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吉思汗使团到沙哈鲁国王的使团
一、沙哈鲁使团的组团方式——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1368年元朝的灭亡，也是地跨欧亚的蒙元帝国的终结。元顺帝率蒙古皇室亲贵退居大漠南北，明朝继承其对汉地的统治；西域察合台汗国的成吉思汗后裔汗室大权旁落，权贵巴鲁剌思氏帖木儿兴起，史称帖木儿朝。帖木儿西征波斯伊利汗国，北侵钦察汗国，使其帝国与明朝一道成为在蒙元的废墟上崛起的强大国家。
明太祖时明与帖木儿帝国已相互往来。帖木儿娶成吉思汗家族公主为妻，以驸马自居，不敢称汗，而称为“锁鲁坛”（Sultan），明代汉文文献习惯上称之为“故元驸马”。洪武末，帖木儿萌生征服明朝之心，移兵向东。永乐初，帖木儿逝于忽阐河畔之讹打剌称（Otrar）。
其后夺得政权的是其子沙哈鲁（Šāh Rukh）。沙哈鲁在忽阐河边峭壁建城，称为“沙鹿海牙”（Šāhrukh Qaya）。其中“沙鹿”（Šāhrukh）即沙哈鲁名称的另一种音译，而“海牙”（Qaya）则为突厥语，意为峭壁。[1]“沙鹿海牙”（Šāhrukh Qaya）此言“沙哈鲁峭崖之城”。
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沙哈鲁的使团从其都城哈烈（Heart）来到北京。使团随员黑牙都丁·纳哈失（Ghiyath al-Dīn Naqqfāš）曾记下详细旅行记。帖木儿朝史家哈肥子·阿卜鲁（Hāfiz-i Abrū）将此游记收入自己的著作《历史之精华》（Zubdat al-Tawārīkh）中，流传至今，成为今日研究明初中国与西域关系史的基本史料之一。
据黑牙都丁·纳哈失记载，帖木儿帝国的使团是这样组成的：
沙哈鲁国王的使臣、使团的首领：沙的（Šādī）和库克札（Kukja），成员共200人；
沙哈鲁之子拜升豁儿·迷儿咱·把阿秃儿（Baysunqur Mīrzā Bahadur，按：何高济音译为贝孙忽儿·迷儿咱·把都儿）的使臣算端·阿合马（Sultan Ahmad）及纳合失·火者，黑牙都丁（Naqqāš Khwāja Ghiyath al-Dīn，按：即《沙哈鲁国王遣使中国记》的作者，何高济音译为画师·火者·盖耶速丁），成员共150人；
王子兀鲁伯驸马（Ulugh Beg Kürgän）的使者算端沙及马哈麻·巴哈失（Mohammad Bakhšï），在沙哈鲁国王的使团到达撒马儿罕之前随明使团先行离去；
苏玉尔格特迷失王子（Suyurghatmïš）[2]的使臣阿格答克（Arghdaq），在撒马儿罕加入使团，成员共60人；
阿迷儿沙·灭里（Amīr Šāh Malik，何高济音译为爱迷儿沙·蔑力克）的使臣阿答完（Ardawan），在撒马儿罕加入使团，成员共50人；
巴答台商（Badakhšan）国王的使臣火者·塔术丁（Khwāja Taj al-Dīn），在撒马儿罕加入使团，成员共50人；
王子亦不剌罕金·算端（Ibrahīm Sultan）的使臣最后加入使团。[3]
沙哈鲁的使团到达嘉峪关后，沙哈鲁的使臣与各王子亲贵的使节奉旨进京，其余使团随员及行孛留在嘉峪关。抵达北京后，凡明成祖接见或明廷赐赏礼品，沙哈鲁的使臣与各王子亲贵使节均有一份。
阅读此游记后，最使人感兴趣的是使团的组成：它包括国王沙哈鲁及其各王子及帖木儿帝国亲贵的使节。毫无疑问，这个使团代表的是帖木儿帝国王室的利益，其组成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帖木儿朝最高统治集团的家族性。
帖木儿朝使团的这种奇怪组成方式是否基于某种古老的传统？在帖木儿朝所继承的是蒙元在西域的统治。如果沙哈鲁使团在组团方式上所继承的蒙元传统，那么在蒙元时代能否见到与之相似的现象？如果有，是什么原因？这是本文拟探讨的问题。
二、成吉思汗使团的组成
1.派往花剌子模的使团
13—14世纪的世界史被称为蒙古时代，其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震惊世界的蒙古西征。而引起西征的原因则是花剌子模屠杀了成吉思汗派出的友好通商使团。
关于这件事《元史》仅有这样一句话：“（十四年［1291年］）夏六月，西域杀使者，帝率师亲征。”与之同源的史料有《圣武亲征录》与波斯史家拉施特的《史集》中的《成吉思汗纪》。《史集》的记载我们以后再论，而《圣武亲征录》则无此句。[4]而与《元史》、《圣武亲征录》与《史集·成吉思汗纪》有特殊关系的《元朝秘史》第254节的起首处也只有简短的几句：
“帖兀那 （中）豁亦纳 成吉思 合罕 撒儿塔兀勒 亦儿格捏
“tegün-ü qona Chingis Qayan Sartayul irgen-e
“那的 后 太祖 皇帝 回回 百姓行
兀（中）忽纳 帖（舌）里兀田 札温 额勒赤你颜 者惕古周 阿剌黑答周
uquna terigüten jayun elchin（i）-iyen jetbgüjü alaydaju
人名 等 百 使臣 自的行 阻挡者 被杀着
成吉思（中）合（中）罕 呜古列（舌）论 阿勒坛 阿儿含只颜 撒儿塔兀勒
Chingis Qayan ügülerün altan aryamji-ban Sartayul
太祖 皇帝 说 金 糜绳自的行 回回
亦（舌）儿格捏 客（舌）儿 塔速勒丹 不列埃 客延 兀（中）忽纳 帖（舌）里兀田
irgen-e ker tasuldan bülegei kemen uquna terigüten
百姓行 怎 教断 有来 么道 人名 等
札温 额勒赤纳颜 斡雪勒 斡旋 乞撒勒乞三 撒儿塔兀勒
jayun elchin-ü-jen ösül ösün kisal kisan Sartayul
百 使臣 自的行 譬 报 仇 报 回回
亦（舌）儿坚秃儿 秣（舌）骊剌牙 客延”
irgen-tbür morilaya kemen”
百姓行 上马咱 么道”[5]
此言：其后，成吉思汗派往回回人处的兀忽纳等100名使臣被截留杀害。成吉思汗说，怎么能让回回人切断了我们的金糜绳呢？他又说，要为兀忽纳等100名使臣报仇，出征回回人。
此事耶律楚材在其《西游录》中提及讹打剌（Otar）城时亦有反映：“又苦盏之西五百里有讹打剌城，附庸城十数。此城渠酋尝杀大朝使命数人、贾人数百，尽有其财货。西伐之意始由此耳。”[6]
花剌子模杀害成吉思汗使团，引起蒙古西征，事实是基本清楚的。但这个使团的具体组成在上述史料中缺载。欲知其详情，还需查证其他史料。记载成吉思汗使团情况最详的是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传》。据志费尼记载：因为蒙古人居于草原，前往其处的商旅不多，故衣物在蒙古人中相当缺乏，在那里经商的利润很高。故成吉思汗建国后，忽毡（Khojend）[7]人阿合马、阿迷儿忽辛之子和阿合马·巴勒只黑（Ahmad Bal
ikh）等三人，携带大量纺织品运至成吉思汗廷。这三位商人返回时，成吉思汗命其诸子、那颜、诸将各从自己的部属中抽调二三人，付以金银，去回回之地经商。由此组成了一支450人的商队，前往西域。结果在讹打剌城为花剌子模守将所杀。[8]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多不懂经商，据《黑鞑事略》记载：“其贾贩，则自鞑主伪诸王、伪太子、伪公主等，皆付回回以银，或贷之民而衍其息。”又称：“霆见鞑人只是撒花，无一人理会得商贩。自鞑主以下，只以银与回回，令其自去贾贩，以纳息。”[9]这是对上述《世界征服者传》记载的很好的注释。
《史集·成吉思汗纪》因与《元史·太祖纪》与《圣武亲征录》均出自《金册》，故后两者只简略提到或缺载之事，一般《史集·成吉思汗纪》也无详细记载，但实际上，《成吉思汗纪》中有关使团出使原由的记载却十分丰富，盖因其原始信息除了《金册》之外，还有志费尼的记载。
比较志费尼的记载与《成吉思汗纪》可发现，《成吉思汗纪》提到了使团的领导人，即花剌子模人马合木（Mahmmud Khwārezmī）、不花剌人阿里火者（Alī Khāja Bukhārī）与讹打剌人玉速甫·坚客（Yusuf Kanka）。而上述《元朝秘史》第254节中提到的被杀的使臣乃兀忽纳。因材料有限，此处无法深入讨论。[10]
我们这里所关注的是这个商使团的构成。使团的使命是向花剌子模宣示和平交往之意，当然代表的是蒙古国的利益。但使团的人员却来自成吉思汗家族各成员。使团的构成反映出的蒙古国最高统治集团的家庭性。
对比上文提到的沙哈鲁的使团组成，我们发现它们之间具有惊人的相似：即成吉思汗的使团和沙哈鲁的使团均由王朝的最高统治家庭成员的代表充任，所代表的是整个统治家族的利益。2.“黄金家族”
