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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史家拉施都丁在其著作《史集》的第3卷中，在描述13世纪60年代察合台兀鲁思汗八剌背叛元世祖忽必烈的活动时，提到了一位名叫Mughultai的将领驻扎于斡端。这位Mughultai是否曾为其他史料提及，尤其是否见于元代汉文文献，受时代限制，当多桑写《蒙古史》、前苏联学者阿仑德斯在俄译本《史集》第3卷，已故奥地利学者卡尔·扬在整理《史集》第3卷时，均未对此作出解释。搞清这个问题不仅对研究今新疆和田地区元代历史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蒙元时代波斯文与汉文史料比较研究也有重要作用。本文拟据现有资料，考证Mughultai其人，对其在斡端地区的活动作简要论述，以此探讨13世纪斡端地区政治史，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一、拉施都丁有关Mughultai在斡端的论述

1265年察合台兀鲁思汗阿鲁忽死去，其妃兀鲁忽乃在诸王和亲贵大臣的支持下，立己子木八剌沙为汗。在此之前，历代察合台兀鲁思汗的继位人均由大汗指定。因此以兀鲁忽乃妃子为首的察合台系诸王贵戚集团和元朝中央政府之间，在汗位继承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为对抗木八剌沙汗的分离倾向，忽必烈命长期侍于己侧的察合台后裔宗王八剌归国即位。八剌到达那里后，发现木八剌沙已经建立了统治，便隐瞒了自己受旨前来的目的，以阴谋笼络军队。不久他夺取了政权，成为察合台兀鲁思汗。

忽必烈派八剌去察合台汗国，本来是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八剌把木八剌沙赶下台，夺取了察合台汗国的政权，实现了忽必烈的预想，按理说应该是元廷的胜利，但事情却在向相反的方面发展。八剌即位为汗后，不再只是忽必烈和元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更重要的是，他成了察合台系宗王的政治代表。在阿鲁忽时代，察合台汗国利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间爆发争位之战，原蒙古国别十八里等处行尚书省官员茫然不知所措的机会，乘机侵夺朝廷在今中亚地区的属地，使察合台系宗王的统治区从畏兀儿之边到阿母河以北地区的草原，扩展到原别十八里等处行尚书省辖区的大部分地区，一跃而成为内陆亚洲政治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八剌即位之初，便面临着一个重要选择，即把阿鲁忽时代夺取的原属大汗的阿母河以北地区和今天山以南城郭农耕之地的控制权也继承下来，或归之于元中央政府。

忽必烈既决心要控制西域，就不可避免地要削弱察合台汗国的割据势力，这就使元政府与新即位的察合台兀鲁思汗八剌之间潜在的矛盾，逐渐演化为公开的斗争，把八剌逐步引向与元廷对抗的道路。

八剌夺得权力后，形势的发展果真渐渐脱离了元世祖忽必烈预想的轨道。随着八剌势力的急剧上升，他情不自禁地开始着手吞并朝廷在西域的属地，这使忽必烈与八剌的矛盾尖锐起来，双方不久便发生了冲突。我们手头最足以说明这一点的材料，莫过于穆斯林史籍所记八剌劫掠斡端城之事。

据拉施都丁的记载，其时由忽必烈派驻西域的大将名为Mughultai。《史集》未言明其驻地何在，但从书中后来记载八剌击败Mughultai，劫掠斡端之事看，Mughultai的营地地应在斡端一带。换句话说，阿里不哥失败后，朝廷从阿鲁忽手中收回了斡端，使之成为Mughultai的防区。拉施都丁是这样叙述八剌把忽必烈的势力逐出斡端的过程的：

“当时来自合罕方面的一位名Mughultai的人是突厥斯坦的沙赫纳。八剌派出了大臣别乞迷失，目的是占领他的地盘。Mughultai遂前往合罕陛下处，并奏明情况。他派出了一名大臣名曰火你赤，率六千骑去除灭别乞迷失，并担任都督之职。八剌派遣一名大臣率军三万迎战。由于火你赤明白在任何时候也不能抵敌，便退回契丹之地。八剌的军队抢劫了斡端。”^[1]

