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朝廷与西北诸王关系考略
元至大三年（1310年），海都之子察八儿率残众归顺朝廷，困扰元中央政府几达50年之久的西北诸王之乱告一段落。在元廷为庆贺此事而举行的宗亲大会上，楚王牙忽都进言曰：“太祖皇帝削平四方，唯南土未定；列圣嗣位，未遑统一。世祖皇帝混一四海，顾唯宗室诸王，弗克同堂而燕。今陛下洪福齐天，拔都罕之裔，首已附顺，叛王察八儿，举族来归，人民境土，悉为一家。地大物众……”[1]牙忽都上述寥寥数语，清楚地说明了西北诸王之乱在元朝政治史上的地位。
许多学者在论述西北诸王之乱时，都将重点置于海都、都哇身上；而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位之战，则被划入帝室内讧的范围。仔细探讨，可以看出，这种划分似乎是基于一种传统的标准，即诸王反对中央政府的，称为诸王叛乱；帝位继承人之间的斗争则不在此列。这一标准应当说简单明了，有合理之处，但用于研究元代前期政治史，却难以把握。因为在元代前期，并未确立那种汉地所固有的帝位嫡长子继承制。究竟宗亲诸王中谁承袭先皇，登基称帝，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此外，元朝版图辽阔，除朝廷设行省分治各地外，西北诸王还拥有面积广大的兀鲁思，后来这些兀鲁思先后不等地发展成半独立的汗国，他们之间也发生过战乱，在西北地区造成混乱，其中有些与中央政府有一定关系，有些战乱则主要是由西北诸王之间的矛盾引起的，按上述标准却无法归类，而这一类事件恰恰是元朝历史有别于其他各代历史之处。[2]
察八儿内附，武宗下诏设宴于上都。“故事，凡大宴，必命近臣敷宣王度，以为告戒。脱脱（按：康里脱脱）荐只儿哈忽，令具其言以进，果称旨。“”及诸王大臣被宴服就列，脱脱即席陈西北诸藩始离终合之由、去逆效顺之义，辞旨明畅，听者倾服。”[3]只儿哈忽仕枢密院，“习于先朝典故”，脱脱所陈，显然得知于只儿哈忽，惜除上述数语之外，只儿哈忽所言的具体内容没有保存下来。本文拟就平日读书偶得，试探讨有关元朝初年朝廷与西北诸王之间关系的几个问题。时间大体限定在海都叛乱之前。至于窝阔台汗国的历史，则拟另作专题研究。
一、朝廷与西北诸王矛盾的由来
成吉思汗是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国的创造者。他生前将其诸弟分封于东边，史称东道诸王，又封其长后孛儿帖夫人所出三位年长的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于西方，史称西道诸王。后宪宗蒙哥遣其弟旭烈兀西征木剌夷，后者遂立国于波斯。旭烈兀与上述西道诸王之后，在元代统称西北诸王。本文所涉及的西北诸王，主要指上述西道诸王及其活动于今中亚地区的后裔。成吉思汗在宗亲诸王心目中地位极高，至其晚年，诸子已年长成人，虽已有独立理事的能力，但始终慑服于他的威严。《元朝秘史》第260节记西征时，成吉思汗闻知蒙古军攻克花剌子模都城兀笼格赤后，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私分城中民户，未留父亲份额，曾大怒而严斥之。然则封于西域的三子私分民户一事，毕竟有耐人寻味的含义。
自成吉思汗逝世至其第三子窝阔台继立，长达两年之久，其间第四子拖雷摄国，曾阻挠窝阔台登基。[4]虽然如此，但一旦为帝，窝阔台仍然受到普遍的尊重。身为皇兄的察合台亦自别尊卑，以诸王之长的身份率宗亲臣僚拜帐下，“国朝尊属有拜礼自此始”，[5]拖雷家族也不例外。甚至后来窝阔台仗势剥夺拖雷家族原有属民转赐己子时，他们也恪守君臣之礼，忍辱服从。拖雷死后，其所属军队和民户由其妃唆鲁禾帖尼别吉掌管，拉施都丁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当窝阔台做合罕时，他按自己的意思，未与亲族们商量，把属于拖雷汗及其诸子的军队中的二个速勒都思千户给予其子阔端。当那些归属也客那颜（按：指施雷）的万户、千户们，诸如……（按：名字在诸波斯文抄本中均缺漏）得知这一行为后，一致向唆鲁禾帖尼别吉、蒙哥合罕和他们的亲族声明：‘根据成吉思汗的圣旨，这两千速勒都思族人是属于我们的，合罕却把他们给了阔端。我们怎能服从之而违背成吉思汗的圣旨呢？我们应把这种情况在合罕面前奏明。’”
唆鲁禾帖尼别吉是一位极有心计的贵族妇女，很清楚地懂得窝阔台现在大权在握，在不危及拖雷家族的切身利益时，维护太宗的权威，作出一定的让步，是保存自己势力的上策。遂答称：
“你们所言是对的，不过我们无论在世袭还是在需求方面的占有都不短缺，不需要什么。军队和我们本身都属于合罕，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下令则我们服从。 当唆鲁禾帖尼说了这些时，千户、万户们都沉默了，听到的那些人都同意了。”[6]
窝阔台被称为合罕，这是蒙古语Qaghan的音译，意为大汗，相当于汉文中的“皇帝”和突厥、回鹘汗国时代的“可汗”，有别于汗（即汉文史料中的亲王、诸王、大王等）。拉施都丁的上述记载固然说明窝阔台保持着合罕的威望，其诏敕得行于四方，但在西北诸王中，新的离心因素却正在逐渐生长。《史集》中虽有察合台率先自别君臣名分，拥立窝阔台登基及他平素遵守臣下之礼，对合罕的威严表示畏服的描述，[7]但时过境迁，他与皇帝的辈分，已从成吉思汗时代的父子关系，变为身居诸王之长的皇兄与高踞于帝位之尊的三弟之间的伯仲关系。这种辈分关系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到朝廷在西北诸王心目中的地位。按蒙古国制，诸王封地主要在草原，城郭农耕之地，即便是诸王分地，也由朝廷治理。察合台所受份地为自畏兀儿之边（约彰八里一带）至阿母河以北地区[8]的草原，同时也按成吉思汗敕命镇守西域，而中亚诸郭则归朝廷命臣牙剌瓦赤父子管理。太宗在位时，察合台以皇子身份出镇西域既久，渐生侵夺朝廷属地的野心。《史集》记载了一次他蓄意吞并牙剌瓦赤辖地的事件：
