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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先塔林”之名在《元史》中屡次出现。例如，《拜延八都鲁传》记载：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政府授予兀浑察之子以“曲先塔林左副元帅”之职。^[1]《成宗纪》载：元贞元年（1295年）元政府设立“曲先塔林都元帅府”。^[2]“曲先塔林”今地何在，自明以来学界一直没有明确解释。明代严从简所撰《殊域周咨录》及其他一些明代地理书提及，元代的曲先塔林元帅府（按：应为都元帅府），设于明代撒里畏兀儿地区的“曲先卫”治地；近人岑仲勉认为，“塔林”就是塔里木河；^[3]中国台湾学者萧启庆在1978年出版的著作中认为，“曲先塔林”是一座位于别十八里之西的城。^[4]前人的看法歧异如此，可见这个问题尚未有定论。本文拟就平日读史所见，对此有关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中唐到元初曲先地区的历史

13—14世纪史料中的“曲先塔林”之名，应当是“曲先”和“塔林”两个名称的合称。

“曲先”为元代对龟兹的称谓，此名由于所谓“吐火罗语”的讨论，几十年来引起了各国东方学家的强烈兴趣。^[5]曲先在元代又称为苦先，或苦叉。在唐代，自7世纪中叶至8世纪末，除咸亨年长寿元年（692年）的20余年外，龟兹一直是安西都护府的治所。贞元初（8世纪90年代），其地入吐蕃。此后，内地人不详当地的情况。今人欲知这一时期龟兹地区的历史，非研究各种史料不可。

唐初大食帝国在西方的崛起和840年以后回鹘部众自漠北迁居高昌，都是对后来龟兹历史发生深远影响的大事。大食人来到东方后，穆斯林学者写下了许多舆地著作，其中不乏有关中亚史地的材料。成书于10世纪的波斯无名氏地理书《世界境域志》对龟兹的记载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却反映出龟兹一带当日的面貌。该书写道：

10.KUCHĀ（原文如此）位于边境，属中国，但九姓部落（Tohhuzghuz）经常袭击居民。城内多乐趣之事。”^[6]

可见在唐统治西域时期，这里尚未完全为操突厥语的民族所占据。唐退出中亚后，龟兹地区经历了回鹘统治（突厥语化）和伊斯兰化两个阶段。

龟兹曾受高昌回鹘统治，这一点可以在各种历史文献中找到证明。例如，《王延德使高昌记》说到高昌回鹘的辖地时称：

“高昌即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阗，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葱岭，皆数千里……所统有南突厥、北突厥、大众熨、小众熨、样磨、割禄、黠戛司、末蛮、格哆族、预龙族之名甚众。”^[7]

样磨（Yayma）当时的牧地在今新疆喀什一带，割禄即唐之歌逻禄，分布于今新疆库车以西直至楚河（

u）流域。元代畏兀儿亦都护的后人也称其先祖自漠北迁居交州后，“统别十八里之地，北至阿术河，南接酒泉，东至兀敦、甲失哈，西临西蕃……”。^[8]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龟兹出使宋朝的使臣曹万通对宋臣言：“本国东至黄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数百……”^[9]德国学者缪勒刊布的火州出土的木杵刻辞也说明，上述史料有关高昌回鹘辖境的记载并非虚辞。该木杵刻辞云：

“火羊年（丁未年）二月新月第三日，当我们的可汗君·爱·登里啰·汩·没密施·羽禄·汩·Ornamiš·A tpïn·ärdamin颉·咄登密施·合·阿悉兰·骨咄禄·阙·毗迦·登里可汗……在位时，统治东自沙州（Sa

iu）西达笯赤拔塞干（Nu

Barsxan）时，当颉·于迦斯·合·都督·于迦统治雄高昌（Qo

o）国时……”^[10]

拔塞干位于热海（Ïsïy Kül，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之滨，龟兹当然包括在这一广大地域之内。^[11]

龟兹受制于回鹘当始于840年以后不久。《新唐书》记曰：

“至德（756—758年）后，突骑施衰，黄、黑姓皆立可汗相攻，中国方多故，不暇治也。乾元（758—759年）中，黑姓可汗阿多裴罗犹能遣使者入朝。大历（766—779年）后，葛逻禄盛，徙居碎叶川，二姓微，至臣役于葛禄，斛瑟罗余部附回鹘。及其破灭，有特庞勒居焉耆城，称叶护，余部保金沙岭，众至二十万。”^[12]

这里的“特庞勒”或为率十五部回鹘奔葛逻禄之“庞特勒”。《资治通鉴》则云庞特勒部众居安西（按：龟兹）：

“［宣宗大中十年］（856年）三月辛亥诏……会昌（841—846年）虏廷丧乱，可汗奔亡……近有降者云，已庞历今为可汗，尚寓安西……（已庞历，即庞勒，以华言译夷语，语转耳，庞勒立见上卷二年）。”^[13]

