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 阿里不哥之乱与察合台汗国的发展

阿里不哥之乱与察合台汗国的发展

察合台汗国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所建。成吉思汗西征以后,察合台的份地东起畏兀儿之边,即昌八里附近,西到阿母河以北绿洲,首府为阿力麻里附近的忽牙思。察合台汗国之主(即汗),是蒙古国的藩王,奉元朝皇帝(即蒙古大汗)为宗主。在该汗国立国之初,大汗从察合台的子孙中择定中意者立为汗,其统治范围在蒙古国时期只据有从畏兀儿之边延伸到阿母河以北之间的草原。阿母河以北地区和突厥斯坦的农耕城郭之地,则由朝廷委派大臣治理,不属察合台汗国。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前,察合台汗国在今中亚地区的政治舞台上,不占主要地位。只是因阿里不哥之乱中,察合台后王阿鲁忽奉阿里不哥之旨登上汗位后,察合台汗国才迅速发展起来,成为真正的政治实体,因此阿鲁忽成了察合台汗国历史上著名的汗之一。

从蒙古史和元史的角度看,研究阿鲁忽时代的察合台汗国史,对于了解从蒙古国转变到元朝的历史过程亦具重要意义。记载这一段历史的史籍,除了《元史》和危素的《耶律公神道碑》(即耶律希亮碑)等汉籍外,最重要的是波斯史家拉施都丁的《史集》(Rašīd al-Dīn ,Jām‘i al-Tawārīkh)第2卷《忽必烈合罕纪》。《史集》的这一部分早己由邵循正先生译为汉文,并加注释,易于为国内学人所用。此外,《史集》该卷还先后有俄文和英文译本(Рашид-ад-Дин,Сборник Летописей,т.2,莫斯科,1960年;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tr.by J.A.Boyl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问世,便于学者互相比较,择善而从。在《史集》之外,波斯文的《瓦撒夫史》(Tārīkh-i Wassaf)和宏达迷儿书(Khwandamīr,Habīb al-Siyār),以及察合台文著作《突厥世系》(Abū at-Ghāzī Bahādur Khān-nïng ta'alīfīdur,Šajara-i Türk)等伊斯兰史料,也提到这一时期阿鲁忽的活动。

19世纪以来,论述蒙古历史或涉及到元代中亚史的最重要的著作,如多桑的《蒙古史》,巴托尔德的《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七河史》和格鲁塞的《蒙古帝国》等,都曾简单地提到阿鲁忽时代的察合台汗国。上述学者因时代限制,未能更深入地揭示出这一时期察合台汗国的历史面貌。

本文打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通过分析阿鲁忽侵夺大汗在阿母河以北、突厥斯坦辖地的过程及其影响,来论述这一时期的察合台汗国史。

一、阿鲁忽称汗

1259年,元宪宗在进攻南宋时死去。次年蒙哥的两个弟弟阿里不哥和忽必烈先后各自召集宗亲忽里台大会,宣布即大汗位,蒙古国内部的一场内战爆发了。忽必烈派出察合台后裔阿必失哈去察合台汗国夺取权力,但途中为阿里不哥所获。忽必烈调集大军,分别在河西和漠北击败阿里不哥。

阿里不哥战败退回谦州后,军队给养发生困难。谦州之地虽有少量农业,但土地高寒,所获有限,并不足以维持大量军队的消耗。忽必烈部下汉臣郝经曾指出,阿里不哥“以地则偏,兵食不足”,又称其“地穷荒徼,阴寒少水,草薄土瘠,大抵皆沙石也”。[1]元以前,漠北草原所居者主要是游牧部落,由于草原的承载能力有限,其地人口一直不多。在汉代,匈奴人就认识到,其控制下的全部人口不抵汉之一郡。大蒙古国建立后,特别是和林成为这个地跨欧亚的政治中心后,随着官僚机构的出现,驻军的增加,漠北的人口急剧增长。食物的供应问题开始出现,其主要解决方案是依靠邻近草原地区的农耕区。而此时蒙古国疆域之内,与大漠南北最为接近的农耕区,便是华北的金统治区。灭金之后,黄河流域和中原肥沃而辽阔的土地进入蒙古版图。这就为蒙古统治者利用国家力量,调用这里的谷物,以汉地大量的人力、物力,千里迢迢不计成本地输送至漠北各地提供了条件。因此,在数十年时间里,和林以及漠北各地所需粮食、饮料以车载运,自汉地输送供应已成习惯。

忽必烈非常敏感地觉察到阿里不哥的这一致命弱点,下令禁绝粮道,陷阿里不哥之军于饥馑,大大动摇了其地位。依靠汉地粮草既不可能,阿里不哥遂转而求诸于西方。阴山(今天山)之南及阿母河以北之地的诸城郭农耕之地,是蒙古帝国内与漠北草原以西两块人口较多,物产堪称丰饶的地区,如取以为援,则可与忽必烈长期抗衡。

在支持阿里不哥的力量中,察合台兀鲁思占据重要地位,其时主兀鲁思者为合剌旭烈之妃兀鲁忽乃,在合剌旭烈逝后,扶立木八剌沙(Mubārak Šāh)为汗。兀鲁忽乃妃子虽曾参与拥护阿里不哥登基,但为更严密地控制察合台兀鲁思,阿里不哥在即位之后,沿历代蒙古大汗废立察合台兀鲁思汗之旧例,命侍于其侧的察合台诸王归国,取已经在位的木八剌沙而代之。[2]阿鲁忽是察合台之子拜答里之子,跟随阿里不哥为时已久,当被视为其心腹。