这一段史料的第一句是一个关键的句子。波斯文原文作：dar ān vaqt Mughultaiyi nāmī sahna-i Turkistān būd az qibal-i Qāān-i buzurg amīr-i Bikimišī rā bifiristād按波斯语一般语法原则，谓语动词应位于句末。依此，则此句应点断在būd和az之间。卡里米博士德黑兰波斯文刊本页746正是这样点断的。如是，则此句应译作：“那时，一位名叫Mughultai的人，是突厥斯坦的沙赫纳。从伟大的合罕方面（az qibal-i Qāān-i buzurg），八剌派出了别乞迷失大臣。”但此读法与史实相矛盾。八剌是察合台汗国之主，怎能从合罕方面派出大将（别乞迷失）？别乞迷失既是忽必烈派出的大将，又怎会取代朝廷驻守在突厥斯坦的将领Mughultai？ Mughultai既由忽必烈敕命罢免，又为什么会归向朝廷奏报？忽必烈怎么会另外派出一名大将火你赤，去消灭自己不久前派出的别乞迷失？短短数行史文，竟无一句解释。其实要解开这个疙瘩并不难，只需把“来自伟大的合罕方面”（az qibal-i Qāān-i buzurg）一语在点断时归前句，前面提到的谜团一切迎刃而解，即：Mughultai是合罕派驻突厥斯坦的沙赫纳，而别乞迷失则是八剌派出夺取Mughultai权力的大将，这样整段史料皆可说通。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拉施都丁把az引导的这个介词短语置于句末，是为了强调Mughultai是从合罕处派来的这一事实。过去的波斯语如同古汉语，无标点符号。这对读者是一个困难，也造成了产生歧意的可能性。^[2]

至于八剌之军在斡端究竟做了些什么，拉施都丁没有说。但宏达迷儿书中保留了一段迷儿宏达《洁净园》（Rawdat al-Safa）的记载，为他书所无。有关这一点，笔者已有另一篇论文章论及，限于篇幅，兹不赘述。^[3]

二、有关Mughultai的勘同研究

据《史集·部族志》中的记载，忙兀部者台那颜之孙名Mughultai，在元世祖忽必烈时代袭承者台那颜之位。^[4]者台那颜为成吉思汗95千户中之第23千户，是蒙古的显贵家族。者台那颜之孙Mughultai显然就是忽必烈派驻斡端的大臣Mughultai。

《史集》第3卷汉译本把Mughultai的名字音译为“木忽勒台”；^[5]《部族志》汉译本又音译为“忙忽带”，^[6]笔者数年前在一篇讨论察合台汗国早期历史的论文中，则将此名音译为“蒙古台”，^[7]根据是这位大将的名称Mughultai，由部名Mughul，加上蒙古语男性后缀-tai构成。而mughul则是波斯文和其他穆斯林史料中通用的“蒙古”这个名称的写法，在明《回回馆译语》和《回回馆杂字》中音译为“卯卧勒”，旁注“鞑靼”。估计波斯文的这种拼法来源于某种无后鼻音-ng的汉语方言，例如山西方言。因此笔者当时按元代汉译通例，音译作“蒙古台”。这一译法妥当与否，须以元代汉文史籍的有关记载印证。

拉施都丁《史集》的重要性已为蒙元史研究者充分肯定，经过查检，笔者发现Mughultai确有其人，驻守斡端亦确有其事。

《元史》提到，忽必烈称帝之始，于中统元年（1260年）五月，“诏燕帖木儿、忙古带节度黄河以西诸军”。^[8]这里的忙古带无疑就是拉施都丁所提到的Mughultai他是忙兀部人，故称为忙古带。据此记载可知笔者过去“蒙古台”的译法是不妥的。