回鹘在天山南麓立足的史实还见于大食地理学家的记载。例如马素迪说，在他（逝于956年）的时代，九姓乌护之国从呼罗珊一直伸展到中国，其首府称Kūšān，^[14]即曲先。

宋人的记载也反映出这一点。《宋会要辑稿》云：

“龟兹为回鹘之别种也，其国主自称师子王，戴宝装冠，著黄色衣，与宰相九人同理国事……或称为西州回鹘，或称西州龟兹，又称龟兹回鹘，其实一也。”

宋人还称西州回鹘可汗为“大回鹘龟兹国安西州大都督单于军尅韩王”。^[15]可见北宋初年，汉人对回鹘人和回鹘化了的龟兹人已不加区分，皆称为回鹘，唯在“回鹘”一词前冠以地名，或称为“回鹘别种”以示区别，这亦反映出宋人对当地民族的实际了解程度。

随着喀喇汗朝的强盛，龟兹地区在11世纪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地人反抗回鹘，并摆脱了回鹘的统治。据波斯学者奥菲（Aufī）记载，龟兹的突厥族穆斯林英雄黑的儿（Chïzr/Chïdr）阿战胜了回鹘国。由于他在可什哈儿汗反对其敌人的斗争中提供的帮助，他自可失哈儿汗处得到了可汗的称号。^[16]《突厥语大词典》举出的回鹘五城是：唆里迷（Sülmi）、高昌（Qō

o）、彰八里（Jan Balïq）、别十八里（Bēš Balïq）和仰吉八里（Yäŋi Balïq），^[17]并不包括龟兹，这反映出回鹘势力向东退缩的事实。至于曲先，可失哈里则称之为：“一个位于回鹘之边的，称作龟兹（Kujā）的城镇的名称。”^[18]此时非但龟兹不属回鹘，连龟兹之东的布告尔（Bögör，今轮台）也不属回鹘，可失哈里称其为“一座回鹘与龟兹之间的、位于高山上的城堡，是边界斥侯之一”。^[19]

此时龟兹有别于高昌，部分龟兹人率先接受了西来的伊斯兰教。可失哈里说，当时伊斯兰文化在东方北达龟兹和布告尔（Bögör），南抵约昌（

är

än，今新疆且末）。^[20]而高昌，在王延德时代，则有“佛寺五十余区……复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21]龟兹有别于高昌的状况，似一直延续到西辽统治时期和蒙古征服时代。拉施都丁在叙述克烈部首领王罕之子桑昆逃奔龟兹国时写道：

“（桑昆）逃离，至吐蕃^[22]之地，打算（居）于此。吐蕃民众逐之出境，桑昆的那可儿们散亡，他又自彼处逃脱。斡端、可失哈儿边境有一地，名曰曲先（Kūsān，或Kūšān ），此处算端曰黑邻赤哈剌^[23]（Qilij-Qarā，应还原为Qïlïj-Qara），他于Jahār-Kaha^[24]之地寻得桑昆，杀之，并获其妻子。”^[25]

在上述史料中，拉施都丁称曲先为“斡端、可失哈儿边境”一地，又称其首领为“算端”，曲先当日之地位可以想见。

二、“塔林”名称的意义

搜检《元史》可以发现，“塔林”之名总是与“曲先”连在一起出现。除本文开头提到的两则史料之外，尚可举出（至元二十九年二月）“辛巳，从枢密院臣暗伯等请，就襄阳给曲先塔林、哈剌鲁六百三十七户田器得种粟，俾耕而食”。^[26]（大德元年秋七月）“罢蒙古军万户府，入曲先塔林都元帅府”、^[27]“曲先塔林，都元帅三员……”^[28]等。

萧启庆先生将“塔林”转写为Daril，也许根据的是《元朝秘史》第263节中提到的地名“古先答邻勒”。其实，伯希和在其《元朝秘史》转写本中已经怀疑Daril应作Darim。^[29]萧先生将“古先答邻勒”比定为《元史》中之“曲先塔林”甚为确切。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与《元朝秘史》之“古先”与“塔邻勒”连在一起相应，“塔林”在《元史》中也总是与“曲先”一起出现。这说明“曲先塔林”的确是当时通用的一个地名，这也使我们相信，“塔林”或许与“曲先”所在的地域有某种联系。

前已提及，“塔林”的名称岑仲勉先生已有解说。岑先生指出：“曲先一地，元时甚著。抑塔林今塔里木（Tarim）之合音也……“”答林即塔林之异写，名称何义，向无准确的解释。其实‘林’即里木之二合音。”^[30]岑先生的推测是有道理的。

