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的极端主义：“左”与“右”的大混合注1

“列宁与尼古拉一世联手收拾米留可夫”

近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俄国政治生活中的这样一种常见景观：街头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一支打着清一色的白蓝红三色俄罗斯国旗——那是支持叶利钦的“民主派”队伍；另一支则打着两种旗帜：前苏联的锤镰星红旗和沙俄时代罗曼诺夫皇室的白黄黑三色旗——那是反对派的游行队伍。在一段时间内，后一种游行是这两种旗帜所代表的力量的联合阵营（如“校园阵线”）所组织的，在另一些时候，则是由“红旗”组织与“白黄黑旗”组织临时联合发起的。

但不管是临时的街头联合还是常设的联盟，这两种旗帜是越来越频繁地并肩前进了。

类似地，在室内集会上，如今人们也经常看到主席台后的天幕上“红旗”与“白黄黑三色旗”并排悬挂两边。“红旗”意味着什么我们都清楚。那么“白黄黑三色旗”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所谓的“极右翼”。在历史上，这种三色旗是沙俄时代极端保皇、排犹、反立宪的各种暴力团体即所谓黑色百人团的标志。黑色百人团在我国出版的列宁著作中通译为“黑帮”，它是在1905年政治风云中出现的俄罗斯人民同盟、米哈伊·阿尔汉格尔同盟和贵族联合会等组织的通称。这些组织不仅敌视左派革命运动，而且仇恨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杜马中的立宪党团，甚至憎恶沙皇政府中的一些开明大臣如C.Ю.维特等。他们鼓吹忠君爱国，维护斯拉夫人的“传统道德”与“村社集体主义”，为大俄罗斯而战，为“沙皇、米尔和东正教”而战，宣布要根除包括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内的“西方瘟疫”和“邪恶的犹太人”。这些团体的帮会方式活动，得到沙皇警宪当局支持，组织社会下层的一些团伙从事袭击各合法政党机构、暗杀进步人士、迫害犹太人等恐怖活动。后来，随着沙皇政权日益宪政化，黑色百人团的活动逐渐不为当局所容，到1917年2月革命后终于被临时政府视为匪帮而加以消灭。

对于这种极右翼团伙，沙俄时期的左派——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都恨之入骨。布尔什维克甚至组织过“红色百人团”（或译“红帮”）与这些团伙进行武装对抗。然而历史居然开了这么个大玩笑：在如今的俄罗斯，它们的继承人已经在同一个队伍里并肩前进了！

今天俄罗斯打着白黄黑三色旗的组织，有不少只是具有极端民族主义、排犹、反西方、敌视“民主派”的思想，并未公然打出黑色百人团牌号，但也有一些直接声称是黑色百人团的继承人。1994年4月3日，鲁茨科伊主持的1993年10月事件死难者半周年祭集会上，40岁的亚历山大·斯蒂尔马克就以“黑色百人团负责人”的名义发表讲话，声称“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应当对所发生的事（指10月事件）负责”。他认为叶利钦、克林顿都应受到惩罚，尤其是叶利钦“宁愿遵守犹太教法典而不遵守俄罗斯法律”，因而必须被关进监狱。

这样的言论在今天的俄罗斯已是见多不怪了，然而两年前笔者初次在俄罗斯见到这种红旗与白黄黑旗并肩前进的队伍时，周围的人是颇有些愕然之色的。我记得当时一位俄罗斯同行说了句俏皮话：“列宁与尼古拉一世要联手收拾米留可夫了！”

“新法西斯”与“硬摇滚”

莫斯科的费里公园似乎是永恒的俄罗斯的一幅典型图景：白桦林、白雪覆盖的列宁雕像与“文化宫”芭蕾舞剧院。但你若走近，就会发现列宁雕像已失去了身体部位，而剧院则被一阵阵恐怖的嚎叫所摇撼。这是一个“重金属摇滚乐团”在举行演奏会。这种以嘶哑的吼叫、激烈的政治性歌词伴以台上台下发烧友的性放纵为特色的“摇滚乐”，被人称为“法西斯摇滚”。它近两年在俄国部分青少年中流行起来，最著名的这类团体名叫科罗吉亚·米特拉（意为“生锈的金属”）。它的首领斯皮德尔轻蔑地谈到“腐朽的”西方摇滚乐与他们的“硬摇滚”的不同：“美国摇滚只不过是消遣的茶会，而这里的战斗是为现实。”他还说他们这个团体在经济上是受“红旗”派资助的。

他们为怎样的“现实”而“战斗”？一次持续两小时的演奏中，斯皮德尔的领唱以“俄国人，为帝国的荣耀战斗吧！”的吼叫开头，在一首名为《魔鬼的流产》的反西方歌曲中，他号召俄国人努力生孩子增加人口，并鼓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斯拉夫摇滚迷“参军，重建帝国，伟大的重任在前头等着我们”！人们注意到，这所剧院的墙上贴着号召这些摇滚少年举行“纪念十月革命”活动的海报。

