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火丞相与元金山戍军
Tughaji Jinsank在波斯文史籍《完者都史》中曾多次提及，是一位元成宗末年至武宗、仁宗年间镇守西北、决策边境军务的重臣和著名边将，在皇庆、延祐年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的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本文认为Tughaji Jinsank就是至大三年（1310年），汪古驸马阔里吉思之子术安，过察合台汗国控制下的卜罗，迁葬其父遗体时遇到的“丞相脱禾出·八都鲁”。确定汉文史料中的脱火赤（脱禾出）与波斯文史料中的Tughaji系同一人，对于研究至大、延祐年间的元朝与察合台汗国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大德十年（1306年）元朝与窝阔台汗国之间的也儿的石河之战中，他的名字首次在史料中出现。海山南还即位后，脱火赤与月赤察儿成为金山地区元朝戍军的统帅。至大元年（1308年）和林行省丞相哈剌哈孙死后，脱火赤晋职为丞相。在与也先不花的冲突中，脱火赤是元朝军队的军事统帅，他彻底击败察合台汗国，使元西北边境得以维持和平直至元末。波斯文和汉文史料虽多次提到过他，但《元史》中无传，因此根据汉文和波斯文史料研究他的活动是十分必要的。
Tughaji Jinsank这个名称的后半部Jinsank应为汉文“丞相”的波斯文音译。至于其名字Tughaji/Tugh
i，冯承钧在译《多桑蒙古史》时，把他的名字译作秃合赤，[1]日本学者加藤和秀在其论文《怯别与牙撒兀儿》中只用拉丁字母转写作Tughaji Jinsank，未作勘同。[2]这位Tughachi 丞相究竟是谁，是否见于汉文史料，至今尚未有学者提及。
一、大德十年也儿的石河之战中的Tughai 丞相
海都死后，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联盟内部的力量平衡突然发生变化，重心偏向察合台汗国一边。察合台兀鲁思汗都哇择立海都之子察八儿为窝阔台汗国之主，遣使到元廷请和。元政府察觉到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间的关系变化，决议离间之，遂支持都哇削弱窝阔台汗国。[3]
大德十年，受都哇压迫的察八儿为应付元朝西北戍军的压力，倾全国之力向东北也儿的石河方向出动，以其兄弟斡罗思为先锋，进至金山地区，与海山统率的元军对峙。海山对窝阔台汗国的军队发动突袭，击败察八儿的前锋。
阿里不哥之子明里铁木儿（Malik Temür），至元初曾随失烈吉（Siregi）、脱帖木儿（Toq Temür）等人叛乱，失败后虽一直留在海都叛王集团内，但对海都家族却心怀不满。[4]都哇在其吞并窝阔台汗国的计划中，一直把明里铁木儿当作一支海都营垒中可以争取的力量，而明里铁儿也暗中与都哇保持联系。当明里铁木儿得知察八儿的前锋斡罗思受到元戍军袭击而溃逃时，意识到挣脱海都家族控制的机会来了。为利用都哇的力量牵制察八儿，他派出使臣分别至都哇和察八儿处，两头挑拨。察八儿遂率20万骑出动，以抗御都哇，行前把诸斡耳朵委付于明里帖木儿，要他10日后出动助战，明里铁木儿利用受命执掌诸斡耳朵的机会，大肆杀掠察八儿军队留驻斡耳朵的老幼，迫使察八儿之后妃在全体士兵的陪同下到合罕（指元成宗）处投降，明里帖木儿的行为引起了部下士兵的不满，察八儿的士兵渐次逃亡，最后他只剩数十骑，只得投奔元朝。[5]察八儿的后方倾刻陷于混乱之中。察八儿为求生存，向自己的所有千户，如沙斡兀立、秃歹（Tudai）、不儿怯儿（Burkur）、忽都鲁·察哈和也不干驸马等，以及自己属下的全部大臣和那颜派出使臣，要他们出动骑兵。
都哇征召的大军向前推进，到达亦列水（今伊犁河）畔，派出使臣向元成宗禀报称：察合台汗国已归顺朝廷，而察八儿却违命来犯，请求朝廷合力对付之。据哈沙尼记载，在都哇的要求下，“严厉的命令（从铁穆耳合罕处）下达了，要求Tughai 丞相（
insank）和术伯之子喃忽里（Lamghuli/Namghuli）以及Maifqiar把阿秃儿率10万大军，前往都哇处”。Tughai从其驻地金山西麓而南下，而喃忽里则自哈密型而西向。这是Tughai的名字在史料中首次出现。
当察八儿的军队与都哇的军队相遇时，明里铁木儿劫掠其宫帐、驱赶其军队的消息已经传到。察八儿的部属纷纷向自己的禹儿惕逃散，溃不成军，察八儿本人只得率100护骑出奔。Tughai和喃忽里到达都哇处后，一起率军追击，察八儿在穷途末路的情况下，被迫向都哇投降。[6]
此次元军逾金山而南下之战亦见于汉籍。《元史·武宗纪》提到，大德十年：
“八月，至也儿的石之地，受诸降王秃满、明里铁木儿、阿鲁灰等降。海都之子察八儿逃于都瓦部，尽俘其家属营帐。”[7]
据上引《元史·武宗纪》，元军在按台山之西击败斡罗思后，迅速南下至也儿的石河流域。与明里铁木儿一起投降的诸王秃满，可能是《史集》所说窝阔台之子灭里之子Tuman，[8]而同时提到的阿鲁灰，可能是窝阔台之子阔端之第七子阿只吉（Aigi）之月鲁—帖木儿（Ürük Temür）之子Aruqun。[9]月鲁帖木儿曾被海都派往呼罗珊边境作战。[10]上面提海山在击败斡罗思之后，所获之“叛王也孙秃阿”，或为陶宗仪表中合丹王之子也孙脱王。[11]
《月赤察儿勋德碑》亦记这次大战：大德“十年冬，叛王灭里铁木儿等屯于金山，武宗帅师出其不意先逾金山”。文中曰其时为“冬”，不确，应为秋。这里不见斡罗思之名，可能月赤察儿未参加对斡罗思的战斗。该《勋德碑》继而曰：月赤察儿“以诸军继往，压之以威，啖之以利，灭里铁木儿乃降，其部人惊溃”。据上述瓦撒夫、哈沙尼的记载可知，灭里铁木儿曾袭击察八儿的斡耳朵。月赤察儿“压之以威、啖之以利”应在此前，所以才会有察八儿营帐遭袭击的结果。月赤察儿“遣秃满铁木儿、察忽将万众深入，其部人亦降。察八儿者，海都长子也。海都死，嗣领其众，至是，我军掩取其妻子及其部人。两部凡十余万口”。[12]这里提到的元军获取察八儿“妻子及其部人”之事，足证波斯史籍所述不伪。“两部”，当指灭里铁木儿与察八儿两部，10余万口之数，与瓦撒夫所云察八儿率10万大军从也儿的石出动亦合。
