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世界，理解现代化

现代化过程的研究近年来成了史学界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在这里似乎没有什么外界的“炒作”，但学者们基于有感而发的热情和有据而论的爱智求真精神都付出了很大投入，而且“不谋而合”地形成了学理上的巧妙互补：在内地，北大已故的罗荣渠先生建立的现代化研究群体以中国现代化为中心而参照于东亚及其他世界各国，在体例上则是从论文撰述与结集入手，渐及于整书的译、著。在香港，中文大学陈方正先生主持的现代化研究计划则以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为基础而反过来凸显中国的特点，在体例上则是从译介外国著作入手而渐及于建立自己的著述体系。当然，比这种学术形式上的互补更重要的是学理背景即学术思想的互补，不过这不是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了。无论如何，罗先生主编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与陈先生主编的《现代化冲击下的世界丛书》都已在内地面世，两相对读，是极有意义也极有趣味的事。前一丛书自1990年起陆续问世，至今已有数年，学界已较熟悉。后一丛书1996年底首批6种整批推出，尚属新书，值得重点介绍。

与罗荣渠群体重视东亚国家的现代化对具有“类似文化背景”的中国之借鉴意义不同，陈方正先生更重视的是与中国同属古老强国、大国，而又基本没有受外来直接统治（如像印度那样沦为殖民地的古老大国），主要靠内部力量领导现代化进程的国家，东亚诸小国就不符合这些参照条件。因此，《现代化冲击下的世界》丛书第一集所收的三个国别案例是俄罗斯、土耳其与西班牙。这三个国家在“文化”上差异极大（它们与中国的“文化”差异也很大），信仰上分属东正教、伊斯兰教与天主教，语言—文明谱系分属斯拉夫人、突厥人与拉丁人，其盛衰轨迹也各不相同：俄罗斯作为后起的强国在扩张国力方面从伊凡雷帝以来直至苏联解体前总的来说一直是成功的，其间虽有小挫（俄瑞战争前期、克里米亚战争、日俄战争及十月革命后初期）但都很快恢复了膨胀势头。它的危机主要是制度的危机，即在现代经济（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方面屡遭挫折，并因而屡次发生剧烈社会震荡乃至社会爆炸。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连同其所继承的近东伊斯兰势力在几乎整个中世纪和近代初期一直是欧洲基督教国家的头号强敌，阿拉伯骑兵从北非打到过法国南部，奥斯曼劲旅从小亚也曾直捣维也纳城下，但自17世纪起它便持续衰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甚至一度濒临亡国，而且几乎亡在并非欧洲列强、并长期是奥斯曼帝国臣民的希腊人手里！

与俄、土相比，西班牙更是个“先进变落后”的典型。与俄、土（也包括中国）这类被别人逼迫或吸引而走上现代化的国家不同，西班牙作为西欧的一部分本来曾是“自发现代化”进程中的“先进者”。早在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西班牙就曾因受惠于阿拉伯征服者而成为欧洲的文化先进地区，经西班牙从阿拉伯文回译的古典著作点燃了欧陆的“文艺复兴”之火，从15至18世纪初，西班牙不仅国力称雄一时，而且在“地理大发现”、殖民开拓与资本原始积累等方面都走在前面。由西属美洲而来的滚滚金银导致的全球性“货币—价格革命”不仅是引发西方近代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刺激之一，甚至对当时处在封闭状态的中国都影响巨大——明清时中国货币史上的“白银时代”就是由此而来。但由于思想与制度上的积弊，西班牙帝国很快风光不再，无敌舰队覆灭后它已沦为二等国家，拿破仑时代甚至一度亡国，以后也长期处在积贫积弱状态，现代化进程艰难。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强人去世，民主重光，西班牙才快步跟上了西方列国的步伐。

无论是一直“追赶西方”的俄罗斯，还是曾长期“挑战西方”的土耳其或“领先西方”的西班牙，在陈方正先生的视野里都属于“自17世纪以来受到西欧势力扩张影响的其他古老帝国的现代化历程，以及促成欧洲本身蜕变的一些深层因素”。所谓古老帝国，包括欧陆东北边缘的俄罗斯帝国，东南边缘的土耳其帝国，西南端的西班牙帝国以及远东的日本帝国（后者未包括在本丛书第一批的研究范围内，想来是陈先生组织的下一批研究对象）。在陈先生看来，“它们的共同点是各自有悠久的传统与文化，和经过长期发展的政治结构与军事力量，因此具有抵受西欧冲击的相当能力，能够通过一系列反应与蜕变达到某种能够立足于现代世界，甚至与西方作一定程度竞争的状态，也就是说，它们都有一段和中国类似的艰困而漫长的现代化历程。这些历程的考察可以带领我们脱离华夏中心的世界观，令我们以更客观和实际的心态来了解、比较西方与世界其他文化、政治体系的互动。”

应当说这样的眼光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今日学界与思想界的流弊之一，是把20世纪80年代那场本来具有积极意义的文化讨论中出现的文化决定论倾向绝对化，人为地夸张了“西方”与“中国”的文化两极观，无论是“西化”派还是“东方救世”派都未能跳出这种窠臼。要么大谈西方列强，要么只是因为其“儒家文化”的高调听着顺耳，其强人政治的模式看着顺眼，便“一花障目”不见泰山，竟把个条件独特的一城之邦视为赤县九州的未来理想。其实“文化”再重要，它也只是一种民族识别的象征体系，不能脱离其所象征的制度结构与历史进程而存在。只要不是民族优劣乃至种族优劣论者，就不应把“文化”之别夸张到不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地步。“文化”的作用无论是是非非，都只能通过内在的制度机制与外部的国际政治环境起作用。因此那些面临着与我们类似的制度现代化任务、类似的古老帝国背景与自立于现代国际社会之定位的国家的历程，其可为我所借鉴之处实比那些除“文化”以外别无所类似的案例更多。

从丛书首批有关俄、土、西三国现代化史的四本书——《从瓦解到新生》（原名《土耳其》）、《帝国的剖析》（原名《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传教》）、《惶惑的旅程》（原名《近代西班牙，1875—1980》）和《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原名《理解帝俄》）——看来，这三国的现代化历程还有一个共同点，即与我们通常描述的“社会要求进步而统治者保守”的历史模式不同，这三国，尤其是俄、土二国的统治者似乎是比社会更急于改革的，但他们改造社会的努力都在取得了许多局部成功后最终从整体上归于失败。这是各自偶然的原因所致，还是这种“自上而下权贵本位”的改革运动本身有某些内在局限性？这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应当说，这几本书所述的各国历史都只是一家之言，这种史实描述是否准确是可以讨论的，而对上述问题丛书更没有也不可能给出权威的答案。但思想史上许多有分量的著作，其意义都在于提出了（而非解决了）重大问题，因而引发了（而非结束了）人们的思考。从这点看，丛书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古老帝国”之外，“欧洲本身的现代化蜕变”也是丛书所注目的领域。在这方面，丛书的编者也并未追踵一味强调精神因素的“文化研究”模式，而是注目于具体制度的探讨。《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与《竞逐富强》（原名《实力的追求》）二书分别对西方法治制度与军事制度现代化的探讨就是它的首批译介成果。

当然，这首批的六本书也给人以某种遗憾，即它们全是译自外国人的成果。正如编者所说，“翻译只是学术工作的起点，它离开原创性研究和建立学术传统还十分遥远”。但是“起点”既已建立，通过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努力，再“遥远”的目标也是可以逐步逼近乃至达到的。我们注意到这套书并没有命名为“译丛”。也许它的下一批著作能有国人自己的成果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