除了军食问题之外,决定双方胜负的主要是双方实力对比。与忽必烈控制了汉地庞大的人力物力资源不同的是,阿里不哥除了其兄蒙哥的旧部之外,其所能依靠的主要是散处漠北草原的游牧部落。郝经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他指出:大蒙古国国都和林虽在政治上非常重要,但距汉地辽远,仅从忽必烈登基的开平起算即达四千余里。而阿里不哥:

“所据之地又去和林西北三千余里,在金铁山外,其极北则骨利干等,西南则火石林牙、诸回鹘也,乃汉西突厥北偏,地穷荒徼,阴寒少水,草薄土瘠,大抵皆沙石也。其所从之人惟是西域近左小小部族,为所胁制者,如为必死之寇,并命冲突,不过乎闯瀚海,窥河湟,摇荡遐裔。”[3]

换而言之,在忽必烈部下郝经这班汉臣看来,即便阿里不哥据有漠北而不降,其前途也不过只能威胁边裔,不可能动摇国本。

除了军队需要给养外,西道诸王旭烈兀和别儿哥的态度都已发生变化。阿布·勒·哈齐甚至提到了别儿哥进攻阿里不哥的事,他说:“在钦察草原,在赛因汗(按:指拔都)死后,其弟别儿哥斡兀立继位。阿里不哥率一支大军进攻他,为别儿哥所败,逃回哈剌和林。”[4]别儿哥与阿里不哥作战的事迹,目前尚未找到其他史料作为旁证。至于旭烈兀此时的态度,郝经曾提到两点,其一是:“旭烈大王总统西师,奄征西海,镇压西域三十余国,主上母弟也,去中国三万余里,亦遣使劝进,言:‘兄亡弟及,祖宗法也。长兄既没,次兄当立。兄若不立,吾谁与归?’”[5]即旭烈兀属于西道诸王中支持忽必烈者,他虽然未派员参加开平的登位大典,但曾遣使劝进。其二是:“于旭烈大王统御西土,其容大肆僭逼。纵使劫制其子,讵肯以兄臣弟?且其兵势足以自帝一方,又讵肯以众从寡,以顺从逆,以强从弱?则彼卒无所成无所疑也。”[6]

郝经是说,旭烈兀的力量强到“足以自帝一方”,即便阿里不哥劫制旭烈兀之子,即术木忽儿(旭烈兀西征时,曾留术木忽儿于蒙古本土),旭烈兀也不可能支持他。那么,旭烈兀的力量源于何处呢?在郝经所列举的当时西域足以威胁阿里不哥的力量有:“而波斯、外五、大食、安息等。”除了“外五”(即畏兀儿)之外,皆处于旭烈兀的控制之下,用郝经的话来说,就是“皆西域强国,与相犬牙,亦足相制”。因此,阿里不哥派阿鲁忽归国的具体目的,按《史集》所记,则是阿里不哥不仅希望阿鲁忽为他送来援兵和给养,而且派兵沿阿母河布防,使旭烈兀不得东援忽必烈。

从阿里不哥方面来说,派阿鲁忽归国夺位是为了控御西域,切断旭烈兀与忽必烈的联系。而对于察合台兀鲁思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从察合台兀鲁思在蒙古帝国中的地位来看,阿里不哥交给阿鲁忽的不只是其祖父传下的份地,即前面提到的从畏兀儿之边延伸到阿母河以北之地的草原区域,而授权阿鲁忽统辖的领土西面一直达到阿母河。这是“蒙古大汗”首次承认察合台兀鲁思有权控制整个突厥斯坦和阿母河以北农耕区,尽管这在阿里不哥心目中,可能只是权宜之计。而这一区域此前按元宪宗蒙哥时的统治体制,是属于“别十八里等处行尚书省”治理,其长官为牙剌瓦赤之子麻速忽。

至于前面郝经所提到的“外五”,即畏兀儿之地的情况呢?自成吉思汗时代畏兀儿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杀西辽少监,归降蒙古后,畏兀儿之地被纳入蒙古国版图。但成吉思汗视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为“第五子”,还嫁以公主。因此,畏兀儿有如后来的高丽一样,是蒙古帝国的属国,其具体治理仍委以亦都护。而从整个蒙古国的体制上来讲,它是朝廷的直辖地,归由“别十八里行尚书省”管理,不属于任何诸王兀鲁思,当然也不属于察合台汗国。在宪宗蒙哥征宋时,畏兀儿亦都护马木剌曾率军随征至蜀地。蒙哥死后,他很可能与蒙哥大将哈剌不华等人一起退至河西。据《高昌王世勋之碑》记载,他归回火州后死去。阿里不哥之乱中,在河西的浑都海、阿蓝答儿被忽必烈擒杀后,余众奉哈剌不华为主将。中统元年(1260年)冬,哈剌不华之军曾取道哈迷立达畏兀儿北境的别十八里,但火州的情况不清楚。

据宏达迷儿说,阿鲁忽原名塔里忽(Talïqu),[7]他奉阿里不哥之命离开谦州后来到阿力麻里,于回历658年(1260年)底登上汗位,“开始了统治者的生涯,并将幸运之旗插在太阳的金帐之上”。[8]据拉施都丁记载,阿鲁忽至突厥斯坦时,已拥有骑兵15万人,对比成吉思汗建国时,其武力也不过95千户,因此阿鲁忽其时所拥有的是一支非常强大的武力。阿鲁忽夺取汗位后,原充任监国之职的兀合忽乃妃子的权力被剥夺,逃至阿里不哥所。阿鲁忽按阿里不哥的旨意,向阿母河以北地区发展势力,他派聂古伯斡兀立(Negübei Oghul)率骑卒5000,且使诸大臣中之兀札察儿(Uimg270aimg271ar),诸必阇赤中哈巴失·阿迷的之子速黎曼别乞(Sulaimān Beg),诸札鲁忽赤中负有盛名的阿必失哈(Abïšqa)与之俱行,至撒麻耳干、不花剌及阿母河以北其他地区,以防御彼处边境,行阿鲁忽之号令。[9]