根据汉文史料，这次也儿的石河之战中，元朝方投入战斗的主力是海山与月赤察儿所部军队。而根据波斯文文献，元军的主力是海山与Tughachi统辖的军队。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当时海山是漠北元军的主帅，月赤察儿为其部下的一名骁将，而Tughachi则应为海山手下另一名将领。
二、Tughai即脱禾出
元成宗即位之初，都哇入侵，元军大将汪古部阔里吉思驸马战败被擒，死后葬于今新疆天池附近的卜罗（即普剌）。由于这时察合台汗国与元朝恢复友好往来，阔里吉思之子术安提出迁葬其父遗体于故土的要求，获朝廷同意。遂以赵王家人十九人乘驿以往。据史料记载，至大三年五月，术安一行“过戍边，淇阳王月赤察儿、丞相脱禾出八都鲁，假卒五百卫其行。七月达殡所。奠告，卜罗人观者千余”。[13]这位与淇阳王共同守边的丞相脱禾出八都鲁，显然就是波斯史料中提到的Tughai丞相。
我们知道月赤察儿驻守于金山前线，从大德十年也儿的石之战看来，他与Tughai 丞相的驻地应在金山之南，原窝阔台汗国的中心也儿的石河流域。因此术安一行赴卜罗的路线，应是从其汪古部营地北上，至和林，再西越杭海岭，札不罕河，过称海城，越金山，进入今新疆阿勒泰地区至也儿的石河，再向东至霍博，[14]他所获五百士兵应即此处。由此，术安一行向西南行至卜罗。[15]
至于脱禾出的丞相头衔，虽然波斯史家哈沙尼在述大德十年Tughai受元成宗命进迫察八儿营帐时，已称之为丞相。[16]但《完者都史》的叙述属事后迫记，不足证当时脱禾出已戴丞相衔。周清澍教授猜测他得丞相封号于至大元年以后。至大元年（1308年）冬，和林行省左丞相哈剌哈孙去世，脱禾出当为其继任人，[17]由此可推知，海山南还即帝位后，统辖漠北诸军的是月赤察儿与脱禾出。脱禾出在汉文史料中又常写作脱火赤。武宗死后，仁宗于即位之初，授脱火赤以“钦察亲军都指挥使”[18]与床兀儿同领此衔。[19]可见他指挥下的军队也是钦察亲军中的一支武装。
三、窝阔台汗国灭亡后的元西北边境
脱火赤驻地极边，至其地的驿站是大德七年（1303年）元廷与蒙古西北诸汗国间的和约达成后方开设的，[20]由驻边军士负责维持，制度不甚完备。《经世大典·站赤》中保留了这方面的若干资料，其中一条云：
皇庆元年（1312年）“十一月十八日，中书省奏枢密院官铁木儿不花言：‘所隶军士至脱火赤之地凡三十站，每站备骟马二百匹，牝马五十匹，首思羊二百口，帐房二十，陈设之物不等，皆军人之物力也。其始，以民户立站首思，并降官钱。今军站之役，皆自己出，安有不困乏者？乞今军人出备当站马匹，其余首思羊二百口及陈设物，依百姓例支与官钱。’臣等议：当存恤，官为应付铺陈，以彼方抽分羊肉，每站各支二百口充首思，更或不敷，从此给钱，令行省买与之。”[21]
元为维持金山以南前线的驻军，所付出的代价是极为巨大的。在和平时期，驻边将士长年风餐露宿，抛离妻子；在战时则常有阵亡伤残。除了这些普通军人直接承受的代价之外，单是政府为维持与前线的交通所设驿站，所花费的代价也是极为惊人的。上引《永乐大典》“站赤”条的内容当取自《经世大典》，其中提到至脱火赤营地驿站数目达30，我们可根据其中提供的数字，计算出这条交通线沿途设施所需投资的大概总量：
（1）骟马200匹×30站=6000匹。
（2）牝马50匹×30站=1500匹。
（3）首思羊200口×30站=6000口。
（4）帐房20座×30站=600座。
（5）铺陈若干×30站=若干。
这些资料即使在今天也不是小数，置于700年前元代的生产条件下，更是一项近于天文数字的资产。况且，这些资料日复一日地在消耗着，需要不断地更新与补充。而所有这一切，均由驻扎在当地的蒙古士兵负责。
按元制，军人本不应当站。因此，枢密官铁木儿不花提议：依百姓例，对于漠北这些新设的驿站，当站军人只负责维持每站200匹驿马，其余部分，以官物支付首思羊和帐房铺陈，这样可使当站军人免于困乏。此议获得到中书省官员的同意，并落实了具体措施，即从漠北牧民那里取得的抽分羊中，按数支付这条驿路沿线各站所需的6000只羊。如不够，则政府拨以现钱，从牧民那里购实交付。
这些措施能够使当站军人免于贫困吗？我们先分析一下上引《永乐大典》中的记载，便可以发现，枢密院与中书省的官员们在讨论中，均未提到用于制作马奶酒饮料的牝马1500匹，与帐房600座，由谁来负担的问题。笔者推测，这些资料可能被枢密院官员们视为已经存在的既有投资。但可以肯定的是其更新与维护，均是由当站军人承担的。《永乐大典》“站赤”条记载，次年，即皇庆二年（1313年）十月十四日，中书省又向仁宗奏道：
“‘近年以来，诸王位下使臣，初无给驿定额，每起一百匹之上，沿途站赤困乏，到部蠹费钱粮。臣等曾议，于脱火赤八秃儿、宽彻之地，择廉慎人充脱脱禾孙，合赐物力津遣。今拟选拜住怯薛内扎撒孙唐兀
，充迤北脱火赤脱脱禾孙；武备寺阿八赤，充宽彻脱脱禾孙；副之者各一人，识会文字吏二名，铸给印信，斟酌物力发遣，可否取裁？’奉圣旨准。”
同月
“二十三日，中书省奏：‘唐兀、阿八赤等各充脱火赤、宽彻地脱脱禾孙之职。前去所据起发物力，唐兀、阿八赤各与钞四百锭，其副二人，各与钞三百锭，吏四人，各与钞二百锭，衣服、番皮、弓箭、鞍辔、家属口粮，斟酌津遣，预借一年俸钞，铸给从三品都脱脱禾孙印信，宣命仍给铺马圣旨，每人一匹二道，二匹二道。’奉圣旨准。”[22]
皇庆二年中书省的这两道奏折很清楚地说明，只解决驿站的首思羊与帐房铺陈由官费支出并不能解决至金山前线的军站困乏，造成这一状况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近年以来，诸王位下使臣，初无给驿定额”。“诸王”在这里不但指已经降元，取与元友好态度的西北诸王，也指元镇边诸王。元与西北诸王约和后，边境宁谧，西北诸汗国不断遣使入贡，与元廷使臣相望于途，同时镇边诸将如也儿的石河之地的脱火赤和河西的宽彻等，为军情勾当也不断遣使入朝。不但沿路铺马、饮食皆取之于军站，且政府对这些亲贵使用马匹的数量没有数量限制，他们途经各站时，经常一次就起发驿马上百匹，相当于每站所有驿马的一半。而按此前一年枢密院与中书省讨论的结果，驿马由当站军人负担。当站者当然苦不堪言。元政府准备怎么解决边境军站负担过重的问题呢？中书省此次提出的措施是，在通往西北诸王领土邻接的脱火赤与宽彻处的军站，设立品级达从三品的都脱脱禾孙之官，择廉慎之人充之。结果脱火赤处的都脱脱禾孙由从拜往领导的怯薛中选出唐兀担任，而宽彻处的都脱脱禾孙则由武备寺中选拔的阿八赤担任。中书省希望，这些选自中枢机构的高官能够遏制沿边诸王滥行征用驿马的行为。