为什么成吉思汗的使团要以这种方式组成？笔者以为，这种组团方式所反映的是蒙元帝国统治的家族性，即成吉思汗家族，整个黄金家族是蒙元帝国的统治者。帝国政治统治的家族性除了表现在派出使团时的组团方式以外，还体现在平时决定军国大事时经由成吉思汗家族集体讨论中。这种集体统治的基础是利益分享的集体性。家族亲贵大会通称为“忽里台”，学者们已经作过详细论述，兹不赘。
本文欲考察的是体现黄金家族对帝国集体占有的其他一些例证，并试图借以说明从成吉思汗出使花剌子模使团到沙哈鲁派往明成祖宫廷使团所反映出来的共同性所基于的古老传统。
既然蒙古国属于成吉思汗家族，即黄金家族，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黄金家族是如何界定的？与之关系最密切的是什么人？
有关成吉思汗家族计算体系的最可靠的资料是《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据此表，成吉思汗先祖有两张表，第一张表和第二张表分为乞颜氏老祖父脱奔咩哩（按：朵奔蔑儿干）及其妻阿兰果火（按：阿兰豁阿）和海都其诸子后裔。海都后裔中除成吉思汗父也速该的父、伯、叔之外，只记姓氏，如大、小巴鲁剌思等，无具体人名，可见他们都不计算在成吉思汗家族之内。
第三张表为“塔里真位”，为成吉思汗之幼叔塔里真（答里台斡赤斤）之子大纳耶耶及其后裔。也速该其他兄弟如蒙哥睹·黑颜（按：蒙合都·乞颜）、聂昆大司及其后裔均被排除在黄金家族之外。
第四张表及以后诸表，为也速该诸子及其后裔（包括成吉思汗后裔），全部计入黄金家族。
质言之，黄金家族包括：成吉思汗幼叔塔里台斡赤斤之子大纳耶耶之后裔、成吉思汗诸弟后裔（东道诸王）、成吉思汗直系后裔等。
黄金家族在元代波斯史料中又称uruq，或uruy义为“种子”、“亲戚”、“子孙”等，亦见于《元朝秘史》。黄金家族的男性成员在汉文史料中多有诸王、大王的称号，而在波斯文史料中成为Oghul（斡兀立），意为“年轻人”、“儿子”。
三、太宗至宪宗朝黄金家族集体决定的几件军国大事
1.长子西征
“长子西征”是蒙古史学术界的专称，指元太宗时代蒙古国术赤之子拔都率领的对欧亚草原与东欧之地的军事远征。此次军事远征当时的蒙古人称为Qibchaqcin ayan，即钦察远征。[11]
《元史·太宗纪》提到，太宗七年（1235年）“遣诸王拔都、及皇子贵由、皇侄蒙哥征西域”。[12]只有短短一句话，看不出更多的内容。当时人志费尼曾两次提及发起此次远征的经过。第一次只提及诸子拔都、蒙哥、贵由受命指挥军队；另一次提到，在忽里台大会上，决定增援拔都的有蒙哥及其弟拔绰（Böek）、太宗子贵由及合答罕、阔列坚、不里、拜答儿、拔都之弟斡耳朵及唐古忒。[13]
从志费尼的上述记载中很难看出这支西征军的组成情况，拉施特说记要详细一些，他在《窝阔台合罕纪》也提到了两次。第一次说窝阔台命拔都、蒙哥、贵由与其他宗王们率大军出征钦察、斡罗思、孛列儿（Bular）、[14]马札儿、巴只吉剔、阿速及速答黑之地。于是他们开始准备此次远征。[15]在另一处，拉施特又记道：奉命出征钦察及以远之地的宗王有：拖雷诸子中的长子蒙哥及其弟拔绰，窝阔台合罕家族中的长子贵由及其弟合丹，察合台诸子中的不里、拜答儿以及合罕（按：忽必烈）的兄弟阔列坚。他们会合后一起前往不里阿耳境，与术赤诸子的拔都、斡儿答、昔班和唐兀惕会师。[16]
对比上述《元史》与志费尼的记载，拉施特说增加的内容中最重要的是，此支西征军从各支宗王抽调的军人均由各支宗王的长子率领。这一点从《元朝秘史》中得到印证。《元朝秘史》第270节记载，窝阔台下旨：管领百姓的诸王们（兀鲁思篾迭坤可兀剔，ulus medekün köbegüd）均应派出自己的也可可兀（yeke köbegüd）——即长子出征，其他不管领百姓的诸王们（兀鲁思巴兀禄蔑迭坤可兀剔，ulus ba ülümedekün köbegüd）、万户、千户、百户与十户那颜们也要遣出自己的长子（可兀都延阿合宜，köbegüd［ü］-gen aqa-yi），此外，公主与驸马们（斡乞惕古里格惕，okit kürget）也要依例遣长子随行。《元朝秘史》还说，提议长子出征的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察合台还提议自己的长子不里参与出征。[17]
《元朝秘史》的上述记载最有启示意义的地方是，蒙古人征招军队从事重要战斗时，所有的亲族（诸王、公主、驸马）均有义务按同等条件提供兵员，所有属部，如万户、千户、百户和十户也负有同等义务。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成吉思汗早年与札木合分离时，主儿勤人薛扯别乞与泰出等人均来投靠。阿勒坛、忽察儿与薛扯别乞等人商议立铁木真为汗，并宣誓效忠。后来在响应金廷进攻塔塔儿部时，主儿勤人拒不出兵。这成为成吉思汗剿灭主儿勤部的主要理由，也是薛扯别乞与泰出等人在为成吉思汗擒获后供认的主要罪状。[18]出使蒙古国的宋使也观察到：“丹诸临敌不用命者，虽贵必诛。凡破城守有所得，则分数均之。自以及下虽有多寡，每留一分为成吉思皇帝，献余物则敷俵有差。宰相等在于朔漠不临戎者，亦有数焉。”[19]
成吉思汗曾击败过西夏，迫使西夏成为属国。发动西征之役时，成吉思汗到西夏征兵，遭拒。当时成吉思汗因集中精力准备西征，未能及时处理西夏背盟之事。后来西征结束后，成吉思汗向西夏遣使责问，并成为蒙古再次向西夏出兵的理由。[20]薛扯别乞、泰出等人在成吉思汗建国以前的蒙古部中，其地位相当于诸王，而西夏则为属部。他们在蒙古出兵征讨时，都有义务出兵。背盟者将受到惩罚。
畏兀儿巴儿术阿而忒的斤亦都护投降蒙古后，成吉思汗以公主也立安敦下嫁。在成吉思汗西征时，巴儿术阿而忒的斤亦都护率兵随“者必那颜[21]征罕勉力、[22]锁力潭回回[23]等国，将部曲万人以先启行”。他还跟随成吉思汗远征波斯的你沙卜里（Neišāpūr）西夏。元宪宗征南宋时，当时的亦都护马木剌的斤率探马赤万人参加围攻四川合州、钓鱼山之役。[24]畏兀儿亦都护降附蒙古后，世代与成吉思汗家族联姻，历代亦都护均为驸马，也有出兵助战的义务。
2.旭烈兀西征军
蒙古国对西域发动的最后一次远征是旭烈兀西征。据《元史·宪宗纪》提到：三年（1253年）“夏六月，命诸王旭烈兀及兀良合台等帅师征西域哈里发八哈塔等国。又命塔塔儿带撒里、土鲁花等征欣都思、怯失迷儿等国”。[25]
当时人波斯史家志费尼身在西域，旭烈兀领导下的西征对他的家乡造成的影响极为巨大，因此对此次西征军的组成了解得比汉地史家更为详细。据他记载：宪宗蒙哥把西域诸邦邑交给其兄弟旭烈兀，并调集双倍的兵力归他指挥。怯的不花宝儿赤（Ked Buqa Bavuri）为其先锋。[26]在组织这支西征军时，宪宗仍然按照蒙古人古老的办法，从所有的诸王、亲族属中抽调，具体办法如下：从东西道诸王属军部中每十人抽取二，以本部宗王为首，统归旭忽里（Quli）；来自察合台家族的是察合台之子木赤斡兀立之子捏苦迭而（Negüder Oghul＜Negüder）；[27]来自公主扯扯干别古不花帖木儿（Buqa Temür）驸马率领的斡赤剌部人等。[28]拉施特更明确地指出，在宪宗蒙哥召集的忽里台大会上决定：从成吉思汗诸子、诸弟和诸侄——即东、西道诸王的属民中，每十人征调二人在本部宗王的率领下随旭烈兀出征。因此，后来在波斯有出自成吉思汗各支家族的宗王及贵戚、大臣。[29]
从蒙古国组织几次大规模军事远征军的情况看，蒙古国的军事动员系统仍然是家族性的。其动员决策过程是家族性会议，即忽里台大会；而动员贯彻的系统也是家族性的，即通过成吉思汗家族的所有成员即诸王、公主和属民，即万户、千户等各级那颜以及属国来征调军队。
3.横贯蒙古国的驿站系统
元太宗窝阔台即位时，从其父成吉思汗那里继承的是一个疆域极其辽阔的庞大帝国，东起东海，西抵波斯，南界金国，北越林木中百姓。为保证维持蒙古国国家机器运转，驿骑昼夜往来于途，供使臣驿马饮食已成为沿途百姓的沉重负担。为此，察乃、孛勒合答儿两位那颜专门向元太宗报告。为解决这个问题，元太宗与察合台和其他宗亲——包括拔都等右翼诸王、斡赤斤、也苦等左翼诸王、公主、驸马、万户长、千户长等商量，决定建立贯通全蒙古国的驿站系统，规定：每千户内每年从每群羊中选取一只二岁羊为汤羊，每百只抽取一只一岁羊。还要提供驿马、牧马人、管站人，设置仓库，存储粮食。负责此项工作的是阿剌浅与脱忽察儿。[30]