在成书于至大元年（1308年）的《蒙古字韵》中，“林”字属“侵”部，该部旁注之八思巴字和当时许多汉文译写他族语言词汇的实例使我们知道，元代汉语中还保存着许多以唇鼻音-m收声的阳声字。在成书于泰定元年（1324年）的《中原音韵》中，“林”字属“侵寻”韵，^[31]由此拟构出“塔林”一词在元代汉语中的音值为ta-lim。“塔林”与“曲先”连在一起出现，和“塔林”在元代北方话中读为ta-lim这两点理由，会使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塔林”应当是当时对流经曲先附近的塔里木河的及其流域的称呼。

《突厥语大词典》提到过一条河（或一个地区）名Tarim。在哈剌汗朝突厥语中，tarim是指注入沼泽和流沙的一条河的诸支流（a'dād）；又为回鹘地区龟兹（Kuça）：附近的一个地名，称为Tarim；tarim又为一河名，该河流经此地，河与地同名（；元音不能确定）Usmi：Tarim，为一大河之名，该河自穆斯林地流入回鹘地区，并于彼处渗入沙碛。^[32]

显然，可失哈里提到的这个Tarim就是元代的“塔林”。正如《元朝秘史》中“古先”与“答邻勒”连称，《元史》中“曲先”与“塔林”连在一起出现一样，可失哈里在解释Tarim时，也将龟兹与之联系起来，说tarim是回鹘地区龟兹附近的一个地名，这正好说明了“古先答邻勒”和“曲先塔林”确实是指曲先及其附近今塔里木河流域一带地方。

此后，塔林之名或其异写形式屡见于历史文献。例如，成书于1425年的帖木儿帝国时期的历史著作《武功记》提到，在离拜城和曲先不远处，有一个称为Tarim的地方。^[33]明代无名氏《西域土地人物略》中也提到，在苦先附近有—条名为“他林”的河流：

“吐鲁番西二百里为俺石城儿……又西五十里为昆迷失……昆迷失西二百里为阿剌木，又西百里为叉力失城，^[34]叉力失南有他林河。叉力失西百里为黑水泉……泉西百里为双山儿城……又西百里为独树城儿……独树西百里为察力察井……又西二百里为淤泥泉……泉西百里为察兀的河……河西百里为榻子河……榻子河西十里为古克兀城……又百里为苦先城……”^[35]

显然，叉力失城南的“他林河”就是元代的“塔林”，即今塔里木河。在海德儿书中，Tarim又作为一个地名与吐鲁番、罗卜和怯台并列。^[36]

Tarim之名未见于《世界境域志》，该书在提到塔里木河的段落中写道：

“3.又一条大河，曰WĀJĀKH，源于上述Mānisā山脉之东，此山耸立于大碛极边。河沿大食（Thajākh—原文如此）、Bariha以及龟兹之城镇（区域）而过，流经于阗州。过沙州境时，成一沼泽。由此而下，流至龟兹之边，过Kūr·š（？）以及F·rājklī州，再注入东海……河之阔不过半farsang，然无法可济。河至龟兹（Ku

a——原文如此）边境，乃称龟兹河，其书中固如此书也。”^[37]

米诺尔斯基指出，WĀJĀKH河（流经龟兹附近后改称龟兹河）就是塔里木河。^[38]

综合上述讨论可知，Tarm之名始见于11世纪文献，而“曲先塔林”（或“古先答邻勒”），则见于12—13世纪文献。作为地名，“曲先塔林”（古先答邻勒）指的是今库车及附近塔里木河流域一带地方。

三、元代曲先塔林左副元帅与曲先塔林都元帅府

“曲先塔林”的意义既明，则我们可对元政府授予兀浑察之子“曲先塔林左副元帅”一职以及后来“曲先塔林都元帅府”之设的前后情况，作一点说明。

在阿里不哥之乱中，察合台后王阿鲁忽逐渐占有了东自金山、西至阿母河的广大地区。阿里不哥失势以后，忽必烈为控制今中亚地区，派出军队进据突厥斯坦各地。不久，八剌夺取了察合台兀鲁思汗位，并开始排挤大汗力量，驱除朝廷在塔里木盆地西南的驻军。塔剌思会议后，八剌与海都结盟，反对忽必烈和伊利汗阿八哈。1271年，八剌入侵伊利汗国失败，中亚诸王的势力受到削弱，元朝利用这一时机，以畏兀儿地区为中心，再度向中亚发展。忽必烈灭南宋后，元朝政府腾出手来对付西北叛王，大批汉军、探马赤军进入别失八里、曲先、斡端、可失哈儿屯守。此时，曲先是元政府联系畏兀儿之地与今塔里木河上游地区的桥梁。

拜延八都鲁之子兀浑察，至元十六年（1279年）从大军征斡端。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诸王术伯（按：即《史集》中阿鲁忽之子

