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俄罗斯：又一个魏玛共和国？

杜马冲击波

1995年12月以来，俄罗斯又一次成了世界瞩目的中心：在当月举行的国家杜马大选中，俄共雄踞榜首，遥遥领先于其他政党，一举夺得450个议席中的157个，占1/3以上，比在它之后的另外三大党议席的总和还要多，从而取得了无须与他人结盟就可以独自否决任何议案的地位（按俄现行宪法，杜马决议须2/3多数票才能通过），与两年前的上届杜马选举中俄共所得的65席相比猛增一倍多。而上届杜马中最大的民主派议员团“俄罗斯民主选择”则遭惨败，所得议席从上届的76席猛跌至9席，不到原来的1/8。虽然这一趋向并不出人所料，然而它的幅度之大，仍然使许多人吃惊不小。

回想四年多以前，庞然大物的苏共在总书记“建议”下黯然解散，全国从中央到基层没有发生一次有组织的抗议。当时作为人民代表第一个起来抨击叶利钦“禁共令”的并不是那些久食党禄的衮衮高官，而是曾因持不同政见被开除出党、此时恢复党籍不久的民主社会主义者麦德维杰夫。他后来沉痛地提到：那天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把党中央大厦围得水泄不通，“然而他们不是去捍卫党，而是争着向离开大厦的苏共大员吐唾沫的。若不是当局组织了警察线拦住群众，保护他们撤离，他们就可能受到人身伤害”。麦德维杰夫叹道：党已经被人民抛弃了！

一年多以后俄共重建时，在偌大的莫斯科竟找不到一间会议厅，只得在郊外一所简陋的招待所礼堂里召开“二大”。在“二大”上主流的声音仍然是背着包袱“检讨”过去，而不是踌躇满志的行动宣言——当时恐怕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仅仅不到三年后，俄共就能“复兴”到如此程度！

1993年冬首届杜马选举时，俄共已经牛刀小试，然而那时当权的民主派担心的主要是招摇一时的极右派自民党，并没有太把俄共放在眼里，甚至还曾“高姿态”地表示愿意“团结”俄共以共同对付极右威胁。曾几何时，现在谁该“团结”谁？

然而这在几年来“没想到”的事见多不怪的东欧地区，毕竟不算是最让人“没想到”的。比起一党占有过半数席位的匈牙利社会党，比起议会、总统、政府都在其控制下而形成了“红三角”的波兰社民党来，俄共占有的1/3议席似乎不算太惊人。而且人们还可以指出俄国“左派复兴”的程度并不那么惊人的其他理由：俄共在大选中得票率并没有其杜马中的议席占有率那么高，仅为22.3%，还不及上届杜马中的日里诺夫斯基极右翼反对派，该党当时令人震惊地获22.9%选票，但事实证明它的能耐并没有这一票数显示的那么大。另外，俄共的主要盟友农业党此次惨败，议席从上届杜马的55席降为20席，而民主派中的“亚博卢”联盟则一举获得45席，几乎比上届（25席）增加一倍。这不仅部分地抵消了因俄共大胜、“民主选择”大败而形成的“左倾”局势，而且反映出选民投票的非意识形态色彩——即并非属“左”必盛、属“右”必衰。由于农业党的失利和上届杜马中最大的反对党——极右翼自民党的衰落（得票从22.9%降至11.18%），因此民主化进程的“不妥协反对派”总得票率甚至还略低于上届大选。

同时还应指出各党选票的地区、阶层分布：在首都莫斯科及圣彼得堡、下诺夫哥罗德等大城市，民主派仍居优势。如莫斯科有着20%的选票属“政权党”（叶利钦支持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联盟），15.13%的选票属“亚博卢”，而俄共只得票15.08%，屈居第三。此外引人注目的是，军队中70%的选票投给了“我们的家园”，而俄共的支持率则在农业区、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和边区（尤其是远东）为最高。最后，俄境外前苏联各国的俄罗斯公民中俄共得票率也很高，这显然与其说出于共产主义，不如说出于民族主义情绪。俄共在俄国政治中心地区和人群中力量较弱，这会使它在全国的领先地位有所减色。