脱火赤驻兵之地被称为“迤北”。“迤北”这个词在元代专指和林行省西北之地。例如《经世大典·站赤》在提到大德九年（1305年）都哇向元廷请罢兵时说：“今迤北土哇等，遣使入觐，驿骑往来。”[23]元政府希望在脱火赤和宽彻处所置的都脱脱禾孙之官，能根据诸王位下使臣给驿的定额，在边境设卡，以限制使团人数。
四、边界纠纷与沿边对峙的两国军队
就在元朝与察合台汗国频繁往来的同时，新矛盾也在产生发展。大德十年（1306年），海山大败察八儿后，大批降民归向元朝，数年之间，涌入漠北的原海都部民达百万余口，一时牧地的分配成为大问题。元政府将降人置于金山之南，即今新疆阿勒泰地区；而元朝戍军则驻于金山之北，即称海城一带。元政府的这一行明显具有监视当时尚未归降的察八儿的含义，这样“军食既饶，又成重戍，就彼有谋，吾已
其腹心矣”。[24]察八儿归降后，窝阔台汗国急剧衰落下去，元朝西北戍军潜在的目标只剩下察合台汗国，且双方的关系也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时期。此时两国间虽然处于和平状态，但脱火赤等边将仍不放松警惕。这是致使双方关系重新变得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康里脱脱传》曾提到，至大三年，就在术安通过边境前往察合台汗国控制下的卜罗的前后，“边将脱火赤请以新军万人益宗王丑汉”，[25]以增加戍军兵力。这显然是为了对付察合台汗国，以备不测。“廷议脱脱往给其资装。”脱脱不同意增加边备，认为“时方宁谧，不宜挑拨生事”。脱脱可能已经预见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的关系可能发生逆转，恐怕元朝方面的不慎举措会危及与察合台汗国的关系。他因与身在金山前线的脱火赤对局势和应对措施的看法不同，而“辞不行”。元廷只得遣丞相秃忽鲁等二人往给之。脱火赤拥有强兵十数万，在处理与西北诸王有关的事务中有极大的发言权，对脱脱极为不满，甚至“几以激变”。[26]
对于这时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军队沿边对峙屯戍的态势，汉文史料较为简单，仅说元淇阳王月赤察儿所部军屯驻于金山以北的“阿塔罕三撒海”之地，在波斯史籍中却有较详细的记载，哈沙尼写道：
“合罕的军队的前锋BHIRKA（？）在边界上，如同并联的手指一样相连地驻扎着，与之相对、相平行的也先不花的军队也有禹儿惕。首先，与占据其禹儿惕阔客，火亦（KUK HUI）[27]的都哇之子也先不花和也不干相对峙，属于合罕之军的不花元帅（Buqa Winsba）之子脱火赤（Tughaji）丞相，率十二土绵之军，有其禹儿惕和居地，其驻夏地是野孙沐涟之畔，而其驻冬地则在火孛。[28]
紧接着他的是因征服诸国而（成为）伯颜大丞相的那可儿的钦察种的土土哈把阿秃儿之子床兀儿Dang（？）……[29]这些都是合罕军队的西部和南部侧翼的前锋和前线。”[30]
据上引《完者都史》的记载，脱火赤的驻地位于野孙沐涟和霍博一带。野孙沐涟为也儿的石河上源支流。元名臣术赤台之曾孙脱欢“尝破失烈吉，要不忽儿于野孙漠连”。[31]霍博又作火孛，乃元太宗窝阔台汤沐之地。脱火赤的驻地原属窝阔台汗国。大德十年也儿的石河之战中，察八儿、仰吉察儿等归降元朝，窝阔台汗国灭亡。根据淇阳王月赤察儿的提议，其时元将归降部落置于金山之南，即野孙沐涟和霍博之地；而元军则屯守于金山之北，即称海城一带。那么此后元军是何时占据金山之南霍博、野孙漠涟等地的？笔者以为，此事应与前引《元史·康里脱脱传》所述脱火赤与宗王丑汉要求增加边备，而脱脱则认为他们有启边生事迹象有关。地为元朝吞并，元军逐渐占据金山之南霍博、野孙漠涟等地。换而言之，脱火赤等人占据金山之南霍博、野孙漠涟，当在元武宗至大年间。《完者都史》提到，脱火赤之父为不花元帅。笔者在其他史料中尚未发现其踪迹。
双方的大军这样虎视耽耽地沿边对峙，危如积薪，稍有星火，便足以燃炽成燎原之势。窝阔台汗国在大德十一年（1311年）最终灭亡后，原海都家族控制下的土地，大部分并入察合台汗国，而其东面与元朝西境相接之地，则为元朝所有。当海都死后，当元朝与都哇合谋搞垮窝阔台汗国时，双方并未预先商定瓜分其土地事宜。故在原窝阔台汗国东部，元西北戍军与察合台汗国分占其土地时，占据夏季牧场的一方可能缺少冬季牧场，而占据冬季牧场的一方亦可能缺少夏季牧场。这样，在原先已经和平相处的元朝与察合台汗国之间，再度产生了边界纠纷。
据哈沙尼记载，也先不花为解决驻边军队的牧场矛盾，派出使臣忽都鲁·帖木儿（Qutlugh Timür）、阿老丁（‘Alā al-Dīn）必阇赤和班·帖木儿（Bal Timür）前往驻牧于霍孛、野孙沐涟的元戍边大将不花元帅（Buqa Yanša）之子脱火赤丞相（Tughaji Jinsank）处，奉献丰厚的礼品，并要求互相确定夏季营地（yurt）和冬季营地。述及此，哈沙尼提到了当时双方在会谈中发生的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
“在谈话时，诸也里只（按：指也先不花的使臣）说：‘也先不花的札里黑（yarligh）是这样。’脱火赤斥责道：‘住嘴！札里黑应发自合罕，人们把诸子[32]的命令称为linkji，即诸子的命令。’班·帖木儿答道：‘因为也先不花出自（成吉思汗）宗族（uruq）。[33]（所以他）对我们来说，就是合罕（Qaan）。’双方的这场真理和谎言的争论变得激烈粗野起来，使已经恶化的关系变得更为恶化。”[34]