此事亦见于拉施特的记载。《史集·窝阔台合罕纪》提到，因为公事，往来于诸王、朝廷之间的使臣不绝于道，沿途百姓不堪重负，于是决定在全国设立驿站。朝廷与诸王均委派专员负责此事，代表合罕的是必赤豁里台（Bitiki Quridai），察合台派出的是额蔑格勒臣·泰赤乌歹（Emegelin Taichi'utai），拔都处的负责官员是速哈·木勒赤歹（Suqa Mulitai），而唆鲁禾帖尼派出的代表者是按赤哈（Aliqa）。在他们的主持下，贯通蒙古国全境的驿站建立了起来。[31]此事在汉籍中亦有记载。《元史·太宗纪》元年八月记：“始置仓廪，立驿传。”[32]而《元史·刘敏传》则称此事在乙未年（1235年）。[33]
《元朝秘史》与《史集》所记是同一件事，但所言负责人不同，此处暂置不论。但建立贯通蒙古国全境驿站制度是一项经过黄金家族主要成员同意之事，这一点两书是一致的。
四、控制早期蒙古国最高统治权的人员
1.宋使节与志费尼所记蒙古国
蒙古国初期，宋使赵拱、彭大雅与徐霆先后访问华北，近距离地观察了尚处于兴起阶段的蒙古国。归国后他们著有《蒙鞑备录》和《黑鞑事略》。上述两书是早期蒙古国历史的重要史料。波斯史家志费尼是蒙古国在中亚与波斯统治建立的参与者，他的著作具有第一手资料的地位。
据彭大雅、徐霆记载，在元太宗时代，“其耦僭者八人”，即与窝阔台一起在蒙古国拥有高贵头衔者有八人。王国维认为这里提到的元太宗时代蒙古国最高贵的八人分别为：成吉思汗弟搠只哈撒儿之子也苦、哈赤温之子按只吉歹、成吉思汗弟铁木哥斡赤斤、别里古台、[34]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子拔都、二太子察合台、四太子拖雷蒙哥、元太宗窝阔台。[35]王国维这个名单中所列者，均为成吉思汗诸弟、诸子或其后裔，未提及公主、驸马和功臣。实际上，在蒙古国早期拥有大权的，据《黑鞑事略》：“霆所过沙漠，其地自鞑主。伪后、太子、公主、亲王而下，各有疆界。”[36]这就是说，除成吉思汗后裔宗王以外，公主驸马和功臣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且不论王国维所论八人名单正确与否，《黑鞑事略》中提到的这八个人是决定蒙古国军国大事的主要人员则是没有疑问的。
《黑鞑事略》还提到，蒙古国的军马将帅谓之“十七头项”（即头下、投下），接着书中列数了这些头项：
（1）忒没真。即成吉思，死后其军马兀窟
之母今自领之。
（2）伪大太子拙赤。已杀死了。
（3）伪二太子茶合，见出戍回回国。
（4）伪三太子兀窟。即今鞑主。
（5）伪四太子驼栾。自河南归病死、以上四人并忒没真子。
（6）忒没哥窝真。咸呼为窝陈，又呼为袅圣大王，乃忒没真弟。
（7）按只台。忒没真之侄。兀兀窟之弟。
（8）拔都马。忒没真之婿。
（9）白厮马。一名白厮卜，即白鞑伪太子。忒没真婿，伪公主阿剌罕之前夫。
（10）暮花里国王。黑鞑人，乃博窝之父，察剌温之祖也。
（11）纥忒郡王。黑鞑人。
（12）萧夫人。契丹人，专管投拜户砲车。
（13）阿海。契丹人。元在德兴府。
（14）秃花。即阿海之弟，元在宣德府。
（15）明安。契丹人。今燕京大哥行省憨塔卜，其子也。
（16）刘伯林。汉人中第一万户。[37]
《黑鞑事略》虽然说有“十七头项”，但实际上只列举了16个人，包括诸王、驸马和功臣。多种史料提及有关决定宪宗蒙哥即位时忽里台大会的情况。从参加忽里台大会的功臣的发言看，他们多是站在自己所从属的宗王的立场上，而决定大会主调的是成吉思汗系宗王。他们是蒙古国国家的实际拥有者。
波斯史家志费尼是当时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人的近距离目睹者。他这样描述成吉思汗家族控制整个蒙古国统治权的事：“虽然形式上权力和帝国归于一人，即归于被推举为汗的人，然而实际上所有儿子、孙子、叔伯都分享权力和财富。”[38]简言之，志费尼所见的蒙古国的国家机器具有明显的家族性。
2.黄金家族与阿母河以南地区
西域地区在蒙古国与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的统治机构有相当大的不同。在蒙古国时期，西域由朝廷委任大臣直接管理。驻守西域大臣怎么扮演黄金家族利益代表者的角色，是一个值得观察的问题。据志费尼记载，当元太宗窝阔台派绰儿马罕出征第七大洲时，[39]曾对镇守阿母河以南呼罗珊及杩拶答而的大臣真铁木儿（
in Temür）[40]下旨，要他予以协助。真铁木儿受命后，把部下各支宗王的代表移交给绰儿马罕指挥。其中怯勒·孛剌（Kül-Bolat）[41]代表合罕，诺撒耳（Nosāl）[42]代表拔都，乞则里·不花（Qïzïl-Buqa）[43]代表察合台，也可（Yeke）[44]合罕，在这里指元太宗，唆鲁禾帖尼为拖雷之母。因此上面提到几位大臣中，诺撒耳所代表的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家族，乞则里·不花代表的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怯勒·孛剌代表的是第三子窝阔台家族，而也可则代表成吉思汗幼子拖雷家族。在四位大臣之上的真铁木儿应当是整个黄金家族的代表。由此可见，蒙古国在西域所设大臣分为两种：一种是代表蒙古国朝廷，即整个黄金家族，如真铁木儿；而另一种则代表成吉思汗各子的利益。换而言之，真铁木儿是朝廷命官，而诺撒耳、乞则里·不花、怯勒·孛剌和也可则是各支宗王向他的机关派驻的利益代表。
在真铁木儿之后统治阿母河以南之地的阔里吉思（Kürgis）是畏兀儿人，他们都出自流行聂思脱里教的部落。
3.别十八里、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
元宪宗蒙哥即位后采取的一项重要行政措施，就是设立别失八里与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翻检蒙古国时代史料时会发现，上述这两个行尚书省并非宪宗登基后新成立的机构，他们早已存在。
成吉思汗西征以后，牙剌瓦赤及其子麻速忽就治理着阿母河以北地区诸城邑。牙剌瓦赤本人在太宗朝初期驻在费尔千那地区东部的忽毡，不花剌、撒麻耳干同时各有大臣驻守。1238年，塔剌必起义后不久，牙剌瓦赤奉调燕京，其子麻速忽升为蒙古国驻中亚之地的长官。[45]窝阔台命麻速忽管辖的地区是：别失八里、哈剌火州、忽炭、可失哈儿、阿力麻里、海押立、撒麻耳干和不花剌诸城，直至阿母河岸，[46]几乎包括了所有中亚最重要的城镇。因此可以说，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的雏形在窝阔台统治后期就已经出现了。《元朝秘史》中关于麻速忽长官不合儿（不花剌）、薛米思坚（撒麻耳干）、兀笼格赤（玉龙杰赤）、兀丹（斡端）、乞思合儿（可失哈儿）、兀里羊（鸭儿看）、古先答邻勒（曲先塔林）等城[47]应即指此。据《元朝秘史》，与麻速忽一同管理的还有蒙哥的答鲁合赤（答鲁花赤）。
贵由即位之前，麻速忽为躲避脱列哥那皇后的迫害曾被迫离职。贵由即位后，仍因前朝旧制，委任麻速忽掌中亚之地行政，“以阿母河以北和突厥地面委付于麻速忽”。[48]
而控制阿母河以南之地的机构，实际上初创于元太宗时代，即以真铁木儿（in Temür）为首的统治机构。真铁木儿之下是代表成吉思汗四子的四位大臣。真铁木儿之后统治波斯之地的阔里吉思（Kürgis）是畏兀儿人，他们都出自流行聂思脱里教的部落。接替阔里吉思的是阿鲁浑。
据志费尼记载，蒙哥登基后，仍因前朝旧制，“把阿母河以北地区、突厥斯坦、讹答剌、畏兀儿地、忽炭、可失哈耳、毡的、花剌子模、拔汉那交给麻速忽别乞”。这就是《元史·宪宗纪》中提到的辛亥年（1251年）夏六月“以讷怀、塔剌海、麻速忽等充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暗都剌兀尊、阿合马、也的沙佐之”[49]一事。志费尼提到的诸城，就是别失八里行尚书省的管辖范围：东起畏兀儿地，西达阿母河。《元史·宪宗纪》中提到的六名行尚书省主要官员，除麻速忽外，均不见于其他史料记载，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主要统治机构的驻地目前还不清楚。别失八里固然有可能，但这里是畏兀儿的统治中心，后来蒙哥又分迁窝阔台后王合丹于此，如果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也设于此，则三套统治机构集于一地的原因很难解释。志费尼曾提到，镇守呼罗珊等地的大臣阿儿浑等人在蒙哥即位后，赴怯绿连之地朝见蒙哥，他们在1251年“直抵别失八里，大臣麻速忽别乞从蒙哥可汗的宫廷归来，也抵达该地，他们以各种高雅的礼仪，相互设宴款待，然后，他（按：指阿儿浑）离开该地”。[50]麻速忽此时很可能是在归回自己任所的途中路过别失八里。因为1254年旭烈兀西征路过撒麻耳干时，在那里曾在麻速忽搭起的以“白毡为顶的纳失失帐”中欢宴40天。[51]阿母河以北地区为麻速忽长期驻守之地，他曾在不花剌设置一所经学院名为麻速忽经学院，[52]所管理中亚之地的统治机构虽然称为“别失八里等处行中书省，但其驻地仍有可能在粟特故地的不花剌或撒麻耳干”。