“斯皮德尔就是我们的列宁，”来自雅罗斯拉夫尔市的17岁小伙子伊戈尔·波茨曼说，“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这位26岁，满口黑社会行话的青年领袖斯皮德尔正要竞选莫斯科市长，由极右的国家激进党提名，而由极左的“红旗”派提供竞选经费。

斯皮德尔的纲领很简单：赶走所有的黑鬼。所谓黑鬼主要指构成莫斯科个体工商户主要成分的高加索诸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人、中亚人以及非洲留学生。许多俄国人对南方商人控制着如此多的莫斯科商业，而且现在还在扩大置产表示愤怒。斯皮德尔为纵火攻击“南方佬”经营的售货亭的行为喝彩叫好。他的“生锈金属”摇滚团有一首新歌就叫《杀死苏纳列发》。“苏纳列发”这个辞典上找不到的词是莫斯科黑话，意为“黑人”。节目单上简介说：“我们奉献这支歌给所有那些从事反对南方的亚洲野兽的战斗的爱国者。那些野兽以他们腐烂的水果和蔬菜毒化我们的生活，并强奸我们的妇女。‘杀死苏纳列发’是我们的座右铭。”

“听了你们的曲子之后，我感受到一种要出去杀死一个苏纳列发的冲动。”发烧友弗拉基米尔·谢尔班克从乌克兰来信说道。

斯皮德尔对记者解释说，他在本质上是反对暴力并主张秩序的。“当然，我们不想杀黑人，但对我们来说，他们在俄罗斯象征着混乱，就像在战前德国犹太人象征着混乱一样。”

斯皮德尔的资助者之一，曾在一个现已散伙的先锋派乐团当鼓手的扎里科夫说，他尊奉民族主义与国家至上论，“我们尊敬实力与权力，而且我们不喜欢那塞满了无线电波的西方POP”。扎里科夫现在是国家激进党的青年问题顾问和该党的《举起斧头》报主编。他表示担心青年人过分崇拜希特勒。“希特勒不是个正面人物，”他说，“但他能一举结束无政府状态，而那种状态要比东德坏得多。”

不过由于卫国战争结下的血海深仇，极端主义的大人们不喜欢这些狂热的“小羚羊”以希特勒为符号。《白日》杂志的副主编邦达连科说：“我们告诉他们，‘拿掉字吧，然后我们会帮助你们’。”《白日》现已成为一个混合着极左和极右气味的最著名的极端主义论坛。按“民主派”的说法，这份杂志是“用共产党的钱办的”，它以公然鼓动推翻政府和“共产主义思乡病似的散文及对军队的歇斯底里的号召”闻名。1993年7月的一期，它曾刊出特写的封面照片：一群纳粹战犯被押往古拉格，并配以如下文字说明：“这就是我们想要对民主派做的事。”该杂志经济实力颇强，常出资举办极右哲学讲习班，为“生锈金属”之类的乐团提供财力支持，帮助举办发布会，并出过一期摇滚专刊，其通栏标题是：“摇滚——俄国的抵抗！”

46岁的邦达连科十分书卷气，他的书桌上赫然摆着一部《斯大林全集》。他对记者说是他首先提出了资助“硬摇滚”以使极端主义从陈腐的老人政治中恢复青春活力的设想。“我们正为青年人的心灵而战，为什么我们要把青年人放弃给西方文化呢？”他表示，该杂志支持有助于切断西方对俄罗斯的影响的任何事，“我们支持任何尝试，只要它不是反俄的或反东正教的”。

极端主义与“硬摇滚”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就连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这个最大的极右翼领袖也时而光顾地下摇滚俱乐部，在那里袒胸露脯地疯狂扭跳。不过，汇集到这种场合来的青少年们究竟有多少人真正信仰某种极左或极右的“主义”，真正想为“帝国”献身，实现“爱国主义”的人生理想，还是可疑的。有些评论家指出，“法西斯摇滚”真正的吸引力在于“仇恨与性的结合给它的发烧友显示了不可抵抗的力量”。斯皮德尔也说，小伙子们来这里主要是寻求强音刺激与狂热中的性放纵。而邦达连科承认，“他们中的大批人都是要钱不要命的”，不过他认为这无关紧要，“当然，他们会去找妓女，但转眼间他们就会是爱国者”。