札里黑，乃蒙古语jarliq之音译，源自突厥语yarlïq，相当于汉文中的圣旨。元政府和谈的代表脱火赤丞相，从元朝皇帝地位至高无上的观念出发，坚持认为只有合罕（按：即皇帝）的旨意，才能称为札里黑（按：即圣旨）。如把诸王的旨意也称为札里黑，乃是犯上之举。
linkji，显然是汉文“令旨”的音译。在元代，皇帝的命令称为札里黑，后妃的命令称为懿旨，而诸王的命令则称为令旨，正与上引哈沙尼的话相应。[35]据德福教授搜检，linkji作为外来语在元明时代波斯文文献中仅此一见，[36]结合哈沙尼所记情况判断，上述史料的可靠性是不容怀疑的。
自阿里不哥之乱中阿鲁忽夺得原别十八里等处行尚书省辖地，使察合台汗国脱离朝廷的控制后，在兀鲁思内部人们已将其汗视为最高统治者，因此将合罕和汗的命令都称为札里黑。所以当脱火赤指出了合罕和诸王之间的地位差别时，察合台汗国使臣班·帖木儿仍坚持认为，也先不花出自成吉思汗氏族，他的指示就是圣旨，他向元朝方面申明：也先不花对他们“来说，就是合罕”的话语，反映出元朝与西北诸王之间关系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元廷和察合台汗国双方对宗藩之间地位的认识也有差距。
五、来自卜罗城的警报
皇庆二年（1313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间的关系迅速恶化。元朝方面为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紧急动员起来，策划在条件成熟时与伊利汗国联合，从东西两方对察合台汗国实施突击。但这个绝密的情报竟然被参与此事的伊利汗国使臣阿必失哈泄露出去。也先不花采取果断措施，下令切断东西陆路交通线，拘捕过境的元朝与伊利汗国使臣。
针对元朝脱火赤所部戍军，也先不花立即着手配置五万军队，以便对其驻地发起突然攻击，进行夜袭，实施打击。[37]战争是死亡和破坏的同义语，自大德七年元廷与都哇等谋罢兵至此已经10年，察合台汗国上下已习惯于同元朝和睦相处。要他们抛弃和平生活，从心理上重新进入战争状态，需要一定的时间。蒙古藩王向大汗开战，不仅撕毁了和平协议，也是犯上作乱的行为。也先不花这种不计后果，铤而走险的方案，并不能代表其国内统治阶层的一致意见。随着军事冲突日益迫近，在察合台汗国贵族中发生分化，有些人不愿重新与元朝为敌，甚至有人投奔元朝，向元军报警。哈沙尼提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当时“突厥斯坦尽头的卜罗（Pulad）城沙赫纳忽里出黑（Quljuq）”发觉了袭击脱火赤的计划后，立即叛逃投奔元朝戍军脱火赤处，要他注意防卫。[38]与卜罗地相距的最近的元朝驻军为脱火赤所部。至大三年五月，汪古部首领阔里吉思之子术安过戍边时，驻守其地的是淇阳王月赤察儿[39]和脱禾出（按：即脱火赤）丞相。术安从月赤察儿、脱禾出等人的夏营地野孙沐涟之畔行，七月达卜罗。[40]由此观之，脱火赤的驻地与察合台汗国控制下的卜罗之间，约一个半月以上的路程。这正好与哈沙尼所记可以呼应。
接普剌城沙赫纳忽里出黑（Quljuq）报讯后，元朝西北戍军才得知大战已迫在眉睫。其时正值冬季，脱火赤原先在霍孛以南的野孙沫涟驻冬，他是元朝西北驻边军队中最靠前的一部，又地近亦列河草原，对察合台汗国的威胁也最大。为防止孤军被围，他不得不匆忙率军离开冬营地，北上至更为寒冷的夏营地以为备。脱火赤立即下令其部下军队及营帐向北撤退，移至也儿的石河之北。他在自己夏营地后部的边缘率一万名精兵驻守。在其前方，“是一条咆哮而水量丰富的河流，沿一座山前侧的一块名曰SNGLAKH Huliyatu土地流过”。[41]
《拜往元帅出使事实》，记延祐元年双方开战事曰：
“延祐元年，王（按：指也先不花）兴兵内寇，复遣使召公至猎所，曰：‘我已入汝境土矣！’公（按：拜住）曰：‘兄弟之国无内外，彼地亦王地，王往何所疑！’王曰：‘亲疏既分，衅隙已乖，（执）［势］不得不尔。’”[42]
拜住出使事在皇庆二年（1313年）。从他被察合台汗国的军队截获后，也先不花汗“命跪大雪”以询的记载可知，其时已是当年深秋或冬季。《完者都史》也称脱火赤闻知也先不花将偷袭其营地，乃北撤至也儿的石河彼岸，时正值冬季。与皇庆—延祐年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冲突有关的两位重要人物相关文献《拜住元帅出使事实》与《句容郡王世绩碑》均言，察合台兀鲁思汗也先不花这次揭出叛元的旗帜，事在延祐元年初。
脱火赤退过也儿的石河后，双方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据哈沙尼记载，那年冬季，由于极度寒冷，也先不花军队的坐骑大批倒毙。在这种情况下开赴战场，“犹如走进死亡的展览会”。两军相遇，也先不花初战未捷，其军队陷于不利境地。[43]此为自大德七年都哇请和以来，双方军队的首次交峰。初战后，察合台汗国上下一片不安。
六、也先不花有意求和
窝阔台汗国的灭亡，既消灭了察合台汗国的竞争对手，也使元朝与中亚蒙古诸王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数年前，当察八儿谋恢复窝阔台汗国时，元朝驻边的两位主要将领脱火赤和喃忽里就曾应都哇之约，受元成宗之命，深入到亦列河流域袭击察八儿，显露出元军的战斗力。但当时受打击者为窝阔台汗国残部，察合台汗国军队是元军的同盟者。而这次察合台汗国不得不独力承受元朝军队的压力。
初战失利，暴露了也先不花控制下的察合台汗国的军队与元朝西北戍军之间的实力差异，察合台汗国内原先不赞成叛元的势力又开始活跃，他们向也先不花施加影响，希望他主动采取行动，以实现和平。哈沙尼记载道，“也先不花因诸大臣的提议，选出使臣，授以职衔”，派他们乘驿马至合罕处（按：指元仁宗）呈报道：“脱火赤丞相在我并未犯下任何过失和说错话的情况下，就斥骂我，侮辱我，贬低我。”也先不花还表示：“臣仆双手交合，对必须服从的合罕的命令睁开眼睛，这些话希望同他面谈。（但）脱火赤在我面前调兵，臣仆慌忙不知所措，没有说话的可能性，（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兀鲁思不致遭受毁灭，重新恢复。”[44]也先不花把战端重开的责任推给脱火赤，指责他启边生事，希望元仁宗下诏约束脱火赤。