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从1251年正式建立，到1260年阿鲁忽称察合台兀鲁思汗之后，麻速忽向他归降为止，作为大汗在中亚之地的统治机构存在了整整10年。蒙哥对蒙古国原有的在中亚、西亚、华北等地的统治机构分别加以别失八里等处尚书省、阿母河等处尚书省和燕京等处行尚书省等名称，并对这些机构中的主要大臣委以行尚书省事的头衔，显然是要将大汗统治农耕城郭之地的统治机构加以制度化。
阿里不哥之乱后，蒙古国逐渐形成几大兀鲁思：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之子忽必烈建立元朝，控制了蒙古本土和汉地及其周边地区，并成为继承成吉思汗大位的合罕；受宪宗蒙哥之后出征西域的旭烈兀留镇波斯，自成一国，即后来的伊利汗国。蒙古国时代管理波斯的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转而服务于旭烈兀家族。这样拖雷家族占据了蒙古国东西两端最为富庶的地区。钦察之地由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家族所据有。地处蒙古国中部的中亚之地为窝阔台与察合台两家族控制。蒙古国时代的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则处于察合台汗国的掌控之下。
八剌自确定从阿八哈汗手中夺取土地、人口的国策后，便不遗余力地进行准备。在阿母河以北地区大肆搜刮，要求海都依条约给予支援和争取捏苦迭而作为内应。除了力量对比的因素外，对敌人的了解程度如何，也是影响胜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为此，八剌派出牙剌瓦赤之子麻速忽出使伊利汗国。根据瓦撒夫记载，八剌派麻速忽出使阿八哈汗表面上是为了表示和平诚意，其真正目的在于了解伊利汗国军队数量和关口、道路的状况，以备出征。[53]
实际上，除了表达和平诚意、侦察情报以外，麻速忽又是作为海都和八剌的使臣至波斯清查账目的。[54]麻速忽在蒙哥朝时充任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长期代表蒙古大汗和成吉思汗家族驻守突厥斯坦和阿母河以北地区。塔剌思大会后，麻速忽又作为八剌、海都和忙哥帖木儿的代表，管理阿母河以北地区。
据拉施特，当麻速忽来到阿八哈处时，他穿上了成吉思汗的长衫，[55]坐次仅次于额里克那颜，而高于其他诸大臣。[56]瓦撒夫提到，当麻速忽到来的消息传至时，伊利汗国诸大臣与宰相詹思丁（Shams al-Din）决定出迎。詹思丁甚至下马吻麻速忽的马镫。[57]麻速忽命詹思丁在一周内完并移交账目。一周后，他得到了账目。伊利汗许其归去。[58]
前已述及太宗、定宗与宪宗朝，阿母河以南之地归真铁木儿为首的官府统治，其属下有成吉思汗诸子的代表。旭烈兀西征时，诸王、驸马均派人随行，所获土地不是旭烈兀和拖雷家族的私产，被征服地区的税收各支宗王均有权分享。旭烈兀家族虽已建立了对波斯的统治，但从法理上仍不能否认其他宗王要求分享收益的权力。
五、家族性第一原则
1.策反捏苦迭而事件
在研究蒙古人的这种征调军队的方式的时候，必定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来自诸王、公主、驸马和贵戚的人员在组成一支新军队后，他们与新统帅和原来的家族系统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属于新的统帅——旭烈兀家族，还是仍属于原来的家族？
旭烈兀的军队中来自察合台家族的宗王捏苦迭而（Negüder）及其部民为我们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以深入观察的视窗。捏苦迭而（Negüder）的名字，根据《史集·阿八哈至海合都时代之伊利诸汗史》卡尔·扬刊本和《史集》第3卷阿里扎德合校本，均可复原为Nigüder。取此读法的还有《多桑蒙古史》（见冯承均汉译本）和德国学者施普勒的《蒙古人在伊朗》。[59]而在《史集》第2卷中作Tegüder。[60]此人亦见于亚美尼亚史料《引弓民族史》。[61]柯立甫取Tegüder读法。Tegüder在蒙古语义为“美满的人”。[62]《元史·成宗纪》中有大德六年（1302年）九月，“赐诸王捏苦迭而等”语。[63]此处之诸王捏苦迭而当系同名人，故笔者取此名。其实在波斯文中，这两个名字的起首辅音字母T—与N—的词首形的底座完全相同，所区别者仅在于音点的数量与位置的不同而已。捏苦迭而是察合台庶长子木赤·哲别（Mochi Yebe）之子、捏苦迭而随旭烈兀出征后留于波斯。
忽必烈夺取汗位后，西域的蒙古宗王之间矛盾加剧。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之战中，察合台后王八剌从忽必烈身边归兀鲁思夺位，成功之后他背叛忽必烈，与窝阔台后王海都与钦察汗忙哥帖木儿联盟争夺中亚的土地人口，后来又与海都、忙哥帖木儿结成同盟，分割阿母河、忽禅河之间的土地。在分割土地时，八剌所代表的察合台兀鲁思所得土地较少，因此三方决议待时机适当时，察合台兀鲁思应向旭烈兀之子阿巴哈所控制的伊利汗国夺取领土。
旭烈兀指挥下的蒙古宗王，除了他本人的亲族外，多是成吉思汗各支后裔诸王。这些宗王与他们麾下的军队虽然在远征时听命于旭烈兀及其继位人，但并非他的属民，而是从各支宗王驸马的富庶人口中征发来的。要想战胜阿八哈，必先削弱其力量。于是，伊利汗国中察合台的宗族就成了他拉拢的主要对象。
在当时蒙古社会中，血缘联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重要纽带。八剌希望争取捏苦迭而脱离阿八哈，他向阿八哈派出使臣，并通过这些使臣给捏苦迭而送去礼物，在礼物中有一种蒙古人称之为秃坚捏（tugane＜tügäne？）的箭矢，通过它使臣向捏苦迭而传达八剌将对阿八哈开启战端，要求他在阿八哈动员军队准备作战时，不要与他一同出征，以便自己可以较轻易地击败阿八哈的军队，占领其土地的想法。[64]八剌争取捏苦迭而的活动，瓦撒夫亦有记载，八剌在出兵前派驸马（Gurgan＜Gurgän）使者出使其兄弟捏苦迭而·斡兀立处，[65]通知他八剌即将率大军渡过阿母河，侵占阿八哈的国土。[66]
捏苦迭而得知了八剌的意图后，立即站在八剌一边，表示愿为内应，按其要求行事。他请求阿八哈允许他返回自己的营地谷儿只，企图沿宽田吉思海（按：里海）北岸返回察合台兀鲁思，八剌严密地封锁了消息，起初阿八哈对此全不知晓，同意了捏苦迭而的请求。捏苦迭而遂征召自己的臣下，前往谷儿只之地（按：今格鲁吉亚）。八剌的使臣不断地通过呼罗珊来向他通报察合台兀鲁思的情况。捏苦迭而身为拥有重兵的大将，阿八哈屡次征召他入帐议事，捏苦迭而因与八剌有约在先，以各种借口推托不去，暗中却打算通过打儿班与八剌会和。但阴谋毕竟泄露出去，阿八哈立即调兵遣将，最终消灭了这股自己后方的异己势力。[67]捏苦迭而的军队也被成百成十地分掉。只允许他保留50名蒙古人为护卫，并把他囚禁在答里雅一亦合卜丹。[68]过了一年，当阿八哈击败八剌以后，捏苦迭而被提前释放，一直到死前，他经常在阿八哈的大帐中出入。[69]
2.钦察、察八惕叛归海都
13世纪的蒙古人生活在等级社会之中。从理论上讲，成吉思汗家族是整个蒙古人的主人。其他非成吉思汗家族的蒙古部落和蒙古草原各部，在1206年蒙古建国及其以前的时代，已经先后确定了他们对成吉思汗的从属关系。
在塔剌思举行的忽里台大会上，以八剌、海都与忙哥帖木儿代表察合台、窝阔台和术赤兀鲁思三方达成协议，确定在八剌越阿母河向伊利汗国用兵时，海都应出兵相援。后来，当八剌进入呼罗珊时，海都如约派出窝阔台后王钦察（Qïpaq）与察八惕（abat）率军协助。
如前所述，旭烈兀的军队是从成吉思汗家族各诸王属民中抽调的。因此，如同八剌可以在旭烈兀之子阿八哈汗的阵营中找到自己的同族捏苦迭而一样，在伊利汗国的军队中也有海都的亲族钦察的属民，即昔切克都（Seektü）所部。昔切克汗国都在旭烈兀家族统帅下已经10余年，远离自己的族人与使主，多年没有联系。大战当前，他的部属被编于伊利汗国一方的战斗列序，准备随时与察合台与窝阔台联军作战。但一旦得知自己的使主钦察来到呼罗珊后，立即投向自己的旧主。他向钦察奉献了精选出来的西域良马。钦察受海都派遣增援八剌，在前线受八剌节制，因此他要求昔切克都也向八剌奉送一些马匹。但昔切克都进献给自己的使主钦察的马匹更好些，造成八剌与钦察之间的矛盾。钦察在盛怒之下，脱离八剌的阵营，逃归海都处。[70]
