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之谜与“神人创造”的“新时代”
——关于《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与涵义》

别尔嘉耶夫

20世纪90年代苏联政局剧变后，反映在学术出版界，就表现为一股重新挖掘“白俄（十月革命后迁往西方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俄侨）文化”的热潮。其中尤以在国际上影响最大的俄侨思想家、哲学家与历史学家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别尔嘉耶夫（1874—1948）最受推崇。他的代表性著作《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与涵义》一书作于1933年，1937年首先以英文版问世，后来迅速被译为德、法、西、意、荷、日等文字在各国出版，在西方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认为是从传统文化的根源上探讨苏联制度的最权威的著作。1990年，在剧变中的苏联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首次以俄文出版了这部著作，一时不胫而走，洛阳纸贵，成为当年苏联最畅销的社会科学著作之一。初版在一月之内便告售罄，以致在当时的苏联这本书也常以复印本流传。关于别尔嘉耶夫思想及这本著作之研究也渐趋热潮，不少刊物上纷纷发表评论文章与研究论著。一时竟使这位俄侨思想家在去世40余年之后成了俄国知识界被谈论得最多的人物之一。

这本书之所以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固然首先是由于作者的政治倾向与苏联当时的政治气候合拍而产生共鸣。但在具有同类倾向的众多俄侨思想家中本书作者之受到特别推崇，也与本书对俄国传统文化所作的独到分析有关。这些分析的深度与广度使得无论是它的褒者还是贬者都不能对它不屑一顾，不能不认真对待。别尔嘉耶夫身跨两个时代，历居俄国与西方，从一个“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变成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立宪民主党理论家，到国外后通过对俄国自由主义运动失败的反思，又成了俄国的存在主义与东正教神秘主义思想家。他的思想中既有革命前俄国知识分子从西方工业文明中接受的东西，又有向俄罗斯传统与东正教文化复归的倾向，还反映了与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潮流相呼应在存在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即反思与批判现代工业文明的内容。他对当时变幻无常的时代气氛十分敏感，认为“现代史的矛盾”预示着一个“神人创造”的新时代，而人在这个时代里可以使世界重新充满活力。他一方面仇视布尔什维克，谴责“苏维埃制度的罪恶和暴力行为”，另一方面也批判“西化”派，承认十月革命具有某种必然性，并认为从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出现的进步中可以看到“神人创造”新时代的萌芽。从某种意义上说，别尔嘉耶夫的思想在俄国的地位类似于我国的“新儒家”。这种融合对现存制度之不满，对西方文化之失望和对强大俄国光荣地位的怀念以及对“后现代”文化的向往于一体的复杂思想，对于当前“旧”已破而“新”未立、对过去已失望而对未来又疑虑重重、对自己失去信心而对西方又不信任的彷徨回顾上下求索的俄国人来说，无疑具有“先知”般的意义。

因此，关心俄国问题的人不能不研究别尔嘉耶夫思想与“别尔嘉耶夫现象”。别尔嘉耶夫对俄国革命的分析虽然完成于十月革命后的侨民时代，但他对一般意义上的“俄国革命”的反思则在他亲身参与的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后便开始了。

1905年“革命”实际上是俄国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的顶峰。它的失败使俄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期，即政治上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与经济上的“斯托雷平改革”时代。政治专制与经济“自由”的叠加使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所措手足，一时间转向“保守”成为风气。1909年出版的《路标》文集就是这一潮流的标志。正如书名所暗示的，它体现了俄国知识分子的“路标”转向。

《路标》文集的7位作者司徒卢威、伊兹戈耶夫、别尔嘉耶夫等人都曾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反传统的“西化”论者，1905—1907年间大多以立宪民主党人或同情者身份参与政治。但现在他们要从思想和哲学上总结俄国解放运动和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清算19世纪中期以来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传统。他们认为，俄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过于认同，“别林斯基以来我们的政论史完全是一场噩梦”，其结果是使激进思想发展为激进的社会运动，这已不仅是政治上、策略上的错误，“而且是道义上的错误”。

文集对刚刚过去的“革命”表示了否定与忏悔，并声称：“反动”的胜利不应使我们忘掉“我们经历过的革命的错误”，而“革命的错误”不仅包括罢工、武装起义等“挑衅”行为，甚至也包括“喧闹的第一届杜马选举”和解散杜马后引起的抗议活动这类合法行动。文集的作者继续了以往自由主义对民粹主义的批判，但过去这种批判针对的是民粹派以整体（“人民”）名义压制个人自由的专制倾向，而如今这种批判则变成了以“拜官主义”反对“拜民主义”的另一个极端。格尔申宗宣称：“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这就完全背离了维护个人自由反对整体主义的初衷，而沦为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秩序主义”了。

《路标》的作者以总结和忏悔的口吻作出结论：俄国激进的知识分子走错了路，应该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来。他们概括说，俄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它具有对于国家的非宗教的叛逆性，这一特点决定了它精神上的肤浅和政治上的不实际，因此“知识分子必须重新审查自己的世界观，其中包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观的基础。”只有这样，俄国知识分子才能实现“精神再生”。

而“叛逆性”的消除，世界观的重建与“精神的再生”都要求回归传统、回归东正教、回归斯拉夫文化之“土壤”并放弃对“西方化”的追求。于是，《路标》的反思便由政治保守主义走向文化保守主义。以译介西学而成名的这7位作者，此时又成了弘扬“同粹”的一代宗师。别尔嘉耶夫作为其中的代表，发动了“寻神派”或东正教文化运动。它主张回归传统，整理国故，脱离（或曰超越）现实社会的变革，从事“心灵”的“拯救”，进行文化寻根活动，以求实现俄罗斯文化、斯拉夫文化、东正教文化的复兴。