哈沙尼所述也先不花请和的史实，在《拜住元帅出使事实》中亦有反映。袁桷记道：也先不花攻入元朝境内后，召拜住告以局势。拜住劝阻道：
“在昔太祖皇帝西征有训曰：‘人不可以信谗，谗入则宗亲乖离。宗亲既离则百姓他适，将贻笑于敌国。’拜住尝闻，在成宗时，先王有盟，‘兴灭国，开关塞以安百姓’。今言犹未泯绝，使者掉舌生异同，今（令？）致疑。拜住等良不称职，敢叩头死罪以请。”[45]
拜住所引述的这几句太祖遗训不见于他书，但凡遇事先举出成吉思汗宝训确为元廷的惯例。这里提到的“先王”，即都哇。所谓“在成宗时，先王有盟”，指海都死后都哇于大德七年主动向元廷请和求罢兵，结果在蒙古诸汗国之间达成结束“内战”的协议。拜住始终不承认元朝有袭击察合台汗国的意图，他把阿必失哈所招供情况称为“使者掉舌生异同”，并斥之为致使察合台汗国与元廷之间产生隔阂的“谗言”。他希望也先不花能如成吉思汗所说，不信谗，以避免宗亲分离。
也先不花汗因初战失利，急于寻求谋和途径。听了拜住这番话后解颜曰：“吾欲遣汝诣上通好，何如？”拜住则“谢不能”。拜住原先所负使命为赴伊利汗国，他可能是顾虑到中途折回，替已再度成为敌国的察合台汗国传递信息将为朝廷所不容，所以“谢不能”。也先不花急于缓和局势，执意要拜住为使，但由于其时“有不内附者梗于路”，拜住终未能成行。事后也先不花复以拜住往拘所，其拘留地约在塔剌思（Talas）地区。从哈沙尼的记载可知，后来也先不花汗派他人出使元廷。
也先不花通过交锋，对元西北戍军的强大实力有了新的认识。他虽有意就此住手，但战争是敌对双方的行为。战端一开，杀人的机器一旦启动，单方面和好的意图，若无对方响应便不能中止战争，这可能是拜住“谢不能”的另一个原因。《拜住元帅出使事实》中提到的“不内附者”，指察合台汗国内一部分尚不同意与元廷谋求约和的贵族，以《完者都史》对照《拜住元帅出使事实》的记载可知，也先不花的谋和想法，当时尚未得到其国内主要贵族集团的同意。
延祐元年（1314年）初也先不花汗一直在为恢复和平而努力。他除了向元仁宗遣使以外，还主动与脱火赤军的侧翼，另一位钦察亲军主要统领者床兀儿与所部军联系。其目的应当是想把这场正在进行的与元朝之间的战争，缩小为脱火赤所部军与他之间的冲突，并乘机摸清元政府的真实意图，以及元朝邻接其境的其他各支戍军将领对这场战事的态度，以便确定对策。
战争开始得很突然，除脱火赤以外，应该说，元朝方面的其他各支戍军也缺乏应付大规模冲突的心理准备。哈沙尼在叙述完也先不花汗向元廷请和事后，接着提到的床兀儿调解冲突之事便是一例。也先不花在接待了床兀儿的使臣之后，亦派出使臣回访床兀儿，以侦察元军虚实。使臣回报：床兀儿无意以武力介入冲突，这个情报为也先不花下一步的错误决策提供了依据。也先不花判断与之为敌的元朝军队仅限于脱火赤指挥下的部队，因此，误认为察合台汗国有力量抗衡之。他遂移军全力对付脱火赤丞相。争取恢复和平的活动就这样中止下来。
七、怯别、也不干战败
至此，这场边界冲突的规模仍不很大。战事发生在霍博到也儿的石河一带，囿于一个有限的范围。双方投入的兵力也有限，元朝方面参战的只是脱火赤丞相所部军队，而察合台汗国动用的，大约也只是原先与脱火赤对峙驻扎的那一部分军队。也先不花得出床兀儿部不会参战的误断之后，移军对付脱火赤部，志在必得。时也先不花的“同母弟也不干（Ibukan）和怯别亲率一万名嗜血成性的（kamkar，成功的？）军队，前往阔勒、火亦（Kul Kui）之地。[46]在叛军中有1000人为全军之先锋”。
脱火赤动员军队很快从和平环境转为临战状态，随即进入战争态势。即便在也先不花汗与元廷以及床兀儿之间为谋求和平，而使臣往来的短暂停战期间，他也未松懈戒备。当和平活动中止，他“得知了敌人将袭来的消息后”，立即决定“先下手为强，突袭对手”。这样，元军再度“占了上风，其枪有如林，其箭有如雨”。在迅猛的打击之下，也不干、怯别军的1000前锋军，如同被驱入屠宰场的牲畜。“仅有七人逃生，其余者都成为弓矢刀剑的牺牲品和矛头之舌的食物。”
按哈沙尼的记载，这七位生还者“逃往沙斡兀立和长史驸马处报告：‘我之前锋，因受刀戮，除七人外，无逃生者’”。[47]沙斡兀立是海都之子，长史驸马也曾是窝阔台汗国贵族。13世纪末以来，他们一直在海都的统率下活动，窝阔台汗国灭亡后，成为察台台汗国内的蒙古诸王贵族。也先不花为进攻脱火赤，四处征兵，包括从归降自己的窝阔台后裔宗王处抽调兵源，把他们派往前线，受怯别和也不干指挥，担任先锋。在两军交锋对，首先承受牺牲的就是他们。
八、战事的扩大
哈沙尼在述也先不花截获卜阑平章后，接着描述了另一场战斗：“也先不花由于极度仇恨，为准备进攻脱火赤和床兀儿再度调集军队。”当两军相会，在双方互相“通报，作列阵准备以及调整左、右翼之后”，战斗开始了。这场血战“从清晨持续到黄昏”，双方死伤惨重，仍不分胜负，最后双双撤离战场。这是波斯史籍首次提及床兀儿参战。哈沙尼所记的很可能就是虞集所描述的亦忒海迷失之战：
“延祐元年，也先不花等诸王复叛亦忒海迷失之地。王（按：指床兀儿）方接战，有敌将一人，以戟入阵剌王者，王擗其戟，挥大斧碎其首，血髓淋漓，殒于马首。乘势奋击，大破之。遣使入报，有尚服之赐。”[48]
战场亦忒海迷失之地，当离元朝边境不远。多桑在写作其《蒙古史》时，已从宋君荣书中读到床兀儿与也先不花作战的事迹，惜未与波斯史籍的有关记载联系起来。[49]
1.元军深入察合台汗国