“据说在窝阔台合罕时代，察合台发出一道令旨，擅自变动阿母河以北地区几个州郡的长官——而按窝阔台合罕之命，该处是由牙剌瓦赤管辖的。牙剌瓦赤遂将此事向合罕报告，合罕对察合台降下一道圣旨，对其行为进行斥责，责令他书面陈明原委。察合台复信道：‘我之所为系出于无知，且因无人指导，又拿不出什么可以写下的理由。既然合罕命我写，遂鼓起勇气写下这些话。’合罕很高兴地接受了这番自责，并把那个州郡赐给察合台作为封地。”[9]
这一段记载很清楚地说明，在蒙古国时代，阿母河以北绿洲农耕诸州郡是合罕辖地，由朝廷命官治理。察合台虽贵为镇守其地的诸王，亦无权干预当地政务。其擅自更动当地州郡长官是越轨之举，受到元太宗窝阔台的斥责是理所当然的。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察合台的这一行为，实际上是后来西北诸王侵吞朝廷属地，与中央政府争夺土地、人口的先声。在这一事中，察合台被迫认错，表明此时朝廷仍有崇高的威望，尊长之礼亦有相当约束力。不过它的发生又说明，成吉思汗死后，察合台汗国与朝廷在中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以至窝阔台尽管斥责了察合台的无理行为，又不得不将一个州郡交给他，以缓和矛盾。事后，察合台迁怒于牙剌瓦赤。牙剌瓦赤后来奉调中原，当与此有关。
此次察合台侵夺朝廷属地的事件虽然平息，但探究其背景却可以给研究者以有益的启示，即中亚的草原与当地的绿洲城郭农耕地区之间，形成了密切的物质与文化的交流关系。受封于当地草原的蒙古诸王，用以维持其奢华生活的资料，除了畜产品得自其禹儿惕，部分资料自汉地转运而至以外，大部分就近取之于临近突厥斯坦草原的中亚绿洲城郭农耕之地，而这些地区却受治于远离当地至上万里以外的中央政府。这是蒙古帝国政治上难以长久维系一元统治的结构上的问题。受封中亚草原的蒙古国诸王不但出身高贵，且长久坐镇西北，日久势力渐大，更重要的是他们成为中亚草原与其邻近的城郭农耕之地传统物质文化联系的主要受益者，这就必然会产生中央政府对相距较远的辖地的控制力，逐渐小于受封于与之相邻的草原诸王对上述地区的影响力的情况。
总之，西北诸王由于其实力的增长，影响越出其原有兀鲁思，逐渐突破蒙古国旧制的限制，开始与朝廷争夺今中亚绿洲农耕城郭之地的土地、人口，应是元代西北诸藩反叛朝廷的原因之一。
二、西北诸王反抗朝廷始于拔都论
拔都拥立蒙哥为帝，在元朝皇位从窝阔台家族转入拖雷家族的斗争中出力最大，故元代官方文献和旭烈兀所建伊利汗国所修史书，对其赞不绝口。但本文开头处提到的牙忽都在列举表明元武宗“洪福齐天”的诸事中，却有“拔都罕之裔，首以附顺”一语，透露出世祖一朝“弗克同堂而燕”的，也就是参加海都叛乱活动的，亦包括钦察汗国。本文现在所要论述的，是拔都本人对抗朝廷的活动。至于参与海都叛乱的钦察诸汗的活动，拟另作讨论。
太宗死后，脱烈哥那皇后摄国，邀请诸王贵族出席忽里台大会，议立新皇。到会诸王并未考虑成吉思汗其他诸子的后裔宗王，而将继位人的选择限定在窝阔台家族内。当时窝阔台家族内有资格继位为帝的，主要有三位诸王，即窝阔台之子贵由、阔端以及阔出之子皇孙失烈门。诸王和大臣们讨论的结果，决定立贵由为帝，是为元定宗。[10]
元定宗朝，朝廷在一些西北诸王心目中的地位开始动摇。其中最突出的事例，就是拔都拒赴议立定宗即位的忽里台大会和定宗登基大典之事。拔都与贵由之间关系本来不睦，太宗在世时，拔都率诸王、贵戚长子西征，在钦察草原的一次酒宴上，他俩曾为位序高低发生争执。拔都拒不参加诸王大会，明显表现出他对贵由的敌意。如果说，贵由未即位前，他们之间的冲突还只是西北诸王之间的矛盾，那么在贵由即帝位后，他们的矛盾就上升为西北诸王与朝廷之间的斗争。
时拔都为诸王之长，位高望重，已成为窝阔台家族的心腹大患，贵由必除之。于是贵由派大将野里只吉带，率大军赴谷儿只、阿兰等地，准备逮捕当地依附拔都的大臣。拔都闻讯，下令反抗。诸王以武力反抗朝廷，这是蒙古国建立以来破天荒的事。拔都反抗贵由，不仅是他们两人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一个重要事实：在以马匹为主要运输手段的时代，蒙古中央政府是无法长久维持如此庞大的帝国各部分之间协调一致的。结果，首先在距离蒙古本土最远的钦察草原，形成了一个势力足以与朝廷相抗衡的新的次级权力中心——钦察汗国，于是在成吉思汗开创的蒙古国，中央政府与西北诸王之间出现了第一道裂纹。
不久，贵由自率大军西行，以图拔都。为保证突击行动的成功，贵由放出谣言，声称他此行乃为赴其家族份地叶密立[11]养病。由此观之，贵由应从蒙古国中心哈剌和林动身，越杭海岭，再越金山而南，至今新疆阿勒泰地区，沿乌龙古河西行。其大军所经之地临近拖雷在漠北草原的份地，所以拖雷遗妃唆鲁禾帖尼密知元定宗贵由的动向。拔都从唆鲁禾帖尼处得知贵由企图，亦率大军东进以为备。当贵由行至忽木升吉儿（Qum Sengir，突厥语，此言沙岬），两军相距约两周程之遥时，贵由忽然死去，[12]一场迫在眉睫的蒙古朝廷与宗亲诸王之间的大战戛然而止。随着贵由的逝世，蒙古国政治形势剧变。在这场中央与诸王之间的斗争中，皇帝和朝廷一方失败了，反叛朝廷的拔都成了胜利者。蒙古国的政治天平顿时失衡。
拔都是钦察汗国的实际建立者，察合台逝后，他以诸王之长，凭借武力对抗朝廷，按本文起始处提及的通常标准，无疑应被划人诸王反叛朝廷的一类人物中去。但拔都的胜利却为拖雷之子蒙哥夺取皇位创造了条件，这就与帝位更迭发生了关系，所以他又不能简单地归为叛王。历史常常以成败论是非。贵由虽据皇位之尊，却因为失败而被贬低。在波斯文史籍中，自窝阔台起以下的历代元帝都称为合罕（Qāān），唯独贵由位低一等，只称贵由汗（Khān）。在元代汉文、非汉文的史料中，也从未见有将拔都的上述活动与后来的海部、都哇相并提的记载。但今天，如从研究蒙古时代中央政府与西北诸王的关系史的角度来看待上述问题，就可以发现，钦察汗国实力的增长，逐渐削弱了朝廷对今中亚地区和钦察草原的控制，使它在西北诸藩中最先取得了半独立的地位。从这一点讲，拔都以武力对抗朝廷的活动，与后来的海都、都哇的叛乱没有实质上的区别。
三、术赤系诸王的势力在中亚的增长