为了纠正“非宗教的叛逆性”，实现“精神上的再生”，别尔嘉耶夫、希尔加科夫与弗兰克等一头扎进了东正教经卷之中，从“俄罗斯人民心灵之根”即神秘主义的东正教哲学中寻求一场克服俄罗斯人价值危机的“精神革命”。他们被称为“寻神派”，其文化研究活动从斯托雷平时代一直延续到十月革命后的白俄侨民生活中。他们把传统东正教神秘主义与欧洲新兴的非理性思潮如象征主义、存在主义等结合起来，建立了一整套以现代世俗社会为批判对象的哲学体系。这样，《路标》文集对俄国知识分子激进主义的反思便发展成为“寻神派”，尤其是其中以别尔嘉耶夫为代表的宗教存在主义对近代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实证主义诸传统的反思，从反思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反思伏尔泰、反思启蒙时代以来的全部欧洲文化，从而成为后来的白俄文化中对欧洲影响最大的一支，其影响至今不衰。

如今我们很难恰当地评价这批从“合法马克思主义而激进自由主义而东正教神秘主义的思想家”。事实上，当他们的批判矛头从“激进主义”转向理性主义、世俗主义乃至转向整个现代市民社会，并提出要建设“新的中世纪”时，对他们的评价就超出俄国史的范围而进入一个本文不可能涉及的领域了。在这个意义上或许他们是“后现代”的先知，耐人寻味的是，像米留可夫这样的正统自由派思想家在后来的白俄文化中几乎没有留下痕迹，而寻神派却超越白俄群体，影响遍及西方，这其中就有许多值得研究的东西。

然而对当时来说，在自由主义运动衰落后兴起的这股俄罗斯“国学热”在学术上成就斐然，但对俄国社会生活却丝毫没有作用。别尔嘉耶夫后来在《俄国共产主义起源与涵义》一书中回忆说：“20世纪俄国出现了真正的文化、宗教、哲学、艺术的复兴，出现了对伟大的俄国文学与俄国宗教哲学思想传统的回归。”“俄国的文化上层开始了精神文明的真正复兴，有了独创性的宗教色彩的俄国哲学流派，出现了俄国诗歌的繁荣，在美学鉴赏力下降数十年后，强烈的美学意识复苏了。19世纪初我们曾有过的对精神领域的兴趣苏醒了。”

然而作者在眉飞色舞地讲了这些之后不得不黯然神伤地承认，这种“复兴”在当时的俄国却已失去了土壤，“开始失去与社会革命运动的联系，越来越失去广大的社会基础，形成了一个对俄国人民与社会广大范围毫无影响的文化上层”。他们“与世隔绝”，“如同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人民（至少在当时）已经把他们忘记了。以至到1917年“激进主义”之潮铺天盖地而来时，俄国根本没有人还记得他们仅仅在8年前对“激进主义”作的那些阳春白雪式的批判。

于是，如果说《路标》成为别尔嘉耶夫等人对革命的反思的话，那么《俄国共产主义起源与涵义》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这种“反思”之反思。在本书中，别尔嘉耶夫已不再像《路标》那样把“革命”看成是“西方激进思想”的产物，而更多地在俄国传统土壤中寻找其原因。布尔什维克主义之根不在马克思，而在东正教的弥赛亚那里，俄罗斯的十月与其说是现代欧洲式的工人运动，不如说是传统俄国农民战争的再现或“再版的普加乔夫、拉辛起义”，因此它对俄国人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少数人阴谋的结果，而是俄国历史的“宿命”。

显然，这样的论述使别尔嘉耶夫陷入了一种矛盾：一方面，他对十月革命后的体制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另一方面从“寻神派”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出发他又肯定俄国东正教文化传统；然而既然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也是从这个传统而来，则否定这一“主义”又怎能不导致对这一“传统”的否定；而肯定“传统”又如何能避免肯定由这“传统”起源的“主义”呢？这似乎不仅仅是别尔嘉耶夫面临的矛盾，也是作为白俄文化主流的“寻神派”的矛盾。尽管在西方它可以以其与“后现代”的共鸣，在现代文明批判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在俄国，“新的中世纪”却很难与旧的中世纪划清界限。中国新儒家面临的“老内圣能否开出新外王”的问题，同样也摆在俄国东正教“新神学”的面前。

当年别尔嘉耶夫及其所代表的斯拉夫派白俄文化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和苏俄剧变都提供了精神力量，索尔仁尼琴等一大批人的“不同政见”都以白俄文化尤其是以该文化的主流为思想之源。但另一方面它也与持不同政见运动中的“西化派”常有冲突。20世纪70年代的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之争为其端倪。剧变后，这种冲突更大大发展起来。当前与叶利钦民主派“西化”倾向相对立的俄罗斯反对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其说以共产主义，毋宁说以白俄文化为背景，不仅“褐色反对派”即极右翼民族主义者打着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旗号，就连“前共产党人”也常常称引别尔嘉耶夫、布宁等，久加诺夫在俄共三大上更明确提出“俄罗斯思想就是深刻的社会主义”。这些都使当前俄国的政治、经济斗争带有一种文化冲突的色彩。在这种情况下，重读别尔嘉耶夫的这本书，历史学家与哲学家都会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