忙古带受命时，尚不在西域。同年秋，宋兵攻边城，忽必烈下令他与太丑、怯烈率所部军合力抵御。^[9]他进入斡端地区，当在阿里不哥之乱平定之后。

三、至元初年的斡端

斡端之地在辽代为哈剌汗朝辖地，耶律大石建西辽后，转归西辽控制。1208年乃蛮可汗屈出律篡夺西辽政权后，这里又属于屈出律。哲别攻灭乃蛮残部时，斡端并入蒙古国。在蒙古国太宗窝阔台、定宗贵由与宪宗蒙哥三朝，斡端之地先后在朝廷命官牙剌瓦赤、麻速忽父子管辖之下。麻速忽的统治机构在元宪宗蒙哥时被称为“别十八里等处行尚书省”。阿里不哥叛军入中亚后，察合台兀鲁思汗阿鲁忽与窝阔台兀鲁思汗禾忽为避其兵锋，曾被迫从天山北路迁居于此，因此阿鲁忽又称为“于阗宗王”。^[10]

《元史》中有至元三年（1266年）置“忽丹八里局”，置大使一员，“给从七品印”^[11]的记载。忽丹是斡端的异译，因此在忽丹八里局劳作的，当是来自斡端的工匠。由此可推测大约在阿鲁忽因居今天山以南地区时，斡端回到大汗手中。阿鲁忽不久撤出斡端，忙古带大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驻斡端的。但不久八剌受忽必烈命归国即位。当他夺取政权，羽翼丰满后，便把忙古带从斡端驱走，占据了这块地方，这一点在本文开头处已经谈到。

八剌西征伊利汗国失败后，察合台汗国急剧衰落。八剌于1271年死去，元朝的势力乘机向西发展，今塔里木盆地周围的绿洲地带又回到忽必烈手中。《元史》记载，至元八年（1271年）六月“招集河西、斡端、昂吉呵等处居民”。^[12]这里提到的“昂吉呵”很可能是突厥-波斯语Yängi Kat的音译，此言新城。从前引《元史》录文将它与斡端并提看，应当指的是今英吉沙。^[13]

负责召集斡端、昂吉呵等地居民的，有可能就是忙古带。两年后元政府发工匠往斡端、可失呵儿采玉。据《经世大典》“站赤”条记载，至元十年（1273年）六月十八日：

“兵刑部^[14]侍郎伯术奏：［‘可］失呵儿、斡端之地产玉，今遣玉工李秀才者采之。合用铺马六匹，金牌一面。’上曰：‘得玉将何以转至此？’对曰：‘省臣已拟令本处官忙古

拔都儿，于官物内支脚价运来。’上曰：‘然则必得青黑白之玉。复有大者，可去取瑕璞起运。庶几驿传轻便。’”^[15]

这里提到的“本处官忙古

拔都儿”应当就是上述Mughultai，其名称在蒙古语中可还原为Monggholtai Ba'atur。而“本处官”当指斡端的镇守官。对比上述《史集》的记载，可知忙古带在被八剌击败后，并未远去，仍留在西域某地，所以当察合台汗国的力量削弱以后，他很快回到这里。

斡端之地至内地本来就有驿路，至元四年（1267年）耶律希亮曾从斡端经苦先（今库车）至吐鲁番的驿路返回汉地。当时这条交通线当为察合台汗国所控制。耶律希亮至元四年应循和田河谷北上，至今阿克苏以南塔里木河与和田河汇流处，再沿塔里木河而下至库车。如果他回归时是在夏季，很可能乘坐的是舟楫。忙古带返回这里后，在两年内重新开通了从斡端经河西至汉地的驿站。