钦察撤走后，八剌对海都派来的诸王加强了戒备，预防他们叛逃。他把察八惕监视起来，而察八惕得知钦察出逃后，并未立即行动，而是等待着机会。当八剌把军队从麻里兀朝南移向也里时，察八惕认为时机到了，也效法钦察，率领所部军队向朝东向阿母河以北地区退却。八剌向海都遣使，说明尚未接敌时钦察、察八惕等人就擅自撤走，要求海都究治。察八惕到达不花剌和撒马耳干边境在哈林罕河（Heramkan）畔暂住，后来察合台汗国留守不花剌的军事力量对察八惕发动袭击，察八惕大败，不复能军，不久死去。
八剌西征军中的窝阔台系宗王钦察、察八惕的地位，与前述伊利汗国中的察合台后王捏苦迭而一样，虽然在军事上划归其他成吉思汗后裔宗王指挥，他们在心理上仍然属于自己原来的家族。在他们心目中，家族性居于第一的位置。
按蒙古人的习惯，属民的地位是不能改变的。钦察过去的属部昔切克都在10余年前被抽调出来划归旭烈兀指挥，前往万里之外的西域，但在这并未改变他与自己旧主钦察的从属关系。
这种使长与属民终生保持主奴关系的情况也见于元末的汉文史料。元末，蔑儿乞氏伯颜权倾一时。伯颜先祖本为宪宗蒙哥奴仆，蒙哥后裔郯王彻彻秃与伯颜不和。有人称郯王为伯颜使长，意在提醒伯颜注意自己的奴仆身份。“伯颜至是怒曰：‘我为太师，位极人臣，岂容犹有使长耶？’遂奏郯王谋为不轨，杀郯王并杀王子数人。”[71]可见在蔑而乞氏伯颜身居高位时，许多人依然不忘他的奴仆身份，而且把伯颜罗织罪名杀害郯王之事视为以奴杀主。
六、兄弟之国
（一）诸蒙古汗国间的约和
14世纪初，蒙古帝国内部几个蒙古汗国分立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经过世祖长达30多年的统治，至成宗时期元朝皇帝作为成吉思汗王位的合法继承者的地位，除了窝阔台、察合台两汗国以外，已几乎为全体成吉思汗的后裔所承认。旭烈兀家族控制下的伊利汗国和术赤家族所统治的钦察汗国也虽已各自立国数十年，但他们均与元朝保持着宗藩关系。地处内陆亚洲的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与其他几个蒙古汗国——元、伊利汗国与钦察汗国关系不和。海都为首的窝阔台、察合台两汗国与元朝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战争，结果证明元朝与海都、都哇任何一方在军事上均不具有压倒的优势，都无法单凭武力来消灭对方。在这种条件下，成吉思汗后裔诸汗国之间建立什么样的新型关系，可以说是时代提出的挑战。
对元朝来说，以停止诉诸武力交换西北叛王不再挑战元廷的宗主地位是最好的选择；而从窝阔台、察合台后裔诸王的角度看，以承认元成宗的合罕地位为条件，换取元朝不再对西北用兵，同时谋求与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的和平，摆脱征战不断的困难局面乃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此外，世祖和海都的去世，使元朝与西北诸王之间有了一个消除积怨的机会。
1.都哇与阿难答的交涉
海都死后，都畦成了叛王集团中最有势力的人物。伊利汗国史家哈沙尼指出，首先倡议约和的就是都哇。他在伊斯兰太阴历703年“暗中向忽必烈之孙忙哥剌之子诸王阿难答（Šāhzādah-i Anandah）递讯，表示愿意归顺和臣服于铁穆耳合罕。阿难答在此地区（sūba）[72]和哈喇和林之边拥有禹儿惕”。都哇表示：“诸王海都已死，我不再触犯合罕陛下。”阿难答得讯后，向朝廷遣使奏报。
哈沙尼提到了安西王阿难答，很值得留心。阿难答封地在陕西。大德二年（1289年），元军在漠北被都哇击败，汪古部驸马阔里吉思被俘，阿难答遂受命至漠北。同时《郭君墓志铭》记载：“大德戊戌（二年）开成路同知方君荐为安西王府说书。会王受命北征。”[73]《元史·成宗纪》大德六年条曰：“（十一月）庚戌，禁和林军酿酒，惟安西王阿难答、诸王忽剌出、脱脱、（八）不沙、驸马蛮子台、弘吉列带、燕里干许酿。”大德七年条曰：“（五月）以大德五年战功，赏北师银二十万两、钞二十万锭、币帛各五万九千匹。赐皇侄海山及安西王阿难答、诸王脱脱、八不沙、驸马蛮子台等各金五十两、银珠锦币等物有差。”[74]足见安西王确在漠北。
都哇与阿难答接触约合之事，在《元史·成宗纪》有证：大德七年（1303年）秋七月“都哇、察八儿、灭里铁木儿遣使请息兵，帝命安西王慎饬军士，安置驿传，以俟其来”。[75]但这里记载的当不是都哇初次请和之事。《月赤察儿勋德碑》提到“笃娃先众请和”，[76]与哈沙尼所言相同，时间当此之前不久，哈沙尼虽未言明都哇请和之时间，但我们可以根据其它史料推断。据札马剌·哈儿昔记载，察八儿即位于1303年五六月间，《元史·成宗纪》提到令安西王置驿在1303年阴历七月，可见察八儿即位仪式举行后不久，甚至可能在察八儿即位之前，都哇便向阿难答遣使。
哈沙尼所记载都哇遣使阿难答，与《月赤察儿勋德碑》所记可能是同一件事：“厥后笃娃来请臣附，时武宗亦在军，王遣使与武宗及诸王、将帅议：‘笃娃请降，为我大利，固当待命于上，然往返再阅月，必失事机。事机一失，为国大患。人民困于传输，将士罢（疲）于讨伐，无有已时矣。笃娃之妻，我弟马兀合剌之妹也，宜遣报使，许其臣附。’众议为允，既遣，始以事闻，上曰：‘公深识机宜。’即而马兀合剌复命。由是叛人稍稍来归。”[77]这里虽未言及阿难答，但在“武宗及诸王、将帅”一语中，可能包括阿难答。
2.叛王集团内部的协商
汉籍中保存了都哇等西北叛相谋与元廷约合的情况：“大德九年（1305年），都哇、察八儿、明里铁木儿等诸王相聚而谋曰：‘昔太祖艰难以成帝业，奄有天下，我子孙乃弗克靖，[78]以安享其成，连年动兵以相残杀，是自伤祖宗之业也。今抚军镇边者，吾世祖之嫡孙也，[79]吾与谁家争哉？且前与土土哈战，既累不胜，今与其子创兀儿战，又无一功，惟天惟祖宗意可见矣。不若遣使请命罢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老者得其养，少者得其长，伤残疲惫者得其休息焉，则亦无负太祖之所望于子孙者矣。’使至，上深然之，于是明里铁木儿等罢兵入朝，特为置驿，以通往来。”[80]
文中所谓大德九年（1305年），据《元史·成宗纪》应为大德七年（1303年）之误。从上述虞集所披露的叛王集团的会议的内情是，与会的诸王主要是代表察合台汗国的都哇、窝阔台汗国新汗察八儿和与他们结盟的失里吉余党阿里不哥之子明里铁木儿。会议中，叛王们提到成吉思汗艰难创建帝业，黄金家族后裔之间连年骨肉相残自伤祖宗之业，元朝方面驻边宗王皆忽必烈嫡孙，近年累战不胜可鉴苍天及祖宗之意。不如改弦更张遣使请命罢兵，通一家之好，这样才无负成吉思汗对子孙的期望。由此可见西北两汗国虽然与元朝征战数十年，但察合台、窝阔台后裔宗王依然对成吉思汗家族有着很强的认同感。
都哇等与元廷约和后，三方商定，遣使伊利汗、钦察汗，使诸西北藩之间也约和罢兵。据哈沙尼记载：回历704年撒法鲁月19日（1304年9月19日），元成宗之使臣偕同察八儿、都哇等人之臣，抵达波斯之蔑剌合，向他昭告了约和之事。元廷的使臣为：速勒都思族之探马赤（Tamajl）、扎剌亦儿族人朵儿只扬孙铁木儿（Turian）和扎八儿火者（Ja'far Khwāja）之后裔穆思塔发（Mustafī）；察八儿的使臣为：扎剌亦儿族的也孙铁木儿（Aisan Temür），其原名为扎八儿（Ja'far），还有出自Qaughnai千户的斡鲁思（Aurus）把阿秃儿；都哇的诸使臣为：撒班（Sarban）、也不干（Abukan）之子忙阿里·铁木儿（Man ‘Alī Temür）和阿罕菲（Ahanfi）之子阿难答（Ananda）。[81]虽然目前尚未在汉籍发现有关这次事关重大的出使的记载，但其可靠性毋庸置疑。
乌马里曾经描述过元朝皇帝致诸藩王信件，他说：“正如不撒亦迪，哈钦书记官（Al-Hakim al-Kitib al-Busa'idi）之子法都剌·匿咱木丁（Fadl Nizam al-Dīn）所指出的，合罕在致三位藩王的信中总是一再告诫他们要和睦、和平。如果他（按：指合罕）要向他们致信，他将自己的名字放在其他一切人之前，而他们（诸藩王）在向他（合罕致信时），也把他的名字放在自己的名字之前，以他的名字开头。”[82]可以想见，元成宗的信件，除了诏告与都哇、察八儿之间的约和之外同时也要求西北诸藩之间也依例约和。次月，完者都在木干草原会见了钦察汗脱脱的使臣。蒙古诸兀鲁思之间的约和当是这时最后达成的。完者都为表示对成宗、都哇、察八儿的使臣的敬意，设盛宴以待之。[83]足见这次约和并非只是元朝与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之间的约和，而是整个蒙古帝国内部成吉思汗后裔诸汗国之间的一次集体和平行动。