众所周知，按俄现行宪法，杜马权力有限。因此俄1996年6月将举行的总统大选更为重要，正如亚夫林斯基所说：“杜马选举所涉及的是不同的经济改革战略，而总统选举所涉及的将是俄罗斯的政治体制。”但俄共在总统选举中会面临一些不同于杜马选举的条件，因而杜马选举中的俄共选民是否必然是总统选举中久加诺夫的选民还很难说。同时由于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首轮投票几乎肯定不会有得票过半者）中面临“二择一”的局面，四分五裂的民主派，乃至非民主派，也不希望俄共统治的选民可能把票投向“另一个人”。考虑到波兰的情况：在波兰议会中左派及盟友居绝对多数，而总统选举中左派的克瓦希涅夫斯基却仅以极小的优势险胜瓦文萨。那么在杜马中并不居多数的俄共及其盟友能否赢得总统大选，自然是可疑的。

两种“左派复兴”

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使那些不愿看到俄国回到过去的人得到自我安慰。然而他们如果不是过分短见的话，就不能不看到，俄国的“左派复兴”虽然在程度上似乎还没有许多东欧国家那样高，但在性质上却是与东欧完全不同的。

在东欧各国，“复兴”的左派都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且往往是比西方社会党人还要“趋同”于自由主义的新社会党人。东欧各国原共产党中反对“社会党化”的少数所谓极左派并无复兴的势头，而且在纲领上甚至比俄罗斯的一些宣布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如劳动人民社会党）还要社会党化。相应地，在东欧“衰落”的右派也主要是右翼保守党人，包括右翼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教权主义者。而自由主义并未衰落，在那些右翼保守党下台并代之以社会民主派与自由派联合政府的国家（如匈牙利），自由派甚至还有所得分。因此“左派复兴”与“右派衰落”的综合结果，就趋向于形成一种多元化政治中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二元为主的格局，而这种格局正是西方议会民主制中最典型的两党制格局。这样的“复兴”，不过是议会民主制政治钟摆的正常摆动罢了。

俄罗斯则有所不同，它的“左派复兴”主要复兴的是民族主义化的共产党，而社会民主主义并未复兴，它的“右派衰落”实际上主要是中派即自由派衰落，而右翼保守主义并未衰落。这样它就有可能向不同于东欧的另一个方向发展。

俄罗斯的左派在1991年后曾有较浓厚的社会民主主义色彩。当时以麦德维杰夫等为代表的劳动人民社会党，在苏共解散后的次生党派中一度最有声势。这个党在意识形态上并未完全社会党化，但组织上完全放弃了集中制。由于它的组织极为松散又允许跨党，以致俄共重建后它的大批成员兼为俄共党员，并很快形成俄共为实、劳社党为虚的局面，最终把劳社党挤到了近乎消亡的边缘。

俄共本身在重建之初也带有相当浓的社会党色彩。当时它的一些领导人经常抨击苏共历史上“压制民主”的“迫害”与“镇压”行为，声称放弃马列主义中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遗产，代之以“民主”“公正”“平等”一类口号，并表示赞成“混合经济”、多党制、政治多元等社会民主主义观点，但后来随着它的羽翼逐渐丰满，理论上也逐渐强硬起来。1995年1月俄共“三大”通过的纲领已经十分“正统”：它不仅明确规定以列宁主义为指导，以共产主义为目标，对苏联及苏共历史的总结中突出了肯定的方面，淡化了否定的方面，而且不再提多党制、政治多元化与人道主义这类苏共末期已认可的东西，也不再明确宣布放弃阶级斗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纲领唯一突出的非“正统”方面是它强烈的民族主义、大国主义色彩。它不仅公然声言“苏联是俄罗斯帝国地缘政治的继承者”，而且像当年的民粹派乃至斯拉夫主义者一样，把“社会主义”与俄国人的民族性联系起来（而不是像正统马克思主义那样把它与普世性进化规律相联系），宣称：“俄罗斯思想，本质上就是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久加诺夫曾坦言：俄共以民族爱国主义为支柱，俄共副主席别洛夫则说，爱国主义感情比阶级感情更悠久。俄共还认为，俄罗斯目前的危机主要是民族和爱国主义觉悟的危机。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俄共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几乎不提，在私下则持否定态度。此外，俄共的另一个“非正统”特点是放弃“战斗的无神论”，倾向于与传统的东正教一起抵御西方文化。

