排列：
第一，八剌之死。据《瓦撒夫史》记载，八剌死于回历668年底（1270年夏），而据札马剌·哈儿昔的《素剌赫字典补遗》，八剌回历670年（始于1271年8月9日）尚在世。札马剌·哈儿昔的说法当更近于实际，因为它可与《史集》关于八剌与伊利汗阿八哈之间战斗的描述相衔接。[56]
第二，都哇、别帖木儿等对海都之战。八剌死后，其四子和阿鲁忽汗诸子一起，曾与海都作战，据帖木儿帝国时代文献记载：
“他们在从忽毡直到不花剌的地区内，点燃了不义与压迫之火，以残杀和劫掠消灭了家庭。在这一地区里，那些受麻速忽、牙剌瓦赤庇护的人们的财产成为一片废墟。八剌之诸子与海都之间还发生了更多的战斗。前者（按：八剌诸子）在遭遇中被迫溃退，其臣民深受敲榨、勒索和凌辱之苦。”[57]
据《史集》，都哇为八剌次子，他应当参与了对海都的战斗。上述八剌诸子与海都的战事，应发生于阿八哈人侵阿母河以北地区之前。阿八哈之军，按瓦撒夫书的记载，于1273年1月人不花剌城，这样都哇、海都等在至元九年（1272年）尚在阿母河以北地区。阿鲁忽之子术伯、合班等降元亦应在此后不久，关于这一点，拟另外作专门探讨。
第三，不花帖木儿之立。据拉施都丁的说法，八剌死后由八剌之堂兄弟聂古伯（Negübei）即位。他统治了三年。[58]聂古伯之后，察合台之孙（合答海之子）不合帖木儿继立。按《史集》的说法，不合帖木儿系海都所立；而按木阴的说法，不合帖木儿乃忽必烈所立。[59]以八剌死于1271年，后经过聂古伯统治三年，不合帖木儿才得立为汗计，其时当为1274年（至元十一年）。而前述木阴有关不合帖木儿为忽必烈所立的说法，虽不见他书记载，但却反映了这时元廷的势力再度与察合台汗国发生了某种意味深长的接触。
下面，我们再将汉籍中所记这一时期畏兀儿之地的情况按时间作一排列：
（1）至元八年（1271年），元廷命“往畏兀儿地市米万石”。[60]
（2）至元九年十二月二十日（1273年1月10日），忽必烈颁布关于畏兀儿人分割家财实施办法的圣旨。[61]
（3）至元十一年（1274年），设畏兀儿断事官：“都护府，秩从二品。掌领旧州城及畏吾儿之居汉地者，有词讼则听之。“”至元十一年，初置畏吾儿断事官，秩三品。”[62]
（4）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政府下令：“畏兀地春夏毋猎孕子野兽。”[63]这是以蒙古旧制行之于畏兀儿地。这一规定并非始于世祖，前朝已有之。《经世大典》录有宪宗蒙哥关于春夏百兽孕育之时禁猎母兽的圣旨：
“宪宗五年（1255年）正月奉旨：正月至六月尽，怀羔野物勿杀，口狼不以何时而见杀之无妨。违者夺所乘马及衣服弓矢赏见而言者。见而不言者，亦同罪。又谕诸打飞禽人：先帝圣旨：育卵飞禽勿捕之。今后鹰房人春月飞禽勿杀，违者治罪。”
《经世大典》还记元制曰：“杀胎者有禁，杀卵者有禁。”[64]同年，都哇、不思麻进围火州（在此之前的阿只吉，奥鲁只败于都哇之事当另作讨论。
综合上述史料，我们可分析如下：
至元八年（1271年）之前，八剌正倾全力越阿母河与伊利汗阿八哈作战。据《史集》，此时其子别帖木儿等受命镇守阿母河以北地区。故都哇等叛元发生于至元八年之前的可能性很小。
至元八年至九年（1271—1272年），海都都哇等一直活动于阿母河以北地区及忽章河（今锡尔河）流域。至元十年（1273年），伊利汗阿八哈之军进入不花剌，而汉籍缺载畏兀儿之地的情况。笔者判断都哇、不思麻等当于此时东进。《忻都公碑》中有关亲王都哇、不思麻叛乱，亦都护随同元军平叛的叙事当系于此时。此后的“北庭多故，我弗获安，仍迁国火州”当即《高昌王世勋碑》中的“海都、帖木迭儿之乱”，应系于此年或次年（至元十一年）。这样于亦都护之外，元廷又设立畏兀儿断事官治其地的情况也得解释：亦都护放弃北庭后，危及元朝在突厥斯坦的存在，故忽必烈一面向驻于阿力麻里的那木罕军补给装备，[65]一面设立畏兀儿断事官，以稳定元朝对突厥斯坦东部的控制。木阴关于忽必烈立不合帖木儿为察合台汗国之主的说法，当是此时元政府在突厥斯坦活动的反映。
上述推测的困难是，如何解释都哇等越过驻于阿力麻里的忽必烈之子北平王那木罕军，直接进攻畏兀儿地的问题，因为《元史》记载，那木罕“至元八年（1271年）建幕庭于和林北野里麻里[66]之地”。[67]
四、都哇围火州之战及其影响
都哇围火州是元代西北地区的一件大事。《高昌王世勋碑》的汉文碑文和《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均云此事发生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而《世勋碑》畏兀儿文碑文与汉文至元十二年纪事有关的部分今已不存，无从核对此事所系年月。屠寄对此事作过考证，他认为此战发生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而非十二年，理由是《元史·伯颜传》中有至元二十二年诸王阿只吉失律一语，与都哇围火州时所称“阿只吉、奥鲁只诸王以三十万众犹不能抗我……”正相对应，又云：“至元十二年三月，奥鲁赤奉命征吐蕃，必无与海都、都哇战事。”[68]日本学者箭内亘对屠寄的上述看法持谨慎态度。[69]
《高昌世勋之碑》的汉文碑文所记都哇及其弟不思巴围攻火州的过程是：都哇、不思巴在击败了阿只吉、奥鲁只等统领的元军后，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率12万兵进围火州，围攻阅六月虽不能克，但亦不解去，要求亦都护以女嫁换取退兵。火州城受围日久，食且尽，火赤哈儿不得已将己女也立黑迷失别吉，厚载以茵引绳，坠诸城下，都哇才解围而去。《高昌王世勋之碑》为畏兀儿文和汉文两种文字合璧，碑上半部今已不存。畏兀儿文碑文的残存部分耿世民曾据拓片加以译写，注释并译为汉文。畏兀儿文碑文所记火州之战的经过，与汉文碑文大致相同。[70]
除《高昌王世勋之碑》以外，上述《西宁王忻都公碑》也记载了火州之战的过程，其汉文碑文记亦都护因北庭多故，遂迁火州：
“增城浚池，壹志坚守。都瓦等将兵二十万逼城下，因亲冒矢石以建奇功，遂授持节仪卫之官，仍封答剌罕之号。亦都护来朝，挈家以从，跋履险阻，行次永昌，相其土沃饶，岁多丰稔，以为乐土，因之定居焉。”[71]
《忻都公碑》的蒙古文碑文也记载了亦都护从北庭迁火州后，抵抗都哇入侵的过程，称火赤哈儿在火州：
“修建诸城池市镇，役使人民掘（土）修垒筑墙。这时，他尽其民力，以保卫此城的单纯信念，抵抗都哇和其他来到此城附近的人及其20万大军，他们互相交战。此阿台不花一心于朝廷，不考虑他可能死亡，进行战争，亲自参加抵抗。由于他身先士卒，效力卓著，（皇帝）委以统率配有旗帜的心腹之军之职，并授以答剌罕之号。”[72]
《忻都公碑》的记载基本可与《高昌王世勋之碑》相对证，其缺憾是未提及火州之战的时间。由于该碑文叙事系事后追记，疏漏难免，例如，它对此战后亦都护迁居哈迷里，随后战死于其地的史实只字未及。
亦都护死于哈迷里的时间，《高昌王世勋之碑》没有说清楚，汉文碑文记曰：都哇兵退后，火赤哈儿入朝见元世祖，受赐公主及宝钞，归而“还镇火州，屯于州南哈密立之地。兵力尚寡，北方军猝至，大战力尽，遂死之”。畏兀儿文碑文中，这段残缺，无法辨认。
笔者收搜了以下几则材料，试图籍以判断哈迷立之战的时间。
忽必烈至元十三年（1276年）的圣旨还提到了亦都护，该圣旨发于七月初三日，曰：
“亦都护根底，塔海不花、亦捏不花两个根底，火州、吕中、秃儿班为头，[73]贰拾肆个城子[74]里官人每根底，众僧人每根底，也里可温每根底，百姓每根底宣谕的圣旨，哈儿沙津爱忽赤，[75]旭烈都统奏将有，火州城子里的人每的媳妇每，若生女孩儿呵，多有撇在水里渰死了。”[76]
据此，至元十三年（1276年）七月，亦都护仍然活着，并且仍然领有火州。
甚至至元十七年（1280年），仍有文献提到亦都护，这就是著名的畏兀儿文斌通卖身契第三种。该文献的第十四至十五行提到：如果我们中谁违反此约中的规定，就让他自己缴给皇帝陛下一锭金子，各缴给（皇帝）诸兄弟、诸皇子一锭银子，缴给亦都护一锭银子。[77]此契约的右边有汉字，曰“庚辰禩禊捌月廿六日给予新恩沙弥善斌收执”18个字，可资判断其书写年代。“禩”即“祀”，等于年；庚辰年即龙年。蒙元有三个庚辰年：一在太祖十五年（1220年），一在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一在顺帝至元六年（1280年）。因文中有“钞”、“锭”等字，故太祖十五年不可能，至于顺帝后至元六年，高昌已在察合台汗国统治下，文契不应有官府汉文批语和汉文关防。此外，契文第三行中还出现“诸按察使”（anasilar）之名。《元史》中有至元十八年（1281年）夏四月戊申“罢霍州畏兀按察司”[78]语。据此，冯家昇先生和Э·捷尼舍失判断这份卖身契为至元十七年的文物。[79]
如果考虑到上述《斌通卖身契》第三种中，顺序提到的皇帝、皇族、亦都护为元代畏兀儿文文书中常见的一种“套语”，则以此作为亦都护此时仍然在世的证据似不够充足。因此需另觅途径确认火赤哈儿亦都护的死期。
至元十二年（1275年）之后，汉文史料中还提到几次西北诸王对畏兀儿地的入侵，一次是至元十七年（1280年）秃古灭劫掠火州，另一次是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都哇等入侵别十八里，还有一次是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叛王掌吉入侵哈密立，究竟其中哪一次与火赤哈儿亦都护之死有关，如无其他史料佐证，则无从推定。[80]
