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恰亚诺夫
——A.B.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

恰亚诺夫

A.B.恰亚诺夫（1888—1939）是俄国十月革命前形成的“组织与生产学派”的头号代表，新民粹主义思想家、农业经济学家。他的思想先遭到自由派学者和德国农经学派（曾任帝俄农业——农民问题顾问的一批德国学者及其俄国弟子们发展的思潮）的强烈批评，后又受到革命后居于“官学”地位的布尔什维克“土地学家”（克里茨曼等）的猛烈抨击，从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由于恰氏及其学派的影响，莫斯科在20世纪20年代上半期一度成为“国际上农民研究的麦加（圣地）”，而他本人则以“一般性的、古典的小农理论家”闻名于世。

恰氏思想的形成和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关。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农民在形式上成了独立的家庭经济主体，“小农”问题凸显，成为俄国现代化之路上的关键问题，受到知识界的极大关注。俄国传统“知识分子”强烈的人文精神和当时大举输入俄国的西方近代实证科学方法是使这种关注迅速升华的两大动力。

而恰氏的研究及其成果则是这两大动力的合流。他以为俄国首先需要的不是技术意义上的农学，而是“社会农学”。这门学问一方面是一个认识性的“社会测量体系”，另一方面又是个“创造新的人类文化、新的人类自觉”的运动。恰氏抨击工业社会的弊病，认为“都市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此那种“新的人类文化”与“新的人类自觉”是以农民文化的“复兴”为基础的。为此他强调“社会农学”家必须既是学者，又是农民社会的组织活动家（组织—生产学派因此而得名），学术研究与参与社会改革的实际操作并重。

恰氏对此身体力行，他作为“全俄地方自治局联合会与合作社联合会”的主要活动家积极参与革命前俄国的改革进程，1917年革命中又创立了农村研究者超党派的大联合组织“农业改革联盟”。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重视发展个体农民经济，因而当局一度颇为倚重恰氏。然而当“全盘集体化”开始后，“小农理论家”恰亚诺夫的厄运便来临了。1930年苏联宣布破获“劳动农民党”，恰氏与组织—生产学派的所有主要成员均被指为这个虚构的“党”的头头而被镇压，恰亚诺夫本人于1939年惨死在劳改营，他的思想一时似乎被遗忘了。

然而随着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突出，随着典型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这两种“工业社会”积弊日重，探寻“第三条道路”的呼声日高，随着西方文明自我批判与反思进程的发展与后现代主义、绿党思潮的崛起，恰氏被“重新发现”，并从20世纪60年代起出现了“恰亚诺夫热”。二十多年来这股“热”从英语世界而欧陆诸国而第三世界及俄罗斯，从农业经济学而蔓延至其他学科领域，大有方兴未艾之势。1987年前苏联正式为恰亚诺夫及其同仁们平反并称许他为“合作制的大理论家”后，“恰亚诺夫热”又在他的祖国俄罗斯兴起了。

恰氏在20世纪初的“先见之明”无疑是当代人们对他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尤其是经历了农村改革“奇迹”的中国人，对他的诸多“预言”一定十分惊讶：关于农民家庭农场生命力、稳定性和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相对“优越性”的见解，关于未来农业的主体仍将是小农农场而不是“农业工厂”，农业资本主义化主要靠“纵向一体化”而不是横向的“农民分化”的论点，关于“非资本主义”的未来新农村应走产前产后服务社会化与乡村工业化之路的预言，等等。尤其是他在《农民乌托邦》中描绘的“1984年俄罗斯”，从“小城镇主义”、“离土不离乡”到乡镇企业，从合作制到家庭温情与传统社会关系与现代理性化决策程序的结合，从每户均分份地上的家庭耕作到非农产业中的集体经营相结合的“双层”体制，都令今人感到熟悉。

然而恰氏在今日的魅力当然不仅在于这些表层“预言”的应验与否，甚至也不仅在于他为此作出的理论证明。实际上，“恰亚诺夫热”的影响今天已远远超出了农业经济领域。恰氏的思想被一些评论称为“经济人类学”、“后马克思”或“农民的新马克思”理论、“启蒙与当代发展理论”、“新民粹主义”、“农民主义”等等。“恰亚诺夫主义”与“恰亚诺夫的”等词汇也出现了。正如本书第二个英译版T·沙宁所作序指出：“本书被不同信仰、不同国家和不同学术门派的分析所广泛使用。它引起的误解和它的启蒙作用在效果上常常同样有意义”。“左派、右派、中派都引证此书，……恰亚诺夫被欢呼为农民的新马克思主义，创立激进的新政治经济学的英雄，而旧的思想统治则以同样程度的仇恨来攻击他。”本书“形成了不同的理解，吸引了各方面的注意，不但为学界提供了定义、分析模式、语言符号，还常常成为国家或国际间组织的政治纲领的基础”。

