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暗礁”绕得过去吗？

翻开1995年的报纸，不论是保加利亚国内还是国际舆论界对保加利亚的经济形势都是一片叫好声，均认为这个巴尔干的小国“已渡过了转轨的困难时期，开始迅速爬坡”，“很快将会成为一颗新星”，似乎前景一片光明。可一年过去后，再打开1996年底的报纸，却发现新闻媒介的口气完全变了，凡涉及保加利亚的状况，无不是悲观论调，什么“全面危机”“社会爆炸”“东南欧的新火药桶”等触目惊心的词语充满字里行间。仅一年之隔，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反差？保加利亚到底是“新星”还是“新火药桶”？它的经济状况究竟如何呢？

1995年保加利亚国内总产值比1994年增长2.6%，外贸出口也比上一年增长30%，顺差3.4亿美元；到1995年底外汇储备12.7亿美元，外汇比价稳定，就业人口上升，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还偿还了9.64亿美元的外债。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保加利亚已摆脱危机，走出低谷。

实际上这种暂时的复苏是一种表面现象。首先，是仰仗着工业中化工和冶金对国外市场的临时性交易，令某些行业出现转瞬即逝的亮点。其次，国家靠借钱过日子，绕开了迫切需要解决的企业改造和破产等一直困扰经济发展的老大难问题。1995年，保加利亚2640家大企业的净亏损额达527亿列弗。有人算过一笔账，亏损企业职工的人均年薪不过10万~15万列弗，而人均亏损额则高达50万~150万列弗，也就是说，国家让这些人干活还不如养起来省钱，仅关闭亏损企业一项就可以使国家财政节约130亿~150亿列弗。但从1992年以来，每届政府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尽可能地把疑难问题向后拖，绕开企业“破产”这个暗礁，而把60%的亏损额转嫁到银行身上，表面上暂时延缓了危机，却使银行不堪重负。再次，在通货膨胀严重、列弗疲软、没有足够外汇储备的情况下，国家过早地放开了外汇控制，使投机行为大增。许多人拿大笔钱去从事货币投机，搞短期相互拆借，倒卖外汇、债券等，却不愿在生产领域进行投资。这种大规模的“自由兑换”行为，也造成一种表面繁荣。

实际上，1995年的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为保加利亚宏观经济指标恶化埋下了隐患。到1996年第一季度，这方面的连锁反应逐渐暴露出来。冶金部门订货减少，出口下降10%，财政赤字达223亿列弗，占到1996年国内总产值的8%，对宏观经济造成巨大的压力。1995年的粮食出口失控和非法粮商大批倒卖粮食到马其顿，使1996年国内粮食不足，面包价格大涨。到5月初，外汇市场又出现严重危机，列弗贬值为年初的1/4，出现挤兑风波，存款利率被提高到180%~300%，月通货膨胀率高达20%以上，企业不敢贷款，生产处于停滞状态，失业率达14%。1996年一年内，国家的内债由年初的3300亿列弗增加到10000亿列弗，加之列弗的空前贬值，目前实际内债已达30000亿列弗。

维德诺夫的社会党政府知道大选在即，必须要彻底改变这种恶性循环，才能有所喘息和赢得选民。于是一方面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进行谈判，希望能在短期内获得贷款；另外，召开社会党最高委员会中央全会，制定对国民经济进行改革的政治构想。这个构想的基本意图就是一手关闭亏损企业和亏空银行，一手救活企业重组银行。

但由于权贵集团控制经济，改革的政治构想实行起来困难重重。1996年只有5%的国有企业实行了私有化，国家的税收只完成了5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也没有到位。还有，社会党延误了改革时机，错过了政府威望较高、民众予以配合的最佳时期，在真正该改的时候，没有把心思用在搞好制度改革方面，而是热衷于人员更换，搞权力斗争打内耗，用旧体制的思维模式治理国家。所以群众称他们为“没有改过自新的共产党”。等到政府威信急剧下降时，迫于内外的压力再改，无异于雪上加霜。最后，选民对社会党失去信心，在1996年11月的大选中，社会党以比民主联盟少70万张的选票额、得票率比反对党低18%的差距败北。民盟的斯托扬诺夫当选总统。紧接着，社会党内矛盾激化，维德诺夫被迫辞去总理职务。

保加利亚1996年的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与匈牙利1995年的危机十分相似，都是在试图绕开转轨中某些关键环节而避免“休克”的考虑下取得了一时的经济回升，然而由于深层次矛盾在被掩盖的情况下越积越重，终于难逃“二度阵痛”的厄运。1993年前后许多评论家热衷于以匈牙利的“渐进”道路与当时正处于“休克疗法”最艰难时期的波捷两国作对比。然而1995年以后再度陷入困境的匈牙利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波捷已使这种议论烟消云散，而1995—1996年间匈牙利社会党政府采用财政货币双紧缩的“休克补课”措施来治理已初见成效。同样是社会党执政的保加利亚，目前也正在用类似的办法对付1996年的危机。

保社会党的专家们预测，如1997年保加利亚能实行严厉的财政货币管制，将会降低通货膨胀和银行利率，有利于生产企业增加贷款，到1997年年底会出现生产复苏，外汇市场将能稳定，居民实际收入也能有所增长，失业人口将比不实行“管制”少20万~30万。但是这要付出代价的，要民众与政府“同舟共济”，暂时勒紧裤带共渡难关。这次如果不动真格的，仍然像过去一样纸上谈兵，绕开结构性改革，保加利亚真的就会距离“社会爆炸”不远了。

然而，现在保加利亚的执政党同反对党的矛盾难以调和，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很难达成协议与妥协，财政与货币双“管制”难以启动。即便这种补课式改革能取得成效，保加利亚经济在这一曲折变革中付出的代价也比波、捷大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