俄共是不是共产党尚可商榷，但它不是社会党，或者说它的社会党色彩几已褪尽，则是事实。俄共的民族主义当然首先是冲着西方的，但它对社会主义中国意味着什么则很难说。我们知道目前俄远东诸州因边界问题和所谓非法移民问题排华情绪强烈，并且常指斥俄中央政府对华让步，而俄共恰恰在这里得票率最高。显然，远东选民们并不是出于对华友好之情才把票投给俄共的。

此外，本次大选的另一个惊人之处是，比俄共更“正统”的极左派“共产党—劳动俄罗斯”联盟（安皮洛夫派）居然得到4.53%票数，接近了议会联邦议席的门槛，在43个竞选党中名列第6。这个从前没有多少人注意的极左组织竟然一举超过了曾雄踞俄政坛主流的“民主选择”，更超过所有的“中左”组织与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这也明显地反映了俄国“左派复兴”的独特性。

俄罗斯的“左派复兴”并不是社会民主主义复兴，而俄罗斯的“右派衰落”却确实是自由主义衰落（按欧洲标准实际上应当说是中派衰落）。在民主派因内讧和改革受挫而明显失势的同时，右翼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极端势力方兴未艾。日里诺夫斯基的自民党虽然比上届杜马选举得票数全国第一的势头大为减色，但仍然居于仅次于俄共的第二位。此外，既反共又反西方的其他派系，如前军界强人列别德的“公众大会”等也有相当实力。叶利钦1995年授意组建中左、中右两党，以排挤极左、极右势力的意图以失败告终。这从表面上看是因为“人造两党制”先天不足，但从深处讲，则是俄国人目前心态渐趋极端的反映。

再版“魏玛共和国”？

这样的心态当然可以在所谓“传统”中找到依据，然而更重要的是现实条件。历史证明：许多“文化传统”大相径庭的民族在一定条件下都会产生这种心态，这就是所谓的魏玛化进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中欧列强”——德意志帝国与奥匈帝国这两个日耳曼人支配下的国家，都是专制的多民族大国。它们在1918年的失败虽是大战的结果，但直接原因也是内部发生了革命。革命与战败导致帝国解体，废墟上产生了一系列民族国家（波兰、捷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等），而这些国家大都与战胜国结成了以巩固凡尔赛体系为目的的“小协约国”之类的同盟，把德、奥团团围住。德、奥革命后都在协约国英、法、美等民主国家影响下改帝制为共和，实行议会民主，经济上也有很大的变化。但由于变革不顺利，又时逢20世纪20年代末大萧条，魏玛体制在内外交困中动荡不已，迟迟上不了轨道，而凡尔赛体系形成的地缘政治压力又给苦于魏玛混乱的日耳曼人提供了归咎的对象。于是民主制基础渐被淘空，怀旧心理、“逃避自由”的心理、复仇情绪与极端主义情绪不断滋长，最后第三帝国取代了魏玛民主体制，并以向西方报复为志。后来的历史是人所共知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目前的俄罗斯与当年的魏玛共和国确有几分类似。在冷战中失败的苏联及其东欧“大家庭”解体了，“新生”的国家大都争相靠拢“协约国”——欧盟、北约，形成了地缘政治压力，而俄罗斯的体制更新又迟迟上不了轨道，阵痛延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文化传统”如何，社会产生呼唤铁腕、怀念帝国的心理是难以避免的。