那么恰亚诺夫到底作出了什么贡献？我认为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恰亚诺夫的“社会农学”是当代农民学三大流派之一的“实体主义”（经济学中制度学派与农民研究中新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传统的综合物）的头号代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一门学科的农民学正是从20世纪60年代的“恰亚诺夫热”中奠定的。

第二，由于恰亚诺夫及其所代表的俄国自治局农业工作者首先跳出了以“经济人”的逻辑预设为前提的经济学古典传统，转而从农民本来的心理状态出发去分析其经济行为，同时首创大规模采用“参与观察”的人类学方法对农民社会进行田野调查与微观研究，因而从理论与方法两方面都为经济人类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第三，在社会—政治思想史上，“民粹主义”“新民粹主义”的定义问题和恰亚诺夫是否算得上这些“主义”者的问题一样，是极为复杂与界定不明的。但如果不过分拘泥于定义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说，恰亚诺夫是那些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苏联式社会主义，而立志要寻求一条从农民社会传统到现代化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人们中的佼佼者。

恰氏认为，建立“农民经济”乃至其他“非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是可能的，但这种理论必须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理论的、自己的基本范畴与逻辑体系。而这正是当代经济人类学赖以建立的方法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后，曾经热极一时的传统经济学中研究不发达经济的分支即发展经济学陷入了危机。它基本上沿用古典与新古典学派的分析方法，多数范畴出自“资本主义中人”的先验假定，因而“如果认真地反思，它没有什么东西是站得住脚的。”注1这导致经济学的人类学化，人们力图搞出不发达社会“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而不仅仅是向发达社会靠拢和“发展”的理论。

因此，对恰亚诺夫及其学派的“重新发现”极大地推动了经济人类学的发展。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理论》被看作当代经济人类学中一系列非资本主义社会“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著作中的滥觞之作。

与恰亚诺夫的“宏观理论”相比，他的“微观理论”即对单个农民农场运行机制的静态分析更为精致，影响更大，引起的争议也更多。展开这一理论的《农民经济组织》一书因而也被公认为恰氏最重要的著作。

恰氏在本书中指出：农民家庭是农民农场经济活动的基础，而家庭经济（他在此抽掉了产业界定，即并不仅指农民家庭经济为然）以劳动的供给与消费的满足为决定因素，当劳动投入增加到主观感受的“劳动辛苦程度”与所增产品的消费满足感达到均衡时，农场的经济活动量便得以规定。而由于生物学规律，家庭规模与人口构成中的劳动／消费比率呈周期性变化，因而农场经济活动量也随之变化。正是这种“人口分化”而非“经济分化”形成农户间差别的主因。农场经济活动中各种均衡关系的实现依赖于土地、劳动与资本这三要素，这些要素的不同组合制约着农场活动的适度规模的实现与偏离。在农民农场中，这三要素的“组织”方式迥异于资本主义农场，因而两者的运行机制与规律也完全不同。作为国民经济中一分子的农民农场正是以这种独特性质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这可以从对经济地租、土地价格、资本利息、农产品市场、劳动供给等几个宏观经济因素的分析中清楚地看出。了解了农民农场的这些特性，就可以正确地评价其发展前景。

无疑，他的分析适用于俄国，尤其是1917年废除土地私有制成分以后、1930年以前的苏俄农村和农民。

不仅在地广人稀的村社俄罗斯是如此，笔者认为在一切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地权平权机制或地权不均限制的传统农村中，“人口分化”都是一种应予考虑的因素。例如土改后至合作化前我国农村中被大加渲染的“老少组”与“好汉组”之间的差异，用“人口分化”来解释就远比用阶级差异、“两级分化”来解释更为合理。我国农村改革恢复家庭经营后在市场关系尚不发达的地区，乃至历史上我国的名田、占田、均田制时代，“微观理论”也都在一定程序上起作用，“人口分化”的因素也是存在的。恰亚诺夫的“微观理论”至少对于传统农村是有价值的。当然它不能解释一切，而且作为一种理论抽象，也不能或不必要求它与感性资料完全吻合。

不过今天仍有必要指出恰亚诺夫理论存在有重大缺陷，他留下的疑团和有待商榷之处亦不少。关于对恰氏理论的质疑我们将放在另一篇文章里进行。

总之，恰亚诺夫的思想遗产，无论在人文精神还是在实证的社会科学方面都是丰富的。他从农民问题研究入手来探索人类的前途问题，同时又把其民粹主义理想落实到“家庭农场组织”这样一个极为经验性的领域，这是他不同于一般产业经济学家，也不同于一般乌托邦思想家之处。我们可以不是“恰亚诺夫主义者”，但我们不可不读恰亚诺夫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