有一则有关元大都妙善寺畏兀儿比丘尼舍蓝蓝的史料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舍蓝蓝，出自高昌，“其地隶北庭……海都之叛，国人南徙”，其时舍蓝蓝年方8岁。她卒于至顺元年（1333年）二月，终年64岁。[81]上述“海都之叛，国人南徙”一句正与《高昌王世勋之碑》中亦都护火赤哈儿朝见元世祖后，“还镇火州，屯于州南哈密力之地”一语相应。故而亦都护火赤哈儿从火州南迁哈密立的时间，可从舍蓝蓝内迁的时间推定，即放弃火州，屯居哈密立的时间当在舍兰兰8岁时，即至元十四年（1277年）。
按《高昌王世勋之碑》，火赤哈儿死后，其子纽林方幼。直至武宗即位时，方从吐蕃召还，令嗣为亦都护。也就是说，至元后半期至至大元年（1308年）之间，畏兀儿应无亦都护。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除了上面提到的《斌通卖身契》第三种以外，在这一段时间内，亦都护的称号还在一些文献中反复出现。例如，元贞二年（1295年），元成宗“诏驸马亦都护括流散畏兀儿户”。[82]《元典章》中所录大德五年（1301年）的圣旨，也提到亦都护：
“大德五年七月钦奉圣旨，在先，易都护为头畏兀儿每，的斤迭林为头哈迷里每，畏兀儿每、汉儿每、河西每，蛮子每……”[83]
在《元典章》所录《都护府公事约会》条中，皇庆二年（1313年）三月都护府官员奏文中，追述道：
“薛禅皇帝时分、完者秃皇帝时分、曲律皇帝时分，亦都护为头畏吾儿每，的斤迭林为头哈迷里每，汉儿河西、蛮子、哈剌章、回回田地里，不拣那里诸王、公主、驸马各投下有的畏吾儿每，哈迷里每……”[84]
这里提到的完者都皇帝，即成宗的庙号完泽笃（Öljeitü）。上述文献中提到的亦都护是无法用“套语”来解释的，应确有所指。至于指的是何人，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至于屠寄关于火州之战发生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之说，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探讨。笔者查得可资佐证上引屠寄至元二十二年说的史料有以下几则：
第一，《元史·杭忽思传》曰：（至元二十二年，杭忽思之孙伯答儿）“征别十八里，军于亦里浑察罕儿之地，与秃呵、不早麻战，有功。”[85]这段史文中都睦（秃呵）和不思巴（不早麻）同时出现，确对火州之战发生于至元二十二年之说有利。
第二，对比其他史料可知，伯答儿与都哇等之间发生的战斗，应当就是爱薛出使伊利汗国归回途中遇到的战乱，程钜夫记道：“癸未（1283年）夏四月，择可使西北诸王所者，以公（按：爱薛）尝致使绝域，介丞相孛罗以行，还遇乱，使介相失。公冒矢石出死地，两岁始达京师，以阿鲁浑王所赠宝装束带进……”[86]爱薛出使，历两岁始归，他在归途中经过畏兀儿地的时间，当为至元二十二年，即1285年。这说明至元二十二年元西北境的确发生过战乱。
第三，此外，《高昌王世勋碑》中所记忽必烈向亦都护赐钞，与《元史》中所记至元二十二年元政府救济火州之民户一事的内容，也有接近之处。
《高昌王世勋碑》汉文铭文记：战后火赤哈儿亦都护“入朝，上嘉其功，赐以重赏……又赐宝钞十二万锭，以赈其民”。而合璧之畏兀儿文碑文记：世祖对火赤哈儿曰：
“‘你未［毁坏］你们祖先的荣名，
没有忘记落在你们前辈之地上的ödlim，
你做得像男子汉一样，我完全明白你的善行。
赐给你宝钞整十二万锭。
（以此）作为对你那处在箭头上的人民的救援，
作为你面对面战斗的证据。
十二万锭先做表示，
别以为就这么一点，多的将在后头。’
我们仁慈的天王这样受赏赐后，
和他所有的别乞、官员每一起返回火州，
把［钞］锭和物品［发］给贫弱的畏兀儿的国民，
把衰微的国家振兴得和以前一样。”[87]
而《元史》则在至元二十二年冬十月条下记：“都护府言：‘合剌禾州民饥。’户给牛二头，种二石，更给钞一十一万六千四百锭，籴米六万四百石，为四月粮，赈之。”[88]这里所记元廷至元二十二年为救济畏兀儿饥民所赐钞数，与前述《世勋碑》所言世祖赐火赤哈儿的钞数相当接近。[89]
第四，《史集》也记载了一次都哇对元朝的袭击：
“合罕朝末年，都哇出征至术伯驻扎的要地之边，术伯率一万二千人据之。都哇图谋夜袭，然（术伯）知之，乘夜击都哇军之前锋，杀四千人。当夜都哇得报，率军迎击，黎明时两军遇，双方死伤惨重。术伯出动匆忙，未及报知阿只吉和阿难答就急速推进。最后无法抵敌，败阵溃逃。此时阿只吉得报，向阿难答递讯后出动。然俟其征集军队毕，都哇已退去，追之无及。这就是都哇在合罕面前无所畏惧的原因。”
由于战败，阿只吉受到了处罚。《史集》说：“合罕得知后，斥责阿只吉，并用杖击了他九次，然后示以仁慈。”[90]
拉施都丁所记阿只吉受罚之事，使人想起汉文史料中至元二十二年阿只吉因失律而被夺兵权的情节。此外，笔者注意到，拉施都丁提到，元朝方面参战的有阿难答和术伯。阿难答在成宗初年仅30有余，与这段史料叙事时称此战发生于忽必烈合罕朝末年相合。
不支持屠寄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说的史料，笔者见闻所及内有两点：
（1）《高昌王世勋之碑》汉文碑文记载，都哇撤围后，火赤哈儿入朝见忽必烈，“上嘉其功，锡以重赏，妻以公主曰巴巴哈儿，定宗皇帝之女也”。这位公主见于《元史·诸公主表》，称：“巴巴哈儿公主，定宗女，适巴而述阿而忒的斤曾孙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91]由此可知巴巴哈儿公主确有其人，《世勋碑》所记不误。惟元定宗贵由逝于1248年春，即使巴巴哈儿为其遗腹女，至少也应出生于1249年初。按此推算，如火州之战发生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则她下嫁时年龄已至少为26岁，在流行早婚的当时已属“大龄女”。如火州之役发生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则巴巴哈儿公主下嫁时，已年过36岁，在情理上似说不通。
（2）前面论及，《佛祖历代通载》中有关畏兀儿比丘尼舍蓝蓝的资料说明，至元十四年（1277年）火赤哈儿亦都护已撤离火州，并在此后都哇的入侵中死于哈密立。因此不可能再有巴巴哈儿公主下嫁他之事。
故而笔者仍持火州之战发生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之说。
都哇围攻火州给畏兀儿之地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在此之前，自840年回鹘西迁北庭起，畏兀儿地区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和平发展过程，形成了独具风格的畏兀儿文明。巴而术阿而忒归降成吉思汗后，除了不时征发兵马组成探马赤军从征，进献方物与纳质以外，这里尚保持相对和平的环境。但是，都哇深入火州标志着动乱年代的开始。至元十二年（1275年）以后，突厥斯坦的形势发生变化，驻守于亦列河草原的那木罕部下的一些诸王背叛元朝，劫持那木罕，安童降海都，[92]而叛王禾忽则阻断了西域交通，忽必烈此时正忙于灭宋，没有足够的力量增援西北，元朝在这一方向的发展被迫停止，海都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
海都势力伸及别十八里，对西北地区的安宁造成严重威胁，也影响了元朝在西北地区的威望。所以，在灭亡南宋后，在军事实力有可能与西北叛王较量时，元政府派出大批蒙古军、探马赤军和汉军开赴西域，海都等叛王的军队被迫退出别十入里。从至元十五年（1278年）起，《元史》中始见元朝军队再度出征并驻守别十八里的记载。现录数则如下：
至元十五年（1278年）二月“庚辰，征别十八里军士免其徭役”。[93]同年冬十月“辛酉，赈别十八里、日忽思等饥民钞二千五百锭”。[94]同年“授朵鲁只金符，掌彰八里军站事”。[95]
至元十七年（1280年）春正月“丙午，万户綦公直戍别失八里，赐钞一万二千五百锭”。[96]同年五月，綦公直“升辅国上将军，都元帅，宣慰使，镇别十八里”。[97]
至元十八年（1281年）夏四月，元政府“自太和岭至别失八里置新驿三十”。同年“秋七月甲午朔，命万户綦公直分宣慰使刘恩所将屯肃州汉兵千人，入别十八里，以尝过西川兵百人为向导”。[98]
不过这时的别十八里已受治于元朝新设立的宣慰使，不再属亦都护。畏兀儿的主要政治中心转到了火州。这在元代畏兀儿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件大事。
南宋灭亡后，元朝在畏兀儿地区的统治有了很大的加强。大量的军队从内地开到那里，当地官府推行的经济政治制度如同内地一样。畏兀儿地区的这些变化在畏兀儿文文书中得到了反映。当地畏兀儿人用uluy suu（按：直译“大军”）一词来称呼元朝皇帝。[99]纸币也开始在畏兀儿地区流行，元政府在当地设立了交钞提举司和交钞库。当时畏兀儿通行的纸币，有的同于内地，称为“大都通行的钞币”（taydu［-to］ yonglay-lïyau——冯家昇先生译写），有时以原名“中统宝钞”（Tschong-tungpau-tschau——拉德洛夫译写）称呼之；有的是当地发行的，畏兀儿人称之为“和州带‘高昌’字样的”（qoo taqï qoing——冯家昇先生译写）钞币。[100]管领畏兀儿田地的各级官府也建立起来。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政府将管领畏兀儿的最高官职定名为大都护。[101]驻于其地的诸王阿只吉掌管军事。此年正月，阿只吉建议在别十八里设置驿站，以便使客往来，元政府准其请。通政院于是年“立别失八里站赤，置马六十匹，牛、驴各二十五只，岁支首思羊一百口，解渴酒一千五百升，各给价钱买备，仍与钞六百锭，规运息钱，以供后来之费”。[102]此年四月，又置“畏兀驿六所”。[103]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十月，元政府