次年，战事扩大到察台台汗国境内。如果说，过去也先不花汗对察合台汗国与元朝关系的恶化，要负一部分责任的话，那么战争的迅速升级，则主要是由元朝方面引起的。在此前，从表面上看，武装冲突一直限于察合台汗国和元朝镇守西北边地的大将脱火赤之间，而实际上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亲自介入了这场冲突，战事的规模实际上操纵在他手中。也许是因为先不花中止谋和以及脱火赤击败敌军先锋的消息，或许是元廷使臣被截获的消息传至朝廷的缘故，致使仁宗决定惩戒也先不花，他下令镇守西北的各路元军开入察合台汗国，仁宗下旨之事不见汉籍记载，仅见于波斯史籍。哈沙尼说：当合罕（按：元仁宗）的“把敌人从自己的禹儿惕驱走，夺其夏营地和冬营地为我所有”的圣旨到达后，脱火赤的军队扫荡敌军达三月之程之远，并置之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术伯[50]之诸子的军队则（驱敌达）四十日程，直至占据了合迷里，叛军远离了自己的禹儿惕为止。[51]
这里提到的“术伯之诸子”，无疑指喃忽里等人。这样，在延祐二年（1315年），随着元仁宗圣旨的下达，投入战斗的元军越来越多，仅有据可查的，已有脱火赤、床兀儿和喃忽里等数支大军。元代汉文史料如《拜住元帅出使事实》和《句容郡王世绩碑》等，虽然提到了延祐年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之间的这场战争，但仅据此仍不易确定其规模——它究竟是察合台汗国与元朝西北戍军之间的冲突，还是元朝与察合台汗国之间的战争？只有在查阅了波斯史家哈沙尼的上述记载之后，我们才得知，驻守西北的各路元军，是在元仁宗的统一号令下协同作战的。从哈沙尼的记载判断，受命向察合台汗国境内推进的元朝军队主要分为二路：第一路包括原驻于金山前线的脱火赤丞相和床兀儿等人所部军队，即元军最具战斗力的钦察亲军；第二路包括镇守河西、哈迷里一线的降元察合台家族后裔喃忽里等人所部军队。
脱火赤等诸将的军队人敌境达三月程之事，亦见于《句容郡王世绩碑》记载，碑文说，延祐二年，床兀儿“与也先不花之将也不干、忽都帖木儿战赤麦干之地，转杀周匝，追出其境铁门关”。这里出现的“也先不花之将也不干”，无疑指也先不花之弟也不干。哈沙尼说脱火赤驱敌达三月程，虞集说床兀儿“转杀周匝，追出其境铁门关”，都说明元军深人察台台汗国，转战了许多地方。
元军沿两路击败察台台汗国军队之事，亦见于后世波斯文史籍，不过由于时代的间隔，其文字有值得推敲之处。据木阴记载，当也先不花，“由于大量的军队通过同一条道路很困难，于是也先不花通过可失哈儿，而怯别则取道阿力麻里。也先不花在前进时，破坏了路途中遇到了的一切，他认为如果遇到了敌人，并战而胜之，那么在歼灭、征服敌人之后，处境会好。如果战败，则敌人也不能从中得益。而怯别则认为，如果有可能战胜敌人，他的公正的名字就会闻遍全世界，其他领地的居民也会请求他保护，如果遭到失败，则在途经曾受到过保护的各个地方，人们会期待着他”。[52]结果，也先不花遭到打击，因而怯别也不得不撤退。在撤退中，也先不花的军队遇到可怕的饥荒，不得不吃掉自己的马匹，而怯别所部军队却一路都得到补给。[53]木阴记载中是值得讨论的是，他说也先不花、怯别东行是去进攻受到合罕支持的在火州的牙撒兀儿，这是把察合台汗国与元朝的战争，同后来察合台汗国的内战相混淆了。时牙撒兀儿尚未叛乱，这显然是因为木阴时代，中亚蒙古人后裔对元朝与也不花的军队的冲突的记忆已经模糊所致。
2.脱火赤援助伊利汗国
元朝军队按仁宗旨意一致行动，给察合台汗国以迅猛打击，迫使也先不花放弃以武力抗衡元朝的打算，另外选择攻击目标。哈沙尼在其书中记道：
“也先不花由于合罕军队势力的浩大及其胜利，变得十分恐惧（mustašia't），并考虑：‘如果敌人如此驱赶我们，这样我们的地盘和兀鲁思就会变得比瞎子的视界（dīda-yc kūr）和蚁穴更为狭窄，将不复有禹儿惕及牲畜。’”
也先不花认为伊利汗国的实力弱于元朝，为察合台汗国计，莫如“向西方及呼罗珊之地掠夺”，[54]以弥补失地。
元军脱火赤、床兀儿和宽彻等部在一连串胜利之后，应有一个休整时期，所以也先不花才能够从东线抽出兵力转入西线，进攻伊利汗国。也先不花西征呼罗珊的时间，诸波斯史籍均称在伊斯兰太阴历713年冬，即皇庆二年与延祐元年之交。[55]就在察合台汗国的西征军进入呼罗珊六个月之后，传来了元朝军队攻陷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的消息。哈沙尼这样记载：
“忽然，长途急行使臣从也先不花帐前来到并宣布：‘原地停下！合罕的军队就像山坡上冲下的洪水袭来，占据了作为察合台兀鲁思及一族和禹儿惕的夏营地塔剌思和冬营地的LSNKUK（Isiku“l亦思宽”）并劫掠诸斡耳朵、后妃及子女。’”
当时也先不花的西征军所携粮食已经耗尽，只得“匆忙返回，为的是收复家园，（夺回）亲族”。[56]哈沙尼所描述的元军攻陷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之事，应与《句容郡王世绩碑》所记，延祐二年秋，床兀儿又败察合台汗国“大军于札亦儿”之地有关。
元朝军队所攻占的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的冬营地，加藤和秀不明其地所在。[57]其实屠寄早已言明，其地即亦思宽，[58]耶律希亮曾至此。其中的第三个字母-n-，应为-i-，而词尾的-k则应为-l，皆因波斯文字母形近而讹，其正确拼法应作Isikkul，突厥语Isik kül，译言热海，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伊塞克湖。
综合波斯文和汉文史籍所记，结论是：延祐二年在察合台汗国内的战事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在赤麦干、铁门关和哈迷里进行的一连串战役，其二是秋季元军夺取塔剌思、亦思宽。在这两个战役之间的休整时期，察合台汗国发起了西侵呼罗珊的行动。
在历时两年的战争中，脱火赤为元朝立了大功，受到元廷的封赐。延祐二年十月，脱火赤被晋封为“威宁郡王”，赐金印。[59]屠寄在撰写《蒙兀儿史记》时，把《元史·仁宗记》中所记脱火赤被封授为威宁郡王之事补入《元史·诸王表》。但对封授的原因未置一词。
脱火赤是成宗大德年间至仁宗延祐年间一位著名的边将。他彻底击败察合台汗国，使元西北边境得以维持和平直至元末。汉文史料虽多次提到过他，但《元史》中无传。因此根据汉文和波斯文史料研究他的活动是十分必要的。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收入本书时略有改动）