当时在阿母河以北地区的政治势力,除了宪宗所设别十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之外,还有术赤家族。由于术赤系拥戴蒙哥即位有功,宪宗朝其势力在中亚迅速增长。别儿哥在不花剌得到了不少伊斯兰上层人士的支持,其中有当地最具声望的苏菲派长老巴哈儿兹人赛甫丁(Saif al-Dīn)。聂古伯斡兀立等至其地,尽杀别儿哥臣属,掠取其财物,赛甫丁之子不鲁罕丁(Burhan al-Dīn)亦被杀。此行聂古伯斡兀立掠得不少珍物,而兀札察儿则赴花剌子模。[10]

瓦撒夫对阿鲁忽在突厥斯坦的活动的记载值得讨论。他说,阿鲁忽“征服了从阿力麻里直到Kendschel(img272),塔剌思、可失哈儿,以及直到阿母河岸[之地],征集了察合台的军队,在短短的时间里得到巨大的成功和庄严的独立。他占有了原来要奉献给阿里不哥的财富”。[11]这里提到的几个地名,多为中亚史地研究者熟知,唯有Kendschel(img273)非常罕见,应为Kundschuk(img274)之讹写。

Kundschuk(img275)在《瓦撒夫史》中数见。例如,该书在提及到在八剌(Boraq)为察台台兀鲁思汗时代,窝阔台后裔海都之军占据了“从塔剌思,Kundschuk(img276)、讹打剌、可失哈儿和阿母河那边的整个地带”。[12]Kundschuk(img277)的《瓦撒夫书》中波斯文原文只写出四个辅音KNJK,并未标注元音,其德文转Kundschuk中的元音是德译者哈默·普尔格施塔勒加上的。笔者疑此名源自ken(d伊朗语“城”)+je(k指小后缀),意为“小镇”、“小城”。因此瓦撒夫所提到的(img278)这个地名,德文宜读为Kendschek,其相应的拉丁转写应为Kendjek在13—14世纪,塔剌思是一座由几个互相邻近的镇子组成的一座草原城镇,除塔剌思(Talas/Taras)之外,还有Kundschuk(img279)与养夷(Yängi)。养夷(Yängi)在突厥语中意为“新”,15世纪上半叶成为塔剌思诸城中最著名者,为东察合台汗国所据,曾为陈诚提及。

瓦撒夫接着提到:“阿鲁忽派聂古伯斡兀立、撒台额勒赤(Sadai Iltschi/Sadai Ilimg280i)前往阿母河岸,并命聂古伯斡兀立与撒麻耳干和不花剌的长官一起保卫这一地区。撒台额勒赤前往忻都之地,引诱(按:字面译作以奉承之法)统率大军的诸将归顺。”聂古伯斡兀立到阿母河岸之地后,谨慎地使用着所统率的军队。自窝阔台以来就一直统治着撒麻耳于和不花剌的著名大臣丞相大夫和不花蒲察(Boka Buscha)也前来归降阿鲁忽,并得允继续供职。而撒台额勒赤则引诱驻于此地的大将麻儿兀里勒(Merghaul)、忽都鲁帖木儿(KotloghTimur)、帖木儿不花(Timur Buka)以及其他的带兵将领,使之投诚。[13]驻守在阿母河以北地区的丞相大夫和不花蒲察,都应是蒙哥所设别十八里行尚书省的官员,麻儿兀里等人也应是大汗派驻于彼的蒙古军事首脑。阿鲁忽收降了这些人后,实际上已把朝廷对别十八里等处行尚书省的管辖权收归己有了。

除了阿母河以北地区之外,蒙古国朝廷在邻接忻都之地的怯失迷儿、巴达哈伤之地也有军队,即撒里那颜所部。《史集》提到:

(蒙哥合罕?)曾“派出两万军队到忻都斯坦边境,下令驻在浑都思·巴黑兰(Qūndūz B[a]qlān)[14]和巴达哈伤之境,统率之权交给了蒙格都(Mūn[k a]-dū)。[15]他死后[,统率权]转授给忽忽秃(Hoqut),[16]忽忽秃死后[,合罕]派遣这位撒里那颜继任他的职位,统率这两万军队。这正是[蒙哥合罕]指派旭烈兀汗到伊朗之时。蒙哥合罕对撒里那颜说道:‘你所前往的国家,是忻都斯坦和呼罗珊交界之处,与旭烈兀所前往的国土相邻。你要作为他的大军的一支部队永远在那里,也就是把你的事和你的军队委托给了他[旭烈兀汗],你应当受他统辖。’当撒里那颜问道:‘我在那里到何时为止?[’蒙哥合罕]降旨道:‘你要永远在那里!’撒里那颜率领军队到了忻都斯坦和怯失迷儿,征服了很多地方,运来[各种]战利品,并将大批印度俘虏送到了旭烈兀汗处。现今住在这里的各滕哲(īnimg281eh)[17]村庄的大部分印度人,都出自他们。在[撒里那颜]之后,那支军队由他的儿子兀剌都(Uladū)那颜统辖”。[18]