übei）命兀浑察往乞失哈儿（按：即可失哈儿）之地为游击军”。这时，元朝与海都、都哇对今新疆地区的争夺已十分激烈。斗争的结果，元朝的军事力量从塔里木盆地西南撤退。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九月，元政府“罢斡端宣慰使元帅府”。^[39]至于放弃斡端后，兀浑察统领的这支军队的下落，《元史》记载道：“（至元三十年［1293年］正月）枢密院臣奏：‘兀浑察部兀末鲁罕军，每岁运米六千四百二十六石，计佣直为钞万二千八百五十二锭。’诏：‘边境无事，令本军屯耕以食。’”^[40]同年，兀浑察“以疾卒，次子袭，授曲先塔林左副元帅”。可见术伯部下的这一支探马赤军，在元朝放弃斡端后，并未撤回内地，仍留驻于曲先一带地方。

元贞元年（1295年）正月，元政府设立曲先塔林都元帅府和北庭都元帅府。同年二月，元政府命担任北庭都元帅府正、副都元帅的合伯、撒里蛮出征，受诸王出伯（即术伯）节度。这两个都元帅府的建立，与元朝撤出斡端后退守畏兀儿地区的活动有关。对元朝来说，曲先塔林之地无孤悬于外之理，畏兀儿地区是河西至曲先塔林的孔道，故而元朝对曲先塔林的控制与元朝在畏兀儿地区的直接统治相始终。拉施都丁在叙述元成宗初年，元朝与海都、都哇之间边境的形势时写道：

“从东方开始，诸王和大将们（沿边）驻扎。最东方驻扎的是合罕父系的叔公甘麻剌（Kambala），接着是合罕之婿阔里吉思驸马（Körgüz Küregen），再次是忽必烈合罕之大将土土哈之子床兀儿（Junggur），再次是大臣Küyüküi那颜之子囊家歹；再次是铁穆耳合罕之叔阔阔出。下面就到了唐兀地面，该地由忙哥剌之子诸王阿难答管领，阿难答驻军于察罕淖儿（

aghan-Na'ur）一带；接着就是哈喇火州之边，火州为畏兀儿城子，出好酒，位于合罕与海都边地之间，当地人同双方友善，并向双方贡献；再一下面是察合台之孙阿只吉（Ajigī）及阿鲁忽之子出伯（

übei），接着就是上面已经提及的吐蕃的丛山峻岭。”^[41]

《史集》还记载：“（铁穆耳）合罕遣亲王阿难答往唐兀之地统领军队与兀鲁思。亲王阔阔出与合罕之婿阔里吉思被派往邻于海都、笃哇之境上。复遣脱欢统军往镇蛮子之地。遣大臣阿只吉统领一军至哈喇火州之境。”^[42]

《史集》的这些记载表明，成宗践位之初，哈喇火州仍在元朝戍边诸王势力范围以内。上述火州之民对元朝和海都、都哇双方友善，并向双方交纳贡赋的记载又说明，这时元朝已不能完全控制其地。与此相应，《史集·合赞汗传》在提到这时的局势时，也称畏兀儿地面为大汗与海都之间的省份。^[43]

在此之后，海都、都哇除了在金山一带与元朝作战外，在畏兀儿地区也继续扩张。《史集》在叙述了大德二年（1298年）冬，都哇击败元朝军队，俘获阔里吉思之后接着写道：“其时，都哇因新创合罕之军而松懈，正缓慢行军，拟回其斡耳朵，然后遣军进攻哈喇火州地之阿难答、阿只吉与出伯的戍所，将他们赶走。”^[44]

元朝在都哇的进攻下再度后退。到大德七年（1303年）元成宗与都哇、察八儿等约和之前，都哇已将哈喇火州看作自己的领地。都哇在致察八儿的信中提到：“应在别失八里之边，我们国家（mulk）及兀鲁思的骄傲（khāsah）哈喇火州和帝国的中心及幸福之源哈喇和林之间，召开一次忽里台会。”^[45]《元史》中最后一次出现“曲先塔林都元帅府”的名称是在大德元年（1297年）。将上述都哇的信与《元史》的记载联系起来，我们可以设想，元朝退出曲先塔林地区的时间，应与都哇完全控制火州一带的时间大体相当，即大德三年（1299年）至六年（1302年）之间，当然也可能再早一点。

（原载《中亚学刊》1984年创刊号。收入本书时有所改动）^[46]

[3]《明初曲先、阿端、安定、罕东四卫考》，《金陵学报》第6卷第2期，1936年。

[4]《元代军事制度》（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哈佛大学出版社，1978年，页59。

