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人深省的“白”与“黑”
——读《取静集》

伊朗巴列维国王及家人

在最近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学人文库》中，雷颐先生的《取静集》是很有特色的一部佳作。文如其人，雷颐的这部文集充分反映了他的为人为学之道：有感而发，有据而论。有感而发，即文载道义，不作无病之吟；有据而论，即据实而书，不搞影射史学。文集中不少精彩篇章都把这二者结合得十分完美。这对于高谈义理的空疏之学与专事章句的饾饤之学都十分“繁荣”的学界积习而言，应当说从文风上就是一种切中时弊的革新。

但笔者写这篇书评的主旨还不在于为雷颐的这部佳作做广告——我想对该书而言，其好评如潮是不待说的。作者有感而发，读者产生共鸣，亦必一吐为快，这就不免借题发挥，倾其积愫，而有违书评之常规（我指的是国内近来特有的捧场式书评之“常规”）了。

雷先生书中有《“白”与“黑”——伊朗的两种“革命”》一篇，说的是伊朗前国王巴列维锐意推进现代化的经济、文化大改革（时称“白色革命”）如何在带来15年的经济空前繁荣、国力空前强大之后，却出人意料地遭遇了一场空前猛烈的“反改革的革命”，即宗教激进主义狂热下的“黑色革命”。它不仅使得国王仓皇辞庙，客死异乡，许多王朝权贵与精英在怒潮之中惨遭灭顶，而且使“白色革命”的成就毁于一旦。权贵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退回到闭关自守的习俗——指令经济，“新权威主义”的“帝国民主”退回到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狂热的伊斯兰学生造反有理，占领了外国使馆；刚刚走上社会的波斯妇女重返闺阁，再度戴上了面纱。紧接着邻国趁火打劫，领袖号召“圣战”，全国陷入了长期的兵燹之中。直到20年后，伊朗才再度开始了缓慢的改革与开放进程。而权力高度集中条件下的市场化改革，又引发了新的一轮权钱交易的腐败潮，由此导致了“伊斯兰革命20年后伊朗正缓慢地‘巴列维化’”的评论。而维护原教旨主义传统的保守派（从“伊斯兰革命”的立场看则是激进派）则在以此为理由蓄积力量，准备反改革的行动……难道坎坷跌宕的伊朗历史又在踏上新的一轮螺旋？

为什么“白色革命”会引发“黑色革命”？有人从文化决定论角度出发，认为“白色革命”与“黑色革命”代表了西方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文明冲突”，巴列维过分“西方化”的改革不能为根深叶茂的伊斯兰文化传统所容，所以在劫难逃。然而雷颐并不这样看，他认为巴列维并不是个“全盘西化”论者。他引巴列维本人的话说：白色革命有两个“基本的和神圣的”因素，其中第一个便是“依靠精神和宗教信仰——当然，就我们来讲，是伊斯兰教”。而巴列维尤其不能容忍西方式民主，他宣称：“这种民主常见于威信扫地的多党制”，它“只不过是蛊惑人心的宣传”，而“真正的帝国民主需要有个君主从上边进行统一”。面对权贵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腐败浪潮，他不从民主与法治入手，完善舆论监督与权力制衡，反而寄希望于官僚层的“自我批评”与钦差式的“皇家调查委员会”，以为“这种自我评价的办法比西方国家必须依靠‘忠诚的反对派’的办法更可靠、更公正”。结果是：以强化权力来治理腐败，而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更多的腐败。“骇人听闻的贪污之风造成了整个社会道德的颓败，并逐渐对巴列维政权产生离心力”。而最终霍梅尼也正是以“简朴、自由和公正的生活”为号召发动推翻巴列维的“黑色革命”的，参加这场“革命”的不仅有传统的毛拉们，也有“穿西服的”知识分子。

可见，问题不在于“西方文化”与“伊朗文化”水火不相容，而在于政治改革的滞后导致经济改革的扭曲并使其不得人心。正如巴列维王朝一位官员事后反思的：“国王的基本错误不在于加快经济发展，而在于对政治自由的疏忽”。“白色革命”失败的教训就在于“物质条件的改善需要与民主齐头并进”。

