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稳定”到“改造”
——东欧、（前）苏经济改革评论之二注1
一、“二度阵痛”
（前）苏、东欧各国的“休克疗法”实行过程既各有特点，又大都有些规律性的共同之处。这些共同点有的（如短缺的消失）是不出人所料的，有的（如生产下降、失业增加等等）原则上不出人所料，程度上却为“主治大夫”当初估计不足，还有的则是出乎意料，包括“休克疗法”的西方经典理论和东欧的“临床大夫”，甚至连“休克”的反对者，当初对这种进程都缺乏预期。
出乎意料的事之一，便是“休克”不久便出现的迅速而短暂的“舒适”，然而“舒适”不久，便又陷入一个相当长的“虚脱”状态。前者为“休克”的反对者始料不及，后者却给了“休克”的赞成者一瓢冷水。
以率先实行“休克疗法”的波兰为例，1990年新年伊始，巴尔采洛维奇“稳定纲领”出台，社会在一阵“阵痛”的同时，几乎是“以它施行的那一刻起”就感到了“疗效”：通货膨胀率逐月大幅度下降，从上一年平均三位数167%的月通胀率一下降到了当年8月的不足2%，以致报刊上开始欢呼通胀这个恶魔已被“一举消灭”。的确，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那么“休克疗法”所要达到的头号目的就可以说达到了。
与此同时，经济平衡的其他指标也迅速改善。企业产量虽降而效益上升，财政状况大为好转。国家财政从上年高达政府支出的近l/5的巨额赤字，一变而为“休克”后半年内盈余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约3%！另一方面，尽管经济总量缩减，出口却大为增长，尤其是可换取硬通货的（即对西方的）出口在“休克”后头一年里骤增至35%。在进口消费品充斥市场的情况下，外贸收支居然从上年的逆差一变而为创纪录的40亿美元顺差。外汇储备也从几乎枯竭变为有了可观的40亿美元。与此同时，信誉扫地的兹罗提一下坚挺起来，成了东欧有史以来第一种“百分之百自由兑换”的货币，外汇黑市自动消失，百姓从抢购美元一变而为抛售美元换取兹罗提。仅头七个月内，社会上的25亿美元游资就因此回归国库。商品短缺、排队与票证完全消失，自战后以来波兰首次出现了买方市场……凡此种种都很引起了一阵欢呼，似乎“休克”时期很快就要过去了。
然而这种“舒适”倏然而逝，当年秋季经济开始再度失衡。通货膨胀从9月起又趋上升，使全年通胀平均月率又成了两位数；国家财政再度告急，上半年的盈余到年底便基本耗尽，次年又出现了31万亿兹罗提的赤字，到第三年（1992年）更升为69.3万亿；外贸也从1990年顺差40亿美元恶化为1991年逆差13亿美元；兹罗提汇价在稳定了一年半后又开始不断贬值；人们又开始抛售兹罗提，而使美元源源流出国库……然而在短暂的“舒适”时作为代价付出的生产下降、失业增加等等，此时并没有逆变回去的迹象。这一时期使波兰的舆论界又充满了沮丧的气氛，直到1992年下半年才见好。
类似情况在其他几国也有不同程度的发生。在俄罗斯，1992年1月盖达尔方案实施后，一度出现了物价“一步到位”后稳定下来的趋势。2月间甚至在全俄1/3的地区出现价格“缓慢下降”的局面。同时国家财政在几个月内实现了无赤字预算，而剧烈贬值中的卢布也一度坚挺起来，甚至在2~3月间大幅度升值，从230卢布兑换1美元最高曾升到70~85卢布就可兑1美元，舆论称之为俄罗斯经济生活中“最出乎人们预料的重大事件”。一时，似乎俄国经济从“休克”中苏醒有望了。然而好景不长，到下半年情况急剧恶化，物价再度暴涨，通货膨胀率扶摇直上，到1993年1月终于达到月率50%以上的“恶性”程度。卢布汇率也从1992年6月下旬再度下跌，而且呈加速趋势，目前已跌至600卢布兑1美元，从而使卢布自由兑换的前景更加渺茫了。
前南斯拉夫的“马尔科维奇方案”的命运也很典型。1990年初这个“休克”方案实施后不久就被一些人称为“奇迹”：三个月之内原先高达四位数年率的恶性通货膨胀就几乎被完全消除，第纳尔一度在国内可自由兑换，汇率稳定，公民与企业的外汇资金流入国库，出口增加，国家财政与外贸收支改善，外债也一度下降。但是不久情况便再度逆转，加上国内政治危机，终于使该方案在实施半年之后便难以为继。南斯拉夫联邦也在“马尔科维奇方案”失败的同时分崩离析了。
保加利亚1991年2月起开始“休克”，4~6月通货膨胀率开始降低，1992年通胀率由上年的450%下降到80%，外汇储备由0.5亿美元增至12亿美元，列弗的汇价也趋稳定。但是国家财政未能改善，1992年赤字比上年更高，这意味着1993年的通货膨胀率有可能再度回升。如此等等。
“休克疗法”在稳定（不是发展，也不是改造）经济方面几乎是立竿见影的“疗效”，体现了经济逻辑的力量。但是这些“疗效”的不能持久，又表明只有“休克”是不够的。事实表明，除了短缺的消灭之外，“休克疗法”的其他疗效都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逆转，而“短缺的消灭”如果长期仅以紧缩造成的需求萎缩（按东欧的流行术语叫“需求屏障”）为基础，它本身也会渐渐成为一种需要治疗的病症——这就是经历过“中国式休克疗法”的我们深知其味的“疲软”症。