[5]马雍教授认为，“曲先”（“库车”）的词源，可能与一种毛织品有关，佉卢文字将这种织物记为kosva，这一名称当时的汉译可能是“氍

”。参见《新疆佉卢文书中的kosva即氍

考——兼论“渠搜”及其他有关的地名》，中亚史学会成立大会论文，未刊稿。

[6]Hudūd al-‘Ālam，米诺尔斯基英译本The Regions of the World（《世界境域志》），1970年，伦敦，页85。无名作者在此将龟兹列为中国属地，可知所记当时唐退出西域前的情况。
　　Toghuzghuz，即Toyuz-Oyuz，九姓部落之意。在古突厥文毗伽可汗碑及葛勒可汗磨延啜碑中，此名均有著录，相当于汉文中的铁勒。在穆斯林史料中，如库达玛（Qudēma）书，马素迪（Mas‘ūdī）书，葛尔迪齐（Gardīzī）书，及上引《世界境域志》中，Toghuzghuz通常专指高昌回鹘。在《突厥语大词典》中，喀什噶里不再使用Toghuzghuzg来称呼高昌回鹘，改用Uighur。在蒙古时代的穆斯林文献中，也不再用Toghuzghuz高昌畏兀儿。对于这一点，米诺尔斯基在《世界境域志》英译本页263—268作了详细讨论。巴托尔德的论述见《伊斯兰百科全书》（The Encyclopaedia of Islām），1913年，Toghuzghuz条。

[8]虞集：《高昌王世勋之碑》，《道园学古录》卷24，《四部丛刊》本，页218；并见《元史》卷12《2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及黄文弼：《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复原并校记》，《文物》1964年第2期。亦邻真先生指出，高昌王碑中有关高昌回鹘疆域四至的描述是畏兀儿人使用突厥方向的一个例子，参见《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3、4期合刊。同文注1还提到兀敦、甲失哈的方向错误。
　　在《武威志》中，“东至兀敦、甲失哈”作“东通兀敦失哈儿”。高昌王碑虽残碑尚存，但其畏兀儿文铭文倒数第五栏以上部分不存，无法查证兀敦、甲失哈的畏兀儿文拼法及方位。此碑畏兀儿文碑文之汉译及注释，见耿世民：《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屠寄认为，兀敦、甲失哈在今哈密东六百里乌诺格升湖附件，见《蒙兀儿史记》卷36，中国书店影印本，1984年，页6。阿术河，今地不详。

[10]普鲁士王国考察队于吐鲁番的一座庙宇的断垣残壁中发现这一木杵。见《普鲁士王国科学院论文集》（Abhandlungen der Preuβischen Akademie Wissenschaftenz uB erlin），1915年，语言、历史类第3期，F.W.K.Müll《er吐鲁番出土的两木杵辞》（Zwei Pfahlinsc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其中附录一《火州出土的第三杵题辞》，此用韩儒林师译文，参见《关于西辽的几个地名》，《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辑，1980年。
　　葛玛丽（A.v.Gabain）曾试图对这一文物断代。她认为题辞中的火羊年可能是1019年，也可能是在此之前或之后60年，见《850年至1250年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Das Leben im uigurischen Königreich von Qo

o，850-1250），《乌拉尔——阿尔泰学会丛刊》（Veröffentlichung der Societas Uralo-Altaica）卷6，威斯巴登，1973年，页20。这里有两点值得提出讨论。首先葛玛丽推算年代有误，1019年并非火羊年，当为1007年。其次，葛玛丽的断代范围似乎还可以缩小，因为1007年之后60年，就到了《突厥语大辞典》成书的年代，此时高昌回鹘的势力已经退至今新疆轮台以东，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巴托尔德在《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德文本（12 Vorlsungen über dir Geschichte Türken Mittelasiens，柏林，1935年，以下简称《十二讲》德文本）页94中，关于拔塞干（Barsghan）一名写下了如下的话：
　　“按葛尔迪齐的解释，Barsghan意为‘波斯的大臣’，即此名可以Pars和chan，这两个词来解释。穆罕默德·喀什葛里还提到过另外两种不同的说法。按照第一种说，Bārs-chan是Afrāsiyāb之子之名称；据另一说法，他曾是回鹘可汗们的牧奴。这最后一个说法饶有趣味，人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即回鹘人在西方曾一直达到过热海（Isykkul）。并且直至11世纪，（这一事实）还留有记忆。”

[11]《世界境域志》描述了九姓部落的居地范围，米诺尔斯基对书中列举的地名有考释，见英译本页94—95、271—277。这些均有待于中国学者作进一步研究。

[12]《新唐书》卷215《突厥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60—69。

[13]《资治通鉴》卷249，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页8059。这支回鹘人与葛罗禄和后来高昌回鹘的关系，尚待研究。