在这里,拉施都丁所说的这支军队指挥系统变化的过程是:蒙格都→忽忽秃→撒里(受旭烈兀管辖)。在另一处,作者又提供了一些细节。《史集》在叙述蒙哥即皇帝位后,派忽必烈征契丹、旭烈兀征木剌夷之后,接着提到他把“那些作为探马和答亦儿(Dāīr)把阿秃儿的前往怯失迷儿和忻都的军队,都归诸旭烈兀汗”。“而此后,又把他们转给了塔塔儿人撒里那颜。他占据了怯失迷儿,并从那里带出了好几千俘虏。”[19]即这支军队原先归答亦儿统领,后来转归撒里。《史集》的这一段记载指的就是《元史·宪宗纪》提到的蒙哥遣撒里征身毒/忻都思一事,该书记宪宗二年(1252年)秋七月:“命忽必烈征大理、诸王秃儿花、撒(丘)[立]征身毒,怯的不花征没里其、旭烈兀征西域素丹诸国。”[20]同书在宪宗三年(1253年)夏六月条又记:“命诸王旭烈兀及兀良合台等帅师征西域哈里发、八哈塔等国。又命塔塔儿带撒里、土鲁花等征欣都思、怯失迷儿等国。”[21]这里将撒立/撒里称为“塔塔儿带撒里”,即塔塔儿人撒里。与《史集》所述撒里是塔塔儿人完全吻合。

这支驻扎在忻都思和怯失迷儿之边的2万人的大军,现在成了阿鲁忽的军队。这一点只见于《瓦撒夫史》记载。瓦撒夫说:当蒙哥合罕成为君主时,“他派撒里把阿秃儿率领一支军队前往彼处(按:指忻都之地),并委以无限的权力”。但撒里在当地实行暴虐的统治,如同许多趾高气扬的蒙古贵族一样。于是人们纷纷“抱怨他的专制和残暴,粗野的方式和不肯通融的固执”。这就为阿鲁忽对付他创造了绝好的条件。阿鲁忽所派出的撒台额勒赤俘虏了撒里把阿秃儿,把他禁锢起来,并获取了他的全部军队,向撒麻耳干和不花剌进军。[22]

察合台汗国自阿鲁忽即汗位后,成了中亚历史舞台上的可观势力。究其原因,盖因阿里不哥欲与忽必烈争夺帝位,急需在察合台汗国里扶植傀儡,为他防守西境、征集给养、提供兵源。这就拱手把原来属于朝廷的管理阿母河以北地区和突厥斯坦的权力奉送给了阿鲁忽。蒙古亲贵之间的内讧,使远离朝廷的别十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中执事的大臣们无所适从,不得不归降于阿鲁忽。阿鲁忽是在占有了原先属于朝廷驻守在阿母河以北地区及忻都之边的军队之后,才强大起来的。他强大的同时,也播下了反抗阿里不哥的种子。阿里不哥为反对忽必烈而扶立阿鲁忽,现在他要自食其果了。

二、阿鲁忽叛阿里不哥降忽必烈

阿鲁忽叛阿里不哥的导火线是他拘捕了阿里不哥征集军需的使臣。前已提及,忽必烈的封锁措施断绝了阿里不哥从汉地攫取人力与财富的可能,迫使他把注意力转向西方。阿鲁忽被派往西域时,他所期望的并不只是察合台汗国自身力量。察合台兀鲁思所占据的草原地区人口稀少,财力有限。而按蒙古旧制,诸王贵戚在大汗出征时,也只从自己投下的属民中抽出1/10或2/10随行。阿里不哥希望在于,控制整个阿母河以北和突厥斯坦原来属于朝廷的土地和人口,依靠那里的人力物力继续战争。因此,阿鲁忽受命前往原别十八里等处行尚书省辖地的主要使命,就是为阿里不哥的军队提供军需、兵源。如上所述,阿鲁忽初至西域时,的确按原计划行事,立即着手控制当地的这些土地、军队和财富。

阿鲁忽依靠阿里不哥的支持控制了大片原属于朝廷别十八里等处行尚书省的土地及大汗在今中亚地区的驻军而强大起来,这些力量成了察合台兀鲁思在当地立国的资本。但如果将这些军队、财富交给阿里不哥,对察合台汗来说,取得与术赤家族、旭烈兀在蒙古帝国内的同样地位的愿望就会化为乌有。这就注定了阿鲁忽与阿里不哥之间将要发生冲突。

就在聂古伯在阿母河以北之地大肆掠取财富时,阿里不哥的使团来到了。其首领为不里台必阇赤(Büritei Bitikimg282i)、药失木(Yoshmut)之子沙的(Šādi)和也里可温(Erkegün)。他们传达阿里不哥的旨意,下令征集财物、马匹和各种器械。阿鲁忽在很短时间里,征集了大量的物资财富。如果这些财富被启运至阿里不哥处,阿鲁忽失去的将不只是眼前这些为数巨大的财富,而且意味着他不得不承认阿里不哥继承了对自成吉思汗到蒙哥四代蒙古大汗对阿母河以北地区和突厥斯坦之地的统治权。可以说,察合台汗国能否成为一支强大的势力,其关键之一就在于改变蒙古国时代在西域的统治体制,削弱朝廷大汗的在中亚势力。当时在阿鲁忽眼里,阿里不哥是大汗,故他力图削弱的是阿里不哥的力量,占有原本应当启运交付给阿里不哥的财富,于是他开始寻机拘捕阿里不哥的使臣。

一日,阿鲁忽闻知不里台、沙的和也里可温等人在外扬言:“我等奉阿里不哥之圣旨征得此货物,此事与阿鲁忽无关。”不里台等使臣的话充分表达了这样一个观念,即阿里不哥自认为是其兄元宪宗蒙哥的继位人,所以他有当然的权力在别十八里行尚书省的辖区内征调军需。而阿鲁忽则只不过是察合台兀鲁思汗,只能在自己的封地内发号施令,对大汗在西域朝廷直辖地的事务无权过问。但是,时代已发生变化,忽必烈与阿里不哥谁有权继承皇位的问题尚未见分晓,阿里不哥的合法统治权尚未得到整个蒙古国成吉思汗后裔亲贵的全体确认。此外,阿里不哥在漠北与河西的冲突中败于忽必烈,使其威信大跌。这对阿鲁忽来说,的确是一个公开挑战阿里不哥的良机。阿鲁忽借口阿里不哥使臣口出狂言,乃命囚系诸使,没收其所征集的财物。[23]

