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休克疗法”注1的“主治大夫”
——克劳斯文章创作于1995年冬。

1989年以后的中东欧政坛犹如走马灯，多数国家的政府首脑频频易人。只有捷克，自1992年初瓦茨拉夫·克劳斯任总理至今，声望不减。如果算上他在前捷联邦政府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时主管经济的经历，他为捷克改革之船掌舵已历六年余。这期间，西方自由派经济学家固然对他大加褒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把他治下的捷克称赞为中东欧诸国的榜样，甚至连一些左派舆论也对他颇有好评。如保加利亚社会党的《言论报》，便称赞他为“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有趣的是，当1992年初前捷联邦分裂伊始、国内经济正“休克”时，大多数人对克劳斯并不看好。因为他不仅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而且他本人也不像哈韦尔等声望素著的前“持不同政见者”那样有雄厚的“老本”可吃。当时流行的舆论看好的是据说坚持不搞“休克疗法”的匈牙利，并且在褒扬匈牙利时还往往拿捷克作为反衬。可是如今匈牙利的右翼政府早已人去楼空，而在焦头烂额的经济形势下上台的“左派”政府却在步克劳斯的后尘，搞起了“休克补课”工作。

克劳斯

瓦·克劳斯1941年6月19日生于布拉格，22岁时毕业于布拉格高等经济学院外贸专业，后来在捷联邦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66—1969年间他先后赴意大利与美国学习西方经济理论，恰好避开了1968年的那场风波，因而不像今日捷克政坛许多名人那样享有旧政权下受迫害的“光荣”。但也正是这次出国，使他接触并皈依了日后成为“休克疗法”理论依据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说。

回国后，克劳斯从研究机构走向经济操作部门，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银行工作了15年（1971—1986）。这使他在经济学理论之外又学到了搞实际经济工作的本事。1988年他重返科学院时，已成为预测研究所研究员——有趣的是，后来正是这个预测研究所的许多学者在克劳斯主政初期的严峻形势下，纷纷作出了“他将失败”的错误预测。

1989年11月捷克的“天鹅绒式革命”使克劳斯走上政坛。作为“公民论坛”全国协调中心成员，他出任剧变后首届政府的财政部长。次年他当选联邦议会人民院议员，并担任了恢复与发展国际银行总裁。1990年10月他出任公民论坛主席，并在“论坛”分裂后作为其自由派一翼的公民民主党主席，成为捷克自由派的政治代表，并在联邦解体前最后一届政府中任副总理。联邦解体后捷克共和国开国大选中公民民主党获胜，克劳斯遂成为总理。

在东欧政坛上，克劳斯素以观点鲜明、出言坦率著称。现今东欧社会主义虽然已告一段落，但多数政治家仍然愿意表现出一些“理想主义”。如左派社会党人不管他们实际做些什么，口头上总是表示要走“第三条道路”，右派政治家或者含糊地倡导“市场”“民主”“自由”，或者加上些限定词，如“社会市场经济”“人民资本主义”或者要骂几句“世界主义的资本主义”，而主张回归“本民族的传统”，很少有人直截了当地倡导资本主义。而克劳斯不仅把“资本主义”经常挂在嘴边，还明确表示他主张的是“标准的”资本主义而不是修正了的资本主义，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那种”资本主义，而不是什么带民族传统色彩的资本主义。他要搞的市场经济，则是“不带任何定语（指‘社会的’‘人民的’或‘可调节的’之类）的市场经济”“无条件的市场经济”，而且他认为向这些目标前进应当干脆利索、“快刀斩乱麻”。“休克理论”大师萨克斯的名言“人不能分两步跃过壕沟”也是他经常说的话。如今在捷克经济形势日益看好之时，许多人往往强调捷克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照顾现实、循序渐进，说克劳斯只是“口头上”激进而在实际上是极为谨慎的。克劳斯对这些说法大都嗤之以鼻。他总结的“捷克经验”主要有：