从史料上看，至元十一年（1274年）春正月，元政府着手改善从河西通向今塔里木盆地西部周边绿洲的交通条件，政府设“立于阗、鸦儿看两城水驿于十三，沙洲北陆驿二。免于阗采玉工差役”。^[16]值得注意的是，此年正是前述兵刑部待郎术伯向忽必烈提出玉工李秀才等人在于阗采玉之时。根据这次设置的驿站走向可知，当时从内地至塔里木盆地西端和西南端的最便捷的途径，是取道沙洲，经合迷里、火州，再经曲先，沿塔里木河的三条主要上源向西南或西行。驿路的改善使交通更为省便，对巩固元朝在今天山南部的统治有重要意义。同时，元政府还采取措施安抚当地人民。例如，至元十一年（1275年）四月，忽必烈“诏安慰斡端、鸦儿看、合失合儿等城”。^[17]可见，元朝对这一带地区的统治又重建起来。

忙古带收复斡端四年后，西北发生了窝阔台后裔宗王禾忽的叛乱。至元十二年（1276年），禾忽控制了河西走廊，切断了汉地与西域的交通。同时察合台汗国宗亲王都哇，率领大军进攻火州。禾忽的叛军占据了斡端，聂思脱里教士僧列边扫马西行时，曾亲睹这一事件。元朝当时正倾其全力灭宋，无力西顾，只得暂时听任之。此时忙古带的军队撤至何处，史无明文。

四、至元末年的斡端

禾忽叛乱以后，海都将斡端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斡端是元朝控制西域的重镇，元政府也无意轻易言退。元灭宋后，朝廷腾出手来对付西北叛王，把大批军队调入西域，斡端又再次为朝廷控制。至元十三年（1276年）十月，元世祖下令别速

、^[18]忽别列（Qubilai）八都儿为都元帅，领蒙古军2000人，河西军1000人守斡端城。^[19]至元十五年（1278年），另一批元军阿老瓦丁的统领下来到斡端。^[20]至元十八年（1281年），刘恩奉命进驻斡瑞。

刘恩所部汉军此前一直在四川及西南对宋作战。据《刘恩传》记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他受命为“四川西道宣慰使，改副都元帅，率蒙古、汉军万人征斡端。进都元帅，宣慰使如故，赐宿烈孙皮衣一，锦衣一，及弓刀诸物。师次甘州，奉诏留屯田，得粟二万余石”。至于这支军队在甘肃两年的情况，《元史·兵志》提到“管军万户府屯田，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正月，命肃州、沙州、瓜州置立屯田。先是，遣都元帅刘恩往肃州诸郡，视地之所宜。恩还言，宜立屯田，遂从之。发军于甘州黑山子、满峪、泉水渠、鸭子翅等处立屯，为户二千二百九十，为田一千一百六十六顷六十四亩”。^[21]刘恩军从河西调往斡端时，并非从河西取道罗布泊，而是先至北庭。《元史》提到“七月甲午朔，命万户綦公直分宣慰使刘恩所将屯肃州汉兵千人入别十八里，以尝过西川兵百人为向导”。^[22]

《元史》还提到过一次元帅不花帖木儿率军征于阗之事，该书在叙事时说，不花帖木儿曾命身陷察合台汗国的唐兀人“权充枢密院客省使”。^[23]《元史》在叙事时虽未言明不花帖木儿征于阗的时间，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其他途径间接推测这次出征的时间。据《元史·百官志》记载，世祖中统四年（1264年），始置枢密院官属。而暗伯所受之“客省使”一职，则置于至元十四年（1277年）。^[24]这条记载，可作为元灭宋后，元政府从叛王禾忽手中夺回斡端的旁证。丁谦在《汉西域图考》中提出，不花帖木儿征于阗，事在中统三年（1262年）之前，其判断的依据当是耶律希亮家传资料有关察合台后王阿鲁忽在驻守于阗的记载。而岑仲勉则认为，不花帖木儿征于阗，应大致与刘恩西征同时。^[25]从笔者上述有关枢密院客省使之职的设立时间考证看，岑仲勉先生的意见应近于史实。

