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狂热与宗教宽容
——波兰国民性印象之一

圣十字大教堂

××：你好！

来信让我谈谈对波兰人的“国民性”的印象。唉，怎么说呢？对前几年“文化热”中那种把什么都归结为一个民族古已有之且万世不变的“劣根性”或“优根性”的说法，我是不大以为然的。从“横”的方面说，对“民族性”的过分强调既会漠视普遍人性，也会漠视每个人的个性；漠视前者有损于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与进步，漠视后者会把历史看成一部按“文化遗传密码”规定的程序运行的机器，从而导致宿命论与历史观的非人化。从“纵”的方面说，我们既然把人的创造性看作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就没有理由把历史截为两段：在某一时候（例如在中国是孔子降生时）以前是历史创造了“民族性”，在此以后却是“民族性”创造了历史。汉代的董仲舒鼓吹过“天不变，道亦不变”，难道今天我们还要接着来鼓吹“‘根’不变，制亦不变”么？

关于波兰人的民族性问题，我在这里问过不少波兰学者。波兰人的民族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是极为强烈的，可是很少有人（至少我没发现）把本民族视为超乎他人的“优等民族”，或者说认定本民族具有独一无二的“优根性”，当然更没有自认是劣等民族或具有劣根性的。我的学术联系人之一、华沙大学历史系的科克沃扎克博士是这样回答我的问题的：“我们波兰人引以为自豪的是：我们为实现人类的共同价值付出了比别人更大的努力。人类的优点在我们波兰人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当然，他没说然而不言而喻的是：人性的缺陷也会在波兰人身上得到体现的。

不管怎么说吧，波兰人之所以为波兰人，当然是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的。我们如果不是以生物学的眼光把其视为遗传的种性之“根”，而是把它们看作是历史形成的、外人可以学习（就其中一些内容而言）或不值得仿效（就另一些内容而言）的特点，那么我们还是可以得到许多启示的。不过，民族心灵上的特点不像他们在体征、服饰、语言文字等外在符号上的特点那样易于把握，它常常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从哪里谈起呢？

我往窗外一瞥，圣玛丽亚大教堂的尖顶映入眼帘。好，就从宗教说起吧。

初领圣体

每个来到波兰的中国人，下车伊始，头一个感受到的往往就是波兰生活中那浓郁的宗教气氛。东欧各国除阿尔巴尼亚外，都属于基督教文化圈，但是波兰人的笃信宗教，主要是天主教，在东欧仍然是极为突出的。波兰人口中天主教徒占90%以上，而且其中绝大多数经常参加宗教活动。这与一些西方国家的情况大异其趣，那些国家从统计看教徒比例不小，但宗教气氛并不浓。在波兰，教堂之多，教会作用之大，威信之高，均令人吃惊。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年龄结构之年轻，也在欧洲首屈一指。历史上天主教是波兰民族之魂，在抵抗蒙古人、奥斯曼土耳其人、瑞典人、德国人、奥地利人与俄国人的历次斗争中，天主教都起了巨大的民族凝聚作用。圣城岑斯特霍瓦的明山大教堂，曾是波兰人抗击瑞典入侵的组织核心；克拉科夫的大教堂则曾是抵抗蒙古人的堡垒；近代波兰亡国一百多年，面对信奉新教的德国统治者与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统治者，波兰人一直把天主教信仰与自己的民族意识联系在一起。在纳粹的占领下，波兰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为反法西斯斗争而牺牲者多达1/3，大大超过全民族的死亡率。在战后被波兰人视为“受苏联人统治”的旧体制时代，天主教会仍然保持了它与民族意识的联系。虽然剧变前东欧各国共产党均有部分成员仍保持宗教信仰，但波兰统一工人党却恐怕是唯一正式允许教徒入党的。在波党领导下的波兰军队中设有军中教堂、随军神父，波军总政治部还设有副部长级的随军总神父一职，这在全世界执政的与反政府的共产党军队中恐怕都是绝无仅有。在为结束旧体制而进行的斗争中，教会的作用更是人所共知。被内务部人员杀害的波比什乌神父作为“演变”过程中最著名的“殉教者”，至今其墓前终年鲜花不断。