“遣兵千人戍畏兀境。乙巳，赐合迷里贫民及合剌和州民牛、种，给钞万六千二百锭当其价，合迷里民加赐币帛并千匹……遣侍卫新附兵千人屯田别十八里，置元帅府即其地总之。”
十一月，元政府再“遣蒙古千户曲出等新附军四百人，屯田别十八里”。[104]而十二月，元政府向驻扎于畏兀儿地区的诸王术伯所部军五千人补给“银万五千两、钞三千锭”，向“探马赤二千人”补给“羊七万口”。[105]
都哇的进攻使畏兀儿地区遭到严重破坏，元政府不得不支出巨额费用以维持驻守于这一地区的各诸王军队。《元史》记载：
“是岁……赐皇子奥鲁只、脱欢、诸王术伯、也不干等羊马钞十一万一千九百二十三锭，马七千二百九匹、羊三万六千二百六十九口，币帛，毳段，木棉三千二百八十八匹，貂裘十四。”[106]
就在元朝的军队大批涌入畏兀儿地的时期，海都等叛王的军队仍不断深入劫掠。《元史》记载，至元十七年（1280年）“合剌所部和州等城为叛兵所掠者，赐钞给之，仍免其民差役三年”。这次入侵是秃古灭发动的，《元史》接着提到，秋七月“以秃古灭军劫食火拙畏吾城禾，民饥，命官给驿马之费，仍免其赋税三年”。同年冬“诏谕和州诸城招集流移之民”。[107]
关于秃古灭，拉施都丁曾提到：贵由之子禾忽有一个儿子名秃古灭（Tökme），此人之子亦名秃古灭。[108]这里入侵火州的，当为禾忽之子。
《元史·杭忽思传》中曾提到，至元二十二年，都哇、不思巴入侵别十八里。次年，又发生海都入侵之役。《元史·綦公直传》记曰：
“二十三年，诸王海都叛，侵别十八里，公直从丞相伯颜进战于洪水山，败之，追击浸远，援兵不至，第五子瑗力战而死，公直与妻及忙古台俱陷焉。”[109]
这里提及伯颜，显然是指因阿只吉失律兵权被夺，由伯颜代总其军之事。《元史·明安传》对此战亦有记载：“明年（至元二十三年）［，明安］至别失八剌哈思之地，与海都军战有功。”[110]别失八剌哈思，当为突厥—蒙古语合成词Beš Balaqasu“n五城”之音译。Beš（别失），突厥语，译言五；Balaqasu（n八剌哈思），蒙古语，译言城，又音译作八剌合孙，是突厥语地名别十八里（Bešbalïq）“五城”的对应词。元军在别十八里附近的洪水山溃败的事迹，在《元史·李进传》中也有记载：
“至元二十三年秋，海都及笃娃等领军至洪水山，进与力战，众寡不敌，军溃，进被擒。从之掺八里，遁还，至和州，收溃兵三百余人，且战且行，还至京师。”[111]
这里提到的“掺八里”，即前述之昌八里（Janbalïq），《突厥语大辞典》提到的回鹘五城之一。李进至此，可能是作为俘虏被押向海都、都哇的后方。李进逃至火州收集溃兵后，仍且战且退的史实证明，这次入侵又一次深入火州之地。
《杭忽思传》和《孛进传》都提到了都哇，说明尽管元朝大量向北庭、火州增兵，都哇仍有力量连续两年入侵畏兀儿地，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自从至元十二年（1275年），都哇进围火州以来，元朝与西北叛王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元朝从积极向西发展变为消极防守，这就严重地动摇了元朝经营突厥斯坦的基础。
五、曲先塔林都元帅府和北庭都元帅府
斡端是元朝控制西域的重镇。阿里不哥平定后，元朝在这里经营了20余年。本节着重考查元朝从斡端的撤退以及元朝与海都、都哇在畏兀儿地区的争夺。
现存史料中没有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今塔里木盆地周围的形势，也看不出这一时期都哇在连续入侵畏兀儿的同时，是否对今南疆地区采取了什么行动。根据汉籍，我们只知道，至元二十三年初，元政府仍在努力改善至元九年（1272年）就开始经营的今塔里木盆地南沿的陆路交通条件。这年一月，元政府“立罗卜、怯台、阇鄽、斡端等驿”。[112]此后，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对塔里木盆地南沿地区的控制。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一月，由于上年欠收，故“以钞万锭l斡端贫民。西边岁饥民困，赐绢万匹”。二月，又“设都总管府以总皇子北安王（按：即那木罕）民匠，斡端大小财赋”。[113]为解决当地粮食供应，减轻运输的负担，同年七月“立阇鄽屯田”；十二月，又“发河西、甘肃等处富民千人往阇鄽地，与汉军，新附军杂居耕植”。[114]
除了改善交通条件，在财力上加以支持之外，元世祖忽必烈还采取措施，稳定驻守斡端等边远地区军人的军心。《元典章》录有一段尚书省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元月初三日奏文，曰：
“尚书省至元二十五年元月初三日奏：‘也速歹儿[115]使伯颜出（处？）布阑奚两个使臣奏将来：俺管着底探马赤军每根底和雇和买有。’么道，奏呵。‘休与着。’么道，圣旨有呵。回奏说：‘有俺上位奏了，斡端里、金齿里、云南里远处出军去了的奥鲁每根底，和雇和买休交着。者文书行来。’么道，奏呵。‘你如今怕指例也者。’么道，圣旨有呵。 回奏：‘是指例有。’么道，奏呵。‘这般着。斡端等远处出军了底奥鲁每根底，休要着。别个每根底，依体例要着。’么道，钦此。”[116]
奥鲁即老小营。元代军人出征，其老小营有时并不随征。他们是否受到优待直接关乎远征在外的军队的战斗力。元世祖的举措即为此。同年六月，元政府下令“斡端戍兵三百一十人屯田。”[117]尽管元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来增强斡端地区的防务，但似乎也有应对局面失控的准备。《元史》提到此年十一月冬季迁居内地的斡端、可失哈儿工匠：“以忽撒马丁为管领甘肃、陕西等户达鲁花赤，督斡端、可失合儿工匠千五十户屯田。”[118]《元史》还提到次年，即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自斡端和别十八里归回内地的汉军屯田事，“左翼屯田万户府，世祖至元二十六年罢蒙古侍卫军从人之屯田者，别以斡端、别十八里回还汉军及大名、卫辉两翼新附军，与前后两卫迤东还戍士卒合并屯田，设左、右翼屯田万户府领之”。[119]这些史料似表明元朝可能已有放弃斡端的打算，《元史》上出现的同年九月“罢斡端宣慰使元帅府”[120]的记载，应当是前述一连串事件合乎逻辑的结局。
在元朝大力向西发展的时代，汉文史料上经常出现斡端、可失哈儿等西域地名，而穆斯林史料中则很少出现。元朝退出斡端后，这一带的地名又重新在穆斯林史料中出现。据Jamāl Qaršī记载，马思忽惕晚年（逝于1289年）曾在可失哈儿建一座学堂（Medrese），直到14世纪初，其三子尚居于此。[121]汉文和穆斯林史料对这一地区记载的时间上的互相衔接，正反映了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对这一地区统治的交替。
但是《元史》和其他文献都没有谈到导致元朝撤出斡端地区的直接原因。不过汉文史料中曾数次提到西北边地的粮食困难。例如元名臣畏答儿曾孙博罗欢至元十八年（1281年）以“右丞行省甘肃”，姚燧写记道：
“时大军驻西北，仰哺省者十数万人，自陕西、陇右、河湟皆不可舟，惟车辇而畜负之。途费之余，十石不能致一，米石至百缗。”[122]
在这些年中，海都、都哇在西北地区的势力日益增长，元朝虽以大军驻其地以应对之。但叛王们的军队以牧民为主，居无定处，元军驻于今塔里木盆地周缘绿洲农耕区，双方形成内陆亚洲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游牧与绿洲农耕的对峙状态。而塔里木盆地西南缘绿洲之间隔着沙碛，每块绿洲的面积大小不等，但均不足以单独面对驻牧于天山之中的游牧武装，因此总体来说，在对峙中处于劣势。元军进入此地后，为减轻运输压力，提高自持能力，开始了屯田。这种军屯与民屯均是在元中央政府的布置下开展的，所以一旦丰收，便要向朝廷报告。《元史》中就有刘恩向世祖进献“嘉禾”的记载。但各地屯田的规模一般都不大，所获不足以维持当地驻军的消耗，必须仰赖甘肃行省补给。而从甘肃行省至斡端不但距离达数千里，且无水道可资利用，只能依靠畜力与车辇。沿途人畜自身消耗非常高，费效比超10∶1，元政府是无力长期负担这么高的成本。这应当是导致元军从斡端撤退的主要原因。[123]
元朝决定放弃斡端，并不意味着打算从今新疆地区全线撤退。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四月，元政府命孛罗带到别十八里招集户数，并令甘肃省赈济当地饥民。[124]这表明元政府虽然决定从斡端撤出，但却有计划继续控制畏兀儿地区。孛罗带，又作孛栾带、孛罗歹等。《元史》记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五月丁卯朔，枢密院臣言：‘臣等与玉速帖木儿议别十八里军事，凡军行并听伯颜节制，其留务委孛栾带及诸王阿只吉官属统之为宜。’从之”。[125]可见此人并非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初至西域，而是此前已经在别十八里，负责当地的留守事务，与阿只吉的王府官员为同僚。至元二十九年（1291年），别十八里一带再次发生了战斗。《元史》记载道：“别失八剌哈孙盗起，诏［明安］以兵讨之，战于别十八里秃儿古阇，有功，贼军再合四千人于忽兰兀孙，明安设方略与战，大败之。”[126]笔者尚未见有史料直接说明这些“盗”和“贼军”是什么人。不过“贼军”数量达4000人，应当与海都或都哇有关。《通制条格》中保存了至元二十九年有关孛罗歹的公文的节文，称：