我赞同雷颐的分析。这里我可以为他提供一条佐证：1980年5月国际中东研究中心提供的报告《伊朗革命：乡村方面》中强调：原教旨主义革命的主要动力在城市，而广大农村地区反应冷淡，不少农民甚至有抵触态度。这是因为在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进程中曾推行过土地改革，主要是没收了部分伊斯兰寺院地产并转给农民。因此损失了教产的神职人员最恨国王，而农民却对国王有一定程度的同情。显然，如果仅就“文化冲突”而论，相对闭塞的农村在文化上应当比城市更传统、更保守、更反“西化”才是，何以他们会比城市居民更能接受巴列维的改革？无疑，这表明当时的“白”“黑”冲突在“文化”表象下实际上仍源自利益动机，“白色革命”与“黑色革命”都是利益格局的大变动。有关各方表面上是为“信仰”，实际上是在争取各自的利益。巴列维的改革从总体上看是王室和世俗权贵得利，而广大城市平民与宗教势力受到压抑，至少在相对意义上成为改革的受害者。因此伊斯兰革命在城市里得到普遍的响应。而农民毋宁说是巴列维改革的受益者，他们对毛拉们的“革命”，尤其是对那种企图从农民那里收回教产的寺院势力实际上是排斥的。当然，巴列维王朝世俗权贵的腐败、贪官污吏的横行使农民也吃了不少苦头，他们对这个政权并无好感，因而也谈不上会起来保卫这个政权并与“革命”作对。这是伊斯兰革命中并未出现城乡对立、而是基本上一面倒的原因。但革命中所有的极端行为都出自城市市民，农民实际上游离于群众政治之外，而巴列维改革的一些成果也只是在农村才较多地得到保存。

显然，“伊朗的两种‘革命’”给人的启示就在于：现代化与改革的进程都不仅是观念的转变，而且是利益格局的重构，离开后者谈前者是没有意义的。市场经济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有效率，更重要的是它讲究机会均等、拒斥一切特权，因而比以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习俗——指令经济更公正。而特权者玩弄下的“市场”不仅扭曲了市场经济的本质，还可能由不公平的“伪竞争”引发反竞争的“伪公平”，在一场反现代化的动乱中使市场成为特权的殉葬品。而要避免这样的后果，使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保持同步、民主化与市场化齐头并进是非常重要的。民主化的意义并不在于（像某些人常常简单化地设想的那样）“多数人”一定比“少数”上层更拥护市场经济，而在于它可以遏制“少数”人对市场关系的歪曲，使市场经济可以为“多数人”所接受。在民主化滞后的条件下也许也可以发展“市场经济”，而且还可能（像巴列维时期的伊朗那样）发展得不慢，然而这种“市场经济”会十分肮脏，于是当民主化终于势不可免之时，这种滞后的民主便可能变成一种“反市场的民主”，正如伊朗出现的反市场、反世俗、反自由的原教旨主义“大民主”一样，把改革完全断送。如果说改革的成果在农村还保留了一些，那也是因为“白色革命”在农村尚有些民主色彩，不是那么以权贵利益为本位的缘故。

雷颐先生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他之所以下功夫研究伊朗问题，显然是有感而发。的确，在世界史上这样的教训太多了：伊朗的巴列维改革引发了原教旨主义革命，沙俄的斯托雷平改革导致了1917年革命，拉美的权贵寡头加军事独裁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产生了民粹主义的庇隆运动和“人民专制”的正义党政权，德国俾斯麦式的容克贵族主导的现代化导致了“逃避自由”的群众运动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纳粹体制……如此等等。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一种以民主化保证市场经济的“过程公正”性，从而既避免“不公正的伪竞争”也避免“反竞争的伪公正”的发展模式，这就是列宁称之为“生产力能最迅速地发展，居民群众能有最好的劳动条件”、“工人和农民群众处于商品生产下一般可能的最好的境况下最迅速而自由地发展”的“美国式道路”。注1

搞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改革不能学巴列维，而倡导社会正义与道德理想也不能学霍梅尼。这就是雷颐先生在他这篇精彩的短文中向我们传达的灼见。在我们这个大变革的时代，能被他的这个见解打动的相信绝不仅仅是历史学者。而在这本《取静集》中，包含类似洞见的文章当然不止这篇，相信读者们在读过此书后都会深有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