“左”“右”之别还有意义吗？

如果我们把视野从俄国扩大到更大范围的世界，就会看到更为令人深思的图景。

在欧洲，传统的“左”“右”两大思潮主要是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派保守主义，而这二者的互相接近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社会民主主义已日益变成了“社会自由主义”。它不但保持着原来对民主价值的认同，而且逐渐放弃了整体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价值而趋向于接受个人权利与个人自由价值。在社会理想与社会改造方面也就是逐渐承认了或至少是容忍了市场经济、私有财产与自由竞争。而另一方面，自由派保守主义也日益变成了自由民主主义，它不但保持着原来对人性恶、私欲永恒等“消极自由观”的看法，并因而认同市场、竞争与私有财产，而且逐渐承认了或至少是容忍了对“消极自由”的积极调整，承认了具有社会公平意义的民主原则，在社会理论方面也就是容忍了一定范围内的国家干预与福利主义。于是双方的差别日益模糊。当然前者偏重于价值理性，后者偏重于工具理性的区别还是有的，因此形成的政策差异也仍然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趋势并不仅限于西欧。在东欧与独联体国家也是如此，在那里包括“私有化”在内的社会改造所遇到的阻力实际上并不来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意义上的“左派”。如俄罗斯的罗·伊·麦德维杰夫及其所属的劳动人民社会党。麦德维杰夫本人在前苏联改革前是“持不同政见者”中“社会民主派”的头号代表，剧变之后对盖达尔式的激进自由主义自然也持反对态度，而且在“8·19”后叶利钦停止共产党活动时，他作为人民代表是头一个起来反对的。但他的这种反对实际上是基于一种正统民主观念，即西方议会制下共产党也享有合法地位与活动自由。此后叶利钦—盖达尔的“民主派”阵营与反对派阵营的冲突一再升温，直至发生10月流血冲突。而在旧体制下作为社会民主主义反对派如此活跃的麦德维杰夫及其组织在此时却采取了实际上的超然态度。

在东欧，近两年出现了“左派复兴”趋势。立陶宛、波兰、匈牙利等国的前共产党改造而成的左派政党纷纷重新执政，保加利亚也出现了社会党在幕后支持的贝罗夫政府，而罗马尼亚一直都是社会民主主义化了的前共产党人执政。但无论是罗马尼亚与其他国家之间，还是其他国家在“左派复兴”前后，其改革的路子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复兴”后的左派党上台后都有意识地采取低调态度，而其中的保加利亚贝罗夫政府与匈牙利社会党甚至还提出了“加快私有化”的主张。

但这当然不意味着西方的社会模式和东欧的改造模式已经无人提出挑战，只是这种挑战来自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向。当代欧洲对资本主义最激烈的批评来自罗马教廷。1991年5月1日教皇保罗二世发布通谕，抨击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方法：它企图坚持资本以及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占有者对人的劳动的主体性实行绝对统治”，这是不能容忍的。只要“资本主义在人道方面的缺陷以及由此产生的物对人的统治还没有消除”，就必须展开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德国左派杂志《社会主义》1993年第11期的署名文章对此感叹道：现在只有教皇才能不受拘束地对资本主义提出如此明确的批评，而不至于立即被当作“不可救药的人”扔到角落里去，这是对我们时代的讽刺。

其实，更大的讽刺来自教皇的家乡——波兰。导致执政四年的“团结工会政府”于1993年10月下台的是5月工潮，而这次罢工浪潮却并不是继“团结工会政府”之后东山再起的左派组织——民主左联发动的，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发动这场工潮的竟是团结工会自己！而且不是团结工会中的“左翼”，却是它的“右翼”——与教会关系密切、反对社会生活世俗化并力主政教合一的那部分势力。而“左派”政府的上台并没有改变这一势力的反对派立场，正如“左派”政府并未改变上届政府的基本改革方向一样。于是，波兰的未来便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局势：“左派”政府推行资本主义，而遭到了“右派”势力的坚决抵制！当然，这种“右派”势力已不是自由派保守主义势力，而是政教合一势力。

在西欧的法国也出现了这样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在许多重大国内问题（如国有资产私有化）与国际问题（如欧洲统一与马斯特里赫特进程）上，传统的“左派”（社会党）与“右派”（戴高乐派）都持肯定与推进态度，而所谓的“极左派”（如法共）和“极右派”（如以勒庞为首的新法西斯主义者）都持否定与阻挠态度。这样一种态度的组合当然不是偶然的，而且也非独法国为然，我们不难指出它们背后的逻辑性。

因此虽然具体情况千变万化，很难“一刀切”地予以画线，但一种大致的趋势还是可以看出来，那就是传统的“左派”即社会民主主义和“右派”即自由派保守主义正在趋同于（我们姑且称之为）“社会自由主义”；而传统的“极左派”与“极右派”也在趋同于（我们姑且称之为）整体主义或反自由主义。也许这两种相异的趋同方向意味着一种“后冷战时代”的新的政治—意识形态阵营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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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创作于199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