【注释】
[1]多桑：《多桑蒙古史》（D'Ohsson，Histoire des Mongols depuis Tchinguiz-Khan jusqu' a Timour Bey ou Tamerlan），冯承钧汉译本，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本，1937年，页33。
[2]《东洋史研究》第10卷第40号，京都，1982年。
[3]参见拙文《元代蒙古诸汗国间的约和及窝阔台汗国的灭亡》，《新疆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4]此人在汉文史料中还有其他各种写法，如明里帖木儿、灭里帖木儿、灭里铁木儿等。明里铁木儿与元朝方面交通由来已久。至元二十六年，伯颜“加金紫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总北军讨叛王明里铁木儿，大战败之。明日搜其伏兵，追斩二千余级。驰书开谕明里铁木儿，其人奉书以泣”。元明善：《丞相淮安忠武王碑》，《元文类》卷24，《四部丛刊》景元至正本。
此事《元史》所记更为详细：
“二十六年，进金紫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出镇和林，和林置知院自伯颜始。
二十九年秋，宗王明理铁木儿挟海都以叛，诏伯颜讨之，相值于阿撒忽秃岭，矢下如雨，众军莫敢登，伯颜令之曰：‘汝寒君衣之，汝饥君食之，政欲效力于此时尔。于此不勉，将何以报！’麾诸军进，后者斩，伯颜先登陷阵，诸军望风争奋，大破之。明里铁木儿挺身走，命速哥、梯迷秃儿等追之。伯颜引军夜还，至必失秃，卒遇伏兵，伯颜坚壁不动，黎明，遂引去。伯颜轻骑追至别竭儿，速哥、梯迷秃儿等兵亦至，乃夹击之，斩首二千级，俘其余众以归。诸将言：古礼，兵胜必祃旗于所征之地，欲用囚虏为牲，伯颜不可，众皆叹服。军中获谍者，忻都欲杀之，伯颜不许，厚赐之，遣赍书谕明里铁木儿以祸福，明里铁木儿得书感泣，以众来归。《”元史》卷12《6伯颜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页3114。
元成宗去世后，因参与谋立阿难达，被赐死。
[5]哈沙尼：《完者都史》（Qāšānī，Tārīkh-i Üljäytü），马辛·罕伯莉（Mahin Hambli）德黑兰波斯文校勘文本《完者都史》（Abu'l Qasem Ibn'Ali Ibn Mohammad al-Qashani，The History of Uljaytu，ed.by Makin Hambly，Tehran，1969）（以下简称《完都都史》，德黑兰刊本），页37—38；瓦撒夫；《瓦撒夫史》（Tārīkh-i Wassāf），1959年德黑兰波斯文刊本（以下简称《瓦撒夫史》，德黑兰刊本），页517。按瓦撒夫的记载，察八儿在金山—也儿的石一线的军力为10万人，而斡罗思部下有1万人。
[6]《完者都史》，德黑兰刊本，页37—38《；瓦撒夫史》，德黑兰刊本，页517。
[7]《元史》卷22，页478。
[8]拉施都丁：《史集》（Rašīd al-Dnī，Jām‘ i al-Tawārīkh）第2卷，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以下简称《史集》汉译本，第2卷），页27。帖坚古之战前，《句容郡王世绩碑》中提到大德“四年秋，叛王秃麦、斡罗思等犯边”（虞集：《道园学古录》卷23），其中秃麦，当即此秃满。
[9]如是，则此名不应读作Aruqun，而应读为Aruqui。其中词末之-n或为波斯文字母-ī误加音点所致。
[10]《史集》，汉译本，第2卷，页22。
[11]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1，《大元宗室世系》，第12条，中华书局，1980年，页5《；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页2718。
[12]苏天爵：《太师淇阳忠武王》，《元朝名臣事略》卷3之2，中华书局影印元统三年刊本，1962年。
[13]刘敏中：《敕赐驸马赵王先德加封碑铭》卷4，《中庵先生文集》，元刊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2册，书目文献出版社，无出版时间（以下简称《中庵集》），页11。
[14]今新疆和布赛尔境，此处即应为脱禾出驻地。
[15]大体沿今新疆阿勒泰市至博尔塔拉公路行。
[16]《完者都史》，德黑兰波斯文刊本，页38。
[17]周清澍：《汪古部统治家族》，《文史》第9辑，1980年。
[18]《元史》卷2《5仁宗纪》，页571。
[19]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道园学古录》卷23，《四部丛刊》本。
[20]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道园学古录》卷23，《四部丛刊》本。
[21]《永乐大典》（残卷），卷19420，“站赤”条，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页14。
[22]《永乐大典》（残卷），卷19420，“站赤”条。页16—17。
[23]《永乐大典》（残卷），卷19420，“站赤”条，页4。
[24]《月赤察儿勋德碑》，《元朝名臣事略》卷3之3。
[25]“丑汉”其原音当为Toyan，突厥语意为“鹰”，常音译为“脱欢”。黄溍《资善大夫河西陇北道肃政廉访使凯烈公神道碑》记克烈人拔实事迹，说他在任：除中奉中夫、大宗正府也可札鲁火赤期间，“宗王丑汉怙势杀人，公欲上其罪状，以申典宪，而有力庇之者，遂移疾去”。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5，续稿22，《四部丛刊》本。这位丑汉应当就是脱火赤所提到的丑汉。