“至元二十九年十二月，中书省都护府呈大都护，孛罗歹差往西边出征，就彼身故，借支过俸钞，无可折纳。都省议得：孛罗歹征进远方，殁于王事，已支俸给，不须追还。”[127]
孛罗歹在别十八里的直接上司为大都护府。他应当死于上述《明安传》所提及的至元二十九年别十八里的兵乱。
这一时期比较引人注意的事件，就是“曲先塔林左副元帅”一职和“曲先塔林都元帅府”的设置。阿鲁忽之子术伯属下兀浑察所部探马赤军，曾在斡端、可失哈儿一带作过战。至元三十年兀浑察“以疾卒，次子袭，授‘曲先塔林左副元帅’”。[128]“塔林”之名已见于《突厥语大辞典》。“曲先塔林”作为地名，指的是曲先及其附近今塔里木河流域一带地方。[129]“曲先塔林左副元帅”是至元末年元朝掌管天山南麓曲先及其附近塔里木河流域驻军的武职。兀浑察之子被授予此职表明，这一支探马赤军在元撤离斡端后，并未返回内地，而是留驻于曲先地区。联系前面提到的至元二十九年明安在别十八里附近的战斗可知：至元未年，元朝仍控制着畏兀儿。不过，和以前不同的是，过去别十八里和火州是元朝在今新疆地区的统治中心，而这时别十八里和火州只是驻边诸王的辖地。元朝与海都、都哇在畏兀儿地区的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在《史集》上也表现了出来。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春，元世祖忽必烈逝，元成宗铁穆耳继立。《史集》在叙述成宗初年，元朝与海都、都哇之间边境形势时写道：
“最东方驻扎的是合罕父系的叔公甘麻剌……其后是哈剌火州之边，火州为畏兀儿城子，出好酒，位于合罕与海都边地之间，当地人同双方友善，并向双方贡献；再下面是察合台之孙阿只吉及阿鲁忽之子出伯；接着就是上面已提及的吐蕃的丛山峻岭。”[130]
在拉施都丁的上述记载中，“火州位于合罕与海都边地之间，当地人同双方友善，并向双方贡献”一语十分引人注意。[131]与此相应，拉施都丁在《合赞汗传》中提及此时的畏兀儿时也说：“一些省份，由于于地处边境，军队时常往来，居民完全被消灭了，或四散逃走了，土地也荒芜了，如畏兀儿和其他海都和合罕之间的省份一样。”[132]拉施都丁的这些记载，弥补了汉文史料所缺，说明其时畏兀儿地不但有元朝诸王的军队在驻守，海都、都哇的军队也常来顾。火州之民被迫向双方贡献，负担之重可以想见。
为了提高元朝在畏兀儿地区的地位，元贞元年（1295年）正月，元政府“立北庭都元帅府，以平章政事合伯为都元帅，江浙行省右丞撒里蛮为副都元帅，皆佩虎符。立曲先塔林都元帅府，以衅都察为都元帅，佩虎符”。这年二月，元政府命北庭都元帅府“曷伯（按：即合伯）、撒里蛮、孛来将探马赤军万人出征，听诸王出伯（按：即术伯）节度”。[133]元朝为了加强在畏兀儿地区的防卫，不断向术伯一军补给。例如，元贞二年（1296年）三月，“诸王出伯言，所部探马赤军懦弱者三千余人，乞代以强壮，从之。仍命出伯非奉旨毋擅征发……以合伯及塔塔剌所部民饥，赈米各千石……六月己亥，给出伯军马七千二百余匹”。[134]大德元年（1297年）正月，“以边地乏刍，给出伯征行马粟四月。丙戌，以钞十二万锭，盐引三万给甘肃行省”。[135]
然此时元政府已无意恢复昔日在中亚的地位，故而在增强术伯军力的同时，避免与海都、都哇在畏兀儿地区冲突。《析津陈氏先茔碑》记曰：
（陈英）“参政甘肃，邠王木（按：当为术之误）伯总兵西陲，将辍戍卒万人耀武其地，需责星火。公（按：即陈英）言：‘边事贵不扰，无衅而动，适生戎心，况时未水草，必致人畜胥乏。’廷是其策，止之。”[136]
元政府的这种态度恐怕与面对海都、都哇日益增加的威胁，而元政府维持西北驻军的费用过大，难以持久有关。
元贞二年（1296年），火州、哈迷里一带没有发生大的冲突，所以元朝暂时撤回了一部分戍军。《元史》记载：“九月，辛卯，诸王出伯言汪总帅等部贫乏，帝以其久戍，命留五千驻冬，余悉遣还，至明年四月赴军。”[137]大德元年（1297年）七月，元政府调整曲先、畏兀儿地区的防卫，“罢蒙古军万户府，入曲先塔林都元帅府”。八月，元成宗又令屯驻畏兀儿地的合伯“留军五千屯守，令孛来统其余众以归”。[138]
与元朝企图在畏兀儿地区维持现状的打算相反，都畦一直没有放弃侵占畏兀儿全境的打算，至元十二年（1275年）以来，他在中亚始终对元朝保持着进逼的势头，而元朝则取守势，步步后退。双方的这种战略态势一直保持到1304年蒙古诸汗国约和前夕，这时火州已不再为元戍边诸王所及，都哇也把火州完全看成自己的领地。[139]
六、阔里吉思被俘与帖坚古山之战
元成宗即位后，除了床兀儿攻入八邻之役外，元朝与都哇、海都之间还发生了两次重要的战事。其中第一次致使汪古部驸马阔里吉思被俘，第二次即帖坚古山之战。
至元末年以来，元朝与海都、都哇的争夺重点移至漠北。《史集》在叙述元成宗时元朝与海都、都哇边界的形势时，举出了元朝沿边驻守的主要诸王和大将的名字，他们是甘麻剌、阔里吉思、床兀儿、囊家歹、阔阔出、阿难答、阿只吉和出伯。[140]汉文文献也记载：因海都、都哇“时入为寇，恒命亲王统左右部宗王诸帅，屯列大军，备其冲突”。[141]
大德元年（1297年）四月，驻兵漠北的阔里吉思与敌遭遇，《驸马高唐忠献王碑》对这次战事记载道，阔里吉思与敌：
“遇于伯牙思（按：今地不详），或谓：‘俟大军毕至战未晚也。’王曰：‘丈夫为国死敌，奚以众为？’于是鼓噪而进，大破敌军，杀伤甚重，擒将卒百余人以献。诏嘉其勇果。”[142]
次年冬，都哇乘元军不备发动突袭，一举擒获阔里吉思。汉籍和穆斯林史籍都有关于这次战事的记载。《高唐忠献王碑》曰：
“（大德二年［1298年］）诸王将帅会于边，共筹边事，咸谓：‘往岁敌无冬至之警，宜各休兵境上。’王曰：‘今秋侯骑至者甚寡，所谓鸷鸟将击，必匿其形，兵备不可弛也。’众不以为然，王独严兵以待。是冬，敌果大至，彼众我寡，三战三却之，王乘胜追奔北，深入险地，后骑莫继，不虞马伤而仆，至陷敌域。”[143]
据《句容郡王世绩碑》，床兀儿确实参加了战斗，但未言及其败绩：
“大德二年，（比）［北］边诸王都哇、彻彻秃等潜师急至，袭我火儿哈秃（今地不详）之地。火儿哈秃亦有山，甚高，其师来据之。王（按：床兀儿）选勇而能步者持刃四面上，奋击，尽覆其军，敛遁者无比。三年入朝，上解衣赐之，慰劳优渥，拜镇国上将军……”[144]
拉施都丁也记载了此次因元守军怠忽而招致的失利，但叙述战事经过与汉籍略异：
“铁穆耳合罕即位后四年，八剌之子笃哇来攻上述镇守边境之诸王和大臣。按军队的习惯，每戍所皆置斥堠。从西端之阿只吉与出伯戍所，至东面之木合里戍所，皆置驿站，各站皆有贵赤。此时他们逐站传报出现了一支大军。适诸王阔阔出、床兀儿和囊家歹会聚饮宴取乐。夜晚，当消息报至，他们已烂醉如泥，至不能上马。铁穆耳合罕之婿阔里吉思率军出战，而敌顷刻即至。因为他们［诸王等］之怠忽，左，右翼诸军未得到消息，且相去甚远，未能彼此协同。八剌之子笃哇率军进击阔里吉思。阔里吉思所率之军不过六千人，不能抵敌笃哇，遂逃向一座山。敌军追上将其俘获，且欲杀之。他说：‘我合罕之婿阔里吉思也。’笃哇之将下令不杀他，但将他囚禁。溃军逃至合罕处，合罕之叔阔阔出因怠忽未曾参战，惧而避匿，数次遣人召之均不肯出。最后合罕遣阿只吉诱之出其藏匿之所。当溃败者来至合罕处，合罕深怒其诸将，命缚床兀儿与囊家歹至前，责之曰：‘尔等岂可如此玩忽职守延误军机？’”[145]
《史集》还提到，都哇获胜后，曾附于海都、都哇后又归降元朝的叛王药木忽儿，兀鲁思不花及大臣朵儿朵怀率军尾追都哇，乘敌渡河之际击败之，虽未救出阔里吉思，然俘获都哇之婿。[146]
元朝与都哇、海都就是在作战时，也常互遣使臣，以转达各方要求。此次战后，据《史集》记载：
“大臣们议定释放笃哇之婿，希望他也能放回合罕之婿。适其时笃哇遣使来言：‘我等之所为已受惩罚，今阔里吉思在此，而笃哇之婿在你处。’阔里吉思亦遣一伴当与使臣同来告曰：‘我虽平安，然无伴当为侍，且缺乏粮食和给养。请派二三伴当并送一些物资来。’他们派出四个他的官员，携带丰厚食品物资，陪同笃哇之婿前去。但这一行人到达之前，他们（按：指笃哇）等将阔里吉思杀害，却辩解说，他们是将他送往海都处，在途中死了。”[147]
《高唐忠献王碑》也记载了这次出使，并说明，为首的使臣是阔里吉思的伴当阿昔思，碑文称阔里吉思被俘后：
“敌初待之以婿礼，数欲诱降，应对之际皆效忠保节之语。又欲妻之以女，曰：‘吾不睹皇太后慈颜，非圣上命，不敢为婿。’卒不能夺其志。上悯王陷敌，欲遣使理索，未得其人。王府尽臣阿昔思，往在戎阵尝济王于险，众推可用，乃遣使敌。一见王于稠人中，首问二宫万安，次问嗣子安否，语未竟辄为左右所蔽，翌日遣还。王竟以不屈而终。”[148]
阔里吉思死后，葬于今新疆赛里木湖附近的卜剌（Pulad）之地。关于至大三年（1310年）其子术安前往其地移运灵柩归葬故土的情况，可见刘敏中《驸马赵王先德加封碑铭》。[149]
按上述史料推算，阔里吉思被俘于大德二年（1298年）冬，药木忽儿等击败都哇当在此后不久，阿昔思等出使都哇则可能在大德三年（1299年）左右。
大德五年（1301年），元朝与海都、都哇在铁坚古山（当在金山附近）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会战。这次战事并非偶然发生，战前双方都预有准备。
地处西方的术赤后王，自至元建元以来一向不大参与元朝与海都、都哇之争。元成宗即位之初，封地在也儿的石河之西的术赤兀鲁思东部汗伯颜，因其堂弟古亦鲁克（Küilük）投靠海都、都哇，故遣使元成宗，要求联合对海都、都哇作战。伯颜的使臣向元成宗建议说：
