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游民文化
——读《燕谭集》

《学人文库》注1中收有主编王学泰先生的《燕谭集》，这是一本深入浅出、妙趣横生的学术随笔。它分为“谈文论史”“体会幽默”“话说游民”与“生活文化”四部分，主要是从文学史角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论述。其中“话说游民”部分尤为全书之精要。王先生曾在香港出版过《中国游民》一书，对历史上中国的游民现象与游民文化给予了独到的剖析。与那部专著相比，“话说游民”所收的9篇随笔恐怕只是作者游民研究的副产品。然而其中的许多见解的确是入木三分的。

“游民”是中国传统社会中被抛出士农工商诸固定职业之外而形成的社会边缘群体，它历史悠久，影响深远。1949年后它似乎隐没在社会生活的地层下而一度消失，但其文化仍一脉相传地延续下来。建国以来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有许多灾难与其说是什么过分虔诚地坚守某种信仰的理想主义左派造成的，不如说是一批毫无政治操守、趋炎附势、唯权是趋的“政治流氓、文痞”造成的。“信仰”“理想”在他们而言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以谋私的道具，他们其实何尝真正相信过、甚至真正读过什么“教条”或“经典”。其中好些的，是些为“报答恩情”而唯“恩主”马首是瞻的“义气”中人，更次的则是些对下只知“人君南面之术”、对上只知揣摩圣意、整人邀宠、擅权固位、党同伐异的“厚黑学”家。中国传统“雅”文化中的“法、术、势”三学和俗文化中的江湖流氓习气都在他们那里得到“发扬光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中权钱交易的活跃、生活中“不可知因素”和莫测的风险（但不是正常的市场风险）增加，以及身份制解体而契约社会又未形成、大锅饭打破而公平的劳务市场尚未建立，于是游民现象便再度从地层下泛起到社会表面，从文化上的游民心态到社会学意义上的游民阶层都发展起来。下至城市中“流动人口”——过去往往把这一概念等同于“进城农民”，其实其中城市籍边缘人群比重也不小——极高的犯罪率，上至从商界、政界乃至知识界的所谓“痞子”现象，都显示了这一问题的尖锐性。

过去人们在这类问题上有两种值得反思的解释方式：一是把传统社会中类似《水浒传》等通俗小说所渲染的那种江湖文化与“农民”和“农民起义”相联系，极而言之就像《燕谭集》中所揭示的：有些人一见史书上“盗”“贼”“匪”之类记载就说成是“农民起义”。二是把当代社会中尤其是知识界中的“痞子”现象说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人”意识的反映，甚至说成是“后现代”的、“解构主义”的价值危机。

王学泰先生对这两种解释模式都予以拒绝。他指出游民不同于农民，而《水浒》《三国》之类通俗文学中所反映的江湖气乃至历代王朝末世乱局中的许多乱世英雄的社会渊源都是游民而非农民，许多所谓的“农民起义”与其说是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毋宁说是游民的反社会行为。至于有关当代“痞子”现象的“经济人”解释和“解构主义”解释，王学泰虽未直接反驳，但从他把“当代痞子”与“传统游民”相联系的理路看，他显然也是不赞成此种“现代”或“后现代”解释的。

王学泰先生认为游民现象在历史上有两个阶段，宋以前以农村地区的游民为主，宋以后则城市游民群日益重要，《水浒》《三国》主要是反映后一个时期的游民文化，而它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游民文化作为一种反社会的文化对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严重的冲击，然而它只“破”不“立”，缺乏任何积极的建设性意义。它“往往赤裸裸地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阴暗面。它必然与社会正统的风俗习惯、正统思想舆论形成剧烈的冲突，为封建统治阶级所不容”。但传统的阴暗面并不就是传统的对立面，更不是“反传统的新文化”之萌芽。王先生由此反对古典文学界流行的明清小说代表资本主义萌芽意识的“市民文化”之论，当然就更不同意那种把这些小说不是归之于“统治者文化”就是归之于“农民反抗意识”的封建阶级文化对立论。应当说，他的这些看法在古典文学界是很有新意并富有理论价值的。

王先生在书中还提出了“游民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用以指那些绝了科场仕进之望的没落文人。他们与代表主流文化的“士大夫”的对立，实为游民阶层与社会之对立在“文化界”的反映。游民知识分子把宋以前的古典民间文学改造成了以后的游民文学，去其质朴色彩而加入了流氓气，同时构造了以“义”为核心的游民意识形态。在王先生看来，与正统儒家观念中与“利”相对的、作为价值理性的“义”不同，游民文化（表现在通俗小说中）的“义”与“利”是赤裸裸地相联系的。他引了个极有说服力的例子，即《三国演义》的原型元杂剧《桃园结义》中，描写关、张见刘备睡状显出异兆，便执意拜他为兄。“原来结‘义’的目的是看他‘蛇钻七窍’，将来必贵，于是不论其年岁大小，定要拜他作‘大哥’，这与时下一些人‘傍大款’的心态有什么区别？都是一个‘利’字在驱使”。这的确是精辟之论。不过应当补充的是：同是“求利”之心，当代一些人从“傍大官”到“傍大款”的变化毕竟还反映了若干市场经济下的时代变迁（尽管是扭曲了的反映），而过去游民的“择贵而拜”并非崇拜资本，而是崇拜权势，其庸俗固同，其时代特征还是有所区别的。

总之，《燕谭集》中对游民、游民知识分子与游民文化的分析是十分中肯的。除了在当今流动人口问题与社会“痞子化”问题日渐凸显的条件下这种分析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外，在传统文化研究中它也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的确，过去的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精英文化研究乃至思想史研究，而对于构成国民性真正内涵的大众文化与日常行为文化都重视不够。而且对精英文化的研究也往往重言轻行，重形轻实。正如王学泰先生在书中指出：“传统政治中有多少是想干不想说的和想说不想干的。”因此，“研究中国文化不能只看孔子孟子怎样说，老子庄子怎么说，二程朱子怎么说，——这些往往停留在官府的文告或士大夫冠冕堂皇的诗文中，还应当看看通俗小说、通俗戏曲中怎样说。”其实鲁迅当年就说过：“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都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小说编出来的戏文。”因此王学泰先生借助通俗文学来进行的游民研究，其意义确实非小。当然，书中的一些看法仍有可商榷之处。如把游民文化与农民文化完全割裂开来，恐怕是过于绝对。所谓“老实巴交的农民”形象其实与所谓“四维八德的士大夫”形象一样只是传统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一个侧面，而游民与游民知识分子则是另一个侧面。如果说传统文人是“士大夫”与“游民知识分子”两方面的结合，那么传统的“群氓”也是农民性与游民性的结合，他们往往是同一些人的两面而不是两类人。游民可以脱离农业，但却不可能脱离农业文明，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与农民的共性恐怕要比他们与现代社会中的反主流文化群（如嬉皮士之类）的共性更大。但这些商榷的展开，当然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燕谭集》这本佳作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