[26]《元史》卷13《8康里脱脱传》，页3325。
[27]应源自蒙古语Kök hoi，译言“青林”。
[28]即霍博，在罕伯里校刊本中原作Futaq，美国学者爱尔森认为，显系音点误置所致，应校正作Qubaq。参见《13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畏兀儿》，罗沙比编：《中国及其四邻，10—14世纪》，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Thomas T.Allsen，“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Uighurs of Turfan in the 13th Century”，in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14th Centuries ed.by Moms Rossabi，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83），页259及277注118。
[29]Dang疑为Wan“g王”之误。
[30]《完者都史》，页202。
[31]《元史》卷12《0术赤台传》，页2963。
[32]即诸王。
[33]uruq为突厥语，意为“种子”、“后代”，在元代专用于指成吉思汗家族的男性后裔，相当于汉文中的宗室与蒙古文中的黄金家族。
[34]《完者都史》，页203。
[35]德福教授的《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蒙古语成分》卷4，威斯巴登，1975年（Gerhard Doerfer，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chen，Wiesbaden，1963-1975，以下简称《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蒙古语成分》），第2112条（页306），引述Berger夫人的博士论文，认为lingjj可能是I.M.Ocanin的《汉俄词典》（Kitajcko-ruskij clovar，Mockva，1955，2 Bde）中第2095条之“令敕”，误。
[36]德福：《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蒙古语成分》卷4，第2112条（页306）。
[37]《完者都史》，页205。
[38]《完者都史》，页205。
[39]他应当就是哈沙尼提到的白胡子太师，阿必失哈遇见他的时间当在至大四年以前。
[40]刘敏中：《敕赐驸马赵王先德加封碑铭》，《中庵集》卷4。
[41]《完者都史》，页205。
[42]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4，《四部丛刊》景元本。
[43]《完者都史》，页205。
[44]《完者都史》，页206。
[45]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4，《四部丛刊》景元本。
[46]阔勒·火亦，突厥—蒙古语合成词，译言“林湖”。哈沙尼前面在叙述对方军队沿边对峙时，曾提到也不干的军队驻予Kük Hui之地。Kük Hui显然就是这里提到的Kul Kui。波斯文字母L和K的词末形易于混淆。
[47]《完者都史》，页207。
[48]《句容郡王世绩碑》，《道园学古录》卷23。
[49]《多桑蒙古史》，冯承钧汉译本，上册页361，下册页33。
[50]校勘本作Chupan，波斯文牧羊人之意，应作Chupay，即术伯。
[51]《完者都史》，页208。
[52]木亦努丁·纳坦只：《木阴历史选》，德黑兰1957年欧班夫人波斯文校勘本（Mu'in al-Din Natanzi，Muntakhab al-Tawarikh-i Mu'ini，Extraits du Muntakhab al-Tavarikh-i Mui'ni [anonyme d'Iskandar]，ed.par J.Aubin，Tehran，1957），页107—108；阿基姆什金俄文摘译，载《吉里吉思人及其地历史资料》卷1，莫斯科，1973年（Аноним Искадра，с персидского О.Акимушкина，Материалы пo истории Киргизов и Киргизии，выпуск 1，Москва，1973），页116。
[53]参见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巴托尔德院士文集》卷5，1968年（Двенадцать лекций пo истории Турецких средней Азии）；德译本，柏林，1935年（W.Barthold，12 Vorlesungen ueber die Geschichte der Tuerken Mittelasiens，Berlin，1935）；罗致平汉译本（据德译本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页207。
[54]《完者都史》，页208。
[55]参见加藤和秀：《怯别与也速儿——察合台汗国统治体制之确立》，《东洋史研究》第40卷第4号，京都，1982年（《ケべクとヤサウル——チヤガタイ·ハン国支配体制の确立》，以下简称《怯别与也速儿》），页68及页82注25。
[56]《完者都史》，页210—211。
[57]《怯别与也速儿》，页82，注26。
[58]《蒙兀儿史记》卷32，中国书店影印本，1984年，页8。
[59]《元史》卷25《仁宗纪》，页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