贵由逝世时，拔都的大军已达海押立[13]以西不远处，其威望剧升，大有取贵由而代之之势，遂于阿剌脱忽剌兀[14]之地大会诸王，议立新君。到会诸王大臣咸曰：“殿下应为吾等之君，成吉思皇帝后裔中，殿下为长，君位最宜殿下据之。”拔都则答称：“吾与吾弟别儿哥于此已有如此广大之国，已踞如此高位。除此而外，绝无可能再统治包括汉地（按：原文为秦）、突厥斯坦及阿只迷（按：指伊朗）之地。吾等应拥立蒙哥为君。“”吾拔都将立他（按：指蒙哥）为君，而实际之为君者吾也。”[15]拔都的这番话，形象地勾画出他当时踌躇满志的神态：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据《史集》记载，在议决拥立蒙哥为合罕后，拔都“遣其弟别儿哥及己子和继位人（按：撒礼塔）率军3万陪同他（按：指蒙哥）。在成吉思汗的禹儿惕斡难、怯绿连之地，他们把国家之王冠与世界皇帝之位授予了他，并挫败了窝阔台合罕诸子企图叛乱的诡计”。[16]乌马里也提到此事，唯别儿哥所率与蒙哥同行前往蒙古本土的军队数量，在他笔下变成了10万，他说：
“他（按：指拔都），为了举行即位大典，把他（按：指蒙哥）及其弟忽必烈、旭烈兀一起装备起来，并指派其弟别儿哥，率领一支10万骑的卫队。（而登位大典结束后）他（按：指别儿哥）必须再返回。”[17]
术赤系诸王的势力在中亚的增长，与别儿哥率军护送蒙哥东归蒙古本土是互为因果的。拔都在东方，也即在中亚的地位的提高，使他有可能派别儿哥与蒙哥同行，赴成吉思汗大斡耳朵登基。而这一行动又反过来增强了他的势力，使其威望达到顶点。无怪乎当后来克薛杰发现了窝阔台后裔失烈门、脑忽等人的叛乱阴谋时，蒙哥立即派出不怜吉
（Bürilgitei/BürilgideΙ）率领大军，占据和林至别十八里之间的交通线以为备。时术赤之孙弘吉阑据有海押立之地，其势力西至讹打剌（Otrar），[18]与不怜吉的大军遥遥相望，一旦有变，拖雷与术赤两大家族的力量可迅速建立联系。
蒙哥曾对法国国王圣路易的使臣鲁卜鲁克表示：“朕与拔都的势力，如日光无处不及一般，伸到所有地方。”他还认为，他与拔都的关系犹如人之双目，“头上虽生双目，但视线却只有一个。一只眼的目光落到何处，另一只也必定一样”。[19]若分析一下鲁卜鲁克所记录的蒙哥的这一番话，可以体会到，蒙哥与其是在说他与拔都两人间意见一致，倒不如说蒙哥有时甚至会把拔都视为与自己地位相等的人，是蒙古国的共同掌管者。[20]蒙哥即位赖拔都之力甚多，所以登基后他须付出相应的报偿。自宪宗朝始，朝廷实际上就基本上不再干预钦察之地的事务，术赤兀鲁思因此成为蒙古国中第一块诸王势力割据的地盘，以至鲁卜鲁克甚至有这样的印象：在钦察之地，蒙哥的威望低于在蒙哥统治地区中拔都的威望。朝廷的势力不但退出了钦察之地，就是在突厥斯坦，蒙哥也实际上承认了拔都对他马蹄所及之处的统治权。这样，在中亚出现了朝廷势力与拔都势力共存的现象：双方划界而治，而这一分界就是穿越塔剌思河和垂河之间的草原。[21]除此而外，蒙哥为了报答别儿哥的勋劳，还赐以谷儿只（按：今格鲁吉亚）之地。[22]
据乌马里记载，蒙哥即位大典结束后，别儿哥踏上了归程，这次他取道阿母河以北地区，当是赴谷儿只封地。他在不花剌遇见了当地最负盛名的苏菲派长老巴哈儿兹（Bākharz）人长老赛甫丁（Saif al-Din）。在他的启导下，别儿哥皈依了伊斯兰教。[23]按瓦撒夫记载，不花剌城编籍的民户1.6万中，拔都有5000户。[24]术赤家族在不花剌有属民，别儿哥至其地不足奇。但是在拔都的势力达到其顶点时，别儿哥赴其新封份地谷儿只时取道不花剌应有其特殊意义。这一举动实际上是术赤系宗王在阿母河以北和突厥斯坦西部威势的象征。窝阔台、察合台二系诸王，随着反对蒙哥活动的失败，实力一时跌落，时旭烈兀尚未开始西征。所以别儿哥实际上是当时这一地区地位最为高贵的蒙古诸王。不花剌的巴哈儿兹人赛甫丁长老，从前曾致信给察合台的大臣哈巴石·阿迷的，抱怨入仕困难，效力无门，现在则主动趋迎别儿哥。这显然是因为他把别儿哥的到达，看作对蒙古主子施加影响的绝好时机。大概正是因为他与别儿哥的这一层关系，其他蒙古诸王将他视为术赤系诸王的鹰犬。1260年，阿鲁忽任察合台兀鲁思汗后，与术赤系在阿母河以北地区展开争夺。他派出大臣前往不花剌，“杀死了所有别儿哥的属臣和那可儿，甚至因为这个原因，把一位摄思廉之子不鲁罕丁，即大长老巴哈儿兹人赛甫丁之子也杀死了”。[25]大约此时赛甫丁已死，阿鲁忽手下的人遂拿其子来开刀。
四、有关阿里不哥的几点再讨论
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位之战，是蒙元史研究的热门课题之一。这大概是因为汉文和波斯史籍对其经过都有详细记述，最宜作比较研究的缘故。近年来国内有多篇论文讨论之，国外近来探讨蒙古国分裂的几篇较有影响的论文也曾专门提及。本节计划从两个方面来论述这一问题：一是介绍瓦撒夫关于阿里不哥即位的记载，并作考订；二是研究阿里不哥与忽必烈孰为正统的问题。
据《史集》记载，蒙哥死后，阿里不哥先即位于牙亦剌黑阿勒台，[26]忽必烈后即位于开平。而据《元史》，则阿里不哥于忽必烈即位的次月，即中统元年（1260年）四月即位，地点在和林之西的按坦河。瓦撒夫书亦有一段文字，描述阿里不哥即位在诸王贵戚中引起分歧，虽未涉及他与忽必烈即位孰先孰后的问题，但其中提到的许多人物，却可以与其他史料相比勘，国内至今尚无人注意，今先录之如下，再作推敲：
“这一事件（按：指蒙哥之死）在回历656年末月。时其弟阿里不哥在统治的圆周之中心，其国军队的集结地哈剌和林。当他得知此消息后，虚荣心膨胀起来，渴望得到帝位。蒙哥合罕的长后、班秃之母忽都台（的意见亦）与之同。诸（皇）子中，阿速歹、玉龙答失、失里吉以及一些察合台的孙子，和阔列坚（Kölkān）之子Arqadāī斡兀立[27]皆支持其的计划，并助其（谋求）皇位。”
“而另一方面，世界征服者皇帝成吉思汗之弟，斡赤斤之子以及其他诸王，大臣们（也）准备好，联合起来，互相协助和支持。他们说：‘（通向）皇位之路是忽必烈的，皇后怎能给这种幻想加上优点呢？’如此，各种不同的意见和说法变得明朗起来。”[28]
瓦撒夫的记载中有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他所给出的宪宗蒙哥逝年回历656年最后一月，即12月，相当于宪宗八年十一月初三至十二月初三（1258年11月29日—12月28日）。按《元史·宪宗纪》，宪宗九年六月（1259年6月22日—7月21日），宪宗在四川“不豫”；而其逝世之日，《元史·宪宗纪》明言在次月之癸亥日（1259年8月11日）。[29]可见瓦撒夫此处有误。瓦撒夫提到的宪宗皇后忽都台，《元史·后妃传》中只有极为简短的略传，称：