[14]兹据布莱特施耐德（Bretschneider）《中世纪研究》（上册），伦敦，1910年（E.Bretschneider，Medi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London，1910），页253。逗弥那（Barbier de Meynard）以为Kūšān即高昌，《维吾尔族简史（一）》（《中国少数民族丛书》）取此说，见该书（未刊稿）页50。米诺尔斯基已怀疑Kūšān即Kuša，见《世界境域志》英译本，页497。其实，在《史集》（Jāmi‘al-Tawārīk）1965年莫斯科波斯文合校本所列举的曲先的各种异写形式中，就有写作Kūšān或Ksnūā的。在波斯文中，它们的差别只是三个音点有无的问题。

[15]《宋会要辑稿》册197，蕃夷四；并见《宋史》卷490《外国传·龟兹》。列维（S.Lévi）根据《宋史》的上述记载，认为龟兹地区在11世纪已经突厥语化了，见冯承钧汉译：《龟兹语考》，《史地丛考》，《尚志学会丛书》，1931年，页36。

[16]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第一部分《史料》（Туркестан в эпоху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Нашествия，ч.1，Тексти），兹据氏著《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德文本，页132。
　　奥菲，生卒年无考，其著作《趣闻集》（Jām‘i al-Hikāyāt），约1228年写于印度，蒙古入侵中亚之前，他一直居住在呼罗珊。其书最有价值之处是记载了许多哈剌汗朝的轶闻。此外，还包括一章关于东亚和突厥部落的描述。作者是最早提到畏兀儿人的波斯学者，见布劳恩（Edward Granville Browne）：《波斯文献史》（A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from Firdawsi to Sadi）卷2，伦敦，1906年，页477；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英译本（V.V.Barthold，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London，1970），页36；《伊斯兰百科全书》（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卷1，页517。

[17]可失哈里：《突厥语大辞典》，阿拉伯文原文微缩胶卷及丹考夫、凯利英译本，哈佛大学出版社，3卷本，1982—1985年（Mahmud al-Kashghari，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ed.＆ tr.by Robert Dankoff and James Kelly，3 vols，Harvard University Printing Office，1982-1985）。参见卷1，阿拉伯文，页69；英译，页140。耿世民和张广达先生在《唆里迷考》中提出，唆里迷即焉耆，见《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

[19]此据克劳森（Gerard Clauson）：《13世纪之前的突厥学辞源学辞典》，牛津大学出版社，1976年（Sir Gerhard Clauson，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页328。

[20]《突厥语大词典》刊本卷Ⅰ，页239、301、364；转引自《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德文本，页90。当时汉文史料中仍有龟兹崇奉佛教的记载，例如，咸平六年六月六日，“龟兹国僧义修来献梵夹、菩提、印叶、念珠”等物；天禧元年四月“尅韩王智海遣使张复贡玉”等物，智海之名表明了尅韩王的佛教信仰；乾兴元年“龟兹国僧华严自西天至，以佛骨、舍利、梵夹为献”。以上见《宋会要辑稿》册197，页7720—7721。《宋史》也记载，（龟兹）“自天圣（1023—1031年）至景祐四年，入贡者五，最后赐以佛经一藏”。绍圣三年，龟兹使臣“以表章及玉佛至洮西”。见《宋史》卷490《外国传》。

[25]《史集·部族志》，1965年莫斯科波斯文合校本，页277；俄译本，第1卷第1分册，页133。《元史·太祖纪》（页12）称龟兹首领为“龟兹国主”。Qilij一名是否原作QiLNJ，尚待深入研究；Jahār-Kaha一名在其他波斯文钞本中，有写作KhaRFŠRH，这样与《圣武亲征录》之“彻儿哥思”尚能对应，但其最后部分仍无法勘同。伯希和在《关于库蛮》（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二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页36—44）中，详细地讨论了这几个名词的勘同问题。

[28]《元史》卷9《1百官志》，页2309。日本京都大学编纂的《元史语汇集成》一书，为人们检索词条提供了方便，惜书中有疏漏之处，例如前引“曲先塔林左副元帅”一语，《元史语汇集成》漏检。

[29]Histoire Secrete des Mongols，1949年，页108，注6。此点承韩儒林师指正。在八思巴字母中，m与l不同，无相混的可能；而在畏兀儿文字母中，m与l写在末尾时或有相混的可能。这一点也许有利于《元朝秘史》最初系用畏兀儿字蒙古文写成之说。