这些新增补的军队中，塔塔儿人旦只儿所部，被划归忙古带指挥，这时忙古带已有“元帅”称号。至元十九年（1282年）忙古带率领的军队到达斡端，与以叛王兀鲁为首的海都的军队发生冲突，战而胜之。斡端之地复归元朝统治。次年（1283年），叛王八巴进攻斡端，元军被击败。^[26]约至元二十年（1283年）冬，刘恩、旦只儿等被迫撤回内地，^[27]忙古带下落不明，但斡端城仍在元政府的控制下。

至元中，元政府不断对斡端一带戍军补给军粮装备，增派援军。^[28]从至元九年（1272年）开始经营的今塔里木盆地南沿的陆路交通线，起初只是一条对北道起辅助作用的驿路，后因驻扎当地的元军沿天山南麓的退路被海部切断，为了保证西域与内地的交通，塔里木盆地南沿的驿路系统得到改善。元政府镇守斡端的别速带请求在罗卜、阇缠等地设立驿站，此建议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九月得到朝廷的批准。这样自河西西行至罗卜，沿今车尔臣河行，顺今塔里木盆地南沿亦可至斡瑞。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政府又在这条驿路沿线，设立了怯台、阇鄽等站，进一步改善了交通条件。^[29]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一月，由于上年欠收，元政府“以钞万锭赈斡端贫民。西边岁饥民困，赐绢万匹”。二月，又“设都总管府以总皇子北安王（按：即那木罕）民匠、斡端大小财赋”。^[30]为解决当地粮食供应，减轻运输负担，同年七月元政府再立阇鄽屯田，并于同年十二月，发河西、甘肃等处富民千人往阇鄽地，“与汉军、新附军杂居耕植”。^[31]阇鄽车尔臣（

en）。从这里反复提到它和罗卜、怯台等地名判断，这时河西地区与斡端的主要交通线，为沿昆仑山北麓行，与马可波罗东来时路线一致。这应是自可失哈儿沿今天山南麓至畏兀儿的交通为叛王阻断的缘故。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忽必烈为稳定军心，禁止对出征斡端的军人的军户和雇和买。《元典章》录有一段尚书省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元月初三日奏文：

“尚书省至元二十五年六月初三日奏：‘也速歹儿^[32]使伯颜出、布阑奚两个使臣奏将来：‘俺管着底探马赤军每根底和雇和买有。’么道，奏呵。‘休与着。’么道，圣旨有呵，回奏说：‘有（又）俺上位奏了，斡端里、金齿里、云南里远处出军去了的奥鲁每根底，和雇和买休交着者文书行来。’么道，奏呵。‘你如今怕指例也者。’么道，圣旨有呵。回奏：‘是指例有。’么道，奏呵。‘这般着。斡端等远处出军了底奥鲁每根底，休要着。别个每根底，依体例要着。’么道，钦此。”^[33]

同年七月，元政府下令“斡端戍兵三百一十人屯田”。^[34]这些人亦应在元政府下令免除和雇和买的范围之内。

五、元政府弃守斡端

元政府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并未能阻止海都对斡端一带频繁袭扰。此时元政府已有放弃斡端的打算。《元史》提到这年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冬季迁居内地的斡端、可答哈儿工匠：十一月“以忽撒马丁为管领甘肃、陕西等处屯田等达鲁花赤，督斡端、可失合儿工匠千五十户屯田”。^[35]同一史籍还提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自斡端、别十八里归回关内的汉军屯田一事：

“左翼屯田万户府：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二月，罢蒙古侍卫军从人之屯田者，别以斡端、别十八里回还汉军及大名、卫辉两翼新附军，与前后两卫迤东还戍士卒合并屯田，设左、右翼屯田万户府以领之。”^[36]

同年（1289年）九月，元政府决定放弃斡端，《元史》有“罢端宣慰使元帅府”^[37]的记载。根据《元史·刘恩传》记载，刘恩在至元十八年（1281年）征斡端时，受命为斡端宣慰使，任职直至他失败退出此地后逝世。

