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大师，而不是圣人

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学人开始谈论“年鉴派”，这个名词就作为与我们这里日暮途穷的“史学危机”形成对照的“新史学”的同义语而具有偶像般的魅力，尽管当时真正研读过年鉴派原著的人很少。

随着对年鉴派了解的增加，我越来越对这个名词的内涵产生疑惑。这倒不仅是如今人常说“该学派产生至今已发生巨大变化，其第三、四代的研究范式已与布洛克、费弗尔相去甚远”，而是我看到即使在同一代人中他们的歧异也极大。如同为第三代巨匠，勒罗伊拉杜里的《朗该多克的农民》等著作明显地与布洛克、布罗代尔一脉相承，而勒高夫则完全是另一套路，除了“一刊两院”这种形式上的联系外看不出有什么能把二人归入同一学派而且还是同一发展阶段（“第三代”）。当然，也许“学派”本来就该如此，而门户之见太强倒是我们这里应该反省的“特色”吧。

因此我宁可不是从学派的代表，而是从大师个人的角度谈谈布罗代尔。

布罗代尔

史学界对布罗代尔的学术成就已经介绍得不少。他无疑是无愧于学术大师之称的。如果说布洛克、费弗尔一代确定了突破兰克式考据史学的藩篱这一方向，那么这种突破正是在布罗代尔手中得以范式化的。“整体历史”、“日常生活的历史”、长时段、其时态等基本概念以及建基于此的一整套研究方法如前所言，并不是每个被认为年鉴派学者的人所尊奉的，但却毫无疑问是这一个学派旗帜下对后人、对史学界及更广泛的知识界影响最为深远的遗产。有论者把布罗代尔与汤因比作比较，认为汤因比的文明类型说出自主观建构，而布罗代尔的“结构—局势—事件”说则有坚实的实证基础。我以为这样的区别即使有也是十分相对的。且不说汤因比的史学并非完全与经验无关的“历史哲学”，布罗代尔的模式也有明显的理性建构色彩而不是“史实”的堆砌，并且他的“经济世界”划分法也隐然可见汤因比文明划分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如果专挑“史实”上的毛病的话（这种方法可以对付一切宏观方面的著作，从时论性作品《河殇》直到韦伯等人的经典名著），布罗代尔也许不比汤因比少。尤其在我们中国的历史方面，如“中国人口增减节奏与西方类同”这样的诊断在布罗代尔著作中是可以挑出不少的。但布罗代尔以其气势恢宏、构思缜密、知识渊博的著作提出了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文明进程、重新认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一系列重大诊断，此即促使其著流芳、其人不朽矣。

在历史观上，马克思是典型的“人类进化论”者，而从韦伯到汤因比都是文化论乃至文明优劣论者。前者导致代“历史规律”立言者的专断倾向，后者导致以哗众取宠的“文明冲突”抹杀人类的普遍价值，（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思想家们为后世政客以他们的名义所做下的事情负责）而布罗代尔可以说是介乎二者之间，他的视野是世界性的、普世人文主义的，并且明确批评过文明分割论。但他又认为每个民族面临的“事件”都能在他们历史中恒久不变的长时段深层“结构”中找到原因。在他看来，今天的“法兰西特性”早由这片土地上的新石器文明所决定，无论路易十四还是拿破仑对此都无功亦无责。我觉得在他这两者间似乎存在着逻辑的断裂，但如果沿着他的方向走是不是能找到一条摆脱历史决定论与文化决定双重困惑之路呢？

应当说，布罗代尔作为思想上的大师其地位不亚于学术大师。与第三、四代年鉴派后学不同，布罗代尔与布洛克都是带着深深的时代忧患与社会责任感进行学术探索的。布洛克在二战中为反法西斯事业而献身，布罗代尔因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而辞去《年鉴》主编，都表明他们决非我们这里所谓的乾嘉式学者。而布罗代尔的名著《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原是作为费弗尔主编的《世界的命运》丛书之一种，其中包含的“世界命运”情结显而易见。这种深厚的人文关怀赋予他们著作的思想底蕴，是他们之后的许多传人所不及的——尽管从“纯学术”角度讲其中也许不乏青胜于蓝者。布罗代尔关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独特见解尤能体现他的思想底蕴，也最易引起争议。布罗代尔认为前工业时代的物资交易才是体现了竞争与公平的“市场经济”，而资本主义则以垄断为基础并破坏了这种“市场经济”。这些话显然具有浓厚的现代文明批判或曰“后现代”色彩。布罗代尔以此一方面受到认资本主义为一种公平秩序的西方保守主义者的批评，一方面又因他对不公平持一种认命态度（因其具有长时段的或结构的背景，所以难以改变）而受到左派的批评。而在我们这里，这种肯定“市场经济”同时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会遇到热情的回应，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我觉得难以认同他的这种理论。这不仅由于我们所处的社会面临着与布罗代尔完全不同的问题，基于人文关怀的批判也就有着不同的指向，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对历史的经验性认识与以物易物时代的“公平竞争”很难合拍：我们能无视“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这样的“交易”么？

但这当然不能苛求于布罗代尔，无论在学术上还是思想上，布罗代尔与历史上的许多伟人一样是大师，而不是圣人，他那充满智慧的思想，无论是我们接受的还是不能认同的，都会对我们产生启迪。他在解决许多问题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而这两者都证明了他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