“宪宗贞节皇后，名忽都台，弘吉剌氏，特薛禅孙忙哥陈之女也。蚤崩。后妹也速儿继为妃。至元二年，追谥贞节皇后，升祔宪宗庙。”[30]
而《元史·后妃表》表称，宪宗长后原为火里差，乃火鲁剌部人，位列于忽都台之前。但从《元史·祭祀志》有关太庙位序及她与宪宗合祀的文字，及《元史·后妃传》看，忽都台的确被视为宪宗正后。除《元史·后妃传》称其“蚤崩”一处，笔者在汉文史料上未见有关她去世的记载。上引《瓦撒夫》书的话却表明，阿里不哥争位时，她尚在世。
瓦撒夫有关此事的记载虽然简略，但有关忽都台皇后支持阿里不哥说法，对讨论阿里不哥与忽必烈谁是“正统”位继承人有一定意义。《元史》、《史集》和《瓦撒夫史》等主要汉文、波斯文史籍，皆以忽必烈为正统，而认定阿里不哥是篡位，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因为《元史》是以元代官方文书为据编修成的，而《史集》、《瓦撒夫史》也代表了站在忽必烈一边的伊利汗朝的观点，它们都以成败作为判断的出发点。可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放远，更为广泛地搜集材料，则可以发现，阿里不哥和忽必烈在一开始孰为正统的问题是颇难断言的。
首先值得介绍的是马木路克史家乌马里的记载，其最为引人注意之处是，他竟然把阿里不哥称作蒙哥和忽必烈之间的皇帝！惜迄今尚未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兹将其所记录之如下：
“大臣塔亦儿不花……告诉我（按：指乌马里），此王朝的首位享有无限权力（的皇帝）是其祖先成吉思汗……然后窝阔台继立……然后是贵由汗，然后是蒙哥汗（成古思汗——拖雷——蒙哥），然后是阿里不哥，然后是忽必烈汗……”[31]
细心的读者只要稍加注意这位马木路克史家所列出的皇位更迭序表，立刻会发现，与通常所见元代帝位表相比，这里在蒙哥和忽必烈之间多出一位皇帝阿里不哥！此外从他的这份帝位顺序表，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推论，即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间并非孰为正统的问题，而是帝位交替，是一位皇帝取代另一位皇帝，其情况有似于泰定帝也孙铁木儿逝后，元天顺帝与元文宗之间争位之战—“—两都之战”。天顺帝阿剌吉八虽败，但仍列入元帝系表。联系到《史集》中阿里不哥即位在前，忽必烈登基在后的记载，可以认为，这一课题似还有深究的余地。
大臣塔亦儿不花，其头衔之一的nasib al-saltana，意为“通过婚娶与（统治海洋的马木路克）王朝结为姻亲”。纳速儿算端的一位王子亦不剌金（‘Ibrāhīm）娶了其女，他就这样与此王朝紧密地联起来。按柴特施戴恩的《马木路克编年史》，其婚礼举行于回历738年（1237—1238年）。[32]塔亦儿不花在《马木路克编年史》中写作迷里·赛甫丁·塔亦儿不花，他在叙利亚——埃及的马木路克国家中，在政治上似不属重要人物之列，在现存史料中只出现过两次。有一个疑点学者们尚未解决，即他是否能与回历726年（1325—1326年）作为随员从伊利汗不赛因和出班处来到埃及的那位Tāyirbugā相勘同？[33]如果向乌马里提供元代帝系表的塔亦儿不花，是从伊利汗国投向马木路克算端的话，则表明将阿里不哥作为皇帝列在帝系表中蒙哥与忽必烈之间的排列法，来自伊利汗国。
据笔者所知，目前在汉文史籍中，明确提及旭烈兀在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位之初所取态度的史料，是元人郝经。他在宪宗蒙哥死后，上书忽必烈要他北归争位时说：“西域诸胡窥视关陇，隔绝旭烈大王。”他还建议道：“遣一军运大行皇帝灵柩，收皇帝玺。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诸王驸马，会丧和林。”[34]可见当时忽必烈与旭烈兀之间尚无直接联系。
在郝经的另一篇文献《复与宋国丞相论本朝兵乱书》。忽必烈即位后，遣郝经出使南宋约和，而宋因侦知蒙古方面发生皇位争夺战，遂扣留郝经。郝经为此致信宋方，先提到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位之事，道：
“今则万安无事，而犹不放还。无乃说者以西王之梗，指拟为辞，将以仆等为藉手之具，以之幸灾观变乎？是所谓误于执事者也。夫贵朝亿料之见，岂若仆等之亲见？间探不根之说，岂若仆等之亲说？说者必谓：北方有故，西王争衡，主上之立有可议，西王之势反可兴。如此而稽留，如此而待变，如此而误执事，如此而误两国，岂可不为之辨！遂使卒有误乎？”
郝经在信指南宋方侦知有“西王”与忽必烈争夺帝位，生幸灾乐祸之心。他认为宋人侦问推断所得情报，不如他本人亲见可靠。他推测宋方必因为既然蒙方发生争位之战，则忽必烈的统治合法性有一定的疑问，或许阿里不哥会胜利，所以才会出此下策。他首先说明忽必烈即位的合法性：
“夫主上之立，固其所也。太母有与贤之意，先帝无立子之诏。主上虽在潜邸，久符人望，而又以亲则尊，以德则厚，以功则大，以理则顺，爱养中国，宽仁爱人，乐贤下士，甚得夷夏之心，有汉唐英主之风。加以地广众盛，将猛兵强，神断威灵，风蜚雷厉，其为天下主无疑也。”
这里提到的“太母”，当指拖雷妃唆鲁禾帖尼。郝经认为宪宗去世前，虽未预立储君，但忽必烈受到太后钟爱，不但有人望，且从德行、功劳、情理、仁爱与实力来讲，忽必烈“为天下主无疑也”。然后，他提到了成吉思汗家族内部支持忽必烈的诸王名字：
“故属籍之尊而贤者合丹大王，先帝之终，率先推戴。摩歌大王，主上庶弟也，在诸王中英贤亚于主上，尝处大事，不动声色，先帝临终畀以后事，先归推戴。塔察国王，士马精强，尝代主上帅东诸侯，亦先推戴。旭烈大王总统西师，奄征西海，镇压西域三十余国，主上母弟也，去中国三万余里，亦遣使劝进，言：‘兄亡弟及，祖宗法也。长兄既没，次兄当立。兄若不立，吾谁与归？’”[35]
郝经在这里提到了以下几位诸王：合丹、摩哥、塔察国王与旭烈兀。摩哥即木哥，又写作末哥、穆哥等，为宪宗蒙哥与忽必列的异母弟，所以郝经说他是忽必烈的“庶弟”。元定宗贵由逝后，曾在拔都于阿剌脱忽剌兀之地召集的忽里台大会上，支持其兄蒙哥即位。据《元史》记载，他在宪宗九年九月壬寅（1259年9月19日），“自合州钓鱼山遣使以宪宗凶问来告，且请北归以系天下之望”。[36]对前三人参与推戴，诸书所记大略同，唯旭烈兀遣使忽必烈表示：“兄亡弟及，祖宗法也。长兄既没，次兄当立。兄若不立，吾谁与归？”则仅见于郝经记载。