“陛下之军立即从东面进攻，屡受彼等骚扰之巴达哈伤王将支持我们，而回教国主（按：即合赞）——愿真主护佑他国祚绵长——必将从西面来助。我们将从四面八方来包围海都、笃哇，且将其立刻致之死地。”
但对元朝来说，大举向西北用兵并非易事，故元成宗之母阔阔真合敦提议道：
“我们在契丹及南方之国土已极广大，而海都、都哇之国僻远。若汝兴师出征，将需时一二年事始能定，难保其间不发生某种变故，则或复需长期绥服之。为今计，莫如容忍。可复之曰：‘我们赞成此举，请候命而动。’”[150]
海都似觉察到伯颜有意与元朝结盟，为防止腹背受敌，特遣其子伯颜察儿（Bayanar）、沙，蒙哥汗之孙（昔里吉子）秃帖木儿（Töde-Temur）和阿里不哥子明里帖木儿（Malik Temür）率兵至伯颜封地之界，以隔断元朝与伯颜的联系。[151]
前述大德二年（1298年）金山前线的失败，促使元成宗改组漠北的军事指挥机构。因总兵于北的宁远王阔阔出“怠于备御”，大德三年（1299年），成宗下令代之以海山。成宗对海山说：“是昔大帝授朕者，今以付汝。”所谓“大帝”，即元世祖忽必烈。元世祖朝，元成宗曾受命统兵漠北。足见元成宗对海山出任漠北元军统帅一职所抱的期望。海山率乞台普济就任：
“至则训练六军，总裁法令，胥地所宜，可屯田者必分耕之，以佐军实，屠羊不汤其毛，而皮之与恽魄弃余诸物，皆集以市诸部，易皮为裘，御战士冬。”[152]
乞台普齐协助海山所做的，是战前准备工作，包括训练部属，严明军纪，组织屯田以增加军粮，减渐运输压力。甚至还要求属下收集宰杀羊只的皮毛与内脏，与漠北牧民交易皮裘，以资度冬。可见元军准备工作是非常细致的。大德四年（1300年），海山以“以文移无印，难杜罔欺”，命乞台普济“又身入闻，得裕宗信宝以归”。[153]这段记载，反映漠北元军来自不同诸王贵族位下，统一军令非常不易，使海山不得不要求成宗授以真金的皇太子宝，以号令诸军。
海山统帅漠北元军的次年，即大德四年，元朝出动大军西击海都、都哇。八月，海山“与海都军战于阔别列之地，败之”。元军乘胜推进，“十二月，军至按台山”。[154]
金山山区为乃蛮旧地，在成吉思汗划分诸子牧地时指为窝阔台份地。此为海都必争之处。大德五年（1301年），海都约都哇会攻驻营于按台山的元军，双方遂在铁坚古山展开会战。从现存史料看，战争进程大体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都畦未能赶到，窝阔台汗国独立对抗元军。“海都兵越金山而南，止于铁坚古山，因高以自保”，当是从今蒙古国科不多省境，沿乌龙古河上游河谷越过金山，进入今新疆阿勒市境内。乌龙古河为漠北进入金山以南必由之路，元军在金山之北有称海屯田，海都此举可谓切断了大德四年入居此地的海山军与和林之间的联系，断了元军的后路。史文中所谓海都“因高以自保”，系指驻于金山山区，可能是在等待都哇前来。元将床兀儿“以其军驰当之，既得平原地，便于战，乃并力攻之，敌又败绩”。[155]床兀儿所占据的“平原地”，应位于今新疆乌龙古河中游流域。《元史·武宗纪》也记载：“（大德）五年八月朔，与海都战于迭怯里古（按：即铁坚古）之地，海都军溃。”[156]
战争的第二阶段。二日后，都哇应约率军来援。察合台份地在今天山地区，隔准噶尔盆地与窝阔台汗国相望。海都越山而南，占铁坚古山区时，都哇当正率军越古尔班通布沙漠北上。待察合台汗国援兵抵达后，“海都悉合其余众以来，大战于合剌合塔之地”，元军失利，诸王、驸马、众军悉被围，海山“亲出阵，力战大败之，尽获其辎重”。次日，双方再度大战，元军不利，“军少却，海都乘之”，海山则“挥军力战，突出敌阵后，全军而还”。[157]
《武宗纪》的这一段记载表明，此次会战元军战况非常险恶，陷于海都、都哇军的包围之中，经血战才突出重围。海山的部下月赤察儿是此战的亲历者。据《淇阳忠武王碑》的记述，此战非常激烈，该碑文曰：
“是年海都、都哇入寇，我为五军，王（按：即月赤察儿）将其一锋，交军颇不利，王视之怒，披甲持矛身先陷阵，一军随之出敌之背，五军合击，敌大崩溃，海都、都哇遁去，王亦罢兵归镇。”[158]
《囊家歹传》所反映出的元军战况更为艰苦：
“武宗在潜邸，囊家歹尝从北征。与海都战于帖坚古，明日又战，海都围之山上，囊家歹力战决围而出，与大军会。武宗还师，囊家歹殿，海都遮道不得过，囊家歹选勇敢千人，直前冲之，海都披靡，国兵乃由旭哥耳温、称海与晋王军合。”[159]
囊家歹为乃蛮人，金山山区为其故土。《淇阳忠武王碑》提到元军在此战中分为五支，月赤察儿将其一，海山与晋王甘麻剌所率当为另外两支，元军中还有床兀儿率领的钦察亲军，亦应为其中一支。囊家歹或为海山的部属。《乞台普济碑》对战事开始时的情况描述道：“明年（1301年）八月，寇大至，公（按：即乞台普济）教吾军表红衣于甲以自别，俾
不迷，大崩其群，自是寇望红衣军则退不战。”按此记载，元军五阵可能各著不同颜色军服，以便分清敌我，并便于协同。海山是整个漠北元军的统帅，其所统当为中军，其军著红色军服，遭海都亲率之军围攻，可见海都的必胜之志。在此战中晋王军已先溃退，当是溯乌龙古河谷北上越金山。海山的中军与晋王军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依赖囊家歹率死士力战，元军主力也才得踵晋王军迹北上，直至称海方与晋王军会合。瓦撒夫更明白地说此役海都是胜利者：
“海都、都哇遇帝军于两国境上海押立城数日程之地。依蒙古人习惯，双方遣使聚议，议不谐，遂战，海都仍胜，与前此诸役同，卤甚多，意满还国。”[160]
这次会战给西北叛王也造成很大损失。汉文和穆斯林史料都记载了战后海都死去和都哇在会战中负伤的事。
有关海都的下场，《元史·武宗纪》曰：元军决围撤退后，“海都不得志去，旋亦死”。[161]瓦撒夫则记，海都归回，“得疾死于沙漠中”。[162]《史集》甚至说，海都系因受伤致死。[163]
至于都哇受伤之事，《史集》说：“（合罕之军）进至邻近海都境一地，两军相遇，发生激烈战斗。海都受伤，其军被迫溃逃。都哇因在远处，多日后始至。他们复攻之，战斗激烈，都哇亦受伤。而海都则因受伤致死。”[164]这段史文中“都哇因在远处，多日后始至”，指察合台汗国军从其国天山山区集合兵力启程，越准噶尔盆地北上之事。至于都哇受伤的地点，《元史》记：“大德五年（1301年），战哈剌答山，阿失（亦乞列思驸马孛秃之后）射笃哇中其膝，擒杀甚多，笃哇号哭而遁。”[165]
铁坚古山战况极为惨烈，海都、都哇的兵力损失也非常严重。就在都哇受伤的哈剌答山，乞台普济之子“以数十骑出入其阵数次，所当披靡，莫之与敌，寇大骇却，皇上（按：即海山）乘之，遂大溃，斩馘不可级计”。[166]《句容郡王世绩碑》在提到此役都哇之所受损失时记曰：
“都哇之兵西至，与大军相挠于兀儿秃之地。王（按：即床兀儿）又独以其精锐驰入其阵，戈甲戛击，尘血飞溅，转旋三周，所杀不可胜计，而都哇之兵几尽。武皇亲见之曰：‘力战未有如此者。’”[167]
《史集》第2卷对铁坚古山之战还有一段描述，俄译本将之译出，英译本缺此段，其中一些地名与汉籍所记勘同有困难，现录之如下：
“又四年，海都与甘麻剌战于迭怯里古（Taклaкy，即铁坚古）之地，其地系一山丘，札卜哈（Чaпxa）[168]河流经其旁。起先，他们战于合儿巴塔（Xap6aтa）之地，并约定于哈剌勒秃（Xapaлтy）山附近会战。第三月，药忽撒儿（I-Oxycapa）至，时已仲秋，合罕之军于次月追及海都，都哇又落在后面，他们（即合罕之军）与海都之军战，击溃之。次日，复相遇，遂战于哈剌勒秃一带，海都突然病起来，引军退。越一月，海都死于塔亦罕纳兀儿（Taйixaнoнyp）之地。十日后，人们负其遗体回大本营。”[169]
铁坚古山会战是元朝与海都、都哇之间的一场决定性的大战。至元末年以来，元朝在突厥斯坦节节后退，此次元朝出动了几乎所有驻在漠北的精兵，仍未能击败海都、都哇，这说明元朝难以单凭武力来制服海都、都哇。而海都、都哇方面则分别与元朝、伊利汗国、术赤后裔东支为敌，亦将自己置于极为不利的境地。都哇之伤与海都之亡大大削弱了叛王们的实力。战后仅时隔一年多，就有诸蒙古汗国约和之事，可见铁坚古山之战给双方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七、结语
以上讨论了自元世祖忽必烈中统末阿里不哥之乱结束，到1304年蒙古诸汗国约和，前后40年的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关系发展简史。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关系历史演变的基础在于元朝的建立使蒙古国的政治中心东移，当时波斯与钦察草原的蒙古统治者实际上已自立一方，处在中亚的蒙古诸王在这种情况下，力图占据阿母河到金山之间原属大汗和朝廷管辖的地盘。对元朝来说，控制中亚不但对维护大汗在这一地区的传统权力是必须的，而且也是保持中西陆路交通畅通的关键。所以元朝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在中亚东部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经营。而对察合台汗国来说，能否有效地控制中亚，是关系他们能否在当地立国的关键。因此引起了双方之间数十年的战争。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的关系，与历代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关系的根本区别在于，元朝皇室与察合台汗国统治者（以及海都），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元朝统治者视察合台汗国为下属藩王辖地，察合台汗国统治者也奉元朝皇帝为正宗。双方在中亚的争夺在14世纪初叶已近尾声。接着将要出现的是蒙古诸汗国间的约和和此后双方之间的频繁往来，这一点，作者将另撰文讨论。