[30]《明初曲先、阿端、安定、罕东四卫考》，《金陵学报》第6卷第2期，1936年。然而，岑先生却试图证明，明之曲先卫治地，即元代曲先（今新疆库车）。据《明实录》（江苏图书馆本传钞）之《太祖实录》卷90（页4）记载：（洪武七年六月）“壬戌，西域撒里畏兀儿安定王［卜］烟帖木儿，遣其府尉麻答儿千户所剌尔嘉来朝贡铠甲、刀剑等物。撒里畏兀儿者，鞑靼别部也，其地广袤千里，去甘肃一千五百里，东抵罕东、西距天可里（Tengri，今地不详），北迩瓜州，南界吐蕃……仍命诏其酋长立为四部，给铜印曰阿端、［曰阿］真、曰苦先、曰帖里”。
　　海德儿书（即《拉施德史》，此据其书英译本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of Central Asia，E.D.Ross译，纽约—伦敦，1972年，页7）在述及莫卧勒人（Moghul）之地时说，其地北至曲先、南至撒里畏兀儿。该书别外几处提及撒里畏兀儿时，均将其与阇缠（Jurjan，即前述之

är

än）、罗卜怯台（Lob Katak）等地名并提（见页52、64等）；这几个地名伯希和在《马可波罗注》中有说明，此不赘。这些史料表明，撒里畏兀儿的势力并未伸及塔里木盆地北端，明初设立的曲先卫不在今库车。

[31]写本《蒙古字韵》，十三侵部，叶下廿四，参见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资料汇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页124；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页254、284。关于以唇鼻音-m收声的阳声字译写他族语言词汇的问题，见韩儒林师《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与勘同》，《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3辑，1978年。

[32]安卡拉土耳其文译本，卷Ⅰ，页396；卷Ⅱ，页13。此据《13世纪之前的突厥语词源学词典》，页548—549；并参阅《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德文本，页89—90及《伊斯兰百科全书》，第4册，页637，Tarim条（巴托尔德撰）。《西域地名》（冯承钧原编，陆峻岭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Tarim条未指出Tarim元代译称“塔林”。本文写成后，查知日本学者安部健夫已将《突厥语大辞典》中提到的Tarim与元代曲先塔林挂钩（安部健夫：《西ウイグル，国史の研究》，汇文堂书店，1955年，页481。此书有宋肃瀛、刘美崧、徐伯夫等汉译本，题为《西回鹘国史的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关于Tarim之前的usmi：，拟另作研究。

[33]Zafar-nāma，加尔各答，1887—1888年，卷Ⅱ，页219；此据巴托尔德Tarim条，见《伊斯兰百科全书》（参见本文上注）。

[35]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册34《九边四夷》，上海涵芬楼影印昆山图书馆藏本。关于这篇史料的校订，见岑仲勉：《从嘉峪关到南疆西部之明人纪程》，《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下册）。

[37]《世界境域志》英译本，页70。这里引起学者们兴趣的是，无名作者亦将塔里木河误为黄河源。在张骞出西域前，中国并无黄河重源之说，如《山海经·海内西经》称：“海内昆仑之虚……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又《尔雅》释水：“河出昆仑虚，色白……”张骞归自西域后，也带回了黄河重源说。《史记》卷123《大宛传》记曰：“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外；其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页3160）《汉书》记：
　　“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浦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页3871）
　　岑仲勉先生曾研究过这一问题，见《黄河变迁史》，中华书局，1959年，页32。
　　上引《世界境域志》中关于塔里木河描述所涉及的地名，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讨论。

[39]《元史》卷1《5世祖纪》，页325。美国学者达尔德斯（John W.Dardess）认为，1289年之后，元朝的势力就退出了中亚。达尔德斯所谓“元朝退出中亚”的这一提法概念比较模糊，难以包括此后元与察合台兀鲁思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不足取。达尔德斯的观点见：《从蒙古帝国到元王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演变》（“From Mongol Empire to Yüan Dynasty：Changing Forms of Imperial Rule in Mongolia and Central Asia”），《华裔学志》卷30，1972—1973年。萧启庆先生在《元代军事制度》一书（页162，注84），已对达尔德斯的看法表示了异议。

[41]此据第2卷，波义耳英译本《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tr.by J.A.Boyl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页285—286。甘麻剌这元成宗之兄，非叔公，拉施都丁此处误记。令人不解的是波义耳竟不知甘麻剌是何人，见页285，注180。此名在同书页242、330、321—322中，又作Kamala。囊家歹，据《元史》卷131记载，其父名麻察，乃蛮人。周清澍先生根据《史集》第2卷，俄译本，将其父之名读作Kubukchi，将那颜读作伯颜，并怀疑他就是伐宋的统帅伯颜，因为其子亦名囊家歹（见《汪古部统治家族》，《文史》第9辑，1980年）。

[42]《史集》第2卷波义耳英译本，第322页。此段译文引自陈得芝先生汉译《〈史集〉铁穆耳合罕本纪》，《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辑，1980年。