为什么呢？道理也很简单：如上所述，“休克疗法”本身从操作意义上说是无所谓姓“社”姓“资”的，它只是以严厉的紧缩来纠正经济中的破坏性失衡以求稳定经济。由于它是向以前造成失衡的逻辑原因对症下药的，因此它的“疗效”具有逻辑保证（就是说，只要实行，必有疗效。当然，如果只是想要实行而却不能落实，或遇到副作用便浅尝辄止，那就不能保证疗效了）。但同样具有逻辑明确性的是：“休克疗法”可以创造平衡（就是说它可以一次性地纠正失衡），却不能维持平衡。要把平衡维持下去，就得有“手”——或者是“看得见的手”（行政性的计划机制），或者是“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如果两“手”皆无，平衡建立起来也难维持。前苏联、东欧各国的上述“疗效”逆转现象——有人称之为“第二度阵痛”，虽然各有其具体原因（波兰1991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与经互会解体这一外部因素有关，而俄罗斯经济失衡加剧则部分地应归因于“休克”措施未完全落实），但从根本上说，共同原因就在于“休克疗法”作为一种紧缩政策只能稳定经济而不能改造经济，因此它本身不能维持平衡。从这点上来说，东欧既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诸国也不同于1990年前后的中国。前者原有市场机制，“休克”创造的平衡可以用“看不见的手”维持之；后者原有计划机制，“休克”（中国称之为紧缩）创造的平衡可以用“看得见的手”维持之；而东欧就有点“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味道了。
作为紧缩政策的“休克疗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意识形态”的，但是“休克”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可就具有意识形态色彩了。可以设想，如果在“休克”之后的短暂“舒适”时充分运用“看得见的手”去维护已取得的相对平衡，那么“二度阵痛”或许不会发生——当然，这种实际上等于回到老路上去的做法的长期经济结果，我们姑且不论。但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种选择就是在剧变前的“开明专制”时期也不可能被采取，剧变之后就更不用说了。于是“休克”之后的选择便只剩下一个：加速经济改造，赶快产生“看不见的手”，这就使大力推进私有化成了转轨第二阶段的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别无选择。所不同的是，紧缩之别无选择与“主义”无关，不想让经济崩溃就得这么干（只有捷克例外，它的平衡问题不严重，“休克”是直接与私有化相联系的）；而私有化则与“主义”有关，不想回到过去的“主义”就得这么干。
二、“‘逆序’演变过程”
如果说对休克疗法的迅速显示疗效始料不及，是出于休克反对者的“保守”偏见，那么对“舒适”之后的“二度阵痛”始料不及，则源于“改革派”思想的简单化。的确，从理论上说，“二度阵痛”应当是能够避免的。这办法就是“稳定”与“改造”双管齐下，或者干脆“改造”先行。这样，以紧缩创平衡而以“看不见的手”维持之，不就可以由“舒适”而直接进入“康复”了吗？事实上，当初“休克”治疗方案的设计者们也是这样想的。从东欧最早实行“休克”的波兰巴尔采洛维奇计划直到前苏联胎死腹中的“500天计划”，都强调稳定经济与改造经济并行，紧缩与私有化齐驱。而当人们总结前一段“休克疗法”应汲取的教训时，也无不以私有化滞后为辞。当初波兰别莱茨基的第二届团结工会政府取代马佐维耶茨基政府时，就曾指责前任推行私有化过于迟缓而延长了阵痛期。继波兰之后第二个实行“休克”的捷克克劳斯计划，就明确提出要把非垄断化、非国有化置于价格自由化之前。俄罗斯盖达尔政府在“休克”数月后发表的总结中，也把没有尽早推行私有化当作一项失误来承认，而“500天计划”的制定者亚夫林斯基则认为盖达尔的价格自由先行于私有化，是他失败的首要原因。最后，1992年底上任的保加利亚贝罗夫政府，在总结前任季米特洛夫政府的经济失误时也把私有化不力列为首条，并认为本来应当先私有化后放开物价，起码是两者同步进行。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三年多来东欧诸国的改革无一不是以“紧缩银根放物价，慢慢来搞私有化”为模式的。波兰的别莱茨基政府以批评前任延迟私有化而上台，最后却是因提出的紧缩预算未被议会通过而下台。俄罗斯放弃了主张私有化先行的“500天计划”，而实行了“开流节源”的盖达尔方案。保加利亚的贝罗夫执政后第一场冲突就是能源涨价而引起反对……正如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东欧部的一份研究报告所说：实际上所有东欧国家都是以放开价格的“坚决措施”进入“经济改革的开始阶段”的，“尽管一般说来在采取这个步骤之前，应该建立市场竞争的前提，如：把经济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国有财产私有化、经济非垄断化、建立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等等”。该文把这称之为“典型的‘逆序’演变过程”。