拉施都丁在另一处也提到阿鲁忽叛阿里不哥之事:阿里不哥派出使臣去其地,命令每十头牛中征两头为税,使臣还要征集大量的钱财和军队使用的武器。三位使臣至阿鲁忽处,向阿鲁忽转达了阿里不哥的圣旨,并开始着手征集牲口、金钱和武器。当征集到一定数量时,他们便将这些征集品运出。在回历661年(1262—1263年),阿鲁忽留住使臣,要他们等其他使臣征集任务完成后,一起动身。阿鲁忽以这样的行为,开始表明他应是阿母河以北之地和突厥斯坦的新主人。当其他使臣完成征集任务后,发现前一批使臣尚未启程,其货物也未启运,并得知这些使臣的行动受到阿鲁忽的阻挠,遂向阿鲁忽的斡耳朵送去口信道:“吾等奉阿里不哥之札儿里黑来此征税,殿下有何权力凌驾于吾等之上,且滞留吾等之那可儿。”由于使臣们所征集的财物数量如此庞大,也由于使臣们所使用的尖厉言辞,使阿鲁忽十分不快,于是他下令囚系使臣。[24]

阿鲁忽拘禁阿里不哥前来征集军资的钦差是一项事关重大的行动。尽管阿鲁忽在夺取了原属于朝廷的别十八里等处行尚书省对阿母河以北之地和突厥斯坦的统治权后,实际上已经一步一步地朝与阿里不哥对抗的方向走去,但是事情发展得这样迅速而突然,是他未预估到的。他召集大臣会议,寻求对策。诸大臣答曰:“殿下囚禁彼等之前,宜先与臣谋商。今吾等已反叛了阿里不哥,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与阿里不哥决裂,向忽必烈合罕提供帮助。”于是阿鲁忽处死阿里不哥的使臣,扣留了全部钱财和武器装备。[25]《史集》在另一处再次提到此事:囚系使臣后,“其诸大臣乃议曰,今有此举,则不能不与阿里不哥绝。前者,兀鲁忽乃可敦已怀恨而去,我辈实无力再咎责阿里不哥。然为今计,惟有决叛阿里不哥,而归命合罕耳。谋既定,乃杀诸使者,以所集货物散给诸军”。[26]

阿鲁忽已经拥有15万骑兵,又夺得原应输往阿里不哥处的资财,应当具备了对抗阿里不哥的实力。那么,他担忧什么呢?他担忧的应为阿里不哥大将哈剌不花所统领的军队。原驻于河西的阿里不哥支持者浑都海等为忽必烈之军击杀后,余军奉蒙哥征蜀名将哈剌不华为主将,继续效忠于阿里不哥。这一支军队历经沙州、伊州(哈迷里)、别十八里、昌八里、马纳思河,于中统二年(1261年)至叶密里城(今新疆额敏)。[27]这一支力量随时可能进攻阿鲁忽。

而正与阿里不哥为争夺帝位而鏖战的忽必烈,则成为察合台兀鲁思可依靠的力量。忽必烈的势力此时并非远在汉地,其兵锋已踵哈剌不华之迹西进,伸入畏兀儿地。《经世大典》提到:“中统二年(1261年),敕徒和林、白八里及诸行路金玉玛瑙诸工三千余户于大都,立金玉局。”[28]这里提到的白八里即《辽史·耶津化哥传》所提到的白拔烈[29]以及《海敦东行纪》所记之Berbalex。[30]ber,突厥语,一也。《元史·哈剌亦哈赤北鲁传》所提到的独山城,当为白八里/白拔烈之名的意译,[31]其地位于今新疆木垒县境。

当时在中亚地区与察合台兀鲁思为邻的是窝阔台汗国。两汗国大体隔今准噶尔盆地之古尔班通布沙漠相望,该沙漠以南之天山以北草原,属察合台氏族,而其北的按台山南北则属窝阔台家族。阿里不哥势力向西的扩张,不但对阿鲁忽是巨大的威胁,也挤压了窝阔台兀鲁思的生存。忽必烈不但在漠北打败了阿里不哥,且沿河西、哈密立追击哈剌不花的兵力到达畏兀儿之举也影响了窝阔台家族在这场皇位争夺战中的态度。

驻牧于霍博(今新疆和布赛尔)、叶迷里一带的窝阔台系诸王均受制于主其兀鲁思事之脱烈哥那皇后之妹,他们中大部分人没有参加阿里不哥和忽必烈的即位大典。哈剌不华至叶迷里后,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即处于他的监领之下。脱列哥那之妹与贵由幼子大名王禾忽[32]皆有东去朝见忽必烈的打算。耶律希亮之母密知其情,携希亮入见,为哈剌不华察觉。哈剌不华立遣其族弟脱鲁火察儿督责穷诘,不得要领。中统三年(1262年)二月,禾忽等经霍孛至忽只儿之地。[33]这时,禾忽和阿鲁忽在对待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位战争的问题上,态度趋于一致。显然是为了防止被各个击破,阿鲁忽亦来到忽只儿之地,并杀阿里不哥在当地所置镇守者唆罗海,欲附忽必烈。中统三年(1262年),阿鲁忽与还至叶迷里。[34]