在讲到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即位孰先孰后的问题时，郝经提到：
“主上（按：指忽必烈）乃集大统应天人也……即位之初，首发信使，通好贵朝，弭兵息民，聘起诸儒，更定制度，则贤主也。不意一二惧罪不逞之徒，纠合奴隶，间离骨肉，劫立阿里不歌大王，缔起兵端，拒命漠北。”[37]
按此说法，也是忽必烈登基在前，而阿里不哥即位在后。但在前引郝经劝忽必烈背后归争位的《班师议》中，他提又到：“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都，按图籍，号令诸道，行皇帝事矣。”[38]这又表明阿里不哥即位在前。
伦理上确认忽必烈与阿里不哥谁为正统的问题时，郝经认为阿里不哥：
“以次则幼，以事则逆，以众则寡，以地则偏，兵食不足，素无人望，一时跳踉，终就
灭。”
继而他又指出，阿里不哥没有争位的实力，他的理由是：
“夫开平去和林四千余里，彼所据之地又去和林西北三千余里，在金铁山外，其极北则骨利幹等，西南则火石林牙、诸回鹘也，乃汉西突厥北偏，地穷荒徼，阴寒少水，草薄土瘠，大抵皆沙石也。其所从之人惟是西域近左小小部族，为所胁制者，如为必死之寇，并命冲突，不过乎闯瀚海，窥河湟，摇荡遐裔。而波斯、外五、大食、安息等，皆西域强国，与相犬牙，亦足相制。”
他认为阿里不哥的实力与忽必烈相去甚远的主要依据是，阿里不哥占据的地方主要为漠北草原，从人力与物力上均无法对抗忽必烈所控制的汉地。他还再一次提到旭烈兀的态度，称：
“矧于旭烈大王统御西土，其容大肆僭逼。纵使劫制其子，讵肯以兄臣弟？且其兵势足以自帝一方，又讵肯以众从寡，以顺从逆，以强从弱？则彼卒无所成无疑也。”[39]
其实郝经除了知道旭烈兀向忽必烈遣使劝进之外，并无其他有关旭烈兀在这场帝室内讧中的态度的消息。他判断即便阿里不哥劫制旭烈兀之子，即术木忽儿，旭烈兀也不会支持阿里不哥，其理由，一是旭烈兀“统御西土”，“其兵势足以自帝一方”，不可能以强事弱，“以众从寡”。其次是，旭烈兀年长于阿里不哥，不可能以兄事弟。但这些不过是郝经的推测之辞。
而上述乌马里所述塔亦儿不花介绍的元朝帝位的顺序表明，在伊利汗国，除了代表官方观点的史书《史集》、《瓦撒夫史》等书公开所记旭烈兀支持忽必烈即位说法之外，很可能事实的真相是旭烈兀曾经承认阿里不哥作了一段蒙古国皇帝。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支持阿里不哥的，多为蒙哥诸子，这实际上表明了蒙哥家族的大部分成员，在这场内讧初期的态度。
当年蒙哥南下征宋时，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在与西方联系上，地位完全不同。阿里不哥坐镇蒙古本土，忽必烈则远在华南。在此期间代表蒙哥和整个朝廷与西道诸王保持联系，并接待东来的蒙古本土的钦察汗国与旭烈兀使臣的人，始终是阿里不哥而非忽必烈。而后来向西北诸王宣布蒙哥死讯的，也应当是阿里不哥。阿里不哥的即位地点在和林以西，而忽必烈的登基点则在迩近燕京的开平，因此忽必烈不可能早于阿里不哥向西北诸王通告即位消息。因此，伊利汗旭烈兀与钦察汗别儿哥等人最初所听到的，应当是阿里不哥登基的消息。
还有一些资料说明阿里不哥当初即位之举，在西北诸王中曾得到相当广泛的支持和承认。例如在拉施都丁书中就提到，阿里不哥宣布即皇帝位后，发布圣旨道：因旭烈兀、别儿哥同心推戴，遂即位为合罕。[40]至于钦察汗别儿哥，有较多证据可以说明他一开始是支持阿里不哥登基的。除了拉施都丁提到当阿鲁忽、旭烈兀皆投向忽必烈时，别儿哥却与阿里不哥、忽必烈双方都保持关系，两面周旋[41]的史实的之外，最明显不过的证据，便是别儿哥铸造了带有阿里不哥名字的钱币。[42]别儿哥支持阿里不哥的史实亦见诸于其他文献，例如把儿·赫不勒思的《叙利亚编年史》[43]等。唯阿布勒·哈齐所著《突厥世系》相反，说别儿哥曾与忽必烈夹击阿里不哥。阿布勒·哈齐称：“在钦察之原，在赛因汗（按：指拔都）死后，其弟别儿哥斡兀立继立。阿里不哥率一支大军进攻他，为别儿哥所败，逃回哈剌和林。”[44]阿里不哥与别儿哥在谦州作战之事，尚未有其他旁证资料。此外，亚美尼亚史家乞剌可思言及蒙哥之死时，把阿里不哥视为其继承人，根本没有提到忽必烈的名字。[45]而札马剌·哈儿昔则因蒙哥征南宋时留阿里不哥镇守和林，而称之为继承人。[46]
以上各种史料中所记阿里不哥的情况表明，乌马里所引据的塔亦儿不花把阿里不哥计为蒙哥与忽必烈之间的皇帝的元代帝系表，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可能当时在蒙古国内或境外，确有许多人把阿里不哥看作一位被忽必烈取代了的皇帝。联系到元宪宗七年，蒙哥为限制忽必烈采用汉法，遣其亲信大臣至中原汉地“钩考”钱谷，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之事，[47]这种推测似不应被视为无根之说。
五、海都叛乱原因考
蒙古人在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之前，其社会内仍保留着强烈的氏族制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亲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血缘关系的远近。这种影响在蒙古建国后，仍然存在了很长时间，以至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早期的合不勒汗、俺巴孩、忽图剌等，与后来的成吉思汗、窝阔台之间的不同，似乎只是某位氏族首领在早年微末不显时代和后来控制大半欧亚大陆时代的高低贵贱的差别，但他们都是整个统治家族的代表。但是私有制也早已在氏族社会的躯壳内生长起来。部落首领在代表整个统治氏族的同时，已特别留心维护自己所在家族的私利，排挤可能危及自己家族统治的其他显贵家族。成吉思汗早年与泰赤乌氏斗争所反映的，大体上就是这种矛盾。蒙古国的帝位在元太祖成吉思汗逝后至元宪宗蒙哥之前，为其第三子窝阔台家族垄断。元定宗贵由死后，在拔都的协助下，皇位转移到拖雷家族。元宪宗蒙哥即位后，对反对他登基的窝阔台、察合台系宗王严加处罚，但却宽容术赤系诸王在中亚扩张势力。同时，蒙哥并未忘记私其一家利益，他立燕京等处、别十八里等处、阿母河等处三行尚书省，以加强对中原、突厥斯坦和阿母河以北之地的控制，同时派其弟忽必烈理漠南事，遣另一弟旭烈兀西征波斯北部的木剌夷。