（原载《元史论丛》第3辑，1986年。收入本书时略有改动）
【注释】
[1]也儿的石河上游诸部、畏兀儿、哈剌鲁等，早在西征之前已降附蒙古。《长春真人西游记》所记窝阔台、察合台分别筑路驾桥于金山、阴山并由此出兵西征，以及丘处机在阿里麻遇察合台驻于其地的大臣张公之事，可资证明。王国维认为诸子受份地，事在西征之后（《黑鞑事略笺证》，《王国维遗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似不确。
[2]《瓦撒夫书》第1卷，Hammer-Purgstall德译本，Geschichte Wassafs'，维也纳，1856年，页92。
[3]志费尼：《世界征服者传》（‘ Atā Malik-i Jūwainī，Tārīkh-i Jahāngušāy）可疾维尼波斯文刊本（The Ta'ríkhi-Jahán-Gushá of ‘Alá' u d-Dín ‘Aiá Malik-i Juwayní，composed in A.H.658—A.D.1260，ed.with an introduction，notes and indices from several old mss by Mírzá Muhammad Ibn ‘Abdu'1-Wahháb-i Qazwíní，and for the trustees of th“e E.J.W.Gibb Memorial”，vol.ⅩⅥ［1］，London，1912）卷1，吉布纪念集，伦敦，1912年，页31；此据爱尔森：《13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畏兀儿》，罗沙比编：《中国及其四邻，10—14世纪》，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Thomas T.Allsen，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Uighurs of Turfan in the 13th Century，in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14th Centuries，ed.by Morris Rossabi，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83），页249。爱尔森在注39中指出，波义耳英译本《世界征服者史》页42—43的相应的一段译文未将hudū（d边境）一词译出。
[4]瓦撒夫在另一处又将畏兀儿之地列入察合台封地，谟思脱非（Mustawfī）的说法与之同。爱尔森认为，志费尼的说法代表了刚开始分封的情况，而瓦撒夫和谟思脱非的著作在13世纪末以前尚未完成，可能反映的是都哇夺取了大部分畏兀儿地区以后的情况。
[5]《瓦撒夫书》第1卷，德译本，页126。旭烈兀逝于1265年2月，忽必烈出兵中亚当在此之前。然这支军队究竟到达何地，由谁率领，与汉文记载如何勘同，仍有待于研究。
[6]ulugh qol，突厥—蒙古语合成词，意为“大中军”。
[7]dalay，突厥语“海洋”之意；buzurg，波斯语“大”也。
[8]《瓦撒夫书》第1卷，德译本，页94。瓦撒夫说此事发生于别儿哥与旭烈兀战争期间（1262年）。其时忽必烈正与阿里不哥作战，遣使至不花剌括户似不可能，如果瓦撒所述不误，这位“大汗”应当指阿里不哥。巴托尔德系之于阿里不哥投降之后，阿鲁忽在世之时。多桑认为此行系旭烈兀所为，巴托尔德驳之，参见《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Туркестан в эпоху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Нашествия，以下简称《突厥斯坦》）俄文全集本，页576注9、页577注1。
[9]虞集：《高昌王世勋之碑》，《道园学古录》卷24，《四部丛刊》本。
[10]《元史》卷63《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海都占据阿力麻里的时间，当在阿鲁忽死后，八剌即位之前。
[11]《史集》（Rašīd al-Dīn，Jām‘i al-Tawārīkh）第2卷，英译本（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tr.by J.A.Boyl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页266。邵循正在《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上）（《清华学报》第14卷第1期，1936年）一文中据《元史·玉哇失传》，改“纳邻”为“八邻”。
[12]邵循正：《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上），《史集》第2卷，俄译本（Рашид-ад-Дин，Сборник Летописей，т.2）与英译本，均将八剌所受圣旨译作：在木八剌沙成年之前，兀鲁恩由八剌管领。对于这道圣旨的内容，《史集》还有其他说法，见后。
[13]《史集》第2卷，俄译本，页92。
[14]《史集》第2卷，俄译本，页91。
[15]《史集》第2卷，俄译本，页98。
[16]《史集》第3卷，俄译本（Рашид-аД-Дин，Сборник Летописей，т.3），194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页69—70。
[17]《元史》卷6《世祖纪》。
[18]《瓦撒夫书》第1卷，德译本，页127。
[19]《史集》第1卷第1分册，赫塔古罗夫俄译本Рашид-ал-Дин，СборникЛ етописей，т.1，кн.1，莫斯科—列宁格勒，1952年，页95。但是这段话在《元朝秘史》中却变得面目全非（见第255节）。
[20]《史集》第2卷，俄译本，页98。拉施都丁曾反复强调过八剌受命攻击海都之事。
[21]《史集》第3卷，俄译本，页69—70。
[22]《瓦撒夫史》第1卷，德译本，页127。Kundschuk，为元代塔剌思附近的一个小镇。
[23]指木八剌沙与八剌争夺察合台汗国汗位之乱。
[24]《瓦撒夫史》第1卷，德译本，页128。
[25]《史集》第3卷，俄译本，页70。
[26]《史集》第3卷，俄译本，页71—72；《瓦撒夫书》第1卷，德译本，页130。
[27]《史集》第2卷，俄译本，页13、91。
[28]《突厥斯坦》，俄文全集本，页581。
[29]《史集》第3卷，俄译本，页84。拉施都丁多次提到八剌战败后，欲投向别十八里。
[30]《元史》卷7《世祖纪》。
[31]指侵犯伊利汗国。
[32]指侵犯元朝。
[33]‘Irāq，阿拉伯世界对伊朗的称谓。
[34]木亦努丁·纳坦只：《木阴历史选》德黑兰1957年欧班夫人波斯文校勘本（Wuin' al-Din Natanzi，M19u7n3takhab al-Tawarikh-i Mu'ini），阿基姆什金俄文摘译，《吉里吉思人及其地历史资料》卷1，莫斯科，年（Аноним Искалара，с персидского О.Акмиушкина，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Киргизов и Киргизии，выпуск 1，Москва，1973），页115。
[35]《元史》卷13，页265。
[36]《元史》卷13，页147、152。
[37]《元史》卷13，页160，其时八剌已不在世。
[38]《元史》卷13，页152。
[39]元明善：《丞相东平忠宪王碑》，《国朝文类》卷24；并参见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2及《元史》卷126《安童传》、卷203《方技》。海都自阿力麻里远遁2000余里，究竟是败于那木罕，还是败于安童，尚待研究。
[40]《元史》卷7《世祖纪》。昂吉呵，当为突厥一伊朗语合成词Yängi Kat之音译，意为“新城”，很可能指今英吉沙尔。
[41]转引自《永乐大典》中华书局景印残卷，卷19417，1986年，页7。
[42]《元史》卷8《世祖纪》，页153。
[43]《元史》卷8《世祖纪》。
[44]《元史》卷6《世祖纪》。
[45]《经世大典序录》，《国朝文类》卷24。
[46]《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华书局，1981年。
[47]《辽史》卷94《耶律化哥传》。
[48]布劳克曼：《依据马合木·可失哈里〈突厥语大辞典〉编撰的中古突厥语词汇》（C.Brockelmann，Mitteltürkischer Wortschatz nach Mahmūd al-Kāš
arís Dīvān Luat at-Turk，Budapest und Leipzig，1928），1928年，布达佩斯和莱比锡，页12。
[49]《元史》卷124《哈剌亦哈赤北鲁传》。