诸蒙古兀鲁思之间的约和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很大的影响。伊利汗合儿班答（即完者都Uljaitu）以此作为资本，要求与欧洲奉基督教诸王国联合，共同打击埃及的马木路克王朝。他在致法国国王美菲力帛（Philippe le Bel）的信中提到了这次约和。雷穆沙（Abel Remausat）最早从法国巴黎国际档案馆中发现了1289年伊利汗阿儿浑和1305年伊利汗完者都致法国国王美菲力帛的两封信，并于1823年和1824年分别公布之。[84]阿儿浑的信上，铃有元廷颁赐给伊利汗的汉文印玺，印文为“辅国安民之宝”；完者都的信中亦有汉文印玺，印文为“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85]完者都的信以蒙古文写成，信中说：“我辈兄弟因信恶臣之谗言，以致失和，乃今铁穆耳合罕、脱脱、察八儿、都哇与吾等其他成吉思汗诸后裔，皆赖上天之灵与福荫，结束迄今已有四十年之久的争纷，复和好如初。由是东起日出地南家之国，西抵Talu之海，已使驿路交会为一，我辈之国皆相沟通。吾人相与而约曰：苟有离心，则为叛者，必共击之。”[86]
袁桷的《拜住元帅出使事实》中提到，“拜住尝闻成宗时，先王（即都哇）有盟，兴灭国，开关塞以安百姓”等语，与此甚近，也应出自和约条文。如前所述，推动此次蒙古诸汗国之间和约的主要力量之一，是成吉思汗家族成员之间的认同感与亲情。
（二）兄弟之国间的和战
虽然成吉思汗后裔诸兀鲁思均参加了这次和议，但起主导作用的是察合台汗国和元朝。皇庆至延祐年间（1312—1320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之间再次发生冲突。《拜住元帅出使事实》记双方开战事曰：
“延祐元年，王（按：指也先不花）兴兵内寇，复遣使召公（按：指拜住）至猎所，曰：‘我已入汝境土矣！’公（按：拜住）曰：‘兄弟之国无内外，彼地亦王地，王往何所疑！’王曰：‘亲疏既分，隙已乖，势不得不尔。’”[87]
蒙古诸汗国之间虽为兄弟关系，但各有疆界，只是这种疆界不同于普通的国界。也先不花入侵元朝境内时，拜住所言“兄弟之国无内外，彼地亦王地，王往何所疑”固然是因为他身处敌境身不由己时之言，但也反映出一种蒙古诸汗国之间那种兄弟之国间的关系，并不能以一般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视之。拜住劝阻也先不花时所言：“在昔太祖皇帝西征有训：‘人不可以信馋，馋入则宗亲乖离。宗亲既离则百姓他适，将贻笑于敌国。’”[88]其中心仍然是成吉思汗后裔之间的亲情。
也先不花希望与元停战，欲派拜住回朝表达和平意愿，曰：“吾欲遣汝诣上通好，何如？”但由于当时“有不内附者梗于路”，拜住终于未能成行。除了也先不花有意恢复和平之外，元西北戍军方面也曾有过谋和行动。哈沙尼在述完也先不花向元廷请和事后，接着提到的元西北镇戍军统帅之一，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床兀儿调解冲突之事：“春天来临。”土土哈（Tutuqaq）之子床兀儿（unqur）向也先不花递讯表示，“我们之间联系的持续性和血缘的长绳并未如此巩固，这样，随着时间、世事和岁月的流逝，分离［性］增加了。现在让我们忘却过去吧，过去的事过去就算了。让我们如同从前那样，[89]互为朋友”。[90]元朝方面所凭依的，仍旧是黄金家族内部的亲情。
我国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著作多将元代几个蒙古汗国之间的关系，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来论述，这是有背于历史事实的。正如拜住所言，在当时的蒙古人观念中这几个汗国互为兄弟之国，无内外之分。
怯别即位与元英宗登基时间相近，这时伊利汗完者都也已死去。新人理旧事是改弦易辙的好机会，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怯别立即着手修复与伊利汗国的关系。察合台汗国与伊利汗国之间关系的恢复，集中体现在怯别派军与伊利汗国军队合作，消灭为伊利汗国收容的察合台汗国叛王牙撒兀儿之事上。
与此同时，元朝与察合台汗国之间的关系也出现转机，《拜住元帅出使事实》详细记载了两国之间恢复和平的过程。怯别召见因战争被扣留其境的元廷派往伊利汗国的使臣拜住曰：“在昔先王尝遣汝诣上，前后不果。汝今宜以素所具奏者以闻。”同年秋，拜住动身回朝，入见英宗，转达了怯别停止敌对军事活动的呼吁。英宗曰：“太祖造邦孔难，惟和好惇叙，则宗支允宁。”足见元廷回应察合台的依然是黄金家族后裔之间所应有的亲情。
近10年的边境战争不会因为一两次出使便马上停止。拜住从元朝前往察合台汗国斡耳朵途中，发现察合台汗国军队的边备仍有增无减，恐兵事再起，婉言希望怯别约束部下。他还以当年灭国真薛禅劝元定宗贵由罢征拔都的旧事为喻，晓以宗亲和睦大义：“拜住不敢他引古事为此，维昔定宗皇帝征把秃王，有灭国真薛禅使者谏罢征。尝喻太祖得国之本，明配日月，量侔江海，合天地之大德，故能混一海宇。灭国真薛禅死已久，拜住不才，愿踵其策以献。”[91]
袁桷所提到的“定宗皇帝征把秃王”与“灭国真薛禅”两语，岑仲勉与杨志玖先生曾有不同解释。岑仲勉认为“把秃”指“报达”，即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Baghdad）“；把秃王”即指黑衣人食末代哈里发。杨志玖认为“把秃王”指拔都。岑仲勉认为“灭国真薛禅”意“灭国”的“真薛禅”。“灭国”指“密昔儿”，指埃及。杨志玖认为“灭国真”是人名，《元朝秘史》中所记与成吉思汗父也速该同时代的塔塔儿人首领“蔑古真”同名，“薛禅”为称号。[92]杨志玖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93]
元定宗与拔都关系不睦，定宗即位后出动大军西征，途中死去，一场大战在爆发前夕戛然止住。拜住同意当年灭国真薛禅的意见，即以为成吉思汗得国之本在于“明配日月，量侔江海，合天地之人德”，他希望怯别也能报此态度，与元朝捐弃前嫌，重新修好。拜住的这些话打动了怯别，“后王（按：指怯别）从公（按：指拜住）言奏于上，讫如约以平”。怯别以拜住这一套宗亲和睦之语上奏，自然博得元廷的赞许。以柏，怯别“遣使收兵四境”。但国境地带仍充满了敌对气氛，行旅很不安全。怯别要拜住“少尼其行”，理由是“逻者猝遇将害汝”。察合台汗国封锁了东西交通，在怯别汗的和平意图和解除封锁的命令没有达到各地以前，敌国的使臣出行是危险的。在设宴三日后，怯别给拜住以“符信护往归于朝”。至治元年（1321年）三月，拜住再抵英宗廷阙，怯别还另遣使元廷，要求道：“拜住两为行人，不爱其身，隆爵厚职所吝，然除拜非所预，为语朝廷大臣奏于上，使得享至乐。”
西北藩王为朝廷使臣请封，有元一代实属罕见。这是因为拜住为了元与察合台汗国间的这场宗亲内战的停息，“两为行人，不爱其身”，虽被囚禁数年，仍然不变初衷，为和平奔走呼号。他以灭国真薛禅为范，踵其策鼓吹宗支允宁，确实符合元与察合台汗国人民的利益，理应受到称颂。从拜住所引喻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元与察合台汗国虽然各自立国数十年，彼此一直以兄弟之国互视，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非常密切的。拜住所生活的时代距元定宗贵由与拔都发生争执已经80年左右，相隔约三代人。但灭国真薛禅劝和的事迹仍然在蒙古人中传颂着。
七、结语
取察合台汗国而代之的帖木儿帝国的建立者是蒙古巴鲁剌思氏，乃成吉思汗先祖敦必乃之后裔，是黄金家族的近亲。成吉思汗建国后，将巴鲁剌思氏分封给其次子察合台。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后，察合台的部属留镇西域，再也没有归回故土，与其他进入汉地与留居蒙古本土的蒙古人处于分离状态。