阿里不哥失败后，窝阔台家族的力量重新崛起，海都是这一时代窝阔台系宗王的主要代表。汉文史料多次提到元政府与海都的冲突，但对海都为什么要反抗朝廷，却始终未能言明。只有瓦撒夫明确地提到了海都敌视元政府的理由：“世界征服者皇帝成吉思汗曾在其法律书札撒里……明确而毫不隐晦地命令道：只要窝阔台还有一个吃奶的后代存在，他在继承祖先的皇位、国家的旗帜和军队的统帅权方面，就要优先于其他（各支）的儿孙。由于这个原因，许多宗王和为数众多的军队……聚集在他（按：指海都）的保护旗下。”[48]瓦撒夫的意思是，成吉思汗曾下令皇位保持在窝阔台家系内。海都正因为这一点，认为拖雷家族夺权非法。《史集》中有一段类似的记载，可作为瓦撒夫之说的佐证：“在推选蒙哥为合罕时，札剌亦儿部人额勒只带表示反对说：（‘窝阔台即位时）你们（按：指拥护蒙哥即位的诸王）曾全体一致地议决并说道：直到那时，只要是从窝阔台合罕子孙中（生）出来的，哪怕是一块（臭）肉，如果将它裹上草，牛也不吃，如果将它涂上油脂，狗也不会瞧它一眼，我们仍要尊奉他为合罕，任何别的人不得登上宝座。为什么你们如今要另搞一套呢？’”[49]根据瓦撒夫和拉施都丁的记载，我们可以相信，成吉思汗当说过与此类似的话，或者诸王们在拥戴窝阔台登基时，亦发过相同的誓言。但是成吉思汗的札撒和诸王们的誓言都没有能保住窝阔台家族的皇位。
蒙哥夺取皇位后，其御用文人为了使夺权合法化，在撰写《元朝秘史》时，对成吉思汗的原话进行了一番精心改造，使其意思变得完全相反：当窝阔台问，今后他的子孙如果不肖，皇位怎么传袭时，成吉思汗答道：难道其他儿孙中就没有合适的吗？[50]蒙哥的御用文人当然不可能一手遮天，事情的真相在波斯文史籍中保存了下来。为数众多的宗王同都一起同朝廷进行的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割据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拖雷家族为夺权付出的代价。元代汉文史籍隐瞒了海都因帝位继承问题起而对抗朝廷的事实，造成今天不读波斯史料，除了双方厮杀的历史外，对这一连串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所知无多的结果。当然，海都的势力能发展到后来那种程度，除了上述帝位继承因素外，与海都个人的才能、窝阔台汗国兀鲁思的地理环境、他那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以及朝廷所采取的政策，都有一定关系，不过这些课题已超出本文研究的范围了。
（原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页118—134。收入本书时略有改动）
【注释】
[1]《元史》卷117《牙忽都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页2909。
[2]伊利汗国与钦察汗国之间、伊利汗国与察合台汗国之间发生过的数次战争，就是这种西北诸王之间的战乱，因与元中央政府关系不大，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3]黄溍：《敕賜康里氏先茔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8，上海涵芬楼影印元刊本，《四部丛刊》；此即《元史》卷138《康里脱脱传》之所本，页3323—3324。
[4]见陆峻岭、何高济：《从窝阔台到蒙哥的蒙古宫廷斗争》，《元史论丛》第1辑，1982年。
[5]《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依据的是宋子贞：《中书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3，《四部丛刊》本，页633。拉施都丁亦有类似记载，见《史集》维尔霍夫斯基俄译本第2卷（Рашид-ал-Дин，Сборник Летописей，т.2莫斯科，1960年；以下简称《史集》第2卷俄译本），页95；同书波义耳英译本《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tr.by J.A.Boyl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以下简称《史集》第2卷英译本），页147。
[6]《史集》第2卷，俄译本，页112；同书英译本，页169—170。
[7]《史集》第2卷，俄译本，页95以下；同书英译本，页147以下。
[8]今乌兹别克斯坦阿姆河（Ãmū Daryā）与锡尔河（Sīr Daryā）之间以撒马尔罕（Samarqand）与布哈拉（Bukhārā）为代表的绿洲农耕区。
[9]《史集》第2卷，俄译本，页102；同书英译本，页156。参见拙文《早期的察合台汗国》，《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10]志费尼：《世界征服者传》，汉译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294。其中阔端，笔者在发表于《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的《读〈定宗征拔都〉》一文中，曾误作合丹，今订正。关于贵由即位前窝阔台家族内的斗争，参阅萧功秦：《论大蒙古国的汗位继承危机》，《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5辑，1981年。