《史集》记载了阿鲁忽与忽必烈互相遣使往来的史实:“其时旭烈兀与阿鲁忽皆向合罕,二人相与遣使,往来不绝,以其不直阿里不哥所为,故严拒之也。旭烈兀遣使来合罕所。阿鲁忽之使随之亦至。忽闻海都、忽都虎与阿里不哥要结,即将动兵。”[35]海都在中统年皇位之争中支持阿里不哥的材料不多见,可能是阿里不哥即位之初他起的作用不大的缘故,此为提及海都反对忽必烈的时间的最重要史料。阿鲁忽的归降,使忽必烈与旭烈兀联合的势力从东到西连成一线。

“合罕乃使人至旭烈兀汗及阿鲁忽处,告以敌谋将取其地。因言:‘为今计,须另保各地,自阿母河畔迄大食域密昔儿之河,乃祖宗以来久负令名之蒙古军队戍地。尔旭烈兀知之,可善为防御。自阿勒台山之彼侧至阿母河畔之人民与‘兀鲁思’,阿鲁忽知之,使善防守。自阿勒台之此侧至滨海之地,我自守之。’”[36]

拉施都丁则说,阿鲁忽遣使到忽必烈合罕处去以后,得到了一道圣旨公文(yarligh)和一个牌子。[37]

对忽必烈来说,他授予阿鲁忽的圣旨、承认阿鲁忽对原朝廷所属别十八里行尚书省辖区突厥斯坦及阿母河以北之地的统治权,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争取阿鲁忽,而将其原先凭借阿里不哥的圣旨在中亚得到的一切,重新明确肯定属于察合台兀鲁思所有而已。阿里不哥与阿鲁忽决裂的原因正在于他不承认阿鲁忽对这块原属朝廷的土地的所有权。在他看来,阿鲁忽只不过是根据大汗,即阿里不哥本人的命令,去申明这里的新主人是阿里不哥。如果忽必烈也以别十八里等行尚书省辖地属于大汗为由,剥夺阿鲁忽对那里的统治权,则阿鲁忽是决不会站到他一边与阿里不哥作战的。至于阿鲁忽杀阿里不哥之使,向忽必烈表示归顺的时间,根据汉籍中关于昔木土之战发生于中统二年(1261年)十一月,《耶律公神道碑》中关于阿鲁忽中统三年(1262年)二月禾忽与阿鲁忽杀唆罗海欲附世祖,及同年五月阿里不哥兵至西域的记载,可大致推断为中统三年春。

三、小结

由上述分析可知,阿鲁忽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获得成功的。当时蒙古国出现了两位大汗,即阿里不哥和忽必烈。他们即位伊始,就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搏斗,而并未如其前任一样建立对阿母河以北和突厥斯坦的控制。阿鲁忽控制下的察合台汗国迅速地发展成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主要是侵吞了原属朝廷在别十八里等处行尚书省的辖地,收编了大汗派驻中亚的军队,占有了当地的财富,这些都是阿鲁忽之前的察合台兀鲁思统治者未曾做到的事。而阿鲁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恰恰是由于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之间的争位之战所造成的客观形势,为他提供的极为有利的条件。但是,阿鲁忽统治下的察合台汗国尚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仍然是蒙古国内的一个藩国。阿鲁忽虽然迅速强大起来,但其力量还不足以割地自守,所以他始终以蒙古大汗的藩王身份活动。

(原载《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收入本书时有所改动)

【注释】

[1]郝经:《复与宋国丞相论本朝兵乱书》,《陵川集》卷38,明正德二年李瀚刻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1册,书目文献出版社,无出版年代,页830。

[2]拉施都丁:《史集》(Rašīd al-Dīn,Jām‘i al-Tawārīkh)第2卷《忽必烈合罕纪》邵循正先生汉译《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清华学报》第14卷第1期,1936年(以下简称《史集》第2卷《忽必烈合罕纪》邵循正先生汉译《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史集》第2卷英译本(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tr.by J.A. Boyl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页252。

[3]郝经:《复与宋国丞相论本朝兵乱书》,《陵川集》第38卷,页830。

[4]阿布·勒·哈齐:《突厥世系》(Abū al-Ghāzī Bahādur Khān-nïng ta'alīfīdur,Šajara-i Türk),戴美桑1874年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出版部察合台文和法译合璧2卷本《阿布勒哈齐把阿秃儿汗的蒙古人及鞑靼人史》(Histoire des Mogols et des Tartares par About-Ghazi Béhadour Khan,publiée,traduite et annotée par Le Baron Desmaisons,St.Ptéersbourg,Imprimerie de 1'Académie Impréiale des sciences,1874),卷2,法译,页156。

[5]《复与宋国丞相论本朝兵乱书》,《陵川集》卷38,页830。

[6]《复与宋国丞相论本朝兵乱书》,《陵川集》卷38,页830。

[7]宏达迷儿:《旅行者之友》巴黎1853年波斯文节刊及法文节译合璧本《突厥斯坦和阿母河北地区的蒙古汗史》(Khwandamīr,Habīb al-Siyār,Histoire des khans Mongols du Turkistan et de la Transoxiane,extraite du Habib Essiier de Khondemir,traduite du Persan et accompagne de notes,par M.C.Defremery,Paris,1853),法译,页65。

[8]瓦撒夫:《瓦撒夫史》第1卷,哈默·普格施塔勒波斯文原文与德译合璧本,维也纳,1856年,德译,页29。回历658年最后一月,相当于1260年11月7日至12月5曰之间。宏达迷儿对阿里不哥派阿鲁忽到中亚的记载是:“他(按:指阿里不哥)向诸大臣请教。他们都认为阿里不哥(应)派一位亲王在那里(按:指突厥斯坦)统治,以形成一道(位于)他与敌人之间的堤坝。按这一决定,阿里不哥将察合台的兀鲁思指定给阿鲁忽,这是在回历658年(1260年)。这位亲王带着豪华的仪仗赴国就位。于是他向别十八里进发,兀鲁忽乃妃子出于无奈放弃了自己的权力。阿鲁忽在征服了包括从阿力麻里直到只浑河(按:即阿母河)之边的土地后,此时已征集了一支15万人的可畏的骑兵。”上引德弗雷麦里法文摘译本,页66。