帖木儿子沙哈鲁国王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遣使明朝时，上距成吉思汗西征已经200年。从本文所考察的沙哈鲁使团与成吉思汗遣往花剌子模商使团组成方式之间的惊人相似性看来，移居中亚的巴鲁剌思氏虽然文化上已经基本伊斯兰化、语言上已经基本突厥化，但仍然保留着古老的蒙古传统。
成吉思汗使团的这种独特组团方式，应当是黄金家族共有的，是蒙古国和黄金家族内部亲情的一种反映。
（原载《中国蒙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年，页468—483。收入本书时略有改动）
【注释】
[1]成吉思汗时有海涯立的哈拉鲁首领阿儿思兰汗来降。海涯立（Qayalïq）在突厥语中意为“有峭涯之地”，此处后来成为海都的份地。
[2]《元史》（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年）中提到，英宗有大臣名锁咬儿哈的迷失（卷124有传），即与此人同名。
[3]《沙哈鲁遣使中国记》、《海屯行记》、《鄂多李克东游录》合刊本，何高济译，中华书局，2002年，参见页103—108。此游记由拉合尔（Lahore）戴勒·辛格学院（Dayl Singh College）波斯语教授迈特拉（K.M.Maitra，M.A.）从哈肥子·阿卜鲁（Hāfiz-i Abrū）书中摘出，并译为英文，题为A Persian Embassy to China，何高济据此重译为汉文。
[4]参见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5]拉丁复原转写据《元朝秘史》，亦邻真复原本，1987年。
[6]耶律楚材著，向达校注：《西游录》，中华书局，1981年，页2。
[7]即上文耶律楚材所提及之苦盏，前苏联时期改为列宁纳巴德（Lemnabad），即列宁城。前苏联解体后恢复原名。
[8]志费尼：《世界征服者传》，何高济汉译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90—92。
[9]《古行纪四种校注》，《王国维遗书》第13册，页13。
[10]在汉译本中，使团的几位领导人，即花剌子模人马合木（Mahmmud Khwārezmī）名中的Khwārezm（ī花剌子模人），不花剌人阿里火者（Alī Khā ja Bukhā rī）名中的Bukhā （rī不花剌人），与讹打剌人玉速甫·坚客（Yusuf Kanka Otrā rī）名中的Otrā īr（讹打剌人）均被译成名字的一部分。
[11]参见已故内蒙古大学教授亦邻真提交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的论文《至正二十二年蒙古文追封西宁王忻都碑》，收于《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693。
[12]《元史》卷2《太宗纪》，页34。
[13]《世界征服者传》，汉译本，页234、312。
[14]俄译者认为此部乃指孛列儿，即今之波兰。如此说属实，当源自突厥语Pol-lar，即波兰人（复数）。而英译者波义耳与伯希和认为乃指亦的勒（Itil——今伏尔加）河沿岸的不里阿儿部。
[15]《史集》第2卷，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页59；周良霄译本，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页75。
[16]《史集》第2卷，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页71—72；周良霄译本，页79。
[17]《元朝秘史》第270节。
[18]《元朝秘史》第122、136节。
[19]《〈黑鞑事略〉笺证》，《王国维遗书》第13册，页10—13。
[20]《元朝秘史》第256、265节。
[21]即哲别。
[22]即哈密立（Qamul），今哈密。
[23]即花剌子模。
[24]虞集：《高昌王世勋之碑》，《道园学古录》卷24。
[25]《元史》卷3《宪宗纪》，页47。
[26]《世界征服者传》，汉译本，页699。
[27]此名在《史集》与《世界征服者传》的各种抄本与各卷中有不同的拼法，其主要区别在于其起首辅音字母的音点的位置与数目的不同，这里取Negüder的拼法，详见下。
[28]《世界征服者传》，汉译本，页724—725。按《史集·部族志》的记载，不花帖木儿乃扯扯干公主之子，见《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1分册，页195。
[29]《史集》第3卷，汉译本，页29。
[30]《元朝秘史》第279—280节。
[31]《史集》第2卷，Karimi波斯文勘本，页473；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页61；周良霄汉译本，页78。
[32]《元史·太宗纪》，页29。
[33]《史集》第2卷，周良霄汉译本，页77。
[34]在《〈黑鞑事略〉笺证》中人名“别里古台”误印为“别里台古”，后两字颠倒。见《王国维遗书》第13册，页1。
[35]《〈黑鞑鞑事略〉笺证》，《王国维遗书》第13册，页1。
[36]《〈黑鞑事略〉笺证》，《王国维遗书》第13册，页11。
[37]《〈黑鞑事略〉笺证》，《王国维遗书》第13册，页23。
[38]《世界征服者传》，汉译本，页45。
[39]阿拉伯地理学家接受希腊人的说法，其第七大洲始于东方，经土蕃、呼罗珊、阿母河以北、低廉（Daylam）、叙利亚和拂林部分地区，再经默伽猎（Maghreb——此为《诸蕃志》译名，今作马格里布，指极西之地）、刁吉儿（Tanger——此为《永乐大典》译名，即今摩洛哥丹吉尔）止于默伽猎海（按：今大西洋）。
[40]真铁木儿，在拉施特《史集·部族志》中称真铁木儿出于汪古部（汉译本，页232）。在《史集》的另一处又重复志费尼的话，说他是西辽人。
[41]怯勒·孛剌，拉施特说他是乃蛮部人，其子也速迭儿充任宝儿赤（《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1分册，页232），其名字Kül-Bolat，意为“光灿的钢”，Kül，唐代译音作“阙”；Bolat为波斯文pulat，fuf“at钢”的突厥语形式。
[42]诺撒耳，《史集·部族志》在一处说他是克烈董合亦惕部，在另一处又说他出自克烈土伯夷惕部。诺撒耳的名字在不同的史料中拼法不同，在志费尼书的诸抄本中，大多数写作Nusal，有时写作Tasal，或第一个字母的音点脱落，在拉施特抄自志费尼书的部分中，此名也作Nusal，而《多桑蒙古史》所据之《史集》则称此名拼作Yes（il汉文竖排本，下册卷4，页4）。在《史集·部族志》的各种抄本中，此名又分别Bisil、Yisi1。罕见的还有bis（il汉译本，第1卷第1分册，页210和第2卷页232取Bssil拼法）。所有这这些拼法实际上只是起首辅音有别。在波斯文中，辅音字母（N—）、（T—）、（Y—）、（B—）处于词首时，底座完全相同，只是音点的数目和位置不同。故古代波斯人抄录古籍时，对不熟悉的异族人名、地名等，极易误写。但是在术扎尼书中此名又写作usal或os（al见Raverty英译本卷2，页1121）。这种拼法是以元音字母“海姆宰”（Hamza）起首。
伯希和讨论了这个名称的读法和复原问题。Nausal或Nasal是一个波斯词，即nau sāl，意为“新年”。在我们所知道的克烈人名称中，大部分出自突厥语，有时出自蒙古语、汉语甚至藏语，如果诺撒耳这个名字是源于波斯语的话，则有可能是通过聂思脱里教和古叙利亚文传进克烈部的。伯希和曾试图在七河流域的聂思脱里教徒墓石铭文中寻找到Nosal一类的名字，但未成功。至于yisil的读法，则可以还原为突厥语yesil，意为“绿色的”。 Bisil，tasal的读法，伯希和未作讨论。术札尼书中的usal的拼法，伯希和以为可以和突厥语osal—usal，意为“懒”，或蒙古语osal，意为“粗心”，但他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见《金帐汗史评注》（Notes sur L'Histore de la horde d'Or），巴黎，1950年，页54、55。
[43]乞则里·不花这个名字的第一部分乞则里（qïzïl）为突厥语，意为“红”，“赤色”。刘郁西使时越按台删山至也儿的石河上游“乞则里八寺海”（Kül Qïzïl Bašï——红头湖），其中之“乞则里”即此字，而“八寺”为突厥语“头”（baš）的音译。其第二部分不花（buqa），亦为突厥语，意为“牛”。乞则里·不花，此言“红牛”。