[11]其地位于今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境。
[12]《元史》卷《2太宗纪附定宗纪》，页39《；世界征服者传》，汉译本，页303《；史集》第2卷，英译本，页120—121、170、185；马木路克史家乌马里：《眼历诸国行纪》克劳斯·来西阿拉伯语原文摘录与德译合璧本《蒙古世界帝国》，1968年，威斯巴登（Masalik al-absar fi mamalik al-amsar，Das mongolische Weltreich，Al-’Umari's Darstellung der mongolischen Reiche in seinem Werk Masalik at-absar fi mamlik alamsar，übersetzt von Klaus Lech，Wiesbaden，1968），阿拉伯文，页15—16以及德译，页100—101；袁桷：《拜往元帅出使事实》，《清容居士集》卷34，商务印书馆（上海）缩印元刊本，《四部丛刊》本，页513。并参见杰克逊：《蒙古帝国的瓦解》，《中亚杂志》，1978年（P.Jackson，“The Dissolution of the Mongol Empire”，Central Asiatic Journal，vol.22，No.3-4），页200；杨志玖：《定宗征拔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及拙文《读〈定宗征拔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
[13]Qayalïy，突厥语，意为“有峭崖处”，今哈萨克斯坦塔尔迪库尔干附近，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图36—37。
[14]名见《宪宗纪》，相当于《世界征服者传》中的阿剌豁马黑（Ala Qamaqa）。伯希和把阿剌脱忽剌兀还原为Ala-Toyra'u。阿剌（ala），突厥语，译言“斑驳的”，“杂色的”，“颜色不纯的”；脱忽剌兀（toyra'u），或为突厥语toyraq，意为“胡杨树”，并见拉德洛夫：《突厥语方言辞典》，圣彼得堡，1893—1911年（В.В.Радлов，Опытъ словаря Тюркскиф наречи й，Versuch eines Wörterbuches der Türk-Dialekte von Dr.W.Radloff，Uigurische Sprachdenkmäler，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1893-1911），页1163；而阿剌豁马黑中之“豁马黑”（qamaqa），或应为奥斯曼—阿塞拜疆突厥语qava“q白杨”之异写（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巴黎，1933年［P.Pelliot，Les Mongols et la Papaute，Paris，1933］；冯承钧汉译：《蒙古与教廷》，中华书局，1994年，页190，注2）。巴托尔德亦有论，见《伊斯兰百科全书》（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旧版，“拔都”（Batu）条。
[15]术扎尼：《捍卫者们史》，拉弗梯英译本《亚洲包括印度穆斯林王朝通史》，伦敦，1881年（The Tabakāt-i-Nāsirī，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Muhammadan Dynasties of Asia，including Hindustan，tr.by H.G.Raverty，London，1881），页1177—1181。以下简称术扎尼：《捍卫者们史》拉弗梯英译本。
[16]《史集》第2卷，俄译本，页80—81；同书，英译本，页121。
[17]乌马里：《眼历诸国纪行》，来西刊本，阿拉伯文，页16；德译，页101。
[18]其遗址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土尔其斯坦市附近。
[19]柔克义译注：《鲁卜鲁克前往东方的旅行》，伦敦，1900年（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 to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tr.by W.W.Rockhill，London，1900），页174、237—238；参见吕浦据道生英译本（The Mongol Missions，tr.＆ ed.by C.Dawson，London，1955）转译的《出使蒙古记》，周良霄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页173、215—219。此史料以下简称《鲁卜鲁克游记》。
[20]《元史》卷《3宪宗纪》页46中有一段记载，透露了他与拔都关系的另外一面：癸丑年（1252年）夏六月，“诸王拔都遣脱必察诣行在，乞买珠银万锭，以千锭授之，仍谕之曰：‘太祖、太宗之财，若此费用，何以给诸王之赐。王宜详审之。此银就充今后岁赐之数’”。拔都依仗拥戴之功，向朝廷滥索财物，而蒙哥作为整个成吉思汗家族的代表，则必须计虑到其他诸王、驸马的利益。他对拔都使臣的回复，表明了他才是蒙古国的真正掌控者。由此观之，蒙哥被推举为合罕的确不是偶然的。
[21]《鲁卜鲁克游记》，柔克义英译本，页128；吕浦汉译本，页136。
[22]《元史》卷《3宪宗纪》，页46。后来在钦察汗国与伊利汗国的纷争中，术赤后王们曾多次引据蒙哥的这一圣旨。术扎尼也提到：“在巴哈儿兹人长老赛甫丁的启导下，拔都之弟别儿哥成了木速鲁蛮。”他还提及别儿哥到达不花剌之事，见术扎尼：《捍卫者们史》，拉弗梯英译本，页1247、1285。
[23]乌马里：《眼历诸国纪行》，来西刊本，阿拉伯文，页16—17；德译，页101。
[24]瓦撒夫：《瓦撒夫史》第1卷，哈默·普尔格施塔勒波斯文刊本与德译合璧本，维也纳，1856年，波斯文，页98；德译，页94。以下简称《瓦撒夫史》第1卷。
