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与社会主义模式理论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的一系列弊病逐渐暴露，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中体制改革的呼声大倡，在东西方学术界“社会主义模式”的研究盛行。对各种“模式”的划分、比较与选择，成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注1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真理已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布哈林

社会主义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模式，这一论点最早起于何时？笔者认为，在国际共运史上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20年代被称为苏联“党内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的布哈林。

1922年11月18日，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四大”上作关于纲领问题的报告时谈到了“作为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的‘民族模式’的问题。”注2他指出，在将来许多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我们面临着一个很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各种各样的民族模式”。他的这个观点并非出自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的。

在此以前，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曾多次强调过无产阶级革命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条件下将具有不同特点。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巴黎公社原则的普遍意义的同时，也曾认为在英国可以通过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而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还曾认为在俄国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互相补充的条件下俄国可以通过村社走向社会主义，等等。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更与某些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做过斗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注3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都没有提出社会主义的模式或类型的问题。至于布哈林本人，十月革命前后在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公式化倾向，正如他后来自己承认的：那时“我们大家对事情都是这样设想的，以致我们在谈论计划经济、集体经济的时候，根本没有具体地考虑过这些（按：指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问题”。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中，他强调“转化过程的一般理论”，实际上是把战时共产主义模式看作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或“一般”的规律，带有浓厚的烦琐哲学与机械论色彩。但另一方面，其中也谈到了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类型”问题，并认为它与革命前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有关。资本主义越发达，社会主义革命的“类型”也就越高。因此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类型”是较落后的。这种思想成为此后俄国社会主义“半亚细亚模式”观点之前导。

“直接过渡”的尝试失败后，开始了新经济政策时期。这是一个充满探索精神的时期，从产品交换到自由贸易、租让制、合作制等，一系列“本本”上找不到根据的尝试实行了：从“原始积累论”到“和平长入”论，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进行着激烈的争鸣。旧的理论框框被打破，“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注4布哈林的思想也发生很大变化，“转化过程的一般理论”被放弃，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的理论产生了。继共产国际四大之后，1924年布哈林在纪念列宁的一篇文章中又把“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问题”作为当前列宁主义面临的“五个基本理论问题”之一提了出来。注51925年，在他新经济政策时期最重要的一部理论著作《到社会主义之路与工农联盟》中，对此也作了系统的论述。托、季反对派垮台后，布哈林担任了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职务，他在国际讲坛上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直到他在党内斗争中彻底失败的前夕，他还在为共产国际六大起草的纲领中提出“无产阶级将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速度取得政权，……并且必须采取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注6

总之就笔者所知，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布哈林至少五次论述过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或类型）的问题。他的主要观点可概括如下：

一、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是各国不同的历史、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具体地说，即是由各国前社会主义形态的不同模式所决定、所发展而来的。“资本主义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使革命进程的具体条件多种多样，这些情况便形成这一历史必然性，即无产阶级……必须采取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注7布哈林举例说，法国的资本主义是“高利贷资本主义”，而美国的资本主义是“纯粹的金融资本主义”，等等，而“社会主义无论如何只能在已经存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可以说，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将是以前的资本主义形式在另一种形式中的继续。这就是说，各个不同国家的资本主义特点，将在那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特殊模式中表现出来。”注8

二、由于上述原因，在俄国封建色彩浓厚的、不发达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苏联社会主义，也将是社会主义的一种“落后的”“半亚细亚的”模式。布哈林认为“可怕的、半农奴制的野蛮状态和可怕的总的经济落后，同西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最先进的形式的这种结合，就构成俄国资本主义的‘民族面貌’”，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形式必然是落后的社会主义形式”。“我们可以完全公开地说俄国的社会主义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相比，将具有亚细亚的形式”。“我国经济发展的所有一切落后的特点，都将在我国社会主义的落后形式中表现出来”。

三、由于社会主义存在着不同的模式，因此任一国家的具体经验都不能公式化、生搬硬套地强加于另一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忽视发展的特殊性，不要千篇一律地生搬硬套，要既善于识别和看出共同性，也善于识别和看出特殊性，后者在沿着共产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的事业中，有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布哈林认为：例如农民合作化的公式，就不会适用于未来的社会主义英国。“在把这样一些公式运用到其他国家去的时候必须小心谨慎。这里在建设的模式上可能有更大的独特性”。注9实际上，布哈林还有一个未予明言的逻辑结论：既然苏联的社会主义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落后的“亚细亚式”的模式，将来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自然不必把它神圣化、经典化而不敢越雷池一步。苏联“有许多特殊的问题，特殊的经验，是我们无论如何不应直接搬到其他国家去的”。注10

四、布哈林指出：社会主义的各种民族模式同时存在的状况将持续“一个很长的时期”“直到转变为包罗万象的世界共产主义制度为止”。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并存不是暂时的、偶然的，它是在共产主义使“世界各国融合为一个整体以前”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的普遍现象。

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来的各种社会主义模式将是什么样子，这是布哈林所无法预言的，“我们不能用片面的表述来束缚自己的手脚，因为我们还不完全清楚现实生活中情况将会是怎样的”。注11但是他似乎已经多少看到了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所面临的共同的核心问题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任何一国的执政的无产阶级都面临着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组织问题，即如何安排两种生产形式（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比例”。注12

布哈林的上述思想，在当时只存在“一国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并没有引起很大注意，甚至当他在党内斗争中失败以后，批判他的文章也很少为之作为靶子。直到20世纪60年代，所谓布哈林是间谍、杀人犯的说法在苏联已不再被提及的时候，他的上述观点却又被提起，并被苏联学术界批判为“混乱的、错误的”、反马列主义的观点。不可否认，布哈林的上述思想确有片面的、不足的地方。例如，他认为落后的前社会主义形态必然产生落后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个看法不仅简单化，而且忽视了先进与落后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的辩证法原则，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当他用这种观点来看待中国的时候，他就得出了中国无法独立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结论。中国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同共产国际当时轻视中国无产阶级与共产党的力量是有联系的，作为当时国际主要负责人的布哈林对此无疑应负一定责任。其次，布哈林虽然承认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但却认为这些不同的模式须由一个统一的中心即共产国际来安排，这种看法在当时不能说是错了，但今天看来显然已经过时。最后，布哈林虽然是苏联党内最重视市场机制的领导人之一，但仍然只是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角度去看待它的，他仍然主张社会主义就其本来意义来说是计划经济的“单一的有机体”。他虽然看到了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处理“两种生产形式”之间的关系，但只把这两种形式看作互为异己的两种经济成分，这与当前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模式中计划与市场有机地相结合的原则有着很大的距离。

尽管如此，我们应当承认布哈林的上述思想是基本符合马列主义关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共性与个性、关于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理的，是对列宁关于各国工人运动将“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完成其任务的观点的发展，在今天看来它尤其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在当时“一国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布哈林能作出这种在相当程度上是科学的预见，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卓越的马列主义理论家的眼光。他关于苏联社会主义是落后的模式的论断虽然片面，但从反对把苏联模式僵化、神化的角度来看也有其积极的因素。批判地吸收他留下的这份理论遗产，将有利于我们今天从事社会主义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