[9]《史集》第2卷《忽必烈合罕纪》邵循正先生汉译《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页97—98;《史集》第2卷,英译本,页257—258。聂古伯,邵先生读作别乞(Bīkī),对照瓦撒夫书,应以波义耳所读为是,即取Negüb(ei聂古伯)读法。

[10]《史集》第2卷《忽必烈合罕纪》邵循正先生汉译《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页98;《史集》第2卷,英译本,页258。

[11]《瓦撒夫史》第1卷,德译本,页24。

[12]《瓦撒夫史》第1卷,德译本,页128。

[13]《瓦撒夫史》第1卷,德译本,页25。撒台额勒只,此名之后半部Iltschi,当系蒙古文elimg283i,额勒只,使臣之意,又为统治者。如成吉思汗之弟名(中)合赤温·额勒赤。不花浦察(Buka Buscha)名称的后半部Buscha/Buša,有可能是女真姓氏“蒲察”之波斯文音译。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西征时曾在撒麻耳干(Samarqand)暂住,与当时镇守其西蒲华城(不花剌/布哈拉,Bukhāra)的蒲察元帅父子有密切联系。这里提到的不花浦察(Buka Buscha),有可能即蒲察元帅之子。

[14]系指在今阿富汗喀塔干·巴达克山省境内的地区。浑都思地区位于阿母河左岸支流昆都兹河沿岸,首府浑都思在该河与塔里寒河汇流处稍南。巴黑兰位于浑都思以南戈里河畔。昆都兹河即由戈里河与旁遮什尔河汇合而成。

[15]此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藏抄本作mūnkeh。

[16]此名Hūqutāi之前有字母b,贝勒津把它看作是名称的一部分,译写作Bühūqtū,俄译者认为这个b表示与格(即作介词用),不是名称的一部分。

[17]īnjeh,即Injü,王家庄园,御用土地。

[18]《史集》第1卷第1分册,俄译本,页109—110;汉译本,页177—178。拉施都丁讲到一则撒里最初受到蒙哥赏识的故事:合剌·蒙格秃·兀赫“有个儿子叫撒里(Sālī),在蒙哥合罕时当了大臣和受到信任。其原因如下:在唐兀惕地区有两个堡寨,一个名为秃克只([Tūkjī],苏联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藏抄本作[qūlhī]),另一个名为东胜堡(Tūqs[a]nbeh,伊斯坦布尔抄木作Tūq[?]snīeh,伦敦抄本和苏联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藏抄本作Tūqsīneh,贝勒津书作Tūqīne[h他译写Тукина])。蒙哥合罕亲自围攻它们。他遥观(他的军队)如何作战。(蒙哥合罕)看到自己的一个矮个子的战士,手握长矛,奔上城墙,这时一个人手里拿着剑迎面向他杀来(;蒙哥合罕)的战士没有后退,他登上城头,用矛剌中了那个持剑者的颈,将他剌翻在地。蒙哥合罕见这个战士如此勇敢,很高兴,他立即下令,向军中索取这个以身材矮小为特征的战士,把他带到他那里去;(蒙哥合罕)认出了他,在问到有关情况时,战士所述,恰如蒙哥本人亲眼所见。于是(合罕)确信这就是那个(战士)本人。(蒙哥合罕)嘉奖了他,授以大臣之衔,他在职位上成为特别受信任(aīnāq,倚纳)和受尊敬的人”(《史集》第1卷第1分册,俄译本,页109;汉译本,页117)。这一段叙事的时间有不少疑问。蒙哥并未统率大军征伐过唐兀之地。况且,我们知道,蒙哥即位后不久,就派撒里征忻都之地,在此之前撒里被蒙哥从战士中选拔出来之事,只能发生在西征中,此不解之处。

[19]《史集》第3卷阿里·札德波斯文合校本与阿伦德斯俄译合璧本,Рашид-ад-Дин,Сборник Летописей,т.3,巴库,1957年,俄译本,页23。《部族志》在叙述斡罗纳兀惕种时提到:“在成吉思汗时,有位异密叫答亦儿,被他[成吉思汗]连同军队一起赐给了窝阔台合罕,他曾在察合台左右。”(《史集》第1卷第1分册,俄译本,页168;汉译本,页275)这位答亦儿与撒里的前任的关系待考。

[20]《元史》卷3,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页46。撒立,百衲本作撒立,《元史》校勘者根据下文提到的撒里,改作撒立,见页55,校勘记〔六〕。怯的不花所受命出征之“没里其”,即木剌夷。怯的不花后来成为伊利汗国大将,在与埃及马木鲁克王朝交战的阿音·札鲁忒(今地位于以色列北部)之战中阵亡。

[21]《元史》卷3,页47。旭烈兀受命出征之西域哈里发,在前一史料中称“西域素丹”,即唐代之黑衣大食(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君主。八哈塔为其都城,元代又称“报达”,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Bagdad)。

[22]《瓦撒夫史》第1卷,德译本,页24—25。按《史集》,撒里归旭烈兀管辖,但阿鲁忽夺取其军队后,史料中未记旭烈兀的反应。

[23]《史集》第2卷《忽必烈合罕纪》邵循正先生汉译《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页97—98;《史集》第2卷,英译本,页258。