[50]虞集：《高昌王世勋之碑》，《道园学古录》卷24；并见《元史》卷122《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火赤哈儿，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之曾孙。
[51]《元史》卷7《世祖纪》。
[52]《道园学古录》卷24；《元史》卷122《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
[53]《史集》第2卷，英译本，页136。同卷俄译本无此句。
[54]碑文拓片见柯立甫：《1362年所立汉蒙合璧忻都公碑考）（Francis Woodman Cleaves，“The Sino-MongolianI nscription of 1362 in Memory of Prince of Hindu”），《哈佛亚洲研究学刊》（HJAS），1949年（12）；并见《陇右金石录》卷5，甘肃文献征集委员会刻本，1943年。
[55]兹据上引柯立甫论文中蒙古文碑文的英译。
[56]巴托尔德：《八剌汗》（“Burak-khan”），《伊斯兰百科全书》（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第1版，页795。
[57]宏达迷儿：《旅行者之友》巴黎1853年波斯文节刊及法文节译合璧本《突厥斯坦和阿母河北地区的蒙古汗史》（Khwandamīr，Habīb al-Siyār，Histoire des khans Mongols du Turkistan et de la Transoxiane，extraite du Habib Essiier de Khondemir，traduite du Persan et accompagne de notes，par M.C.Defremery，Paris，1853），页83—85。
[58]《史集》第2卷，俄译本，页100；英译本，页154。
[59]《木阴历史选》，阿基姆什基金俄文摘译本，《吉里吉思人与吉利吉思历史资料》，页115。
[60]《元史》卷7《世祖纪》。
[61]《通制条格》卷4，北京图书馆影印本，页12。
[62]《元史》卷89《百官志》，页2273。美国学者爱尔森在其论文《13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畏兀儿》提出，忽必烈对畏兀儿地区施行管理的最早记载，可能就是上面握到的至元十一年畏兀儿断事官之设，未免过迟了，他似乎未注意到前述至元九年的圣旨。
[63]《元史》卷8《世祖纪》，页161。
[64]《经世大典·鹰房捕猎》，《国朝文类》卷41。
[65]《元史》卷8《世祖纪》。
[66]即阿力麻里（Almalïq），遗址位于今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兵团第61团垦区内。
[67]《元史》卷13《世祖纪》。
[68]《蒙兀儿史记》卷36《汪古、畏兀儿二驸马传》。
[69]箭内亘著，陈捷、陈清泉译：《蒙古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32年，页522。
[70]耿世民：《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卡哈尔·把拉提和笔者在耿文的基础上重新作了研究，论文见《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8辑，1984年。
[71]拓本见柯立甫：《1362年所立汉蒙合璧忻都公碑考》，并见《陇右金石录》卷5。
[72]柯立甫：《1362年所立汉蒙合璧忻都公碑考》，此据蒙文碑文英译。
[73]这段文字中火州之后的“吕中”，应指柳城；其后的“秃儿班”，新疆社科院田卫疆研究员多年前曾向笔者提出应指今吐鲁番，今取其意见。
[74]又称“二十四城”，位于阔端大王辖境内巩昌，受汪世显家族掌管。参见赵一兵：《元代巩昌汪氏家族研究》，南京大学博士论文，打印本，2008年，页162—173。
[75]沙津爱护赤为畏兀儿官号。近年韩国发现的《至正条格》残本中有“难的沙律爱护寺”，其中之“沙律爱护寺”当为“沙津爱护持”之误。
[76]《通制条格》卷4，黄时鉴点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方龄贵校注本，中华书局，2001年。
[77]耿世民：《两件回鹘文契约的考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
[78]《元史》卷11《世祖纪》。霍州即火州之另称。
[79]《回鹘文斌通（善斌）卖身契三种附控诉主人书》，《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80]这几次西北诸王入侵畏兀儿地的情况，我们下面再作讨论。
[81]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2，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82]《元史》卷19《成宗纪》。
[83]影印元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53，刑部卷之15。
[84]《元典章》之《都护府公事约会》，同上书，卷53，刑部卷之15。
[85]《元史》之《杭忽思传》卷132。
[86]《拂林忠献王神道碑》，《程雪楼文集》卷5，中国台湾元代珍本文集本。
[87]卡哈尔、刘迎胜：《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回鹘文碑文之校勘及研究》，《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8辑，1984年。
[88]《元史》卷13《世祖纪》。
[89]史料中已经言明所赐为4个月的口粮，如按每人每月平均食米30斤计，当时火州饥民为数达5万口以上。其时火州的居民当高于此数。
[90]《史集》第2卷，俄译本，页194；英译本，页299—300。
[91]《元史·诸公主表》卷109。巴巴哈儿，韩百诗（Louis Hambis）复原为Babaqar，见Louis Hambis，Les Chapitre CVIII du Yuan Che，Les fiefs attribues aux membres de la famille imperiale et aux ministres de la cour mongole d'apres l'histoire chinoise officielle de la Dynastie Mongole，Leiden，1954（韩百诗：《〈元史〉卷108〈诸王表〉注》，来顿，1954年），页130—131之间附表。
[92]史料中对脱脱木儿、失里吉等人开始叛乱的时间有至元十二、十三、十四年诸说，据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2《后凯歌词》自序，当以至元十三年冬为是。
[93]《元史》卷10《世祖纪》。
[94]《元史》卷10《世祖纪》。
[95]《元史》卷63《地理志》。朵鲁只当为藏文dorj之音译，意为“金刚杵”。彰八里，即高昌回鹘五城之一Janbalïq，位于今乌鲁木齐西昌吉境内。
[96]《元史》卷11《世祖纪》。毕沅、阮元撰《山左金石志》录至元十九年綦公直本人所立《綦公元帅先茔之碑》，见卷21，清嘉庆二年阮氏小琅嬛仙馆刻本。另嘉靖《青州府志》卷11记有綦公直墓志，王槃撰。
[97]《元史》卷165《綦公直传》。
[98]《元史》卷11《世祖纪》。
[99]冯家昇在《元代畏兀儿文契约二种》（《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中，拉德洛夫在《畏兀儿语文献》（В.В.Радлов，Памятники yйгурского яэыка，W.Radloff，Uigurische Sprachdenkmaeler，Ленинград，1928，页134，文献78；页210，文献115；页211—212，文献116）中，均将ulugh suu释为大军。孛盖提（L.Ligeti）在其“A propos d'un document ouigour de l'époque mongole，Acta Orientalia，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元代的一份畏兀儿文文书考》，匈牙利科学院：《东方研究》，27［1973年］，页1—18）中，根据居庸关小字刻文造塔功德记以及《七星经》残卷，指出uluy suu系指蒙古皇帝。参见耿世民：《两件回鹘文契约》，《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
[100]参见上引冯家昇论文及拉德洛夫著作页20，文献15。
[101]《元史》卷89《百官志》。
[102]《永乐大典》卷19418，页4；《元史》卷13《世祖纪》。
[103]《元史》卷13《世祖纪》。
[104]《元史》卷14《世祖纪》；同书卷63《 地理志》。
[105]《元史》卷14《世祖纪》。
[106]《元史》卷14《世祖纪》。
[107]《元史》卷11《世祖纪》。
[108]《史集》第2卷，俄译本，页114；英译本，页175。
[109]《元史》卷165。
[110]《元史》卷135。
[111]《元史》卷154。
[112]《元史》卷14《世祖纪》。