在元朝大力向西发展的时代，汉文史料上经常出现斡端、可失哈儿等西域地名，而穆斯林史料中则很少出现。元朝退出斡端后，这一带的地名又重新出现在穆斯林史料中。据札马剌·哈儿昔（Jamāl Qaršī）记载，麻速忽之子于14世纪初奉海都之子察八儿之命于可失哈儿承袭麻速忽之位。^[38]汉文和穆斯林史料对这一地区记载时间上的互相衔接，正反映出元朝和西北诸王在这一地区统治的交替。《元史》与其他文献并没有明确记载导致朝廷撤出斡端地区的直接原因，但汉文史料中曾多次提到西北边地军粮供应的困难，例如姚燧写道：

“时大军驻西北，仰哺省者十数万人，自陕西、陇右、河湟皆不可舟，惟车辇而畜负之。途费之余，十石不能致一，米石至百缗。”^[39]

博罗欢自至元十八年（1281年）起任甘肃行省右丞，而该行省负责西北驻军供给。甘肃以西无水道可资利用，军粮输送只能依靠车辇，费效比极为低下。这样浩大的后勤物资转运费用，是元朝政府难以长期承受的。

看到海都、都哇在西北地区的势力越来越大，元朝又难以在塔里木盆地西南边缘绿洲维持大军时刻备其入侵，是导致撤退的主要原因。^[40]

六、忙古带所部军队的下落

迄今尚未发现有史料记载元政府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弃守斡端后，忙古带所部军队的下落及其活动。笔者在14世纪波斯史家哈沙尼的《完者都史》中发现一段有关元皇庆年间（1312—1313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两方军队沿边对峙屯戍的描述。哈沙尼说：“合罕的军队的前峰BHIRKA（？）在边界上，如同并连的手指一样相连地驻扎着。与之相对，相平行的也先不花的军队，也有禹儿惕。”他提到了元朝方面的将领有脱火赤丞相、床兀儿、喃忽里和伯颜塔失等人，并说“这些都是合罕军队的西部和南部侧冀的前锋和前线”。

哈沙尼接着进一步描述了河西方向双方军队对峙的情况：

“例如，贵由赤（Kiukji）M（i）tikqank^[41]之子不剌儿只（Bularji）与大量的军队在巴儿思阔（Bars Klü）有禹儿惕和营地。^[42]忽秃忽与之相峙而驻着。^[43]在感木鲁，合班之子率一支大军屯驻着。（为了）对抗他，机敏的Siqan和万户阿合马相峙而居。^[44]在吐蕃之地，忙古带Dudinsar之子章台（Jantai）驻守着，与之相对Jabkjuk八哈石^[45]率一位千户长屯驻着。”^[46]

这里提到的忙古带Dudinsar应即本文所讨论之忙古带，此时他的军队已经由其子章台率领，驻守在与吐蕃相邻的边境地区。由此可知，忙古带所部军队1283年在斡端为海都军击败之后，并未退回内地，而是一直驻守在今塔里木盆地南缘与吐蕃邻接之地，直至元仁宗朝仍是如此。

（原载《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331—342。收入本书时略有改动）

[2]俄译本（《史集》第3卷，巴库，1957年，页69—70）误译，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86年，页108）相应亦误。

[3]宏达迷儿：《旅行者之友》，德弗雷麦里波斯文节录与法译合璧刊本《突厥斯坦和阿母河以北地区的蒙古汗史》（Khwandamīr，Habīb al-Siyār，Histoire des khansM ongols du Turkistan et de la Transoxiane，extraite du Habib Essiier de Khondemir，traduite du Persan et accompagne de notes，par M.C.Defremery，Paris，1853），波斯文，页20—21；法译，页70—72。参见拙文《至元初年的察合台汗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9辑，1985年。