[24]《史集》第2卷,英译本,页150。拉施都丁在此之前还写了一段话:“他(按:指阿里不哥)令蒙哥汗之子阿速台处死了(阿必失哈——忽必烈即位之后受命归国即位的察合台后裔诸王)。察合台第六子拜答里之子阿鲁忽当时与阿里不哥在一起。他(按:阿里不哥)发给他一道圣旨,指定他成为察合台兀鲁思的统治者,命令他守卫与忽必烈合罕的军队以及察合台后裔的军队所相对的(地方的)边界,从突厥斯坦地区为(其)军队征集钱财、供养和装备。并将所有这一切都运送给他,使他能较为顺利地与忽必烈合罕的军队作战。阿鲁忽到达了,并宣布了圣旨,做了统治者。兀鲁忽乃妃子到阿里不哥处去,抱怨阿鲁忽。她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不久,阿里不哥派出使臣到其处征收赋税。”

[25]《史集》第2卷,英译本,页150。

[26]《史集》第2卷《忽必烈合罕纪》邵循正先生汉译《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页98《;史集》第2卷,英译本,页258,将诸大臣的话译作:“殿下所为(使殿下)已失去阿里不哥之宠爱,特别是兀鲁忽乃妃子已前去彼处抱怨。吾等(靠自己)无法抗拒他的咎责和愤怒。由于我们已成为他的敌人,因此支持合罕倒是可行的。”

[27]危素:《耶律公神道碑》,《危太朴续集》卷2,刘氏嘉业堂刻本,页617。

[28]《经世大典序录》,《国朝文类》卷42,《四部丛刊》,页471。

[29]《辽史》卷9《4耶律化哥传》记曰,辽开泰元年以后,辽廷“遣化哥经略西境。化哥与边将深入。闻蕃部逆命居翼只水(按:今新疆阿勒泰地区之额尔齐斯河),化哥徐以兵进。敌望风奔溃,获羊马及辎重。路由白拔烈,遇阿萨兰回鹊,掠之。都监袅里继至,谓化哥曰:‘君误矣!此部实效顺者。’化哥悉还所俘。诸蕃由此不附”(页1381—1382)。耶律在白拔烈遇到的阿萨兰回鹘,应为高昌回鹘。

[30]海敦对Berbalex的位置记道:他离开蒙哥,经横相乙儿达Berbalex,又至别十八里。乞剌可思·刚札克赛《海敦行记》波义耳英译本《小亚美尼亚国王海敦一世的旅行》(J.A.Boyle,“The Journey of Het'um I,King of Little Armenia”),《中亚杂志》(CAJ),1964年;何高济汉译本《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1981年,北京。

[31]《元史》卷12《4哈剌亦哈赤北鲁传》对元代之独山城有如下记载:“(哈剌亦哈赤)从帝(按:成吉思汗)西征。至别失八里东独山,见城空无人,帝问:‘此何城也?’对曰:‘独山城。往岁大饥,民皆流移至他所。然此地当北来要冲,宜耕种以为备。臣昔在唆里迷国时,有户六十,愿移居此。’帝曰:‘善!遣月朵失野讷佩金符往取之,父子皆留居焉。后六年,太祖西征还,见田野垦辟,民物繁庶,大悦。问哈剌亦哈赤北鲁,则已死矣。乃赐月朵失野纳都督印章,兼独山城达鲁花赤。”(页3047)在1375年的卡塔鲁尼亚地图册中有Perbalech地名,亨利·高第耶《查理五世之卡塔兰地图中的远东》(Herri Cordier,“L' Extriéme-Orient dans L'Atlas Catalan de Charles V”),《历史及描述地理学报》(Bulletin de géographie historique et descriptive),1895年,页40,据哈密尔顿:《论钢和泰卷子》(James Hamilton,“Autour du Manuscrit Staël-Holstein”),《通报》,页146—147。这里的Perbalech应该就是白八里。

[32]大名王之号,当来自禾忽之父贵由的封邑。《元史》卷2《太宗纪》:太宗八年(丙申年)秋七月诏曰以中原诸州民户分赐诸王贵戚,“古与(按:贵由),大名府”(页35)。

[33]何地待考。

[34]危素:《耶律公神道碑》,《危大朴续集》卷2,页7。

[35]《史集》第2卷《忽必烈合罕纪》邵循正先生汉译《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页94《;史集》第2卷,英译本,页255。忽都虎,邵循正注曰:盖禾忽Qūqū之讹,波义耳以为指蔑儿乞部长脱脱(Index,页366)。波义耳显然误。至于邵循正Qutuqu为禾忽之说,亦难自圆。据《耶律公神道碑》,禾忽此时正欲入见忽必烈。这个Qutuqu的勘同问题,待考。

[36]《史集》第2卷《忽必烈合罕纪》邵循正先生汉译《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页94《;史集》第2卷,英译本,页255—256。《突厥世系》对此事亦有记载:“这时,忽必烈合罕接待了旭烈兀汗以及别儿哥和阿鲁忽的使臣,他们对他(按:指忽必烈)表示,承认忽必烈为皇帝。忽必烈合罕授予旭烈兀所有自阿母河延及叙利亚和埃及的土地;授予别儿哥钦察草原和一切属于赛因汗(按:指拔都)的土地;最后,对察合台之幼子阿鲁忽(按:阿布·勒·哈齐此处误,阿鲁忽非察合台之子,乃察合台第六子拜答里之子,见《史集》),则赐以自阿勒台至阿母河之地。”(《突厥世系》戴美桑法译本,页156)《突厥世系》与《史集》的区别在于对别儿哥的描述上。《史集》说别儿哥此时向阿里不哥和忽必烈“双方通使,两面周旋”(《史集》第2卷《忽必烈合罕纪》邵循正先生汉译《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页94《;史集》第2卷,英译本,页256)。

[37]宏达迷儿书德弗雷麦里法文译本《突厥斯坦和阿母河以北地区的蒙古汗史》,巴黎,1853年,页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