因此，对于梵蒂冈教廷近几十年来连续推出两位波兰神职人员为教皇（即教皇维辛斯基与现任教皇保罗二世）注1，人们就不难理解了。除“冷战”的因素外，波兰天主教会的历史与影响，以及波兰民族意识与天主教的联系，都足以使他们具有被选为教皇的资格。

剧变之后，宗教在波兰更为重要。在各类学校，宗教课取代了原来的政治课；许多博物馆因藏品乃至建筑都归还教堂而关闭（但作为教堂的一部分仍然向公众开放）；电视与其他传播媒介中宗教节目大为增加。前不久我有幸看到了教皇保罗二世来波访问的盛况，那种万人空巷的热烈场面，使我回忆起当年“文革”中，毛泽东在北京接见红卫兵的狂热场景……

然而，这样下去波兰不会成为一个天主教神权国家、不会建立起政教合一的霍梅尼式专政、不会发生天主教原教旨主义的狂热吗？的确，现在波兰是有人在推动这样的发展，也有人在报刊上撰文对这样的倾向进行抨击。但是了解波兰民族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局面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以后也不会发生的。

原来，波兰民族传统中还有另一个方面，即宗教宽容的传统。波兰人对天主教虽热而不狂，历史上很少有过对“异端”的大规模宗教迫害，这在中世纪的欧洲也是很突出的。

在千年历史长河中，除天主教外，基督教其他教派如新教、东正教，以及犹太教等等也曾传入波兰，并在15—16世纪引起过一系列冲突。1573年，波兰信奉各宗教的僧俗贵族签订了欧洲最早也最具效力的宗教宽容协议，即《华沙公约》。它给波兰带来了宗教自由，使波兰成为欧洲很少几个既无异端审判、又没有经过宗教战争蹂躏的国家。而这个时期，宗教法庭的火刑柱正在南欧到处竖立，中、西欧则爆发了一系列“神圣战争”：胡格诺战争、胡司战争、三十年战争、再洗礼派运动、清教革命……

东正教堂（图片提供：中国康辉旅行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华沙公约》签订后的400多年间，波兰的少数派教会在天主教的优势下，一直保持着生存与布道的权利。对犹太教的宽容，使波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成了欧洲犹太人的最大集居地。我这次来波兰，就在赫尔姆看到过东正教教堂，在切钦看到过新教教堂，它们都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据说波兰甚至还有喇嘛教的寺庙活动。在今日的波兰，宣传无神论、抨击教会的言论不会惹来任何麻烦。当然宣传效果如何，另当别论。我在波兰就多次看到报刊（主要是《论坛报》《今天》等左派报刊）上登载文章，揭露教会神职人员的奢侈与腐化，反对教育宗教化等。在与波兰人的日常交谈中，也不难听到对教会直言不讳的批评。波兰的知识界现在很少有人承认自己是“前共产党人”，但声称自己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并不少。我还见到过声称信仰无政府主义、主张无神论或否认自己是天主教徒的知识分子。而在那些信仰天主教的人们中，好像也没有什么人支持政教合一或原教旨主义。相反，华沙大学一位女学生在教堂做弥撒（这表明了她的教徒身份）出来与我交谈时，表示她坚决主张堕胎自由，而这正是天主教坚决拒绝的。说来也奇怪，宗教气氛如此浓郁的波兰，现在竟又是欧洲堕胎率较高的国家之一。

有一次我在上波语课时与老师（此前我已知道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聊天，漫谈世界热点问题。提及塞浦路斯前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我忽然灵机一动，问道：波兰人很尊重教会，将来他们会不会像塞国希族人那样，选一位大主教来出任总统呢？他断然答道：“那样的话我一定投反对票。”停了一下又说，“我们主张政教分离，波兰过去没有，以后也不会有神职总统。”

总之，信仰与理性兼容，宗教热情与宗教宽容并重，是波兰民族传统中一个值得称道的特点。波兰人在教皇来访时出现的狂热令人想起“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非常有趣的是，当时我们在场的几个中国人事后交谈，都说有过这种联想），但波兰人从不像红卫兵那样去狂热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目前的变革时代，这一传统应该说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现在的波兰人尊重教会，但反对政教合一；没有“信仰真空”，但又不至于扼杀世俗理性。波兰人的宗教传统在转轨时期提供了社会伦理规范与精神秩序的来源，而宗教宽容传统又使宗教极端势力与教权主义难成气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宗教保守倾向对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不利影响。这些，都是可以给人以启示的。