[25]《史集》第2卷，俄译本，页163；同书，英译本，页258。关于赛甫丁与蒙古宗王的关系，笔者拟在另一篇论文中讨论。
[26]邵循正：《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上），《清华学报》第14卷第1期，1947年（收入《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27]即汉文史料中之兀鲁兀台/幹鲁忽台。斡兀立（0yul），突厥语“年青人”，在元代多特指成吉思汗家族男性后裔，大体相当于汉文史料中的诸王、宗王或大王。此名应转写为Urqudāī。
[28]《瓦撒夫史》第1卷，波斯文，页20—21；德译，页22—23。
[29]《元史》卷3《宪宗纪》，页53—54。
[30]《元史》卷114，页2870。
[31]乌马里：《眼历诸国纪行》，来西刊本，阿拉伯文，页20—21；德译，页104。
[32]《马木路克编年史》，页195。并参见《伊斯兰百科全书》第3卷，页764—765；布裕尔克曼：《论伊斯兰埃及国家管理机构的历史》索引，汉堡，1928年；高德弗罗哇—戴莫比奈：《阿拉伯史家笔下马木路克时代的叙利亚》索引，巴黎，1923年。以上据乌马里书克劳斯·来西刊本中的《史料分析与断代》一节，页37—38。
[33]试参照柴特施戴恩：《论回历690—741年的马木路克算端史》，据柴特施戴恩出版之阿拉伯文手稿，1919年，来顿（按：此书即所谓《马木路克编年史》），页117。以上据上引克劳斯·来西刊本中的《史料分析与断代》一节，见页37—38。
[34]《班师议》，《国朝文类》卷13，《四部丛刊》本；并见《元史》卷1《57郝经传》。
[35]《复与宋国丞相论本朝兵乱书》，《陵川文集》卷38，明正德二年李瀚刻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1册，书目文献出版社，无出版年代。
[36]《元史·世祖纪》，页61。
[37]《复与宋国丞相论本朝兵乱书》，《陵川集》卷38。
[38]《班师议》，《国朝文类》卷13，《四部丛刊》本；并见《元史》卷15《7郝经传》。
[39]《复与宋国丞相论本朝兵乱书》，《陵川集》卷38。
[40]邵循正：《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上），《清华学报》第14卷第1期（以下简称《忽必烈汗纪译释》）；《史集》俄译本第2卷，页106；同卷英译本，页251。
[41]邵循正：《忽必烈汗纪译释》，页94；《史集》第2卷，俄译本，页162； 同卷英译本，页256。
[42]参见弗兰：《论术赤汗兀鲁思王朝或金帐汗国诸汗的钱币》，圣彼得堡和莱比锡，1832年第3号，页2；兹据施普勒：《蒙古人在伊朗，1220—1350年伊利汗时代的政治、行政管理和文化》，柏林，1955年（Bertold Spuler，Die Mongolen in Iran，Politik，Verwaltung und Kultur der Ilchanzeit 1220-1350，Berlin，1955），页61—62，注4。
[43]Gregorius Bar Hebreus，阿拉伯文名称为Abū al-Faraj。《叙利亚编年史》，保尔·贝蒂阳出版社，巴黎，1890年，页491；并见梯森毫森：《有关金帐汗国史的编年资料》，圣彼得堡，1884年，页132，注1；兹据上引施普勒：《蒙古人在伊朗》，页61—62，注4。
[44]阿布勒·哈齐：《突厥世系》（Abū al-Ghāzī Bahādur Khān-nng『 ta'alīfīdur，Šajara-i Türk），戴美桑1874年圣彼得堡察合台文和法译合璧2卷本《阿布勒·哈齐把阿秃儿汗的蒙古人及鞑靼人史》（Histoire des Mogols et des Tartares par Aboul-Ghâzi BéhâdourK han，publiée，traduite et annotée par Le Baron Desmaisons，St.Pétersbourg，Imprimerie de I'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1874），法译，页156。
[45]乞剌可思书布洛塞法译本：《两位亚美尼亚史家，13世纪刚察的乞剌可思，亚美尼亚史……》，仅有卷1，圣彼得堡，1870年，页172；都劳里耶尔法译本：《亚美尼亚史家笔下的蒙古人》，《亚洲学报》，1858年，页192—255、426—508，参见其中页457。此据杰克逊：《蒙古帝国的瓦解》，《中亚杂志》，页32、228。
[46]札马剌·哈儿昔：《素剌赫（字典）补篇》（Jamāl Qaršī，Mulahaqat al-Surah），阿拉伯文刊本，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第一部分《史料》，圣彼得堡，1898年，页127—150；华涛汉译本《贾玛尔·喀尔施和他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上）、（下），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0期（1986年）、11期（1987年）。
[47]参见陈得芝、王颋：《忽必烈与蒙哥的一场斗争——论阿兰答儿钩考的前因后果》，《元史论丛》第1辑，1982年。
[48]瓦撒夫：《瓦撒夫史》第1卷，哈默·普尔格施塔勒波斯文原文与德译合璧本，维也纳，1856年，波斯文，页132—133；德译，页126—127。
[49]《史集》第1卷第1分册，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页154。
[50]《元朝秘史》第255节。余大钧教授以《史集》与《元朝秘史》的区别，作为否定《元朝秘史》成书于元太宗窝阔台时代的理由之一，见作者提交中国元史研究会成立大会论文。考虑到瓦撒夫的记载近于《史集》，应该说余大钧的意见是十分引人注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