从表面上看，过去两年里东欧与俄罗斯都存在着“左派复兴”趋势，似乎应当能拉近它们的距离。然而实际上目前中东欧“回归欧洲”的进程并未放慢，而它与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的距离却拉开了，即使“左派”东山再起的那些国家也不例外。所有前东欧各国，除新南斯拉夫外，都在过去一年里努力西靠，并对俄罗斯阻挠北约东扩表示不满。东欧与前苏联在1991年前后曾经十分类似，现在则区别日甚：虽然都在转轨，但东欧经济已普遍回升，而俄罗斯仍在下降；虽然都有“左派复兴”，但东欧兴的是社会民主主义，而共产主义政党并无起色，俄罗斯却是民族主义的共产党人独享复兴之果，而社会民主主义并无起色；相反地，东欧各国右翼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正在退潮，而自由主义仍然强大，俄罗斯却是右翼民族主义与“左派”一起复兴，而自由派却一再受挫。这也许正是目前北约东扩问题上“外交矛盾”背后的政治经济内涵。如果东欧稳定地建立了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二元格局，而俄罗斯却出现右翼保守主义与俄共这两种民族主义倾向的“左右”格局，那么双方的距离就会更大。

因此，不能排除未来欧洲可能出现类似“凡尔赛体系”以后的那种进程：“协约国”（欧盟）新增加一批小兄弟，而“魏玛俄罗斯”则在不稳定状态中走向“全能国家”。目前俄罗斯的衰落状态可能会使许多人对这样的前景感到不可思议，但我们且不论当前俄罗斯的“贫弱”状态其实往往被论者（包括俄国人自己）夸大了，我们只需指出这一点：一战后的德国不“贫弱”吗？“全能国家”不可能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经济效率），但却有极大的集中资源、动员经济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非“魏玛化”发展的可能

人们都盯着1996年6月份的俄罗斯总统大选，并纷纷议论谁可能上台。这当然不是没有意义的，但笔者不认为它是问题的关键。值得指出的是，俄共作为一个知识化程度很高而且历史上以中心城市为根基的党，又经过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几十年市民文化的嬗变，其内在的“温和化机制”本是很足的。这些年来这一机制所造就的“温和明星”层出不穷。最早抗议“非共化”的麦德维杰夫是一个，上届杜马主席雷布金也是一个。身兼劳社党、俄共与农业党三党活动家的雷布金，1993年取代反共起家的哈斯布拉托夫而司俄议会之铎时，许多人都断言他会比哈斯布拉托夫更难对付。然而不久人们就发现他深谙议会政治的游戏规则，与政府、与包括民主派在内的各种势力打交道时，要比哈斯布拉托夫理性得多，由他司铎的杜马也基本上保持了只争政见而不争规则的正常游戏秩序，比旧议会更像个议会。虽然他因此受到把他推上台的左派的日益不满以至憎恶，乃至认为他被叶利钦所招安而将其革除教门。但继他之后的久加诺夫（新杜马俄共议员团领袖）与谢烈兹尼奥夫（俄共推出的议长）又如何呢？从前者曾在上届杜马末期投票赞成政府预算案（俄共议员团是反对该案的），而后者上台后多次声明要努力与总统、政府合作，作为议会主席不会只站在左派立场行事等语看来，他们两位也有可能“雷布金化”（事实上至少久加诺夫已经为此在俄共和左派内部受到指责），当然也就可能像雷布金那样，被目前已处在“农村包围城市”（以农业区与相对不发达地区为基地的俄共面对民主化的中心城市）格局之下的左派激进势力抛弃。

因此，笔者认为未来俄罗斯的走向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全赖总统选举这一锤定音，事实上俄共与俄罗斯一样，本身也是被某种“过程”推着走的。“过程”比人强。如果俄罗斯的“魏玛化”进程恶性发展，那么即使是民主派当选总统，他也会（正如民主派出身的叶利钦现在那样）身不由己地走向国家主义，乃至全能国家主义（当然可能会在不同于俄共的另一套语言符号之下）。而如果久加诺夫当选，在这种进程中他也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的过渡人物，而像在他之前的那些“温和明星”一样被目前已经在抨击他的更激进的“左派”（如安皮洛夫式的人物）所取代。相反，如果俄罗斯的转轨能走上“非魏玛化”的道路，那么即使久加诺夫当选，在一个逐渐有序化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和一部规则既定的政治机器里，他也不会比雷布金“出格”到哪里去。