[43]《史集》第3卷，Арендс俄译本，莫斯科—列宁格勒，1946年，页308。美国学者爱尔森（T.T.Allsen）在其论文《13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畏兀儿》（“The Yüan Dynasty and the Uighurs of Turfan in 13th Century”，页20）中已引证此条史料，其所据者为《合赞汗传》E.J.W.Gibb纪念集，1940年波斯文刊本Tarikh-i Mubārak-i Ghāzāni：Dāstān-iG hāzān-Khan，页350。爱尔森的该研究结果曾提交“10—13世纪东亚各国关系讨论会”，此件承作者赠送，谨致谢意。
　　火州畏兀儿之民对元朝和海都、都哇双方保持中立这一情况，巴托尔德和伯希和都曾注意到，见《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德文本，页187及《马可波罗注》，页164。

[44]波义耳英译本，页328。此段译文引自陈得芝老师上述汉译，页34。

[45]哈沙尼（Qāšnāī）《完者都史》（Tārīkh-i Uljaitū），1969年德黑兰罕伯莉（M.Hambly）波斯文刊本，页34。此据上引爱尔森论文，页24。哈沙尼，波斯历史学家，仕于伊利汗朝，其书是研究14世纪上半叶中亚历史的宝贵资料。

[46]在交稿前，笔者2012年7月底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参加纪念成吉思汗诞辰850年学术讨论会时，偶见暨南大学王颋先生所撰《国沿丘兹——龟兹、曲鲜名称考辨》一文，对笔者有关曲先塔林的研究提出指责。王先生近年来不断以“学术批评”的名义，通过四处写信与网上传布等方式诋毁笔者有关察合台汗国的研究。考虑到网上回复毕竟品位略低，笔者一直期望有机会当面向王先生专门请教，但此次额尔古纳会议王先生虽然提交了论文，其本人并未赴会，笔者若在会上公开回复，与会者无从聆听王先生答辞，只得暂且放下。现在笔者已决定将《元代曲先塔林考》收入本书，为释读者疑，暂写几条意见：
　　（1）欲科学研究取得成绩，首先要善于提出问题，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提出“创意”。王先生当然不是“曲先塔林”问题的首位研究者，笔者希望在未来公开发表的王文中，能有文字提及有关“曲先塔林”的问题的初提及者，并说明自己是从何处得知这一点的。
　　（2）“曲先塔林”及其有关的史料间的联系原非公共知识，而是通过既往研究的努力逐步积累而成为常识的。学术研究的要义是提供新知。在“曲先塔林”研究中，笔者是有关穆斯林史料（包括《突厥语字汇》）、《元朝秘史》与其他汉文史料内在联系的发现者，从而向公众提供了新知识，但王文对此只字未提。只要对比一下王文与笔者20年前的旧作，就会发现王文所引证的有关可失哈里《突厥语词汇》中有关苦叉/库车与塔林/塔里木的描述，并非王先生的新发现，它们在笔者拙文中早已被全部引述，王文充其量只不过是按图索骥（“图”就是笔者的成果），将20年前的拙文所间接引用的史料，改为引自当年尚未出版的汉译本而已。即便如此，王先生居然未提及《突厥语字汇》的英译与阿拉伯文对照本（出版于汉译本之前）。建议王先生在未来正式发表时，专写一段文字，以分清他人及其本人在此研究上的贡献。
　　（3）王文在最后特别提出，笔者所论“古先塔里勒”之名在《元朝秘史》“全文输入的电子版中，也检索不到”（见其文页19）。当然找不到，因为其中有错字，其正确写法是“古先答邻勒”。令笔者惋惜的是，习于电子检索法的王先生，竟然未检索一下“古先”。20余年前笔者与更早研究过“古先答邻勒”问题的萧启庆先生，均在无检索工具的情况下找到此词，并据此提出讨论。王先生作为元史研究专家，且自居为内陆亚洲研究专家，竟不知如何在《元朝秘史》中找“古先”及其有关词项，令人匪夷所思。与其怨人，不如自我反省。能否找到“古先答邻勒”当然不是间题的核心，重要的是，似乎王先生至今尚未明白，为何“古先答邻勒”应当就是“曲先塔林”的道理。顺便说一下，王先生在批评笔者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时，指责过笔者在翻译阿拉伯文amīr时，舍学界习用的“异密”不用，而自造“阿米儿”译法；且指笔者将亚美尼亚译为“阿儿马尼”等，也反映了其自身学识上存在类似缺陷。其实“异密”这个词在元代汉文文献中从未出现过，过去学界不过是沿用唐译而已。笔者的“阿米儿”（大臣）与“阿儿马尼”（亚美尼亚）音译自有其出处，但其所据文献目前尚未收录在各种检索文库之中，只靠检索工具找史料的人无法了解其出处不足为怪。在此，不得不奉劝王先生，在着笔之前宜反思一下，还有哪些文献尚未接触。上述几条已经说明，在有关中古时代汉文与非汉文史料的比较研究上，王先生有些尚需补习之处，对其徒曝露无知的指责，不值得专门撰文回应。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