为什么会这样？有人认为是受了西方经济学中流行的货币主义的影响，盲目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专家的建议所致。的确，这种影响和建议确实有，但如果说在上述“失误”一次次出现而人们还一个接一个地朝着明摆着的“陷阱”里跳，这仅仅是出于别人的“建议”，那也未免太低估这些人的智商了！至于说到货币主义，那么有几点是需要指出的：首先，它诚然在东欧很有影响，但绝没有构成一统天下，更谈不上什么货币主义的“凡是派”。事实上在东欧批评货币主义的人从来就不少，包括一些“当家人”在内。前苏联、东欧最激进的“休克”方案作者之一亚夫林斯基就清楚地说过，“在改革‘后计划’经济时，直接采用新自由主义派经济思想的有效性很成问题”，“使用医治其他病的药，‘药比病还要坏’”。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与若干货币主义派西方学者共同制定“500天计划”（而后一事实也不妨碍俄罗斯政府拒绝了该计划）。其次，人们完全可以批评货币主义者过于强调“开流节源”的财政——货币政策和价格开放，但却很难批评他们忽视私有化，因为货币主义者作为私有化倡导者的名声，无疑比他们作为紧缩政策倡导者的名声大得多。最后，事实上货币主义派的西方学者，包括经典的“休克”理论家与许多东欧国家聘请的顾问萨克斯在内，对东欧经济改革中的“逆序演变”现象都持强烈批评态度，并多次断言这些改革将因“逆序”而失败，正是萨克斯极力主张东欧应以最快速度搞私有化，并具体地提议推行无偿分配制这一最激进的私有化手段。
可见，东欧的“逆序演变”其实“成非萧何，败非萧何”，是褒是贬都很难归到货币主义头上去的。“顺序演变”是合理，以“改造”求“稳定”是好，先私有化后改物价很理想，奈何东欧人非不知也，乃不为也；非不欲为，乃不能为也。为什么呢？
第一，实践已经证明私有化是个相当长期的过程。政府可以剥夺人们成为私有者的权利，但却无法强加给人们以成为私有者的义务。在这方面政府的热情如果不是没有作用的话，起码这种作用也要比消灭私有者的政府热情作用小得多。然而以一纸紧缩令关住通货泛滥的闸门，用开放物价来打开通货泄流的渠道，却是政府可以做到的。如果同时颁布私有化法令和“开流节源”法令的话，在实际进程中私有化进程肯定将滞后于“开流节源”进程。东欧的现实正是如此。而如果等到私有化完成再来搞物价改革，那要等到猴年马月去了。而剧变后大部分东欧国家的经济形势和可以说是全部东欧国家的政治、社会形势，都不允许政府一无作为地等待下去。
第二，私有化过程本身会给经济带来一定程度的不平衡。因为“青黄不接”的改造过程中企业效益往往下降，影响到政府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况且由于失业救济增加等原因财政开支又要加大，从而导致赤字扩大及一系列继发症。如果原来宏观经济比较平衡，这种“改造失衡”尚可承受，但如原来经济就严重失衡，再叠加以“改造失衡”，就有可能超过经济的承受能力。在这方面捷、波两国的对比很能说明问题。捷克在剧变前宏观经济尚能维持相对平衡，但克劳斯实行以私有化为先导的“休克”之后就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失衡状态（捷克与大多数东欧国家迥异，它的“休克”没有很快出现一个“舒适”期，“阵痛”在该国是一次性的）。相比之下，“休克”前经济已严重失衡的波兰如果不先以“开流节源”创造一个“舒适”环境（马佐维耶茨基政府因在此期间私有化几无进展而饱受抨击），那么后来的别莱茨基大刀阔斧搞私有化会引起什么样的“二度阵痛”就难以想象了。
第三，诚然，在市场竞争的主体——私法关系中的所有者不存在的情况下，仅靠放开价格并不能形成市场机制，相反还可能导致混乱。但从另一方面看，没有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和自由的价格体系，私有化同样无从实现。恶性通货膨胀和货币的不可兑性会严重阻碍投资，而如果没有一个市场化的价格体系，连国有资产的价值都无法确定。当然，这对于“掌勺者私分大锅饭”式的私有化，对于密室里的私相授受不会有什么妨碍，但对于剧变后各国“民主”政府标榜的公众监督下的“人民私有化”来说，国有资产的清理、折股、拍卖、分配、上市交易都有赖于价格体系的市场化，不放开物价这一切就难以进行。总之，私有化与自由价格在这里互为前提，有私有化无自由价格的风险并不比有自由价格无私有化的风险小。而私有化的难度既然比放开价格大，首先从后一个前提取得突破就成为情势使然了。