一、不要幻想外国援助。“我们意识到，向20世纪最后10年越来越自私、越来越保护主义的世界求援是无益的”。二、“经济休克不可避免”。三、行动必须彻底，在价格与外贸等方面实行“毫不留情的自由化”。四、从“休克”初期的财政紧缩到恢复阶段的财政“中立”，政府必须下决心把握宏观政策。五、必须实行“无所不包的私有化”，“慢慢来的常规私有化”必须与“非常规的快步走私有化”相配合。六、改革的重负应该公平地负担，机会也应当均等。七、可以没有外援，但不能没有外国市场，要与贸易歧视做斗争。在这方面，改革不仅是东方的而且也是西方的任务。

克劳斯还认为，善于讲真话是“成功的前提”，执政者不能用空洞的许诺欺骗选民，只有如实地讲出困难与前景，才能使人们相信你的纲领。

这样的思想与行为准则不仅使克劳斯与东欧政坛上的多数人迥然不同，而且也使他与捷克总统哈韦尔拉开了距离。作为“七七宪章”与“天鹅绒式革命”的象征，哈韦尔是个富于浪漫气质的理想主义者。从作为持不同政见者屡受迫害时起，他就认为“西方的经理与东方的官僚”同样可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是“现代病”，市场经济与命令经济都是“非人化的”东西。在他看来，旧体制之可恶不在于它的禁欲主义，而在于它的“消费主义”。因而他对剧变后捷克的现实是很不满的，经常抱怨市场化的捷克社会缺少理想和良知，并认为政府应对此负责。克劳斯对这种说法很不以为然。他反驳说：捷克人是有理想的，这理想就是建立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崇尚勤奋与公正，反对懒惰、寄生与仗势纵欲，过去的捷克缺的不就是这种理想吗？显然，克劳斯理解的“资本主义”并不是非理性的私欲与贪婪，它是一种类似“新教伦理”那样的东西。这样的“资本主义”在捷克是否存在，自然是个问题。但克劳斯显然是力图赋予捷克转轨进程以某种价值理性，他力主用全民分配式的办法搞“大众私有化”而反对“权贵私有化”，这除了企图加速私有化进程以外，无疑也还有道义上的理由。

克劳斯与哈韦尔的这种“分歧”，给捷克政坛提供了某种“弹性”：一个务实而能干，张口闭口“资本主义”，一个作为道德偶像而不管政务，张口闭口“理想”“良知”；一个是效率的代表，一个是“公平”的化身。两人虽然时常唇枪舌剑，却也不失大家风度。克劳斯在反驳总统时总不忘保持对他的尊重，哈韦尔在批评总理时也绝不去损害他的职权。捷克一位学者把两人的关系比之为美国立国之初的“实干家”汉密尔顿和“理想家”杰弗逊，看似互斥，实则互补。捷克人在“休克”时期虽不乏牢骚与怨气，但却没有向反对派去寻求“公平”，而是把道义寄托于德高望重的哈韦尔。捷克的政局所以能稳定，改革所以较顺利，与这两人“双簧”式的角色互补十分成功是有很大关系的。

克劳斯的自由主义道德观也反映在他的个人品格上。他平时派头十足，从不像哈韦尔那样刻意保持平民形象，但对履行公民义务与恪尽职守则是毫不含糊的。捷克实行了严格的“阳光法”，官员与议员都要定期向议会公布工资外收入并接受调查。1994年7月17日克劳斯公布其年工资外收入达100万克朗（约合3.5万美元），超过本人工资额两倍以上，比其他政府成员都高很多（大部分政府部长年工资外收入都不到1.6万克朗）。克劳斯的这些收入主要来自国际上给予的奖金，在大学讲学的酬金、稿费、演讲费等。其中最大的几笔一次性收入是：世界银行颁发的奖金20万克朗，布拉克“列普洛麦”公司股息27万克朗，他在国内外演讲与稿费收入则为47万克朗。所有这些收入都逐项依法纳了税。克劳斯对此心安理得，他自谓无意充当道德偶像，而只是个守法、称职并为公众所接受的公务员。而捷克舆论、包括反对派舆论，对他的这种处世准则倒也并无太多非议。

六年来克劳斯已被证明是个治国有方的“能人”，并以此确立了他的声望。他的成功当然有许多个案性的或偶然性的原因。他的价值观、理念、政见与施政纲领人们也可以见仁见智各做评价，但他的心口如一、个性鲜明、果决干练，以及在捷克改革中所取得的成就，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