[44]也可（Yeke）为蒙古语，意为“大”。
[45]《世界征服者传》，汉译本，页577《；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54。
[46]《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111。
[47]《元朝秘史》第263节。
[48]《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219。志费尼关于贵由任命各地官员的叙述与此异，“他（按：指贵由）把契丹诸州交给大臣牙老瓦赤，以及原在异密麻速别乞统治下的阿母河以北地区，突厥斯坦之地和其他土地”（汉译本，页300）。牙剌瓦赤不可能同时统治契丹和阿母河以北之地，志费尼之说有误。拉施特不从志费尼之说法想必有据。今从《史集》之说。
[49]《世界征服者传》，汉译本，页700《；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258。
[50]《世界征服者传》，汉译本，页613。
[51]《世界征服者传》，汉译本，页727。
[52]《世界征服者传》，汉译本，页124。
[53]瓦撒夫：《瓦撒夫史》第1卷，哈默·普尔格施塔勒波斯文原文与德译合璧本，维也纳，1856年，德译，页132。至于出使的时间，瓦撒夫说是回历666年（1267年）底，而拉施特则再提前一年，以为回历865年（1268年）冬，按《史集》记载，在塔剌思忽里台上八剌、海都和蒙哥帖木儿三方决定次年春八剌渡阿母河西侵，八剌遣麻速忽出使波斯剌探情报应在此之后。《多桑蒙古史》按《史集》的说法，将塔剌思会议，置于1269年春，同时又按同书的说法，说麻速忽出使波斯，事在1268年底（第5卷第1章）。
施普勒在《蒙古人在伊朗》（柏林，1955年［Die Mongolen in Iran，Politik，Verwaltung und Kultur der Ilchanzeit 1220-1350，Berlin，1955］）页68中，取瓦撤夫之说，以为麻速忽出使是在回历666年底（1267年9月22日）。从史实上看，麻速忽重新受命掌管阿母河以北地区是在塔剌思忽里台会之后，他在波斯只停了极短的时间便返回。两书均言，麻速忽归回时，八剌军已到阿母河边准备入侵。可见麻速忽出使应在八剌渡河之前不久。
[54]《史集》第3卷，汉译本，页106。
[55]在“成吉思汗的长衫”之语之前，有几个不可辨读的波斯字，其写法各抄本互有差别，见《史集》第3卷，汉译本，页106，注4。
[56]《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106。
[57]《瓦撒夫史》第1卷，德译本，页132。
[58]《史集》第3卷，汉译本，页106、107。
[59]B.Spuler，Der Mongolen in Iran，Berlin，1955.
[60]《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169。
[61]R.P.Blake and R.N.Frye，“The History Of the Archers（The Mongols）by Grigor of Akanc”，HJAS，12，1949.
[62]见柯立甫：《〈引弓民族史〉中的蒙语名称及专有名词术语》（Francis W.Cleaves，“The Mongolian Names and Terms in the History of the Naiuon of Archers by Grigor of Akanc”），HJAS，12，1949，页427—428。
[63]《元史》卷2《0成宗纪》，页442。
[64]《史集》第3卷，汉译本，页112。
[65]德译者哈默·普尔格施塔勒在注解中说，瓦撒夫一直是将此名写作Tekuda（rTeküdär），他转写为Nigud（arNigüdär）。捏苦迭而是察合台的孙子，八剌是察合台的曾孙，两人不是兄弟关系，而是叔侄关系。
[66]《瓦撒夫史》第1卷，德译本，页136。
[67]《史集》第3卷，汉译本，页113《；瓦撒夫史》第1卷，德译本，页136、137。
[68]今地不详。
[69]《史集》第3卷，汉译本，页113；并见同书第2卷，汉译本，页168。
[70]《史集》第3卷，汉译本，页73、74；同书第2卷，汉译本，页181。
[71]权衡著，任崇岳笺证：《〈庚申外史〉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页17、18。
[72]罕伯莉刊本在另一处误写做sūiba。
[73]《榘庵集》卷8。
[74]《元史》卷20，页443；卷21，页451。参见松田孝一：《海山之西北蒙古出镇》，《东方学》第61辑，日本东方学会，1981年，页9—11。
[75]《元史》卷21《成宗纪》，页454。
[76]元明善：《太师淇阳忠武王碑》，《国朝文类》卷23，《四部丛刊》本；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卷3之2；《元史》卷119《博儿忽传》。
[77]《国朝名臣事略》卷3之2。
[78]《土土哈传》此句为“我子孙乃弗克靖恭”。
[79]《土土哈传》此句为“皆吾世祖也之嫡孙也”。
[80]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道园学古录》卷23，《四部丛刊》本，页211；《国朝文类》卷26，《四部丛刊》本，页265；《元史》卷128《土土哈传》，页316、317。
[81]《完者都史》，德黑兰本，页31、32。
[82]乌马里：《眼历诸国行纪》克劳斯·来西阿拉伯文及德文翻译合璧本《蒙古世界帝国》，威斯巴登，1968年（Masalik al-absar fi mamalik al-amsar，Das mongolische Weltreich，Al-'Umari's Darstellung der mongolischen Reiche in seinem Werk Masalik al-absar fi mamlik al-amsar，übersetzt von Klaus Lech，Wiesbaden，1968，）德译，页109。法亦勒·匿只木丁为伊利汗不塞因（Abu Said）时代之必闻赤。
[83]《瓦撒夫史》，孟买本，页474《；完者都史》，德黑兰本，页42。
[84]见黑尼士（Erich Haenisch）：《关于伊利汗阿儿浑和完者都1289年和1305年致法国国王美菲力帛的信件》，载Oriens，卷2，1949年，页218。
[85]黑尼士文，页220版图Ⅰ，页23镜版图Ⅱ。
[86]此信的影印件和德文译文、法文译文参见黑尼士上述论文以及田清波、柯立甫：《伊利汗阿儿浑、完者都1289年和1305年致美菲力帛的信件》，麻省剑桥，1962年。兹据上述两译文重译而出。南家之国，原文为Nangklyass，南家思，指中国原南宋统治区。Talu之海，许多学者曾作过研究，西诺尔（Denis Sinor）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Talu来自突厥语taluy，即海洋之意，阙特勤碑中已见之，今音译为“达赖”。Talu之海，指极西之地。参见《完者都致法兰西国王美菲力帛信中之神秘的“Talu”之海》，西诺尔论文集《内亚及其与中世纪欧洲的接触》（Inner Asia and its Contacts with Medieval Europe，London，1977）。
[87]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4，《四部丛刊》本，页513。
[88]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4，《四部丛刊》本，页513。
[89]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4，《四部丛刊》本，页513。
[90]直译为“如同从前的关系”。
[91]《完者都史》，德黑兰本，页31、32。
[92]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4，页513。
[93]杨志玖：《定宗征拔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