第四，在“人民私有化”因种种原因步履艰难的同时，剧变后的社会价值取向又使旧体制下已有相当势头的所谓“自发私有化”严重受挫。在波、匈等剧变前经济已相当开放的国家，由于特权与金钱的结合而产生的“掌勺者私分大锅饭”现象与化公为私的官僚资本在旧体制下已相当活跃。这种现象在波兰称之为“自发私有化”，在俄罗斯称之为“化公为私的私有化”，在其他国家还有“秘密私有化”“自下而上的私有化”等称呼。剧变后的“民主”政府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对这种私有化一般都予以打击，其中尤以波兰为突出。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第一届非共产党政府执政时期，波兰国营企业私有化进程与其说是加快了还不如说是放慢了。最重要的原因是，新出现的政治家和公众认为‘自发’私有化或企业经理享有任免权在政治方面（以及道德方面）无法接受，必须停下来。”
一般地说，东欧新政权不仅想通过私有化实现效率原则，而且想通过私有化实现所谓“公平”原则，这就更加大了私有化与放开价格二者的难易悬殊。从形式上说，价格的放开使人们在市场面前权利平等，人们对此原则上易于达成共识，而私有化则是个权益分配过程，怎样分配才“公平”，往往是见仁见智的。在“民主”制下，这常常成为议会中争议不休的问题。物价自由法令比之私有化法令容易出台，就不难理解了。前者出台既早而实行又易，后者出台既晚而实行且慢，“逆序演变”遂成不易之局。
第五，“稳定”与“改造”、放开价格与私有化，虽然从长远来说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但在短期内，某些“稳定”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实行的次序却对“改造”不利。例如有人指出，波兰团结工会政府本应一上台就紧缩银根，不要等到数月之后“稳定纲领”出台时才与物价改革一起上，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结果在新政府上台后企业仍然得到大笔低利贷款，并以低于市场的官价购入大量的进口原材料及半成品，致使1989年（“休克”前一年）国营企业在生产下降2.5%的同时，原材料及半成品库存却猛增20.9%。“休克”开始后，这些低价投入转化为价格放开后的商价产出品，使国营企业在“休克”之初利润率猛增，尽管销售额与生产力利用率均下降，“效益”却大为提高。这种虚假的“效益”使企业感受不到压力，没有利用“舒适”期赶快改革，结果加大了改造的代价，使“二度阵痛”时间拖长，烈度增加。
然而弱小的“非国营”部门却因资金薄弱又不能享受官价，没有这种囤积居奇的能力，在紧缩时期直接受到高利率、高税收与市场疲软的压力，处境困难。尤其是个体农民，在“外援”食品涌入和国内需求疲软的双重影响下叫苦不迭，以致在1991年初发生了抗议呼吁外援的示威。
总之，从理论上说宏观紧缩对所有经济成分都构成同样的压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至少在初期，非国有经济受到的压力往往比国有经济更大。于是我们又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在“非共产党政府”上台后的波兰，国有企业反而“舒适”起来，而私营者却在苦苦挣扎！这种状况的近期影响自然是私有化受阻，而中期影响则是私营经济在压力下增强了适应性，国营经济则在“舒适”中得过且过，以致到“二度阵痛”来临时措手不及，跌入剧烈衰退的深渊。中短期影响的综合结果，便是拉开了从紧缩到私有化的时间差，使“逆序演变”更为典型。
总而言之，由于种种原因，原先设想为稳定与改造并行的东欧经济变革在实行中大都变成了先稳定、后改造的两步模式。理论上都知道最好是私有化进程应优先，实际上却做不到，这也应了那句老话：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由于私有化滞后，东欧的经济变革成为与理论上的最佳顺序相反的“逆序演变”过程。由此造成了一系列人们始料不及的后果，它集中表现为“二度阵痛”。人们认为，要走出这种“阵痛”，除硬着头皮搞私有化以外，也别无选择。目前看来先行一步的波兰已开始从“二度阵痛”中复苏，其他各国能否跟上，则要拭目以待了。
当然，这并非说“休克疗法”是转轨进程必不可少或唯一的途径，毕竟，“其他”条件与具体国情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