[113]《元史》卷8《世祖纪》。
[114]《元史》卷14《世祖纪》。
[115]此人应即至元十八年受命与忽必来一起赴斡端之也速。
[116]《元典章》卷34，兵部卷1，“探马赤军和雇和买”条，陈高华、张帆、刘晓、党宝海点校本，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页1182—1183。
[117]《元史》卷15《世祖纪》。
[118]《元史》卷15《世祖纪》。
[119]《元史》100《兵志》；同书卷86《百官志》亦记：“左右翼屯田万户府二，秩从三品。分掌斡端、别十八里回还汉军及及大名、卫辉新附之军，并迤东回军，合为屯田。至元二十六年置。”
[120]《元史》卷15《世祖纪》。
[121]此据《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德文本（W. Barthold，12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Türken Mittelasiens，Berlin，1935），柏林，1935年，页193；《突厥斯坦》英译本（V.V.Barthold，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London，1968），伦敦，1968年，页473。
[122]《平章政事忙兀公博罗欢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9，《四部丛刊》影元至正刊本；并见《牧庵集》卷14，商务印书馆（上海）缩印清武英殿聚珍版，《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123]最早表述运输线过长导致元朝无法维持对西域控制的是美国勘萨斯大学教授达尔德斯，见其论文John W.Dardess，“From Mongol Empire to Yuan Dynasty： Changing Forms of Impenal Rule in Mongolia and Central Asia”（《从蒙古帝国到元王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演变》），《华裔学志》卷30（1972—1973年）。不过达尔德斯在此文中表达的关于元朝1289年以后就退出了中亚的看法却值得商榷。
[124]《元史》卷15《世祖纪》。
[125]《元史》卷14《世祖纪》。
[126]《元史》卷13《5明安传》。“别失八剌哈孙”即前述之别失八剌哈思，乃指别十八里。秃儿古阇，今地不详。忽兰兀孙，蒙古语，意为“红水”。今新疆乌伊公路165公里处，有乌兰乌苏，东距石河子市5公里，应即此地。
[127]《通制条格》卷13。方龄贵先生已确定此人即孛罗带，见《〈通制条格〉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页385，注2。
[128]《元史》卷123《拜延八都鲁传》。
[129]参见拙文《元代曲先塔林考》，《中亚学刊》1984年第1期。
[130]《史集》第2卷，英译本，页285—286。
[131]此事巴托尔德在《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德文本，页187），伯希和在《马可波罗注》，巴黎，1973年（P.Pelliot，Notes on Marco Polo，Paris，1973）页164中，都曾提及。
[132]《史集》第3卷，俄译本，页308。
[133]《元史》卷18《成宗纪》；并参见卷122《按札儿传》。
[134]《元史》卷19《成宗纪》。
[135]《元史》卷19《成宗纪》。
[136]张养浩：《归田类稿》卷9，乾隆五十五年刻本。
[137]《元史》卷19《成宗纪》。
[138]《元史》卷19《成宗纪》。
[139]参见爱尔森：《元朝与十三世纪的吐鲁番畏兀儿》。关于这一问题，作者拟另撰文讨论。
[140]《史集》第2卷，英译本，页285—286。
[141]元明善：《太师淇阳忠武王碑》，《国朝文类》卷23；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3之2；并见《元史》卷11《9博尔术传》。
[142]《国朝文类》卷23；《元史》卷118《阿剌兀思惕吉忽里传》。
[143]《国朝文类》卷23；《元史》卷118《阿剌兀思惕吉忽里传》。
[14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23，上海涵芬楼景印明景泰翻元小字本，《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145]《史集》第2卷，英译本，页326—327。此据陈得芝：《〈史集〉铁穆耳合罕本纪》，《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辑，1980年。《史集》有关此战发生于成宗即位之后四年，与汉文史料大德二年相合。
[146]《史集》（第2卷）将药木忽儿、兀鲁思不花等人降元成宗事，系于阔里吉恩被俘之后，误，应在此前。据《元史》卷19《成宗纪》，元贞二年，驻于火州附近的出伯军贫乏，“海都兀鲁思不花部给出伯所部军米万担”。“海都兀鲁思不花部”，犹言海都所属兀鲁思不花部。据《句容郡王世绩碑》记载，药木忽儿等人降元事在元贞二年。而姚燧《平章政事忙兀公（博罗欢）神道碑》则有“大德之元，叛王药木忽而、兀鲁不花来归”之语（《国朝文类》卷59；并见《元史》卷121《博罗欢传》）。然而《元史》卷19《成宗纪》记：“大德元年春正月庚午，增诸王要木忽而、兀鲁（而）〔思〕不花岁赐各钞千锭……己丑，以药木忽儿等所部贫乏，摘和林汉军置屯田于五条河，以岁入之租资之。”同书卷166《张均传》记载，大德元年之前，元朝已令药木忽儿北征，故药木忽儿等人降元成宗的时间，当以元贞二年为是。
[147]《史集》第2卷，英译本，页326—327。请参考陈得芝先生译文。
[148]《国朝文类》卷23。
[149]《中庵集》卷4，元刊本影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2册，书目文献出版社，无出版年代。
[150]《史集》第2卷，英译本，页326—327。请参考陈得芝先生译文。
[151]《史集》第2卷，英译本，页103。
[152]姚燧：《乞台普济先德碑》，《牧庵集》卷26，《四部丛刊》本。碑中记海山至漠北的时间为大德二年，当以《元史》卷22《武宗纪》所记大德三年为是。
[153]姚燧：《乞台普济先德碑》。
[154]《元史》卷22《武宗纪》。“阔别列”即《乞台普济先德碑》中二次提到的“库布哩”，据此碑所记，库布哩位于金山南。《句容郡王世绩碑》，提刭“海都兵越金山而南”与此合。所谓“金山南”，应指今新疆阿勒泰市境。关于海山到漠北以后的活动，可参见松田孝一：《海山之出镇蒙古西北》（《东方学》第64辑，京都，1982年）。
[155]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道园学古录》卷23。
[156]《元史》卷22《武宗纪》。
[157]《元史》卷22《武宗纪》。
[158]元明善：《太师淇阳忠武王碑》，《国朝文类》卷23。
[159]《元史》卷131。旭哥耳温，今地不详。
[160]此据《多桑蒙古史》（上册），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页355。巴托尔德认为瓦撒夫关于海押立位于元1朝86与海18都7边境的说法，与后来察八儿即位于叶密立河畔的事实相矛盾——参见《十二讲2》德文本，页—。然而《史集》记载，元成宗即位时，晋王甘麻剌在漠北的辖地直至海押立（第卷，英译本，页322）。
[161]《元史》卷22《武宗纪》。
[162]《多桑蒙古史》（上册），汉译本，页355。
[163]《史集》第2卷，英译本，页103、154。
[164]《史集》第2卷，英译本，页103。
[165]《元史》卷118《孛秃传》。在张士观的《驸马昌王世德碑》（《国朝文类》卷25）中，此事记为：“岁辛丑（1301年），与都瓦战，射中其足，败之，成宗录其功。”但未言及作战地点。
[166]姚燧：《乞台普济先德碑》。
[167]《道园学古录》卷23。
[168]此河在拉施都丁叙述蒙哥之子玉龙答失背叛阿里不哥时也曾提到：“玉龙答失在蒙古人之地（Mughūlistān），居于阿勒台沙漠（rīg）前河畔，即蒙古人所谓札布罕沐涟（Jābuqān-Mūrān）者也。”（邵循正：《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上］）邵循正注曰：札布罕沐涟，即今地图匝盆河，清内府地图作札布干。
[169]《史集》第2卷，维尔霍夫斯基俄译本Paшид-aд-Дин，Сбоpник Летoпиcей，т.2，莫斯科，1960年，页16。这里《史集》对海都之死的说法，与瓦撒夫书和《元史》相似。巴托尔德曾注意到各种史料对海都之死的不同说法，见《七河史》，米诺尔斯基英译本，《中亚史研究四种》，来顿，1956年（V.V.Barthold，“History of the Semirechye”，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tr.by V.Minorsky，Leiden，1956），页128—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