[6]《史集》第1卷第1分册，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页303。

[7]《至元初年的察合台汗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9辑，1985年。

[14]据《元史》卷8《5百官志》记载，“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以兵刑工为右三部，置尚书二员，侍郎二员，郎中五员，员外郎五员，总领三部之事。至元元年（1264年），别置工部，以兵刑自为一部，尚书四员，侍郎三员，郎中如旧，员外郎五员。三年（1266年）并为右三部。五年复为兵刑部，尚书二员，省侍郎二员，郎中如故，员外郎一员。七年（1270年）始列六部，尚书一员，侍郎仍旧，郎中一员，员外郎仍一员。明年又合为兵刑部。十三年（1276年）复析兵部”。这一时间兵、刑为一部之事也见于其他文献记载，如元人张昉至元“十一年（1274年），拜兵刑部尚书”（《元史》卷170《张昉传》）。
　　《通制条格》与《元典章》中保存的元代公文多次提到兵刑部，如《通制条格》记：
　　“至元十年（1273年）十二月，中书省兵刑部呈……”（卷4，“奸生男女”条）
　　“至元十年五月，中书省兵刑部呈……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三月中书省兵刑部据益都路申……”（卷20，“仓库被盗”条）

[15]《永乐大典》卷1941《7站赤二》，中华书局，1984年，页7199。

[25]《耶律希亮神道碑之地理人事》，《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

[27]《元史》卷166《刘恩传》，页3896—3897；同书卷133《旦只儿传》，页3231。

[33]《元典章》卷34，兵部卷之一，“探马赤军和雇和买”条，陈高华、张帆、刘晓、党宝海点校本，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页1182—1183。

[36]《元史》卷100《兵志》，页2560。同书卷86《百官志》还记载：“左右翼屯田万户府二，序从三品，分掌斡端、别十八里回还汉军及大名、卫辉新附之军，并迤东回军。至元二十六年置。”

[38]札马剌·哈儿昔：《素剌赫字典补篇》（Jamāl Qaršī，Mulahaqat al-Sarah），阿拉伯文刊本，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第一部分《史料》，1898年，页127—150；见华涛汉译本《贾玛尔·喀尔施和他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下），《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辑，1987年。

[39]《平章政事忙兀公博罗欢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9，《四部丛刊》影元至正刊本；并见《牧庵集》卷14。

[40]最早表述这个观点的是美国勘萨斯大学教授达尔德斯（John W.Dardess）的论文《从蒙古帝国到元王朝：帝国在中亚和蒙古统治形式的演变》“（From Mongol Empire to Yaun Dynasty：Changing Forms of Imperial Rule in Mongolia and Central Asia”），《华裔学志》卷3（01972—1973年）。不过达尔德斯关于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以后，元朝就退出了中亚的看法并不正确。至元二十六年以后不久，元廷便下令设立“曲先塔林左副元帅”和“曲先塔林都元帅府”。参见拙文《元代曲先塔林考》，《中亚学刊》第1辑，1984年。

[41]玛莉娅姆刊本此名写作Minkqan“k明安”，见玛莉娅姆·帕尔维兹波斯文原文及德文摘译合璧本《哈沙尼关于伊利汗宗教的编年史，1304—1316年》，德国哥廷根大学申请哲学博士论文，1968年（Maryam Parvizi，Die Chronik des Qashani über den Ilchan Ölgäitü，1304-1316，Edition and kommentierte Übersetzung，Dissertation zur Erlangung des Doktorgrades der Philosophischen Fakultät der Georg-August-Universität zu Göttingen，1968），页174。

[46]哈沙尼：《完者都史》（Qashani，Tarikh-i Uljaytu），马辛·罕伯莉（Mahin Hambli）德黑兰波斯文校勘文本《完者都史》（Abu'l Qasem Ibn'Ali Ibn Mohammad al-Qashani，The History of Uljaytu，ed.by Mahin Hambly，Tehran，1969），页202—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