那么俄罗斯转轨的“非魏玛化”发展可能性有多大呢？应当说可能性还是不小的。如今的世界毕竟已不同于20世纪20年代，那时不论左的还是右的国家主义都处在一个全球性发展时期，而现在则相反，是国家主义在整体上衰落的时代。仅就俄罗斯而言，它的转轨若自盖达尔开始施行“休克疗法”算起，至今不过四年，虽然其痛苦更甚于东欧各国，但1995年俄罗斯的经济滑坡已基本止住，宏观经济平衡也明显好转。一般都预计，如1996年俄不出现动乱的话，经济将恢复增长。像魏玛德国那样在1918—1933年间几乎都处在危机中（只有1925—1928年稍好）的情况，俄罗斯是有可能避免的。而俄罗斯的经济复苏——即便是在俄共当选总统的情况下复苏——则是防止魏玛化的最有利因素。倘若1996年6月后的总统是久加诺夫，那么他是走上“雷布金道路”还是被“安皮洛夫们”取代，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此。若当选总统的是叶利钦或别的什么人，那就更是这样了。

外部环境也很重要，北约东扩的一个主要动机就是对俄罗斯“魏玛化”的担心，然而北约东扩本身又会进一步刺激俄国“魏玛化”，向“全能国家”发展，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因此目前西方实行的推迟北约东扩的行动，应当说是有利于阻止这种循环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关系上，事实上，几年来西方对东欧转轨所做的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乖戾举动还不是令东欧人牢骚不断的“援助诺言不兑现”，而是十分自私的贸易歧视政策。传统经互会市场与前苏联统一经济空间的崩溃所造成的后果，由于西方对转轨国家实行保护主义关税壁垒政策而大大地严峻化，使得东欧与前苏联在一般意义上的体制转轨阵痛之外又经受着严重的经济空间重构的困难。西方对“民主俄罗斯”的贸易歧视目前实际上要比对社会主义中国还甚，美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至今未给俄罗斯就是一个例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资本家损人利己之恶习比俄国左派的反对更能构成在俄国实行资本主义的障碍。正如捷克总理克劳斯所说：“东欧不需要援助，但需要市场。”西方今后在经济上能否更平等地对待俄罗斯，对俄罗斯能否克服“魏玛化危机”也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俄罗斯这几年已经发生的变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不可逆转，也是估量其未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实际上只实行半年就被迫中止（至少在以紧缩求稳定的意义上是如此），因此在俄罗斯与其说休克疗法是失败了，不如说是流产了。它并没有实现稳定经济的目标。然而俄罗斯的私有化尽管受到投机因素的干扰而产生一系列弊病，但进展仍十分可观，目前已超过一些起步更早的东欧国家而仅次于波、匈、捷三国。这一进程目前虽然并非不可逆转（几年来东欧转轨的进程已经表明，“国有化”要比私有化容易搞），但要逆转它除须具有巨大的权力外，还须拥有很高的道义凝聚力，即要使社会相信发动一场剥夺数千万私有者的财产再分配运动是出于公心，而不是“再度分赃”。然而，目前俄共的道义力量还很小，它不仅只有22%的支持率，而且许多人投它的票只是出于对政府的抗议，而不是出于对它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俄共而言是“破”易“立”难，它可以相对容易地反对某种政策，但却难以推行某种政策。俄共主要领袖的个人支持率均低于党的支持率，一个缺乏魅力的党如何能够实行“魅力治国”的体制，的确是个问题。叶利钦在“8·19”之后一度拥有70%以上的支持率尚且难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只有百分之十几支持率的其他人显然就更为困难。至于要重建苏联，那就比在俄境内重搞“国有化”更难了。可以想见，俄罗斯的危机如果不能早日缓解，会有更多的人寄希望于“救世主”。问题在于，谁能使人相信自己是“救世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